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的小康概念，但目前我们还只是刚刚进入小康的门槛
　　1991年中国政府明确的16项小康指标中，有13项指标已经达到，有3个指标略有欠缺。这3个指标是：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县百分比。
　　所谓“小康社会”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全体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并且家有余钱；二是全体人民参与社会的途径日益增多；三是人民的生活质量与过去相比有明显的改善。
　　这样来看，目前实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是不全面，也是不均衡的——人均GDP才800多美元，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城乡差距特别大，大城市和县城之间的差距也较大，像上海和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美元，不仅远远超过了小康水平的标准，而且已经达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标准，但有一部分县还没有达到小康水平。
　　总观16项小康社会的指标，经济物质方面的指标很多，而对人们文化和精神需求考虑的相对较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比小康水平更先进。下一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个人认为既要看重人均GDP，又要看重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
　　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以上，考虑到汇率因素，未来可接近4000美元。未来20年的基尼系数预计将呈逐步缩小的趋势，到2020年，基尼系数应控制在0.4以内。
　　在这个过程中，要协调城乡发展，应该以缩小“三大差别”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
　　这里讲的“三大差别”是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收入差别。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缩小“三大差别”的任务比较繁重，目前调控三大差别的财政资源还十分有限，因此，中国调控三大差别将主要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够急于求成。但是，我们各项法律、政策和制度都应时刻把缩小三大差别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70%的大国，工业化处在中期阶段，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和发展空间，未来我们的现代化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的推进要和工业化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工业化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与此同时，信息化的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在我们的发展计划中，IT产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目前互联网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对于信息化和开展各种经贸活动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缩小城乡差别的出路。
　　通过西部大开发，实现东中西部的共同发展。中央将进一步加大地区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实现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加大中央财政在地区转移支付的强度，这是缩小地区差距的重要杠杆。
　　而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缩小收入差别的有力工具。
　　我认为全面小康社会要努力做到“有保无类”。近期社会保险扩容不能动摇，当然保险水平和缴费率仍有探讨的余地；中国的社会保障不宜再搞城乡分治的办法，要考虑农民社会保障和市民社会保障的接轨问题；目前应该尽快把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纳入议事日程，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
　　我理解“教育产业化”是义务教育以后的教育阶段可以采取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绝对不能够产业化，相比较而言，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对一些重点高校的政府投入过多，而一些地区农村9年义务教育的经费缺口比较大，国家应该把投入高等学校的钱——锦上添花的，转投到义务教育阶段来——雪中送炭。
　　目前不仅农村义务教育有问题，城市义务教育问题也不少，乱收费问题比较突出。对一些欠发达的省、市、县，国家应该加大财政转移的支付力度，支持这些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因为那些地区靠自身的财政平衡是非常困难的，义务教育的平等最为重要，义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