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时针拨回八百多年前。晚年的朱熹因屡次秉直论事，得罪权臣，被斥为“伪学逆党”。他去世时，“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老友辛弃疾立即前往朱子灵前哭祭：“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如今，朱子被视为迂腐的卫道士，尽管持此观点的人大部分都没有读过他的书。我还记得，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辛弃疾——这位23岁即率50骑兵直闯5万金兵营地生擒叛徒的万人杰，被老师讲到更多的是他词作的内容、意象、语言、表现手法。学生背熟了这些，即使没读过一首辛词，亦可以在考试中拿高分。
　　后来我在哲学系读研，师生们往往乐此不疲地从朱子的文章或语录里提炼概念、编织体系。我接触到大量文史哲论文，眼见一个个曾在历史长河中激起巨浪的人物，变成沉默的“文本”，供学者分析、挪移、拼接、解构、重构。
　　黄侃说，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读过苏轼和王维的诗文后，会在看到苏轼评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时，慨然有与前贤“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之感。不知从何时起，这种心情上的相通，突然显得浅薄了，似乎只有爬梳材料、挪用理论，长篇大论地分析王维诗中的画境，才配得起专业、称得上深刻。
　　今天，文以载道是过时的，变化气质是虚伪的，过于介入体制和大众是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人文精神退守象牙塔，稍有逾越，便有与俗流合谋之嫌。于是，人文的骄傲只剩下对专业话语的执掌和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
　　我在《“青椒”之焦》里写到英年早逝的学者张晖，他那一连串困惑让我印象深刻：传统的知识并不能帮助你解释现实的问题，我不要求解释股票、楼市之类，但人心怎么办？社会往哪里发展呢？国家怎么办呢？小到学术怎么发展，我们单位怎么啦？是不是我从事的文学这个行业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些问题呢？那我为了解释这些困惑，要不要找一个更有威力的专业来进行学习呢？
　　在受访者身上，同样的困惑依稀可见。最初我向编辑报题，本想写成一篇小专题。但在采访和阅读资料的过程中，大学青年教师的生存现状逐渐清晰，而张晖提出的问题竟坠入更深的迷雾。种种现实之困在大学青年教师中普遍存在。受访者出于性情、志趣、思维方式及个人境遇的差异，对这些困境的体验深浅不一，得出的思考莫衷一是。因此才会有大量相关的专题报道和学术讨论，努力想要穿透繁芜的枝节，去寻求“青椒”之困的原因。遗憾的是，他们往往将读者引向对象牙塔外的体制或人心的批评，鲜有对人文自身的反思。毕竟，如果说象牙塔上仍闪耀着人文之光，那么它的荣耀不在于高不可及，而在于引人向上。
　　这么说并非要苛责“青椒”们，也不是刻意要写出不一样的报道。我采访到的十几位青年教师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理想主义气质，正因为我们站在理想主义者这边，才更应反求诸己。
　　张晖的一连串提问，可以归结为同一个问题——人文何为？我不得不回溯大学“人文”的历史，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一种解答。
　　这当然不是我一己之力能办到的。不过，若有读者看过我的报道后，能对这些问题有更多的关注，则我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