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中的不少人都有了身份和地位,生活水准已不弱于西方人,钱有了,车有了,事业有成,子女成才,家庭幸福,按说应该满足,到了不惑的年龄,该有的都有了,不满反而更多了,不满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正在经历“经济强世,文化乱世”的社会现象。为什么这样讲,事实上在开放发展的时代,我们不知道国人普遍还信仰什么?其精神寄托在何方?
　　文革之前,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毛主席语录是全国人的行为准则,是价值观,雷锋、保尔•柯察金教育激励了几代人,那是个崇尚英雄、愿从事有益于社会工作的年代,但也是互相斗争、人性缺失、不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年代,我们是赤贫的精神贵族,穷的只剩下激情和信仰。但那种年代里,却鲜明地回答了“人为什么活的问题”,即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活,为社会而活,尽管这种活法很空洞、很愚昧、很原始,但确有精神寄托。
　　今天的日子好过多了,没有人感到今天就是快乐和幸福的,是因为眼见的不平和横流的物欲,让更多的人变得更加贪婪、自私。
　　虽然不少明白人知道“幸福不是你得到的多,而是你索取的少”。但他们的想法在物欲面前被世俗淹没。譬如:法规多了,打官司的人多了,但无理取闹的人也多了;开放了,民主了,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敢说真话的人多了,但信口开河、无中生有、以讹传讹的人也多了;就业的出路多了,择业观变了,干啥的都有了,但官也多了,跑官要官,为官服务,知道当官就是好的人也多了;物质丰富了,啥好吃的都有了,房子大了,车多了,但天变黑了,山变秃了,水被污染了,不得不喝纯净水的人多了。这些不全是开放的错,也不是发展的错,其根本在于“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出了问题,发展与破坏同时高速运行,高兴与悲剧同在,自豪与自卑同行,中华民族又一次经历着特别的“苦”与“乐”。
　　现实证明,已初步步入现代化的中国,在科技、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中国人找不到人生的归宿和目标,人心浮躁是信仰缺失的具体表现。
　　今日中国社会现象,人们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碰到的问题,类似欧洲古罗马时期物质达到丰富之后,社会在精神上陷入困盹与危机之中的现象,古罗马的现象催生了宗教的产生。按说新世纪的中国,不应该是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根文化,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价值观,可是现实,恰恰就是当代中国确是信仰迷失的国家,人们不信什么,也不知信什么,很值得我们反思。
　　四大文明、三大文明已衰落,中华文明虽然在四大文明中上台最晚,但其特点是上了台就没有下来,虽然几经冲击,靠“内在的弹性”、“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平衡原则,这种精神既避免了排他,又避免了极端,体现了包容,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各民族团结。特别是“道”的自然,“儒”的包容,“佛”的善良均是人类至宝。我们有理由说明,我们同西方文明的差距只是由于近代经济落后于西方,在时代进步面前,显得苍白而已,不是根文化上的差距,而是时代的差距。
　　近代三百多年来,西方政客在炮舰外交、传教训民、人权强化等多种措施下极力推销欧洲文明,强化“欧洲中心论”,认为他们的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其他文明只有顺从西方文明才能生存。文明的语言是华丽的,文明的推行是血腥的。经济落后会挨打被欺负,文明落后同样会被歧视和侵犯。世界战争史就是由宗教战争和经济战争两大部分所组成的。西方文明的统治地位也使他们对其他文明的发展与繁荣表现出了不安与恐惧,担心威胁他们的中心地位,从而动摇他们的根基。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使不少西方学者将目光转向东方,研究东方文明,也就是儒家文明。他们原以为只有西方文明能促进经济发展,而如今的东方古国产生了奇迹,对西方文明提出了挑战,于是在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外交政策》杂志主编塞缪尔•享廷顿出版《文明的冲突》一书,享廷顿认为:“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原因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根本对立的”。
　　我们先不论他提出的对立的依据是否正确,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经济的发展是中华文明的促进下产生的吗?可以肯定的讲,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已做了结论,而是邓小平这样的伟人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当作技术手段运用于我国的经济体系中,顺从了人性,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几千年的泱泱大国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够让几亿人吃饱饭,邓小平领导的共产党做到了。
　　在中国实行的马列主义哲学的价值观,产生于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危机。马克思规划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把社会性看作是人的本质,强调人活着是为了社会,人的价值只有在社会活动中才能得到体现和实现,理论上讲没有错。毛泽东思想也成为人们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可是人性的贪婪和自私不是理想化的号召可以感化的,展现人的社会性靠一种方向和引导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以物质为基础,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有顺应人自我的本性,也人为的束缚了人的创造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根同文化的新加坡、港澳台的发展,实行“中体西用”以三民主义为主导的哲学价值观,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西方及现代的文化价值,实现了经济与根文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重建、完善,就要客观公正地对待我们的根文化,认真学习继承我们的根文化,知其优,知其劣。我们不需要照搬西方文明,只要唤回早期先哲已留下的“彼此尊重,互相礼让”就已够了。也就是儒家讲的:不谋求玄深体系,不标榜清高出世,不排斥别样文化,只以一种自然的教化方式普及实实在在的良好秩序和理性精神,既包含着社会政治原则,又渗透着伦理道德规范,平静而有力地起到安托人心、稳定社会、维护文明的作用。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兴是衰,民间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靠佛教在调节着精神,普及着善良。拜佛的大部分信众不一定理解佛经、教义,只是牢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善”是可以得到好处的,求佛保佑先要行善,这种信念和引导不断强化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与儒家互为补充,净化着人们的心灵。
　　道家在中国历史上无论登上殿堂,还是避于深山,他深邃的哲学观点,倡导的“自然无为,虚静寡欲,贵柔守雌,和光同尘”精神引导教化他人躬耕自养,济世救人。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党中央号召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面对物质丰富,精神空虚的社会现象,我们国家需要信仰层面上的多元化的引导。
　　让共产党人和其先进分子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超越自我,为社会而活,是国家哲学价值观的主流意识。
　　鼓励普通大众依据自己的爱好、兴趣,自由选择信仰,寻找自我安慰,无论是外来宗教,还是传统宗教,应当明确要求不得参政。严格政教分离,宗教的任务就是管“属灵”的事,培养、引导人们具有道德心,将“属灵”的范畴与科学、民主区分开,不要限制修庙、拜佛,但要规范,要引导。将统战工作从社会政治层面上升到“价值”、“精神”层面,与宗教在“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让它在万千民众心中去播种善良,有善心必结彼此相容、相让之善果,和谐社会才能最终实现,也才会让千万众生“活的明白”。
　　事实证明,今日中国的大方针是正确的。经济发展只是完成了国家强大的一个基本条件。政治稳定、文化先进、国民素质提高,才能保证整个社会和谐稳定,才能促进社会整体上具有自我完善与净化功能。
　　中国需要宗教,现实需要宗教多元,更需要以根文化为主导的宗教,重建全民对根文化的信任是长久而艰难的任务。
　　明白了这些道理,心态不会浮躁,对“名利”的“轻重”度就可以把握。大道理,小道理,可以区别。国家意识就会强化,人就有了根本,有了方向,也就算是活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