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毛泽东一生结识过不少外国友人，其中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这三位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和他关系尤为密切，友谊长达几十年。
斯诺：第一个走近毛泽东的西方记者
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1928年7月来华后，斯诺就一直对中国实际生活进行深入采访。1935年中共中央及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引起了斯诺的关注，并决定到苏区一探究竟。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引荐和精心安排下，斯诺绕过重重封锁来到了陕甘宁边区。
斯诺的到来有助于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舆论封锁，因此他的访问受到了欢迎和重视。7月15日，毛泽东正式邀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可以结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毛泽东的谈话，开宗明义、简洁有力，一下子就抓住了斯诺的心。在接下来的数天里，两人的话题深入而广泛，包括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持久战、统一战线问题、战略战术问题、组织和武装民众问题、内政问题、中共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等。因为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谈话常常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多才结束。
多日的长谈中，毛泽东只谈中国的革命等问题，对斯诺所提的个人经历问题一直避而不谈。斯诺不肯放弃，在冥思苦想后决定用一下激将法。他对毛泽东说：“因为国民党四散流言，外界对您的传言很多，有的人说您有三个老婆，那您能不能谈谈自己的真实经历好让外界了解您呢？”斯诺的话让毛泽东很意外，为了纠正此类传言，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答应了斯诺的请求。毛泽东的配合让斯诺兴奋异常。接下来一连几个夜晚，毛泽东向斯诺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个人经历和长征问题。斯诺奋笔疾书，一直到困得倒头便睡为止。这几个夜晚同斯诺的谈话，是毛泽东唯一一次比较完整地详谈自己的经历。后来，斯诺据此撰写完成了《毛泽东自传》一书。
在对毛泽东等人进行了深入访问之后，斯诺又遵照毛泽东“到前线去看看”的意见到前线生活了一个月。在苏区期间，他不仅对红军战士坚定的革命信念、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乐观主义精神有了切身感受，也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质朴的作风、诙谐的谈吐、渊博的学识、宽大的胸怀和对中国及世界的未来洞见，令斯诺着迷、折服。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认真求实的精神，也让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深深感动。
1936年10月，斯诺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苏区。回到北平住所后，他便开始在一些英美报刊发表系列新闻通讯报道，客观公正地报道自己在中共革命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1937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西行漫记》）一书出版后，在国际国内产生巨大反响。一时间，中共苏区成了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关注热点，外国记者先后进入苏区，大批华夏热血青年也争相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又对中国进行了三次访问，与毛泽东的友情更进了一层。尤其是1970年秋天，斯诺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信使”访问中国。期间正值中国举行21周年国庆，他被毛泽东邀请到首都北京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之后，斯诺与毛泽东畅谈了五个小时，然后将毛泽东有意缓和中美关系的态度准确地传达给了外界。
就在中美关系日益缓和之际，斯诺不幸于1972年2月15日在瑞士日内瓦郊区的住所与世长辞。毛泽东发去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毛泽东对斯特朗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进步作家。1925年后，她多次访问中国并积极报道中国革命情况。1946年，已经61岁的斯特朗第五次来华，并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8月6日，她受邀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所进行访问。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斯特朗印象深刻：“毛泽东身材魁梧，毫无拘束。举止像美国中西部的农民，行动缓慢而从容。他那略带扁平的圆脸上，有一种平静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来变得生动而幽默。在乱蓬蓬的浓黑头发的下面，高大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活跃，富有洞察力，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注意。”同时，毛泽东对世界的了解也让她十分惊讶。
正式谈话开始后，斯特朗提出了许多问题，毛泽东都一一作了解答和阐述。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的谈话富于哲理，内容丰富生动，通俗易懂，使首次聆听毛泽东谈话的斯特朗忘掉了一切。谈话结束后已是午夜，毛泽东亲自打着纸灯笼照明，把斯特朗送下山坡。
这次谈话不仅让斯特朗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也深刻感受到了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她评价道：“毛直率的谈吐，渊博的知识和诗意的描述使他的这次谈话成为我所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谈话。”
斯特朗在延安一住就是8个月。期间她多次见到毛泽东，或在聚餐会上，或在京戏台子前，或在舞会上。1947年初，陕甘宁边区形势恶化，斯特朗不得不离开延安。临行前，她再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向斯特朗介绍了延安地区形势，并且告诉这位友人：“等到我们再一次同外界有了接触的时候，你可以再来。”毛泽东分析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时指出：“美国反动派背着沉重的负担。他要豢养全世界的反动派。假如他不豢养他们，他们就会像没有柱子的房子一样倒坍。然而，就像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美国反动派最后也会被证明不过是纸老虎。强大的是美国人民，他们是真正有力量的。”斯特朗说，毛泽东的话“就是现时代的伟大真理，毛泽东关于纸老虎的名言所阐明的就是真理”。通过在延安的采访，斯特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她表示：“中国才是我愿意度过后半生的地方。”
1958年，经过10年的努力，斯特朗终于来到中国定居，于1970年逝世。在她定居中国后，又多次见到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在武汉东湖宾馆，他们几次畅谈。
史沫特莱评价毛泽东“无与伦比”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937年1月，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7个多月的采访。
在延安，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一直响到深夜。她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著作，向世界宣传了中国革命。在近距离的接触后，史沫特莱给予了毛泽东高度评价：每一个其他共产党领袖都可以和另一个民族或另一个时代的某个人物相比，但是毛泽东无与伦比。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
思维活跃、精力充沛的史沫特莱在延安不局限于采访和写作，她还负责扩展延安窑洞图书馆外文书籍、努力工作吸引外国记者到延安。
为打破延安沉闷、枯燥的业余生活，史沫特莱陆续教会了朱德、周恩来等人跳交际舞。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都会举行晚会或舞会。
七七事变爆发后，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史沫特莱即刻离开延安，带着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之后，她凭借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深厚感情，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1941年因病返回美国后，她继续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写作、演讲、募捐。到1950年与世长辞为止，史沫特莱一直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斯诺：第一个走近毛泽东的西方记者
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1928年7月来华后，斯诺就一直对中国实际生活进行深入采访。1935年中共中央及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引起了斯诺的关注，并决定到苏区一探究竟。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引荐和精心安排下，斯诺绕过重重封锁来到了陕甘宁边区。
斯诺的到来有助于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舆论封锁，因此他的访问受到了欢迎和重视。7月15日，毛泽东正式邀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可以结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毛泽东的谈话，开宗明义、简洁有力，一下子就抓住了斯诺的心。在接下来的数天里，两人的话题深入而广泛，包括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持久战、统一战线问题、战略战术问题、组织和武装民众问题、内政问题、中共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等。因为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谈话常常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多才结束。
多日的长谈中，毛泽东只谈中国的革命等问题，对斯诺所提的个人经历问题一直避而不谈。斯诺不肯放弃，在冥思苦想后决定用一下激将法。他对毛泽东说：“因为国民党四散流言，外界对您的传言很多，有的人说您有三个老婆，那您能不能谈谈自己的真实经历好让外界了解您呢？”斯诺的话让毛泽东很意外，为了纠正此类传言，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答应了斯诺的请求。毛泽东的配合让斯诺兴奋异常。接下来一连几个夜晚，毛泽东向斯诺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个人经历和长征问题。斯诺奋笔疾书，一直到困得倒头便睡为止。这几个夜晚同斯诺的谈话，是毛泽东唯一一次比较完整地详谈自己的经历。后来，斯诺据此撰写完成了《毛泽东自传》一书。
在对毛泽东等人进行了深入访问之后，斯诺又遵照毛泽东“到前线去看看”的意见到前线生活了一个月。在苏区期间，他不仅对红军战士坚定的革命信念、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乐观主义精神有了切身感受，也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质朴的作风、诙谐的谈吐、渊博的学识、宽大的胸怀和对中国及世界的未来洞见，令斯诺着迷、折服。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认真求实的精神，也让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深深感动。
1936年10月，斯诺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苏区。回到北平住所后，他便开始在一些英美报刊发表系列新闻通讯报道，客观公正地报道自己在中共革命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1937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西行漫记》）一书出版后，在国际国内产生巨大反响。一时间，中共苏区成了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关注热点，外国记者先后进入苏区，大批华夏热血青年也争相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又对中国进行了三次访问，与毛泽东的友情更进了一层。尤其是1970年秋天，斯诺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信使”访问中国。期间正值中国举行21周年国庆，他被毛泽东邀请到首都北京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之后，斯诺与毛泽东畅谈了五个小时，然后将毛泽东有意缓和中美关系的态度准确地传达给了外界。
就在中美关系日益缓和之际，斯诺不幸于1972年2月15日在瑞士日内瓦郊区的住所与世长辞。毛泽东发去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毛泽东对斯特朗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进步作家。1925年后，她多次访问中国并积极报道中国革命情况。1946年，已经61岁的斯特朗第五次来华，并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8月6日，她受邀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所进行访问。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斯特朗印象深刻：“毛泽东身材魁梧，毫无拘束。举止像美国中西部的农民，行动缓慢而从容。他那略带扁平的圆脸上，有一种平静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来变得生动而幽默。在乱蓬蓬的浓黑头发的下面，高大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活跃，富有洞察力，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注意。”同时，毛泽东对世界的了解也让她十分惊讶。
正式谈话开始后，斯特朗提出了许多问题，毛泽东都一一作了解答和阐述。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的谈话富于哲理，内容丰富生动，通俗易懂，使首次聆听毛泽东谈话的斯特朗忘掉了一切。谈话结束后已是午夜，毛泽东亲自打着纸灯笼照明，把斯特朗送下山坡。
这次谈话不仅让斯特朗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也深刻感受到了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她评价道：“毛直率的谈吐，渊博的知识和诗意的描述使他的这次谈话成为我所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谈话。”
斯特朗在延安一住就是8个月。期间她多次见到毛泽东，或在聚餐会上，或在京戏台子前，或在舞会上。1947年初，陕甘宁边区形势恶化，斯特朗不得不离开延安。临行前，她再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向斯特朗介绍了延安地区形势，并且告诉这位友人：“等到我们再一次同外界有了接触的时候，你可以再来。”毛泽东分析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时指出：“美国反动派背着沉重的负担。他要豢养全世界的反动派。假如他不豢养他们，他们就会像没有柱子的房子一样倒坍。然而，就像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美国反动派最后也会被证明不过是纸老虎。强大的是美国人民，他们是真正有力量的。”斯特朗说，毛泽东的话“就是现时代的伟大真理，毛泽东关于纸老虎的名言所阐明的就是真理”。通过在延安的采访，斯特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她表示：“中国才是我愿意度过后半生的地方。”
1958年，经过10年的努力，斯特朗终于来到中国定居，于1970年逝世。在她定居中国后，又多次见到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在武汉东湖宾馆，他们几次畅谈。
史沫特莱评价毛泽东“无与伦比”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937年1月，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7个多月的采访。
在延安，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一直响到深夜。她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著作，向世界宣传了中国革命。在近距离的接触后，史沫特莱给予了毛泽东高度评价：每一个其他共产党领袖都可以和另一个民族或另一个时代的某个人物相比，但是毛泽东无与伦比。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
思维活跃、精力充沛的史沫特莱在延安不局限于采访和写作，她还负责扩展延安窑洞图书馆外文书籍、努力工作吸引外国记者到延安。
为打破延安沉闷、枯燥的业余生活，史沫特莱陆续教会了朱德、周恩来等人跳交际舞。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都会举行晚会或舞会。
七七事变爆发后，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史沫特莱即刻离开延安，带着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之后，她凭借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深厚感情，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1941年因病返回美国后，她继续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写作、演讲、募捐。到1950年与世长辞为止，史沫特莱一直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