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都说普通话、写规范字，遇到麻烦最便捷有效的方法就是求助于字典。先秦时期，文字杂乱，且不追究那远古的符号起源，单看东土六国和西土文字就是千差万别，这样的差别在大一统的帝国里妥妥的是不安分的因素，书同文也就显得势在必行了。书同文一行，六国文字皆废，秦大篆也随之改进为小篆，通行全国。书同文必有依据，可是并未见太多史书资料记载具体事宜，原因其实也不难想见，考试大纲、教改规定之类的政策性书籍，谁又会悉心保存呢？
　　可用字时候怎么办？战国到秦汉期间，已不可考的作者完成了中国流传下来的第一本字书——《尔雅》，没有读音，只按意义归纳总结。后来又有一本体例相似的《释名》，汉代刘熙所著，分门别类解释词语。随后许慎耗时二三十年，完成了文字学上的不朽名著《说文解字》，分五百四十部，按每部形体特点分别排列、据形系联。书同文只解决了书面形式，方言语音还不统一，扬雄钻菜市场、蹲城门口，和大街上的老太太搭话，多方收集方言词语，著成《方言》一书。此四者，为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基础之作、经典之作，其中最出彩的，非《说文解字》莫属。
　　两汉时代的文学、语言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持续时间不短，那就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古文经”就是指秦以前用鲁国文字写的经书，而“今文经”是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的经书。两种经书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个不同恰好反映了从战国到汉代中国文字的演变历程。秦始皇确立了小篆作为标准字体，结束了战国时代文字异形的混乱，直至汉代，汉字已经发展到更加简便易识的隶书，别说战国文字，就是“同书文字”小篆也为多数人所不识了。武帝末年，鲁恭王扩建自己的院子，挖了孔子的老宅，从老宅的墙壁里发现了一批儒家经典，《尚书》《论语》《孝经》等书均有，从文字形体到内容都和当时拿隶书写的不一样，刘向拿着比对了一下，得出结论“文字异者，七百有余”。但西汉时期的经学博士都是今文经学一派，官学也不教古文，而且当时的解经风气并不好，解释一点不科学，长篇大论、拆解字形，不顾语言本体。到了东汉，古文学派优势显现，他们注意从语言本体出发，从语言事实本身着手去解释文章，当然这些人也有出错误的时候，但他们总体上治学态度比较严肃，后人所谓的“朴学”“汉学”“实事求是之学”主要说的就是古文经学派的治学。这个学术争端直接推动了汉代文字学的发展，经过百余年的积累，培养出一批文字学家，产生了《说文解字》这样的优秀字书，可以说古文经学派战胜今文经学派的标志性成果就是《说文解字》了。
　　这篇《说文解字序》可以说是文字学研究的必读篇目，它详细道出了许慎著述的方法和目的，也体现了他的学术观点。许慎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的巨著，相比社会、历史条件，成就他的是先进的学术观点和科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阐明的。首先，许慎是讲发展的。汉字是发展的，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用发展的视角看问题一点也不难理解，可是在汉代，今文学家认为字是仓颉造的，他们把秦之隶书当作远古仓颉所造，理由简单：辈辈相传、几无改移。许慎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文章一开头就讲述了汉字演变历史 ，从黄帝的史官仓颉“初造书契”讲起，一直讲到秦始皇统一文字，讲到隶书产生、古文废绝。甚至还谈到战国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许慎抓住“文字异形”进行了梳理，至于“言语异声”的问题直至明人陈第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才打破了音韵研究的坚冰，随后音韵成就叠出。由此可见许慎的发展观点十分科学前卫。
　　接下来，许慎就用系统性来说话了。学者研究任何一个事物，都要努力去揭示研究对象的内部系统，许慎研究发现，汉字的内部结构有严密的系统性，这就是“六书”。这个说法在战国时代已经提出，《周礼》就提到了，但第一个发展完善了六书，并用六书的概念来大规模进行分析的人是许慎。许慎能从古文字本身去研究每一个汉字的内部结构，开创了“据形系联”的部首归字法，不仅揭示了汉字字义内部的系统性，也为后来的部首检字法打下了基础。
　　还有就是广收材料，讲证据。今文经学派不能承认文字的发展观点，对着一堆古文字无从解释，只好采取“不承认”的办法，说这是好奇之人的伪书。许慎大量收集他所能看到的古文字，一般有三种：篆文、古文、籀文。篆文指的是秦代小篆;古文就是战国时的鲁国文字;籀文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通用文字，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大篆。这些字的形体是有差异的，许慎“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不光不厌其烦地做着琐碎的技术工作，还谦虚地去请教“通人”，即有知识又有见地之人，取众家之长。
　　在中国语言学史上，许慎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物，《说文解字》虽然不是第一部字典，但它的出现标志着文字学、字典学真正独立了出来，他阐明了文字的重大意义：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文字与五经六艺的关系、文字与王政的关系、文字的传承作用，一句话说得明明白白。
　　至于饱受批评的“许慎为‘尊孔读经’服务”论，则说明了他的时代性，许慎的思想是属于儒家学派的，在汉代环境下，讲古文解经也并无不可。作为一篇序言，《说文解字序》是长了一些，但是其中闪现的传统性和先进性，都光辉熠熠又厚重朴实。
　　李贺（约公元790年-约817年），字长吉。唐代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家居福昌昌谷，故后世称其为“李昌谷”。李贺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大郑王）后裔，但到其父李晋肃时，已家道中落，不过，他对自己有李唐宗室高贵血统这一点十分自豪，在诗中一再提起，如“唐诸王孙李长吉”“宗孙不调为谁怜”“为谒皇孙请曹植”等等。
　　李贺才思聪颖，是天才式的人物。相传贞元十二年（公元796）李贺才七岁，韩愈、皇甫湜造访，李贺援笔写就《高轩过》一诗，从此名扬京洛。年纪稍长，李贺白日骑驴觅句，以锦囊搜集好句，晚上回家探囊整理，焚膏继晷，其母担忧他“呕出心乃已”。
　　李贺是“长吉体诗歌开创者”。诗歌内容主要有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描写幻想中的神鬼世界，书写人民的疾苦，揭露时弊、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昏聩，歌颂边塞将士英勇卫勉等。诗风以空灵见长，他擅长以奇特的语言营造悲冷的氛围。诗歌意象跳跃，结构不拘常法。他的想象神奇瑰丽、旖旎绚烂。他刻意追求诗歌语言的瑰美冷峭，造语奇隽，凝练峭拔，色彩浓丽，笔下有许多精警、奇峭而有獨创性的语言，如“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玉轮轧露湿团光”（《梦天》）等。宋代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说：“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