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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胡汉民1928年9月至1931年10月在南京期间所作的诗歌为考察对象，通过梳理其主要内容，考察其所涉主要人物及史事，并研究撰诗时的心态，从而辨析胡氏的人际交往及心境。研究发现，胡氏的人际交往与诗词内容均以1931年2月28日为分界点，呈现明显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诗歌题材多样、内容呈现积极进取的气质；后一阶段题材相对狭窄，尤其读韩愈、王安石诗词系列占据较大篇幅。这既展现了胡氏一贯的思想性格，又反映了外在时势剧变的影响。
关键词： 胡汉民 《不匮室诗钞》 蒋介石 陈融 古应芬 谭延闿 汪精卫
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即今广州人）是我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政治人物。近年来，随着大批史料的公布，胡汉民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作为一位产量不低的诗人，他的诗歌却迄今不大为史学界重视。事实上，胡汉民的诗歌内容十分丰富，仅其《不匮室诗钞》一书①，就录有诗词九百余首。深入梳理其内容、特点，对于考察胡汉民及其相关历史，具有其他史料难以替代的独特价值。
本文即以1928年9月至1931年10月这三年为断限，着重考察胡汉民在南京时期的诗词创作，或可于正史记录以外发现一些不为人留意的重要线索。
一、白下诗内容略论
1928年8月，国民政府酝酿改行五院制，胡汉民被推举为立法院院长。随后，胡汉民赴南京。自1928年10月起担任立法院院长，至1931年2月28日被蒋介石扣押为止；1931年10月底，胡汉民被开释，离开南京。本文考察的诗歌就是胡汉民这一时期在南京创作的。
在这三年中，胡汉民传世的诗歌共400首左右，占其全部诗作的近一半。这批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其中，友朋间的往来唱和诗分量最重，约占一半以上；读古人诗词有感而作者约占三分之一，此外就是感怀诗及为诗文集或画作的题诗。引人注目的是，这批诗歌以1931年2月28日为界可分为明显两个阶段：在此之前，胡汉民位居立法院院长，虽政务极其繁忙，但诗词唱和作为他的重要休闲和放松途径，始终保持一定的数量，题材相对较为多样，风格清俊，多峭拔进取之气。在此之后，他失去了人身自由，交往对象大大缩小，同时有较多的时间翻阅传统诗文集，诗词唱和成为其排解苦闷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诗歌题材的丰富性虽未完全丧失，但明显不似从前，且时见思乡伤愁之句。下面，笔者以论政、论战、论诗、论学四方面，简要概括胡汉民这批诗歌的主要内容：
（一）论政
胡汉民1928年9月入南京之前，曾有不少朋友进行劝阻，认为蒋介石不值得他帮助。但是胡汉民认为，为了完成孙中山的遗志，他愿意帮助蒋介石做凯末尔，但如果蒋介石胆敢做袁世凯，他将第一个起来反对②。因而，在南京期间胡汉民论政十分积极，对于政府尤其是蒋介石的行为往往无所避讳。这些论政的内容虽较少直接入诗，但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进取之心却大量表露于诗词之中。如“勒石燕然当有日，买田阳羡或非时”③一句最足见其当时的心态。“勒石燕然”是东汉窦宪大破匈奴之后，班固在燕然山为其刻碑纪功，代指建功立业；“买田阳羡”典出苏轼的诗：“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代指辞官归隐。在这句诗中，胡氏积极进取的心态跃然纸上。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关系在中原大战即将结束之时就逐渐紧张，后来随着约法之争越来越尖锐。到1931年2月中旬，蒋介石对胡汉民已经恨之入骨，决心除之而后快④。身为文官长的古应芬，早已“不堪颐指，便在是年（按：指1930年）冬间，拂衣南还”⑤。但胡汉民对此似乎一直浑然不觉，不但自己处理政事依然如故，还劝以病假为名退出南京政坛的古应芬再度返回南京⑥。
2月28日，胡汉民被扣汤山后，深感冤屈，愤懑不已，不但起初的设想及对蒋的期望完全落了空，所谓“三年京国徒多事，咫尺龙髯负所期”⑦；自己还身背多种罪状⑧，陷于囹圄，这种感受可想而知。此后幽居南京的八个月中，胡对于时事及自身的遭遇的感慨往往付诸诗歌。例如：“毕生大节奚曾缺，明月清光白尔心。叔季亡亲先下石，缙绅从贼尚贪金。……忍使幽潜长不理，百年平反史禁臣。”⑨
胡汉民向来不喜欢将愁苦的情绪入诗，纵览1931年被禁前胡氏所作诗歌，虽不乏愁字入诗之句，但寥寥无几，且大多系为他人之愁而愁，很少怨艾之词⑩。但被禁之后的诗作，渐多伤春思乡之词，可谓难以自免。如“老成谋国尚如许，年少有人同此忧。客去不闻三日宿，诗成且遣一春愁”{11}。
（二）论“战”
“汤山事件”前，胡汉民位居立法院院长，他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上，对于地方抗拒中央的行为，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抨击。在中原大战前后，胡汉民多次与谭延闿、王宠惠等五院院长联名通电，对阎锡山、冯玉祥等进行批评和规劝。反映到诗作上，这一时期他写下的《庙堂》组诗七首，最能反映他的主张，其中“古来藩镇常为祸，乱世奸雄岂遇时”之句，以及“公然盗弄朔方师，诸将应怀杜老诗。孟德早知公路败，伏波今笑子阳痴。人间狐火成何事，天上攙枪落有时。苦劝临崖当勒马，挂冠期是挂帆期。”{12}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诗句。
（三）论诗
就诗歌形式而言，胡汉民主张诗歌不妨浅显易懂。陈融曾致函胡汉民，自嫌所作之诗过于浅显露骨，胡不以为然，作了八首诗予以排解。在诗中，他指出，“方矩规圆任匠师，性情能到即工诗”，“岂嫌怀抱向人尽，亦爱瑜瑕不掩时”{13}。换言之，只要言之有物，能够传达作者的心意就是好诗，过分地追求深刻高雅，反而可能有损诗意。
就诗风和境界而言，胡氏欣赏汉代诗，认为唐诗和宋诗没有必要进行区分，因为“南北有贤皆学汉，宋唐何事强分时”{14}。前文提到，他对自己的诗也是：“得意每思秦汉上，成诗只在宋明间。”
（四）论学
胡汉民不是纯粹学者，但是对于学问钻研很深，有其独到之主张。如对儒学，在学术界对儒学大张挞伐之际，他却不随世俗之见，明确表达其爱儒之主张：“世间方以儒为戏，我辈难除爱与痴。”{15} 除以上所列，胡汉民被誉称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在其诗中有多首专门讨论书法问题，尤其是与另外一位书法大家谭延闿的唱和，值得注意；至于臧否人物方面，胡汉民对于时人向来直言不讳，令人难以接受，但对于古人却言语平和，甚多持平之语，却也多能刻画入木。此外，还有不少游览风景所感，以及为诗文集所做题跋诗之类，限于篇幅，这里都不再一一胪举。
二、白下唱和诗所涉主要人物
如前所述，唱和诗在胡汉民白下诗中占了将近一半的分量。具体考察其唱和对象，对于认识胡汉民在南京时期的交际圈子十分重要。笔者认为，胡汉民这一时期的主要唱和对象有十余人，最主要的是：谭延闿（26首）、陈融（56首）、易孺（54首）、冒广生（35首）、吴用威（15首）、邵元冲（13首）、张默君（13首）、古应芬（8首）、叶恭绰（5首）等。他们或为亲友，或为同乡，或为政治上的同道，或多重身份兼而有之。其中，陈融与古应芬数重身份兼具，与胡汉民关系最深；其次是政治上的同道，如谭延闿、邵元冲张默君夫妇、叶恭绰等；而后是纯粹的诗友，如冒广生、易大厂、吴用威等。
陈融不仅是胡的广州同乡、留日同学、亲密挚友，还是胡妻陈淑子的兄长。此外，他还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诗家。所以，不仅在南京时期胡、陈的唱和诗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即使胡汉民获释南下之后，也是如此。陈红民先生认为胡、陈二人的关系是胡汉民人际圈子的“核心”{16}，洵为不诬。
古应芬与胡汉民自幼就是同窗好友，1904年一同赴日留学，后成为同盟会的最早成员。此后直至古应芬去世，二人相交数十年，私交极深。同为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在民国时期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文官长等要职，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尤其在广东），是胡汉民步调一致的同志。1931年2月胡汉民遭蒋介石软禁，古应芬获悉后立刻电告蒋介石表示不满{17}，随后在广州大力斡旋，号召反蒋，最终建立广州国民政府，迫使南京方面释放胡汉民{18}。同年10月28日，古应芬病逝，胡汉民曾有一诗表达内心的哀痛：“忽而家居去高栋，岂徒吾党失良朋。渡河未暝宗留守，忧国终伤杜少陵。拯我于危知最苦，迹君行事概难能。结庐桐柏平生语，泪湿江云痛不胜。”{19}古应芬留下的诗作不多，胡汉民的评断却足见其相知之深，“汉民交先生三十余年，审其居平厚重寡言，而是非疑难之际，侃侃持议，虽强辩者不能胜也。所为诗文不易示人，取自娱而已。然至有根底，殆如韩安阳之诗、司马涑水之文，纵率意为之，而意味深长，有他人锻炼所不及者”{20}。
至于谭延闿和邵元冲、张默君夫妇等，早在广州大本营时期就与胡汉民同为孙中山身边密切的合作伙伴。在1929-1930年间国内诸多重大事件，如中原大战、粤桂战争等，他们都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上，经常联名通电，与蒋介石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合作关系，可归为胡汉民政治的同道。其中谭延闿与胡汉民就“师期韵”往复唱和达百余首之多，可惜谭于1930年9月中道而逝。邵元冲身为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副院长，是胡汉民多年的老友，时常与胡汉民出游、唱和。“汤山事件”发生前几日，他还邀请胡汉民同游焦山，胡因故未同往，他还与胡汉民就焦山之游诗词唱和{21}。事件发生时，他毫无思想准备，与戴季陶、刘芦隐、马超俊、李叔同等“研讨良久，皆莫识事变之真因”，“归与默（指邵妻张默君）相对叹惋，彻夕不寐”{22}。事发后，他连日奔波，多次探望胡{23}。
除了前述具有突出政治身份的几位之外，冒鹤亭、易大厂、吴用威等，可以划作胡氏较为纯粹的诗友。冒广生是胡汉民的远房表亲{24}，吴用威则是冒广生的妹夫，易大厂是胡汉民早年在广州的同学，三人与胡的私人情谊很深，但地位不高、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因而他们成为胡汉民被禁之后少数几个可与密切唱和、又能被蒋介石容许的人物。前节“论政”目下所引诗句，基本上都是与这几位的唱和，类似的诗作还有很多。应该说，他们之间大量的唱和诗，是在胡汉民政治落寞中的排解之作，意义另有不同，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三、由“读韩诗”、“读王诗”试论胡汉民的心境
读古人诗集有感而作的诗词，是胡汉民白下诗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量在130首左右，约占白下诗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读韩愈诗集所作者共50首，读王安石诗集所作者共70首，依王安石诗韵而作者另有数首不计。这批诗词主要作于1931年2月被禁之后。如果说唱和诗可以反映他的思想或人际交谊的话，这批在相对集中时间段内所作的读书诗，似更能充分反映胡汉民这一时期的思想境况。
1931年2月28日夜，针对蒋介石罗列的种种罪状，胡当面予以一一驳斥{25}，然而终难免于辞职、被禁。权力显赫的立法院院长，转眼便失去了行动自由，胡汉民当时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被禁之后，胡汉民无事可做，连报纸也没得看，唯有看线装书{26}。《读韩二十首》、《读韩集咏三十首》{27}就是他被禁最初几天所作的{28}。奇妙的是，如果抱着寻找胡氏不满情绪的先入之见来品读这五十首诗，就只能失望，这五十首诗基本上只是谈诗论古而已，绝少借古论今、讽咏时事之作。笔者猜度，胡氏在盛怒之下，对于当时的个人境遇，未必已经立刻、完全接受，而暂时不谈个人遭际，专心读韩写诗，对于转移愤懑情绪的效果或者更佳。
然而，这种情绪终究不能完全回避。一旦现实境况短时间难以改变，这种愤懑与不满的情绪就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放大。这在其随后所作的《读王荆文集六十首》和《读王荆文集补作十首》中表现得最明显{29}。正如陈三立所论：“（胡）读韩诗、王诗各数十首，大抵就依故实而抒胸臆，寓识解蕴藉俶傥，别辟一境。于读王尤多索隐表微之论。”{30}胡汉民的诗歌多用典故（包括古典与今典），所谓“索隐表微之论”，一方面指其将王安石诗的隐微之意揭示出来，另一方面指其将个人感慨付诸于论古之诗，貌似论古，实有抒发个人感慨的微言大义。
胡汉民多次表示深爱王安石之诗，甚至愿以之为师，“颇爱王荆文，往往言有物。岂无衣钵缘，独为雕镌咄”{31}。而这绝不单是因为王安石的诗言之有物，笔者认为其中实是大有因缘。 首先，胡、王二人在政治际遇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曾居丞相之职，主持推行变法，但因遭到保守派的阻挠而失败，曾两次去职。而胡汉民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担任大总统府秘书长；广州大本营时期，担任总参议及“代帅”；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后任立法院院长，主持立法。但他也曾因“廖案”被放逐苏俄，如今又因“约法”之争被软禁南京。如此相似的身世，难免有怀古感今之慨。如“今人未可非商鞅，后世谁能事左车？尧舜致君宁有术，不妨举国厌迂疏。”这首诗充分表现了他对王安石主张的赞同，即肯定商鞅宁愿背负骂名，也要将改革推行成功的决心。又如“道人留听北山谣，护法无能且自嘲。岂有长松甘受秽，早知红鹤不堪招。”{32}类似的诗句不少，真可谓借为古人辩诬，浇自家之块垒。
其次，二人都是诗人。王安石虽在清代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之前所受毁谤极多。胡汉民的“读王诗”中有大量替王安石抱不平的内容，如“岂因相业累诗名，洛蜀非公世尚凭。七八百年门户废，今人不讳学金陵。”在该诗注释中，胡特别指出：“荆文学术文章并为洛蜀党徒所疾视，元遗山已有讳学金陵之叹，而杨升庵、王渔洋辈犹恣情掊击，一若不如是不足当斯文之正宗者。”又如“锄奸不虑藏身固，除疾须严惬意余。公自寓言人造谤，遂成囚垢说诗书。”极力为王安石辩诬{33}。
平情而论，胡汉民的读韩诗、读王诗虽多系为前人抱不平之作，但其中不乏气魄宏大的作品。如他据王安石《赠彭器资》所作的诗：“鄱水滔天竟东注，立朝风节古来难。了知行义有归处，始诩波澜堪纵观。”{34}就表现出了心有依归、从容自若的潇洒气概。
胡汉民是一位集政治家、理论家、书法家、诗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重要历史人物。本文截取胡汉民一生中特别复杂的三年时间为断片，以其诗词为切入点，集中研究其诗作的内容、唱和对象及其读前人诗词所作诗歌的缘由，试图由此进入他的人际圈子和内心世界，或许对于更加全面地了解胡汉民有所裨益。其实，在1931年10月之后，胡汉民创作的诗词更多，内容也十分丰富，这就有待另文再论了。
注释：
①本文所使用的《不匮室诗钞》系存萃学社编.《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1册所收录之1936年版影印本，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10，第1版.
②参见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1933.12，第2卷（6）：103.
③《组庵再和三章，依韵答六首》.《不匮室诗钞》卷二.《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05页.
④杨天石.“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193-194页.
⑤存萃学社绎注.湘勤先生（古应芬）手书遗稿绎注.（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10月版，第141页.
⑥《勷勤续假，意欲不来，集曹全碑字寄之，并简协之二首》.《不匮室诗钞》卷三，《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19页.
⑦《失题叠枝韵二首》.《不匮室诗钞》卷四.《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33页.
⑧关于胡汉民的“罪状”见于蒋介石给胡汉民的长函（1931年2月28日），参见高素兰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0），台北“国史馆”2011年12月版，第175-188页。此外，胡汉民的自述也值得关注，参见《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版，第110-120页。
⑨《诵南裓所编翁孺安诗卷十七集曹全碑字题后》.《不匮室诗钞》卷三，《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20页。
⑩当他看到留学归来的靳志所作的《过江集》，非常欣喜，原因是“纵眼平生得导师，不将愁苦入新诗。”（《题靳仲云过江集》，《不匮室诗钞》卷二，《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13页。）
{11}《大厂序录集曹全碑字诸什八叠楼韵题跋》.《不匮室诗钞》卷四，《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32页。
{12}《庙堂》.《不匮室诗钞》卷二.《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09-210页。
{13}《协之书来自嫌所作露骨，余意不然，赋此解之》.《不匮室诗钞》卷二，《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09页。
{14}《组庵见和即答》.《不匮室诗钞》卷二.《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05页.
{15}《友人赠旧经》.《不匮室诗钞》卷二.《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11页.
{16}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9月版，第64-68页.
{17}据《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0）所录1931年3月4日条下：“午会客后，接古应芬来电，不满于胡案之处置。公（指蒋）叹曰：本党革命之所以失败者，皆若辈以情感为重，而置国事于不顾，且骄养成性，有以致然也。”（台北“国史馆”2011年12月版，第206页。）
{18}参阅李穗梅主编.李兴国，朱晓秋整理.古应芬家藏未刊函电文件辑释·前言.广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第9-11页。
{19}胡汉民.《哭勷勤》.《不匮室诗钞》卷四.《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46页.
{20}《湘勤先生（古应芬）手书遗稿绎注·序》，第13-15页.
{21}《翼如夫妇归自焦山，以待月的雨新作见示，走笔戏答》及《鹤亭招游焦山看月当头，余未果行，而翼如默君实往，归皆有诗，赋此为和》.均见《不匮室诗钞》卷四.《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17页.
{22}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711页。
{23}《邵元冲日记》.第726-727页.
{24}《不匮室诗钞·叙二》.《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186页.
{25}《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110-120页.
{26}《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123页.
{27}《不匮室诗钞》卷三.《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20-223页.
{28}据胡汉民回忆：“这几天（按：指到1931年3月1日晚这几天），我读韩昌黎集，做了很多首《读韩诗》，精神很困疲，但还能支持。”《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122页.
{29}实际上，仔细琢磨胡汉民《读韩诗》，其间论及韩愈、王安石，并无太大不同，如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感怀身世念前人，末俗纷纷妒道真。剩有文章文章见行事，敢云无意费精神。”这首诗便是针对后来诗家误读王安石评论韩愈的诗作而发，他认为王安石批评韩愈“去陈言之勿用”为徒费精神的无益之句，其实是“正言若反”，恰恰是肯定韩愈的行为。
{30}《不匮室诗钞·题辞一》.《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1册，第188页.
{31}《四用荆文试士韵简仙根诸友》.《不匮室诗钞》卷四.《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1册，第243页.
{32}《不匮室诗钞》卷四.《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1册，第240，238页.
{33}《不匮室诗钞》卷四.《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1册，第241，239页.
{34}《不匮室诗钞》卷四.《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1册，第238页.
“白下”是今南京的旧称。本文使用“白下”，一是因为考察对象是胡汉民在南京创作的诗歌，二是因为胡汉民这一时期的诗词中涉及“南京”皆用“白下”，笔者认为使用“白下”更贴切。
（作者系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馆员、中山大学2013级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 胡汉民 《不匮室诗钞》 蒋介石 陈融 古应芬 谭延闿 汪精卫
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即今广州人）是我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政治人物。近年来，随着大批史料的公布，胡汉民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作为一位产量不低的诗人，他的诗歌却迄今不大为史学界重视。事实上，胡汉民的诗歌内容十分丰富，仅其《不匮室诗钞》一书①，就录有诗词九百余首。深入梳理其内容、特点，对于考察胡汉民及其相关历史，具有其他史料难以替代的独特价值。
本文即以1928年9月至1931年10月这三年为断限，着重考察胡汉民在南京时期的诗词创作，或可于正史记录以外发现一些不为人留意的重要线索。
一、白下诗内容略论
1928年8月，国民政府酝酿改行五院制，胡汉民被推举为立法院院长。随后，胡汉民赴南京。自1928年10月起担任立法院院长，至1931年2月28日被蒋介石扣押为止；1931年10月底，胡汉民被开释，离开南京。本文考察的诗歌就是胡汉民这一时期在南京创作的。
在这三年中，胡汉民传世的诗歌共400首左右，占其全部诗作的近一半。这批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其中，友朋间的往来唱和诗分量最重，约占一半以上；读古人诗词有感而作者约占三分之一，此外就是感怀诗及为诗文集或画作的题诗。引人注目的是，这批诗歌以1931年2月28日为界可分为明显两个阶段：在此之前，胡汉民位居立法院院长，虽政务极其繁忙，但诗词唱和作为他的重要休闲和放松途径，始终保持一定的数量，题材相对较为多样，风格清俊，多峭拔进取之气。在此之后，他失去了人身自由，交往对象大大缩小，同时有较多的时间翻阅传统诗文集，诗词唱和成为其排解苦闷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诗歌题材的丰富性虽未完全丧失，但明显不似从前，且时见思乡伤愁之句。下面，笔者以论政、论战、论诗、论学四方面，简要概括胡汉民这批诗歌的主要内容：
（一）论政
胡汉民1928年9月入南京之前，曾有不少朋友进行劝阻，认为蒋介石不值得他帮助。但是胡汉民认为，为了完成孙中山的遗志，他愿意帮助蒋介石做凯末尔，但如果蒋介石胆敢做袁世凯，他将第一个起来反对②。因而，在南京期间胡汉民论政十分积极，对于政府尤其是蒋介石的行为往往无所避讳。这些论政的内容虽较少直接入诗，但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进取之心却大量表露于诗词之中。如“勒石燕然当有日，买田阳羡或非时”③一句最足见其当时的心态。“勒石燕然”是东汉窦宪大破匈奴之后，班固在燕然山为其刻碑纪功，代指建功立业；“买田阳羡”典出苏轼的诗：“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代指辞官归隐。在这句诗中，胡氏积极进取的心态跃然纸上。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关系在中原大战即将结束之时就逐渐紧张，后来随着约法之争越来越尖锐。到1931年2月中旬，蒋介石对胡汉民已经恨之入骨，决心除之而后快④。身为文官长的古应芬，早已“不堪颐指，便在是年（按：指1930年）冬间，拂衣南还”⑤。但胡汉民对此似乎一直浑然不觉，不但自己处理政事依然如故，还劝以病假为名退出南京政坛的古应芬再度返回南京⑥。
2月28日，胡汉民被扣汤山后，深感冤屈，愤懑不已，不但起初的设想及对蒋的期望完全落了空，所谓“三年京国徒多事，咫尺龙髯负所期”⑦；自己还身背多种罪状⑧，陷于囹圄，这种感受可想而知。此后幽居南京的八个月中，胡对于时事及自身的遭遇的感慨往往付诸诗歌。例如：“毕生大节奚曾缺，明月清光白尔心。叔季亡亲先下石，缙绅从贼尚贪金。……忍使幽潜长不理，百年平反史禁臣。”⑨
胡汉民向来不喜欢将愁苦的情绪入诗，纵览1931年被禁前胡氏所作诗歌，虽不乏愁字入诗之句，但寥寥无几，且大多系为他人之愁而愁，很少怨艾之词⑩。但被禁之后的诗作，渐多伤春思乡之词，可谓难以自免。如“老成谋国尚如许，年少有人同此忧。客去不闻三日宿，诗成且遣一春愁”{11}。
（二）论“战”
“汤山事件”前，胡汉民位居立法院院长，他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上，对于地方抗拒中央的行为，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抨击。在中原大战前后，胡汉民多次与谭延闿、王宠惠等五院院长联名通电，对阎锡山、冯玉祥等进行批评和规劝。反映到诗作上，这一时期他写下的《庙堂》组诗七首，最能反映他的主张，其中“古来藩镇常为祸，乱世奸雄岂遇时”之句，以及“公然盗弄朔方师，诸将应怀杜老诗。孟德早知公路败，伏波今笑子阳痴。人间狐火成何事，天上攙枪落有时。苦劝临崖当勒马，挂冠期是挂帆期。”{12}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诗句。
（三）论诗
就诗歌形式而言，胡汉民主张诗歌不妨浅显易懂。陈融曾致函胡汉民，自嫌所作之诗过于浅显露骨，胡不以为然，作了八首诗予以排解。在诗中，他指出，“方矩规圆任匠师，性情能到即工诗”，“岂嫌怀抱向人尽，亦爱瑜瑕不掩时”{13}。换言之，只要言之有物，能够传达作者的心意就是好诗，过分地追求深刻高雅，反而可能有损诗意。
就诗风和境界而言，胡氏欣赏汉代诗，认为唐诗和宋诗没有必要进行区分，因为“南北有贤皆学汉，宋唐何事强分时”{14}。前文提到，他对自己的诗也是：“得意每思秦汉上，成诗只在宋明间。”
（四）论学
胡汉民不是纯粹学者，但是对于学问钻研很深，有其独到之主张。如对儒学，在学术界对儒学大张挞伐之际，他却不随世俗之见，明确表达其爱儒之主张：“世间方以儒为戏，我辈难除爱与痴。”{15} 除以上所列，胡汉民被誉称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在其诗中有多首专门讨论书法问题，尤其是与另外一位书法大家谭延闿的唱和，值得注意；至于臧否人物方面，胡汉民对于时人向来直言不讳，令人难以接受，但对于古人却言语平和，甚多持平之语，却也多能刻画入木。此外，还有不少游览风景所感，以及为诗文集所做题跋诗之类，限于篇幅，这里都不再一一胪举。
二、白下唱和诗所涉主要人物
如前所述，唱和诗在胡汉民白下诗中占了将近一半的分量。具体考察其唱和对象，对于认识胡汉民在南京时期的交际圈子十分重要。笔者认为，胡汉民这一时期的主要唱和对象有十余人，最主要的是：谭延闿（26首）、陈融（56首）、易孺（54首）、冒广生（35首）、吴用威（15首）、邵元冲（13首）、张默君（13首）、古应芬（8首）、叶恭绰（5首）等。他们或为亲友，或为同乡，或为政治上的同道，或多重身份兼而有之。其中，陈融与古应芬数重身份兼具，与胡汉民关系最深；其次是政治上的同道，如谭延闿、邵元冲张默君夫妇、叶恭绰等；而后是纯粹的诗友，如冒广生、易大厂、吴用威等。
陈融不仅是胡的广州同乡、留日同学、亲密挚友，还是胡妻陈淑子的兄长。此外，他还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诗家。所以，不仅在南京时期胡、陈的唱和诗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即使胡汉民获释南下之后，也是如此。陈红民先生认为胡、陈二人的关系是胡汉民人际圈子的“核心”{16}，洵为不诬。
古应芬与胡汉民自幼就是同窗好友，1904年一同赴日留学，后成为同盟会的最早成员。此后直至古应芬去世，二人相交数十年，私交极深。同为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在民国时期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文官长等要职，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尤其在广东），是胡汉民步调一致的同志。1931年2月胡汉民遭蒋介石软禁，古应芬获悉后立刻电告蒋介石表示不满{17}，随后在广州大力斡旋，号召反蒋，最终建立广州国民政府，迫使南京方面释放胡汉民{18}。同年10月28日，古应芬病逝，胡汉民曾有一诗表达内心的哀痛：“忽而家居去高栋，岂徒吾党失良朋。渡河未暝宗留守，忧国终伤杜少陵。拯我于危知最苦，迹君行事概难能。结庐桐柏平生语，泪湿江云痛不胜。”{19}古应芬留下的诗作不多，胡汉民的评断却足见其相知之深，“汉民交先生三十余年，审其居平厚重寡言，而是非疑难之际，侃侃持议，虽强辩者不能胜也。所为诗文不易示人，取自娱而已。然至有根底，殆如韩安阳之诗、司马涑水之文，纵率意为之，而意味深长，有他人锻炼所不及者”{20}。
至于谭延闿和邵元冲、张默君夫妇等，早在广州大本营时期就与胡汉民同为孙中山身边密切的合作伙伴。在1929-1930年间国内诸多重大事件，如中原大战、粤桂战争等，他们都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上，经常联名通电，与蒋介石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合作关系，可归为胡汉民政治的同道。其中谭延闿与胡汉民就“师期韵”往复唱和达百余首之多，可惜谭于1930年9月中道而逝。邵元冲身为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副院长，是胡汉民多年的老友，时常与胡汉民出游、唱和。“汤山事件”发生前几日，他还邀请胡汉民同游焦山，胡因故未同往，他还与胡汉民就焦山之游诗词唱和{21}。事件发生时，他毫无思想准备，与戴季陶、刘芦隐、马超俊、李叔同等“研讨良久，皆莫识事变之真因”，“归与默（指邵妻张默君）相对叹惋，彻夕不寐”{22}。事发后，他连日奔波，多次探望胡{23}。
除了前述具有突出政治身份的几位之外，冒鹤亭、易大厂、吴用威等，可以划作胡氏较为纯粹的诗友。冒广生是胡汉民的远房表亲{24}，吴用威则是冒广生的妹夫，易大厂是胡汉民早年在广州的同学，三人与胡的私人情谊很深，但地位不高、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因而他们成为胡汉民被禁之后少数几个可与密切唱和、又能被蒋介石容许的人物。前节“论政”目下所引诗句，基本上都是与这几位的唱和，类似的诗作还有很多。应该说，他们之间大量的唱和诗，是在胡汉民政治落寞中的排解之作，意义另有不同，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三、由“读韩诗”、“读王诗”试论胡汉民的心境
读古人诗集有感而作的诗词，是胡汉民白下诗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量在130首左右，约占白下诗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读韩愈诗集所作者共50首，读王安石诗集所作者共70首，依王安石诗韵而作者另有数首不计。这批诗词主要作于1931年2月被禁之后。如果说唱和诗可以反映他的思想或人际交谊的话，这批在相对集中时间段内所作的读书诗，似更能充分反映胡汉民这一时期的思想境况。
1931年2月28日夜，针对蒋介石罗列的种种罪状，胡当面予以一一驳斥{25}，然而终难免于辞职、被禁。权力显赫的立法院院长，转眼便失去了行动自由，胡汉民当时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被禁之后，胡汉民无事可做，连报纸也没得看，唯有看线装书{26}。《读韩二十首》、《读韩集咏三十首》{27}就是他被禁最初几天所作的{28}。奇妙的是，如果抱着寻找胡氏不满情绪的先入之见来品读这五十首诗，就只能失望，这五十首诗基本上只是谈诗论古而已，绝少借古论今、讽咏时事之作。笔者猜度，胡氏在盛怒之下，对于当时的个人境遇，未必已经立刻、完全接受，而暂时不谈个人遭际，专心读韩写诗，对于转移愤懑情绪的效果或者更佳。
然而，这种情绪终究不能完全回避。一旦现实境况短时间难以改变，这种愤懑与不满的情绪就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放大。这在其随后所作的《读王荆文集六十首》和《读王荆文集补作十首》中表现得最明显{29}。正如陈三立所论：“（胡）读韩诗、王诗各数十首，大抵就依故实而抒胸臆，寓识解蕴藉俶傥，别辟一境。于读王尤多索隐表微之论。”{30}胡汉民的诗歌多用典故（包括古典与今典），所谓“索隐表微之论”，一方面指其将王安石诗的隐微之意揭示出来，另一方面指其将个人感慨付诸于论古之诗，貌似论古，实有抒发个人感慨的微言大义。
胡汉民多次表示深爱王安石之诗，甚至愿以之为师，“颇爱王荆文，往往言有物。岂无衣钵缘，独为雕镌咄”{31}。而这绝不单是因为王安石的诗言之有物，笔者认为其中实是大有因缘。 首先，胡、王二人在政治际遇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曾居丞相之职，主持推行变法，但因遭到保守派的阻挠而失败，曾两次去职。而胡汉民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担任大总统府秘书长；广州大本营时期，担任总参议及“代帅”；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后任立法院院长，主持立法。但他也曾因“廖案”被放逐苏俄，如今又因“约法”之争被软禁南京。如此相似的身世，难免有怀古感今之慨。如“今人未可非商鞅，后世谁能事左车？尧舜致君宁有术，不妨举国厌迂疏。”这首诗充分表现了他对王安石主张的赞同，即肯定商鞅宁愿背负骂名，也要将改革推行成功的决心。又如“道人留听北山谣，护法无能且自嘲。岂有长松甘受秽，早知红鹤不堪招。”{32}类似的诗句不少，真可谓借为古人辩诬，浇自家之块垒。
其次，二人都是诗人。王安石虽在清代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之前所受毁谤极多。胡汉民的“读王诗”中有大量替王安石抱不平的内容，如“岂因相业累诗名，洛蜀非公世尚凭。七八百年门户废，今人不讳学金陵。”在该诗注释中，胡特别指出：“荆文学术文章并为洛蜀党徒所疾视，元遗山已有讳学金陵之叹，而杨升庵、王渔洋辈犹恣情掊击，一若不如是不足当斯文之正宗者。”又如“锄奸不虑藏身固，除疾须严惬意余。公自寓言人造谤，遂成囚垢说诗书。”极力为王安石辩诬{33}。
平情而论，胡汉民的读韩诗、读王诗虽多系为前人抱不平之作，但其中不乏气魄宏大的作品。如他据王安石《赠彭器资》所作的诗：“鄱水滔天竟东注，立朝风节古来难。了知行义有归处，始诩波澜堪纵观。”{34}就表现出了心有依归、从容自若的潇洒气概。
胡汉民是一位集政治家、理论家、书法家、诗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重要历史人物。本文截取胡汉民一生中特别复杂的三年时间为断片，以其诗词为切入点，集中研究其诗作的内容、唱和对象及其读前人诗词所作诗歌的缘由，试图由此进入他的人际圈子和内心世界，或许对于更加全面地了解胡汉民有所裨益。其实，在1931年10月之后，胡汉民创作的诗词更多，内容也十分丰富，这就有待另文再论了。
注释：
①本文所使用的《不匮室诗钞》系存萃学社编.《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1册所收录之1936年版影印本，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10，第1版.
②参见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1933.12，第2卷（6）：103.
③《组庵再和三章，依韵答六首》.《不匮室诗钞》卷二.《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05页.
④杨天石.“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193-194页.
⑤存萃学社绎注.湘勤先生（古应芬）手书遗稿绎注.（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10月版，第141页.
⑥《勷勤续假，意欲不来，集曹全碑字寄之，并简协之二首》.《不匮室诗钞》卷三，《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19页.
⑦《失题叠枝韵二首》.《不匮室诗钞》卷四.《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33页.
⑧关于胡汉民的“罪状”见于蒋介石给胡汉民的长函（1931年2月28日），参见高素兰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0），台北“国史馆”2011年12月版，第175-188页。此外，胡汉民的自述也值得关注，参见《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版，第110-120页。
⑨《诵南裓所编翁孺安诗卷十七集曹全碑字题后》.《不匮室诗钞》卷三，《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20页。
⑩当他看到留学归来的靳志所作的《过江集》，非常欣喜，原因是“纵眼平生得导师，不将愁苦入新诗。”（《题靳仲云过江集》，《不匮室诗钞》卷二，《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13页。）
{11}《大厂序录集曹全碑字诸什八叠楼韵题跋》.《不匮室诗钞》卷四，《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32页。
{12}《庙堂》.《不匮室诗钞》卷二.《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09-210页。
{13}《协之书来自嫌所作露骨，余意不然，赋此解之》.《不匮室诗钞》卷二，《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09页。
{14}《组庵见和即答》.《不匮室诗钞》卷二.《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05页.
{15}《友人赠旧经》.《不匮室诗钞》卷二.《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11页.
{16}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9月版，第64-68页.
{17}据《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0）所录1931年3月4日条下：“午会客后，接古应芬来电，不满于胡案之处置。公（指蒋）叹曰：本党革命之所以失败者，皆若辈以情感为重，而置国事于不顾，且骄养成性，有以致然也。”（台北“国史馆”2011年12月版，第206页。）
{18}参阅李穗梅主编.李兴国，朱晓秋整理.古应芬家藏未刊函电文件辑释·前言.广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第9-11页。
{19}胡汉民.《哭勷勤》.《不匮室诗钞》卷四.《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46页.
{20}《湘勤先生（古应芬）手书遗稿绎注·序》，第13-15页.
{21}《翼如夫妇归自焦山，以待月的雨新作见示，走笔戏答》及《鹤亭招游焦山看月当头，余未果行，而翼如默君实往，归皆有诗，赋此为和》.均见《不匮室诗钞》卷四.《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17页.
{22}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711页。
{23}《邵元冲日记》.第726-727页.
{24}《不匮室诗钞·叙二》.《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186页.
{25}《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110-120页.
{26}《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123页.
{27}《不匮室诗钞》卷三.《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1册，第220-223页.
{28}据胡汉民回忆：“这几天（按：指到1931年3月1日晚这几天），我读韩昌黎集，做了很多首《读韩诗》，精神很困疲，但还能支持。”《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122页.
{29}实际上，仔细琢磨胡汉民《读韩诗》，其间论及韩愈、王安石，并无太大不同，如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感怀身世念前人，末俗纷纷妒道真。剩有文章文章见行事，敢云无意费精神。”这首诗便是针对后来诗家误读王安石评论韩愈的诗作而发，他认为王安石批评韩愈“去陈言之勿用”为徒费精神的无益之句，其实是“正言若反”，恰恰是肯定韩愈的行为。
{30}《不匮室诗钞·题辞一》.《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1册，第188页.
{31}《四用荆文试士韵简仙根诸友》.《不匮室诗钞》卷四.《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1册，第243页.
{32}《不匮室诗钞》卷四.《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1册，第240，238页.
{33}《不匮室诗钞》卷四.《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1册，第241，239页.
{34}《不匮室诗钞》卷四.《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1册，第238页.
“白下”是今南京的旧称。本文使用“白下”，一是因为考察对象是胡汉民在南京创作的诗歌，二是因为胡汉民这一时期的诗词中涉及“南京”皆用“白下”，笔者认为使用“白下”更贴切。
（作者系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馆员、中山大学2013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