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数字金融建设的着力点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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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了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新机遇.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乘着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浪潮,尝试数字化变革.金融业作为数据密集型和技术驱动型行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是必由之路.如何紧跟前沿领域数字化转型发展步伐,找准数字金融高质量建设的着力点与落脚点,成为摆在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面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在此大背景下,发展数字金融具有更为突出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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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5-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投资者潜在账面收益衡量投资者回报,实证研究收益率的非对称性表现如何影响投资者回报,并从交易制度视角进行解释,研究表明,投资者在日内盈利而在隔夜亏损,这一收益结构的失衡与中国股市日夜期间收益率的不对称分布密切相关;无论在个股还是资产组合层面,隔夜期间产生的负收益无法由日内期间的正收益弥补,尤其是当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时,隔夜收益对投资者回报的边际影响显著高于处于盈利状态时;T+1交易制度造成的股票隔夜收益折价降低了投资者的总回报,是导致投资者亏损的客观原因.因此
从行业碳排放的视角,用投资组合和因子研究两种方法对企业碳排放与投票收益的相关性问题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股票市场在2013-2014年间经历了从绿色激励到碳风险溢价的逆转:2012-2014年间,碳排量低的企业股票能获得显著的绿色激励,而2013-2017年间,碳排放量高的企业股票存在显著的碳风险溢价;在模型中加入碳排放权价格因子发现,碳排放权价格因子能一定程度上吸收2013-2017年间的碳风险溢价,说明2013年来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所能增加市场碳风险溢价.为保障股票市场中的绿色激励,
不确定性已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基于2008-2019年中国50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金融机构风险传染网络,从微观层面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显著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其不仅会加剧金融机构的风险传染性,而且会加重金融机构自身的脆弱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证券、房地产和金融控股四类部门风险的影响效应最为显著,在经济政策不确定较快上升时期,银行、证券和房地产部门表现出显著的风险净溢入效应,而金融控股部门则表现出
收入增长与农户借贷渠道正规化同步发展是一个普遍性规律,但中国却呈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基于农户分化背景,以信息联结为视角,使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Order Probit模型探究收入增长与农户借贷渠道选择的关系,并采用eoprobit模型纠正多重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中国存在“正规化悖论”,即随着收入增加,农户的借贷渠道发展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进一步分析表明,借贷渠道的倒U型发展并不是金融市场萎缩或结构性互补所导致的,而是农村金融市场出现了两部门的信息联结.厘清中国农户借贷渠道演
核心企业在其产业生态圈及供应链金融中处于主导地位,但银行对于核心企业描述所需要的内容依然简单零散,缺少系统性规划,不足以满足其生态圈或供应链金融的需求.本文探讨的是银行在构建核心企业数据集市或其他数据工具描述核心企业时应考虑的内容框架,数据平台将按照内容框架对核心企业数据进行分类、整合、处理、存储和价值挖掘,并集中向其他系统与场景统一提供与核心企业相关的输出,服务其生态圈与相关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市场拓展、风险控制、客户价值等场景.
在互联网金融诈骗产业化、规模化,且广泛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背景下,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先进技术为金融机构提高反欺诈能力提供了新的方向.平安银行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知识图谱、IP定位等科技手段搭建了GUARD对公反欺诈体系,通过有监督训练随机森林、XGBoost、SVM及神经网络(ANN)等机器学习模型,不断学习数据模式,在完成变量选择的同时择优输出针对欺诈风险的概率预测.
基于2010-2018年103家中国商业银行的年度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包括资本监管压力、产权比率和资本密集度等在内的银行资本变化引致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效应及其作用渠道,结果表明,银行资本结构改善可明显增强其风险承担能力.具体而言,资本监管压力与银行风险呈显著“U”型关系,资产收益率是其影响渠道;产权比率则与银行风险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资产收益率发挥的中介效应大小占比为14.97%,资本密集度与银行风险负相关,资产收益率为其影响银行风险的中介渠道,中介效应大小为17.99%.
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会议总结了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指明了方向,吹响了号角,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体现了我们党重视和善于运用历史规律的高度政治自觉,以及牢记初心使命、继往开来的自信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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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与金融监管相融合,探索建立以监管部门为中心、以金融机构为节点、以数据为驱动的监管科技应用架构,在提升金融监管效率、防范金融风险、增强穿透性监管能力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取得初步成效.但实践中仍存在监管科技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标准化体系不完善、软硬件和复合型人才缺乏、监管机构间合作不畅等问题,亟待关注.
随着中国股市快速发展,基金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规模得到迅速扩展.以2010-2020年在中国注册的基金公司旗下基金为样本,从所获取调研信息文本切入,分析参与调研的机构投资者能否做到“知行合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以基金公司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参与调研后能达到“知行合一”的行为状态,治理水平、所管理投资组合涨幅、所有权性质、所处区域文化氛围以及基金经理个人特征是影响“知行合一”行为状态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