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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中学语文教师在分析中国文人作品时常用到的术语，可是用其来分析白居易闲适类作品时笔者认为不免有失偏颇。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把自己的诗词创造分为四类：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然而仔细分析，除讽喻外，闲适、感伤和杂律实为一类乃闲适诗也。这三类作品，虽然在表现手法上各有特色，但在内容上却互为贯通，都是诗人在四十岁以后被贬江州司马抑郁不得志时书写内心苦闷的作品。
那么是否白居易闲适类的诗作，真的只是其“独善其身”时的无奈叹息呢？
首先，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走过的创作道路来看。白居易主要生活在中唐年间。当时唐王朝已日渐衰弱，内则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外则回纥、吐蕃不断侵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白居易作为一个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其作品反映出来的思想内容也必定是对现实的观照与反映。因此，就产生了他的作品中最具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讽喻诗、闲适诗。具体来看：
当他在“勿轻直折剑，犹胜曲金钩”（《折剑头》）、“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勇敢的战斗，不怕牺牲，敢于直言上书时，却遭到统治阶级的贬官命运。正如白居易自己所说：“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杂感》）他只得满怀凄楚的心情离开长安。一种壮志未酬，却“穷巷途尽，爱莫能助”的心情油然而生，转而不愿意在污浊中随波逐流而寄情言志于山水之中。也就在此时，他“兼济天下”无情批判的讽喻诗，转而被“独善其身”的闲适诗所代替。但这种闲适并不全像史家所说的超然脱俗之闲适，而是诗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无可奈何的闲适。也是诗人清廉自洁，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的闲适之言，无声的呐喊之言！
其次，从诗人认为文艺的社会功用在于——“为民”的文艺观来看。白居易认为文艺的作用，就在于它能“辅察时政”“泻导人情”、“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他认为“为君”和“为民”是一回事。且明确提出诗歌必须为人民说话，反映人民的疾苦。也就有了他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观。他的诗不只是单纯的语言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其诗歌的内容不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还体现了人民的心声，因而他的作品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由此，乐天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向了“为民”的高峰，也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白居易才创作出具有较高艺术和社会价值的诗作。虽然他的闲适诗的批判锋芒不及讽喻诗那样直率、辛辣，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传统手法的继承者，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无论其遭受到怎样的打击，现实主义始终是他创作的主要基调。
然而，同样为现实主义继承者的诗人杜牧，神韵领袖王士祯却对白居易的作品大肆攻击，认为乐天的诗或为“淫言”（指《长恨歌》《琵琶行》）；或为“无神韵”。历代评论家对他的诗作（讽喻诗除外）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价值都予以彻底地否定。
下面，笔者就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的白居易的作品及他同时期的同类诗作试做进一步的探究：
一.书写坎坷遭遇 咏叹幽愁暗恨
元和十一年，白居易遭小人排挤，被贬江州做了一名司马，照唐代官制，州司马是刺史下面的辅助官，实际上无事可干。作为一名急于“兼济天下”的诗人，白居易的心中充满了忧苦，然而“忧愤出诗人”，就在这郁郁不乐的岁月中，用手中的笔写下了唱绝千古的《琵琶行》。
在诗中作者塑造了一位昔日欢乐的歌妓少女，而今忧愁难解的商人少妇的形象。诗人对于这个歌妓由欢乐而悲凉的身世遭遇不仅同情，更重要的是联系到自己的贬谪生活做对照，看起来似乎比拟不伦，实为诗人想借这个歌妓的形象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罪恶，同时也将自己不幸的遭遇和失意的心情倾泄出来，以示抗议！
诗人自己被贬谪在江州的寂寞生活，苦闷的心情，与琵琶女在感情上起了共鸣，虽然自己与琵琶女的地位不同，但是命运相同，都属于被封建社会抛弃的人物。诗人是在政治上被抛弃，而琵琶女则是在生活上被抛弃，自然使作者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这既是当时封建专制下清廉、正直的中国文人悲剧命运，也是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特别是下层妇女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正是有了如此坎坷的遭遇，如此太多的离别与苦闷，诗人才能在残酷与失败中，冷静地思考，深刻地反思；以一句唱绝千古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向黑暗社会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二.借景抒情 借事咏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陶潜归隐后所描述的田园之趣，如此恬静、祥和，确实是一个真正隐者淡泊心志的真实写照。然而纵观陶潜一生，却是时而出仕，时而归隐。每一次隐逸，却又是每一次出仕的前奏。这实乃中国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态：儒道互补，仕隐相随，兼济与独善交替。白居易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流派的继承者，也不外乎如此，如唱绝千古的《长恨歌》。
诗中作者借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在如痴、如嗔、怅恨不已的哀怨中，警世喻今。《长恨歌》从诗歌语言来看，流畅优美，通俗易读。在描写中，有时仅用一两个字，打上一个比方就把人物及场面写活了，如“回眸一笑”、“芙蓉如面柳如眉”。不仅写出了杨贵妃貌美多情，也写明和回答了“君王不早朝”乃唐玄宗作为人的本性———崇美的真实显现。再从文采和格律来看，文辞艳丽，对仗工整。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因此，无论从思想和艺术价值来看，《长恨歌》在中国文学史的殿堂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又如他的《钱塘湖春行》无论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也值得令人称道。
此诗作于长庆三年，乐天被贬杭州游西湖时所作。西湖是中国文人描绘最多的景点之一，如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赞美，而乐天的《钱塘湖春行》却以西湖的春景入手，把冬尽春来，万物复苏，一片生机蓬勃的景象，描绘得恰到好处。使人在不事雕琢的刻画中，体味到了融合怡荡的春意。
但从《钱塘湖春行》的背景来看，乐天新近被贬，心绪难平，适游西湖春景，故借景抒情。诗中的湖光山色、新燕浅草等引发了诗人的兴致，但深入体会诗中的“行不足”、“最爱”，则感到自有其不同的兴寄。早春降临之际是大地复苏，万象更新，在这里岂止万物生机勃勃，人们亦将为之精神振奋，充满信心。“乱花”之后必然是姹紫嫣红，“几处”之后必然是处处莺歌燕舞……这种美好的前景，谁又不心向往之呢？因此在这首写景诗中，我们难道不可以理解为这是乐天借景所喻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就是乐天所要表达的主旨：借生机盎然的春意，表达自己虽遭被贬，但仍然乐观、积极向上，以及满怀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
三.闲言中的忧伤感 闲适中的不平静
在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中，随着自己政治生涯的起伏跌宕，再加上儒、道互补的文化心态的积淀影响，诗歌的创作思想也沿着“兼济”、“独善”水乳交融的方向发展。入世是敢于直谏，勇于斗争；闲适时也仍以国家、人民的命运为己任。一种强烈的“济世之志”猛然撞击着“知足保和”的独善，于是在祥和、宁静的困言中透出了作者为国家之前途而忧虑，为民生之疾苦而呐喊，不再甘于沉默的爆发。
在《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诗中，诗人自四川顺长江而下，出巫峡，看到洞庭湖的泛滥，想到夏禹治水的功绩，因而有感而作。在诗中作者把传说与现实结合起来，通过对湖水侵蚀农田的描写，对大禹的怀念与歌颂，斥责了唐王朝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只顾着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腐朽专制，从而把自己忧国忧民的心绪表现出来，充满了积极进取的浪漫主义精神。
正当在为国家前途、人民命运大声疾呼、勇敢战斗的时侯，历史的车轮又在其诗歌创作的道路上，悄然轧上了一道深深的痕迹。元和十五年，宪宗暴死，穆宗即位。这时李德裕、牛宗闵两个官僚集团互相倾轧。加之穆宗的荒淫，不恤政事。一时朝纲混乱，人心思危，政治清明之期遥遥无望。乐天多年“兼济天下”的抱负，在上下求索中被无情的现实淹没了。多年的谪居生涯，仕途上的腥风血雨，使他泯灭了对黑暗腐朽的统治阶级所抱的最后一丝幻想，终于在太和三年退隐洛阳。
当年“无轻直折剑，犹胜曲金钩”的壮志，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淹没在惧怕卷入党争的漩涡。然而一件偶然的变故，使乐天走出了思想的困惑，以昔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豪情，撕开了闲适中的寂静，以悲凉慷慨的风格，呈现出年华虽逝，壮志依然奋发。
武宗会昌二年（838年），白居易的知交加诗友刘禹锡病逝。为了纪念自己的老友和抒发此时的心绪，乐天写下《哭刘尚书梦得两首》悼亡之作，在诗中，乐天借对刘禹锡的怀念，抒发了时光易逝、圣贤易老的惆怅，在悲愤的气氛中流露出英雄落寞的孤寂。然而诗中“杯酒英雄君与曹，文章微婉我知丘”，写出了君即曹操，我即孔丘的豪迈之情。这是不甘沉沦于黑暗现实的昂扬之情，也是向黑暗发出挑战的呐喊之言。这就是白居易闲言中的幽伤感，闲适中的不平静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乐天从始至终走的都是一条为国为民及为个人前途愤懑、呐喊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乐天溶进了自己的思想感情，用手中的笔，口中的言，写下了对黑暗社会不满与谴责的现实主义诗作。故而他的闲适诗，虽在斗争的锋芒上弱于讽喻诗，但并没有如史家所说的那样一味地走上“乐天知命，知足保和，明哲保身”的消极道路，而是在失去斗争阵营的闲适中，用洗己的心和笔，写下了对统治阶级的愤懑之情和忧国忧民的济世之志。这就是在闲适外衣下所包含诗人品格“清廉洁白，毅然有所自立”的闲适之言。
彭乐群，语文教师，现居江西湖口。责任编校：秦晓燕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把自己的诗词创造分为四类：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然而仔细分析，除讽喻外，闲适、感伤和杂律实为一类乃闲适诗也。这三类作品，虽然在表现手法上各有特色，但在内容上却互为贯通，都是诗人在四十岁以后被贬江州司马抑郁不得志时书写内心苦闷的作品。
那么是否白居易闲适类的诗作，真的只是其“独善其身”时的无奈叹息呢？
首先，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走过的创作道路来看。白居易主要生活在中唐年间。当时唐王朝已日渐衰弱，内则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外则回纥、吐蕃不断侵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白居易作为一个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其作品反映出来的思想内容也必定是对现实的观照与反映。因此，就产生了他的作品中最具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讽喻诗、闲适诗。具体来看：
当他在“勿轻直折剑，犹胜曲金钩”（《折剑头》）、“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勇敢的战斗，不怕牺牲，敢于直言上书时，却遭到统治阶级的贬官命运。正如白居易自己所说：“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杂感》）他只得满怀凄楚的心情离开长安。一种壮志未酬，却“穷巷途尽，爱莫能助”的心情油然而生，转而不愿意在污浊中随波逐流而寄情言志于山水之中。也就在此时，他“兼济天下”无情批判的讽喻诗，转而被“独善其身”的闲适诗所代替。但这种闲适并不全像史家所说的超然脱俗之闲适，而是诗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无可奈何的闲适。也是诗人清廉自洁，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的闲适之言，无声的呐喊之言！
其次，从诗人认为文艺的社会功用在于——“为民”的文艺观来看。白居易认为文艺的作用，就在于它能“辅察时政”“泻导人情”、“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他认为“为君”和“为民”是一回事。且明确提出诗歌必须为人民说话，反映人民的疾苦。也就有了他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观。他的诗不只是单纯的语言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其诗歌的内容不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还体现了人民的心声，因而他的作品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由此，乐天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向了“为民”的高峰，也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白居易才创作出具有较高艺术和社会价值的诗作。虽然他的闲适诗的批判锋芒不及讽喻诗那样直率、辛辣，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传统手法的继承者，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无论其遭受到怎样的打击，现实主义始终是他创作的主要基调。
然而，同样为现实主义继承者的诗人杜牧，神韵领袖王士祯却对白居易的作品大肆攻击，认为乐天的诗或为“淫言”（指《长恨歌》《琵琶行》）；或为“无神韵”。历代评论家对他的诗作（讽喻诗除外）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价值都予以彻底地否定。
下面，笔者就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的白居易的作品及他同时期的同类诗作试做进一步的探究：
一.书写坎坷遭遇 咏叹幽愁暗恨
元和十一年，白居易遭小人排挤，被贬江州做了一名司马，照唐代官制，州司马是刺史下面的辅助官，实际上无事可干。作为一名急于“兼济天下”的诗人，白居易的心中充满了忧苦，然而“忧愤出诗人”，就在这郁郁不乐的岁月中，用手中的笔写下了唱绝千古的《琵琶行》。
在诗中作者塑造了一位昔日欢乐的歌妓少女，而今忧愁难解的商人少妇的形象。诗人对于这个歌妓由欢乐而悲凉的身世遭遇不仅同情，更重要的是联系到自己的贬谪生活做对照，看起来似乎比拟不伦，实为诗人想借这个歌妓的形象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罪恶，同时也将自己不幸的遭遇和失意的心情倾泄出来，以示抗议！
诗人自己被贬谪在江州的寂寞生活，苦闷的心情，与琵琶女在感情上起了共鸣，虽然自己与琵琶女的地位不同，但是命运相同，都属于被封建社会抛弃的人物。诗人是在政治上被抛弃，而琵琶女则是在生活上被抛弃，自然使作者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这既是当时封建专制下清廉、正直的中国文人悲剧命运，也是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特别是下层妇女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正是有了如此坎坷的遭遇，如此太多的离别与苦闷，诗人才能在残酷与失败中，冷静地思考，深刻地反思；以一句唱绝千古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向黑暗社会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二.借景抒情 借事咏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陶潜归隐后所描述的田园之趣，如此恬静、祥和，确实是一个真正隐者淡泊心志的真实写照。然而纵观陶潜一生，却是时而出仕，时而归隐。每一次隐逸，却又是每一次出仕的前奏。这实乃中国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态：儒道互补，仕隐相随，兼济与独善交替。白居易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流派的继承者，也不外乎如此，如唱绝千古的《长恨歌》。
诗中作者借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在如痴、如嗔、怅恨不已的哀怨中，警世喻今。《长恨歌》从诗歌语言来看，流畅优美，通俗易读。在描写中，有时仅用一两个字，打上一个比方就把人物及场面写活了，如“回眸一笑”、“芙蓉如面柳如眉”。不仅写出了杨贵妃貌美多情，也写明和回答了“君王不早朝”乃唐玄宗作为人的本性———崇美的真实显现。再从文采和格律来看，文辞艳丽，对仗工整。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因此，无论从思想和艺术价值来看，《长恨歌》在中国文学史的殿堂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又如他的《钱塘湖春行》无论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也值得令人称道。
此诗作于长庆三年，乐天被贬杭州游西湖时所作。西湖是中国文人描绘最多的景点之一，如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赞美，而乐天的《钱塘湖春行》却以西湖的春景入手，把冬尽春来，万物复苏，一片生机蓬勃的景象，描绘得恰到好处。使人在不事雕琢的刻画中，体味到了融合怡荡的春意。
但从《钱塘湖春行》的背景来看，乐天新近被贬，心绪难平，适游西湖春景，故借景抒情。诗中的湖光山色、新燕浅草等引发了诗人的兴致，但深入体会诗中的“行不足”、“最爱”，则感到自有其不同的兴寄。早春降临之际是大地复苏，万象更新，在这里岂止万物生机勃勃，人们亦将为之精神振奋，充满信心。“乱花”之后必然是姹紫嫣红，“几处”之后必然是处处莺歌燕舞……这种美好的前景，谁又不心向往之呢？因此在这首写景诗中，我们难道不可以理解为这是乐天借景所喻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就是乐天所要表达的主旨：借生机盎然的春意，表达自己虽遭被贬，但仍然乐观、积极向上，以及满怀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
三.闲言中的忧伤感 闲适中的不平静
在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中，随着自己政治生涯的起伏跌宕，再加上儒、道互补的文化心态的积淀影响，诗歌的创作思想也沿着“兼济”、“独善”水乳交融的方向发展。入世是敢于直谏，勇于斗争；闲适时也仍以国家、人民的命运为己任。一种强烈的“济世之志”猛然撞击着“知足保和”的独善，于是在祥和、宁静的困言中透出了作者为国家之前途而忧虑，为民生之疾苦而呐喊，不再甘于沉默的爆发。
在《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诗中，诗人自四川顺长江而下，出巫峡，看到洞庭湖的泛滥，想到夏禹治水的功绩，因而有感而作。在诗中作者把传说与现实结合起来，通过对湖水侵蚀农田的描写，对大禹的怀念与歌颂，斥责了唐王朝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只顾着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腐朽专制，从而把自己忧国忧民的心绪表现出来，充满了积极进取的浪漫主义精神。
正当在为国家前途、人民命运大声疾呼、勇敢战斗的时侯，历史的车轮又在其诗歌创作的道路上，悄然轧上了一道深深的痕迹。元和十五年，宪宗暴死，穆宗即位。这时李德裕、牛宗闵两个官僚集团互相倾轧。加之穆宗的荒淫，不恤政事。一时朝纲混乱，人心思危，政治清明之期遥遥无望。乐天多年“兼济天下”的抱负，在上下求索中被无情的现实淹没了。多年的谪居生涯，仕途上的腥风血雨，使他泯灭了对黑暗腐朽的统治阶级所抱的最后一丝幻想，终于在太和三年退隐洛阳。
当年“无轻直折剑，犹胜曲金钩”的壮志，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淹没在惧怕卷入党争的漩涡。然而一件偶然的变故，使乐天走出了思想的困惑，以昔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豪情，撕开了闲适中的寂静，以悲凉慷慨的风格，呈现出年华虽逝，壮志依然奋发。
武宗会昌二年（838年），白居易的知交加诗友刘禹锡病逝。为了纪念自己的老友和抒发此时的心绪，乐天写下《哭刘尚书梦得两首》悼亡之作，在诗中，乐天借对刘禹锡的怀念，抒发了时光易逝、圣贤易老的惆怅，在悲愤的气氛中流露出英雄落寞的孤寂。然而诗中“杯酒英雄君与曹，文章微婉我知丘”，写出了君即曹操，我即孔丘的豪迈之情。这是不甘沉沦于黑暗现实的昂扬之情，也是向黑暗发出挑战的呐喊之言。这就是白居易闲言中的幽伤感，闲适中的不平静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乐天从始至终走的都是一条为国为民及为个人前途愤懑、呐喊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乐天溶进了自己的思想感情，用手中的笔，口中的言，写下了对黑暗社会不满与谴责的现实主义诗作。故而他的闲适诗，虽在斗争的锋芒上弱于讽喻诗，但并没有如史家所说的那样一味地走上“乐天知命，知足保和，明哲保身”的消极道路，而是在失去斗争阵营的闲适中，用洗己的心和笔，写下了对统治阶级的愤懑之情和忧国忧民的济世之志。这就是在闲适外衣下所包含诗人品格“清廉洁白，毅然有所自立”的闲适之言。
彭乐群，语文教师，现居江西湖口。责任编校：秦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