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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守门员这个位置本身已经是足球场上的特殊角色，那么王大雷则可以说是“特殊中的特别”——在球迷的认知里，他是那种极少数能给守门员这个讲求稳定、冷静的球场角色标记上属于自己鲜明性格特点的球员。
他曾被视为中国足球难得的栋梁之材，却因十年前一系列负面事件被贴上了“问题少年”的标签，一夜间攻讦之声代替了所有的溢美之言，嘲讽与偏见瞬间奔涌而来，世俗的陈规险些击溃了他体内最后一颗叛逆的因子。
“我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我不是无意为之，而是故意的，我就是要告诉你们我不想和你们一样。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做重复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事情改变一下？”如今，28岁的王大雷坐在我们对面，微挑的眉毛上依然带着毫不掩饰的张扬。
好动的大雷因为喜欢玩沙子而成了沙坑里的常客——那里通常是守门员的训练场地。看着同龄的小伙伴们在沙坑上飞来飞去，他心里痒痒，想着当守门员应该是件又帅又好玩的事儿。所以当父亲和教练让他尝试当守门员时，王大雷没有丝毫犹豫，一口应了下来。
1995至1997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初期的繁荣景象，对于大连人是种骄傲的集体记忆：大连万达两夺甲A联赛冠军，并创下了职业联赛55场不败的神话，拿着高收入的球员成为了市民心中的“城市英雄”。这座城市里越来越多的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踢球，而作为中国足球曾经的“黄埔军校”，有着足球青训传统的大连东北路小学当时几乎囊括了82-89年出生的所有年龄段的足球小将。
“那时候（参加足球训练的）加起来得有上百人，大家都在一块场地训练，每个队一撮分开，守门员也是单独的一撮，足球氛围特别好。”王大雷回忆说，“不过当时真的没想太多，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父亲的意思就是让我踢球锻炼锻炼，也没想过以后能踢出来或者指着这个吃饭。”
贪玩的王大雷几乎把他所有业余时间都贡献给了那片不大的训练场：每天早晨六点他就要到学校晨练，然后和大家一起上文化课，下午三点上完课再进行专业训练，在不加练的情况下也要晚上六点才能结束。带着一身泥土和疲惫回到家后，还要继续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他经常写着写着就合上了眼皮，然后等来的就是父亲的一顿暴揍。
上课、训练、写作业，当邻居小朋友肆意享受童年的时候，他只能在父亲严厉的看管下，度过那段本该斑斓却变得枯燥的时光。
“我能理解以前的教育方式，也知道是为了我好，所以一点儿都不恨他。现在偶尔想想也很残酷，我确实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
当年那个丢掉童年的孩子，如今家里堆满了各种老式游戏机，Gameboy、PlayStation一代，这些他孩提时代曾拼命渴望的东西，后来被他一一买了回来。“小时候，妈妈把所有的钱都攒下来给我踢球用了，更多的是买一双新鞋、一副好手套，或是一身舒服的训练服，所以在其他方面的开销就少了很多。”
1998年，为了供儿子踢球，王大雷的父母在大连中华市场旁边的小胡同里开了一家“球娃烧烤店”，生意做得红火，家里才开始周转得开。虽然日子过得始终不算太富裕，但王大雷的父亲王建英对儿子的吃穿一直很讲究。那年春节，父亲花1000多块钱为王大雷置办了一身耐克的“行头”，放在二十年前，这绝对算得上是个“奢侈”的举动。
前有职业化的影响，后有2008北京奥运会的“引导”，85—87年龄段的足球人才是中国足球历史上“井喷”的一批，尽管在同龄人中，王大雷的身体条件并不算出色，但争气的他开始日渐显露自己的足球天赋。王大雷内心并不拒绝成为一名职业球员，理由很简单：“踢足球一年怎么也能賺个几十万吧？”
2003年，王大雷赚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他入选国少队，每天可以拿到30元补助费，一个月下来就是900多块，后来，攒了好一笔“巨款”的他终于没忍住，去折扣店里买了双乔丹篮球鞋，那是一个在几年前曾被父亲拒绝过的少年心结。
少年长大了，开始有思想，也更懂得勤奋和努力对一名志在走向职业道路的球员，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2003到2004年，国少队备战U17亚锦赛，整个队伍直接拉到潍坊的鲁能足校去训练，“累到什么程度？就是晚上回去开始尿血了。”王大雷说，“现在想想，那真是练得最苦的一段时间，因为那时什么都没有，所以要拼命地练，不可以有一点松懈，年轻，比较能咬牙。”
王大雷也想过放弃，“可是父母为你练球付出了这么多，你对得起他们吗？好多人觉得信念这词就是狗屁，但我觉得很重要，我真的是靠信念支撑到现在的。”
天道酬勤。2004年9月的日本静冈，中国U17的年轻小伙子们一路过关斩将，并在决赛中以1：0的比分战胜朝鲜，时隔12年再夺亚青赛冠军，王大雷则凭借出色的发挥当选了该届赛事的最佳运动员。
这也是中国足球国字号队伍到目前为止最后一次的夺冠记忆，这个荣誉后来以文身的形式出现在了王大雷的右臂上，成为了他生命中一个里程碑式的记忆。自此，那个在爸爸“棍棒”下长大的男孩，真正闯进了血雨腥风的足球江湖，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 “降了级”的梦想
2016年，王大雷度过了自己职业联赛的第十个年头，这十年无论是巅峰或低谷，坐在他面前的记者通常都会抛出同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再次面对这个问题，王大雷先是一顿，然后坚定地摇摇头。
“其实现在做的，只是帮父亲完成了他的梦想。我妈妈曾经是田径运动员，爸爸也踢过球，后来没踢出来，他可能也是把这种足球理想寄托在了我身上吧，所以只能说我帮父亲完成了他的梦想，也间接稀里糊涂地出了名。”
完成父亲愿望的王大雷，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内心曾有过的三个“小愿望”：
第一个愿望，拥有一部日思夜想的诺基亚8850手机——在小学毕业转到大连铁路队后，他费九牛二虎之力从爸爸那里“求”得了这部手机。
第二个愿望，拥有一部某德系名牌轿车，从十几岁开始挣钱的他几乎把所有钱都给了家里，直到去年才攒够积蓄买了这辆心仪的车——当然车主的名字，是他疼爱的老婆。
第三个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去曼联踢球，身着红魔的球衣成为老特拉福德球场的主人——但最终他只能将希望寄托给别人。
2004年初，同样出自东北路小学的董方卓签约曼联，王大雷特别为他开心。“我说终于有中国球员能去曼联了，想一想，我可能这辈子也去不了，所以就把这个目标降低了一点，心里想着能去欧洲踢球就行。”
这一年年底，他在亚少赛上出色的表现吸引了法甲球队里尔的注意，对方给了他一个去法国试训的机会。接到通知后，王大雷只身一人前往里尔，并在那个陌生城市待了近半个月。
他没想到，这个法国北部最大城市的球队的硬件条件会让他大跌眼镜：“基地差得不能再差了，还没有我06年在上海联城时候的基地好。包括开的车，都是一两万欧元的，很破很破。”
他被球队安排住进了一个清僻镇子里的酒店，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坐在酒店窗前看着外面清冷的雪花，未满16岁的漂泊少年第一次如此强烈感受着孤独的苦楚。恋家的王大雷几乎要支撑不下去了，没有父母、没有经纪人，身边连一个可以说母语的伙伴都没有，短短的15天，在他眼里如一年般漫长。
给家里打电话，进了电话亭，王大雷坐在那就开始哭，又要忍住哭声不敢让爸妈知道，怕他们担心。
“那时候确实想，我真的过不了这种生活，太寂寞了，太难熬了。”回忆带来的刺痛感，让眼前的硬汉短暂地显露出了一丝无助，“后来我还给爸爸妈妈写过一封信，是带着眼泪写的，我说我真的特别想他们，特别想回家。”
幸运的是，他后来认识了一位国内驻法国记者“赵哥”，后者会偶尔拉他去外面改善一顿伙食，或是在俱乐部里充当他的翻译。这或许也是后来王大雷潜意识里会使劲看美剧、学英语的初始动力，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济南，王大雷都是训练场和球场上和外援没有沟通障碍的国内球员，即便是德罗巴这样的大牌，也一样跟王大雷嘻嘻哈哈。
扫清语言障碍，熬过了最痛苦的适应期，王大雷开始充分展现自己在守门员位置上的天赋与能力。里尔队的体育总监找王大雷谈了多次，想让他留下来，并承诺，“我会让你和你的父母在这边生活得很舒服，不愁吃喝。”王大雷对这样的待遇很满意，因为这样他可以像很多来自欧洲之外国家的小球员一样，既可以完成自己留洋的梦想，又不用独自在异乡忍受孤独。
然而，成年世界里的游戏规则又一次扑灭了这个少年的梦想，他当时的母队大连铁路俱乐部无意中成为他留洋路上的阻碍——培养球员需要成本，俱乐部也必须维持日常的运营，所以他们提出需要里尔支付一笔转会费；里尔想要王大雷，但他年龄太小，又要占用一个非欧盟球员名额，且俱乐部资金状况一直不理想，这是他们不可回避的现实。
原本只用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当时在王大雷一家看来却是一道无解之题。“没有办法，如果那时候家里能有50万存款的话，我就把自己买了。也许这就是命运吧，注定我就是去不了。”
至今，那笔约50万元的转会费都是插在他心里的一根刺。
随后几年，他又先后到意大利国际米兰和荷兰埃因霍温进行了学习和试训，最后都因种种原因没能成功转会，以王大雷为代表的中国守门员的留洋壮志，依旧是一枕黄粱。
王大雷说他很信命，有些东西既然无法改变，那就顺其自然好了。但他没有掩饰自己的遗憾，手里那两个一直被匀速盘着的核桃也不自觉地转得快了些，摩擦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像是对命运做出的最后抗争。
雪藏和拯救
虽然没能如愿留洋，但王大雷很快便在中超赛场上迎来了自己职业联賽的首秀。
2006年，年仅17岁的王大雷被朱骏从大连带到了上海联城。在当时，这并不是一桩被所有人看好的生意，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满脸稚嫩的少年，究竟能为新东家带来多少能量。
3月11日，2006赛季中超联赛在西安揭幕，陕西浐灞国际队坐镇主场对垒上海联城，近6万名球迷把陕西省体育场塞得满满当当。点球、旧主、德比，这场扭结了足球世界里所有爱恨情仇的比赛，让陕西球迷用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疯狂地释放着自己的情绪。
这是王大雷的第一场职业联赛，也是他第一次以球员身份感受到球迷如此炽烈的情感。“陕西六万人在看球，那是什么概念？太难忘了，我很享受球场上这种氛围。”
“比赛前一晚，我记得当时大概12点就上床，然后睡到两点钟起来一次，三点钟起来一次，五点钟起来一次，再起来就八九点了，断断续续的几乎没睡。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场比赛一定是我首发，对自己在队里的位置肯定是有预判的。但还是抑制不住兴奋，特别兴奋。”
赛前，为了激励队员全力争胜，朱骏把100万现金带到了更衣室，“当时老朱打开箱子，说今天赢了就把这100万现金分了。06年啊，100万现金，我说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尽管他们没有赢下那场价值百万的比赛，但王大雷在比赛中发挥出色，他高接抵挡并多次扑出了对手的有威胁射门，最终仅因对方前锋射进的一粒点球而没能帮助球队拿到揭幕战的胜利。 从此，“天才少年”的帽子被稳稳地扣在了他的头上：他创下了中国顶级联赛最年轻门将的纪录，并获得当赛季中超最佳新人奖项；他入选了朱广沪带领的国家队，且参加中国和伊拉克的比赛，以17岁零136天的年龄成为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最年轻的国脚；他远赴亚平宁半岛，在国际米兰完成了一周试训，让中国足球离顶级豪门更近一步。
对于任何一名有点野心的球员来说，这样的成绩都算得上“梦幻”。但当我向大雷一一列出这些“壮举”时，他反而迅速从上一个话题的兴奋中抽离了出来，变得格外冷静，一字一顿地吐露着心声：“现在想想那段时期，挺害怕的，太可怕了，比较后怕。”
三个连续的“怕”字从王大雷的嘴里说出来，或许，那段让他无比荣耀时光的背后，藏着更多难以修复的伤痛。
“如果没有这段突如其来的经历，我可能会走得更好、更平稳，不会太作，也不会太骄傲。当所有的光环都在你的头上，所有的媒体都捧你，所有的商业都来找你，你到哪都是一颗闪耀的星，除了没钱，什么都有了。怎么可能不膨胀？为什么不膨胀？”
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是从哪时开始被骄傲自满击垮，似乎一夜之间，世界就变了模样。他学会了喝酒，开始泡吧，留给夜场的精力永远比球场旺盛，如同所有叛逆期的男孩，把青春当做最廉价的消耗品，不懂克制，也没有节制。
折腾了一年，招摇的王大雷终于不得不开始吞食自己种下的苦果，他不仅在杜伊执教的08国奥队中丢掉了主力门将的位置，更因在联赛中屡现低级失误而被俱乐部“封杀”。
当所有人都对他绝望透顶时，仍有一人不愿意就这么轻易放弃自己的爱将。
“当时大家都说，这孩子完了、废了，肯定是被朱骏封杀掉了。但那个时候老朱其实对我特别好，他把我叫过去，说，一个月给你发一千块钱，然后上队里呆着去，吃喝拉撒都在队里，你也别出去了，酒吧什么的都别去了，每个月我让财务按时给你打钱。”
朱骏给了王大雷半年的时间：“这半年你要是能活过来，明年你还踢，要是活不过来，就自己拿着衣服回家就完事了。”王大雷回答：“这太简单了，怎么能活不过来呢，你放心吧，没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有一次王大雷的朋友到上海找他，为了尽地主之谊，掰着手指头过日子的王大雷只好去找朱骏。“我说我实在没钱了，人家都知道我混得好，这么大老远来了怎么也得请人家吃顿饭，唱个歌什么的，你借我点钱吧。”朱骏点头答应，并立刻给司机打电话，让他给大雷送了三千塊钱。
尽管“封杀”二字被外界传得沸沸扬扬，但王大雷心知肚明，朱骏此时的“雪藏”其实是对他最好的保护。他老老实实待在队里混了半年，白天睡大觉，晚上看美剧、打游戏，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下午训练时去混个场，踢两脚球。
“隐身”的半年时间内，王大雷开始逐渐被头条遗忘，他终于可以远离媒体和球迷的口诛笔伐，也不再轻易被卷入争议话题的漩涡。看似自暴自弃的生活，却让他彻底地冷静了下来。
“我坚信自己还会成功，即使被雪藏了那半年，我还是很坚持，如果换一个人，可能这辈子都爬不起来了。老朱真的对我很好，他愿意拉我一把。”这么多年，无论外界对朱骏有多少负面的评价，王大雷始终力挺自己的老板，连他的父亲王建英也说朱骏是儿子的恩人。
触底反弹
从2007年上海联城并入申花开始，王大雷身上就一直穿着那身蓝色球衣，他随申花南征北战七个赛季，凭借一次次力挽狂澜的表现，成为了球队防线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道大闸。
联赛的表现，让王大雷依旧是国奥队和国家队门将位置的常客，但也让他和低谷中的中国足球一起受尽了“侮辱”。
2010年广州亚运会，国奥队在天河体育场进行的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以0：3的比分惨败日本。赛后，表现糟糕的国奥球员成了媒体和球迷重点攻击的对象，被灌进三球的王大雷自然没能躲过网友的讨伐。面对舆论的指责，他连发三条言辞激烈的微博抨击媒体球迷。
“我当时喷了很多媒体记者和球迷，被骂得很惨，也受了处分，但是我从来没后悔过。可能我说话的时间点不对，用的词不对，但我其实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中国足球虽然很差，但是这些人仍然每天都在努力，每天都想改变，每天也都在付出自己的劳动，而很多人什么都不干却喜欢没事就骂两句中国足球，这就是对足球的一种不尊重。”
去年10月，中国国家队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比赛中，主场0：1不敌叙利亚，出线形势岌岌可危，中国足球又一次站上了风口浪尖。王大雷的朋友圈也没能免俗，看着满屏的抱怨，他忍不住发了一条朋友圈：从现在开始，只要我在朋友圈看见刷中国足球不好的，要么你们把我删了，要么我就给你们删了。
说到做到，王大雷真的把那些诋毁中国足球的联系人都关进了“小黑屋”。
“其实成绩不好，大家喷一喷都能理解，但我个人不太喜欢中国足球被当成痰盂，尤其是你身边有踢球的朋友你就不要去诋毁中国足球。不管看没看球，反正输了就先喷两句，这样太不好了。”
28岁的王大雷有时觉得，与其因为在乎别人的看法而委曲求全，不如只让生活讨好自己，洒脱自在。毕竟，生活中能彼此在乎的人，就那么几个而已。
但，很多时候生活还是在打磨着他的棱角。
王大雷没想过有一天会离开申花，这支球队有他难以割舍的情感，他也融入了上海这座城市，业余时间唱嘻哈、开鞋店，与很多追赶潮流的年轻人为伍。在这里，他也从男孩成长为父亲，所以，即便是恩人朱骏，起初也没能动摇他坚守申花的心意。
“当时老朱找我谈了三次，他说想把我卖了，这三次我都跟他说，你不用再和我说了我肯定不会走。我不想换球队。”但现实是朱骏没钱了，他必须卖掉王大雷才能救活球队，否则等待申花的命运可能就是西迁云南，而这是王大雷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我很看重球队的血统，这是一种文化。就像很多人都说如果北京国安不是绿色了，他也就不再是北京国安了，我们不会再去想现在的这支球队有多重要，而可能只会怀念曾经热爱的那支球队。我不希望申花改变城市，离开上海。所以当时心情很复杂，和我太太商量了很长时间，太太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自己决定吧。” 求贤若渴的山东鲁能也一直在联系王大雷，高薪并没有让王大雷动心，但当鲁能队说“你来了，我们一起争冠”时，王大雷心里有些松动了，他太渴望拿到一个冠军了，而这是当年的申花给不起的诺言。“听到争冠这句话，我说好，就这么定吧，最后在云南签那份合同。先离开5年，然后如果有机会我再回来。”
回首过去，大雷觉得自己当初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申花留在了上海，鲁能也给了他冠军。
初到鲁能时，恰巧赶上妻子肚里怀了二胎妹妹，王大雷心疼妻子，便一人揽下了往返鲁沪两地的任务，整整一个赛季，他几乎每个周末都以相同的节奏在高铁上出现。“比赛结束后第一天早上，几乎不参加球队的恢复训练，直接坐最早的高铁回上海，应该是早上六点多钟的车，四个小时到我家，回到家住一宿。第二天放假，第三天坐早上八点的高铁回去，一点多到球队，休息一下就去训练。”
如今他依然住在酒店，虽然也想过在山东觅一套舒服的房子安置自己的小家，但接连找了几处，不是距離闹市区太远，就是硬件无法达到心理预期，最后索性长期包下了济南一家酒店的套房。如今，妻子孩子也被接到了山东，这个顾家的大男孩终于不用再过频繁往返两地的双城生活了。
与上海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难免令鲁能球迷“醋”意大发，王大雷不愿多说，而是更想在球场上证明自己的忠心。去年9月，山东鲁能在北京工体2：1战胜北京国安，比赛结束后王大雷为了给从济南远道而来为球队加油的球迷谢场、互动，不惜与保安发生了冲突，最终冲过了阻拦跑到了鲁能球迷面前。
尽管当时北京国安的球迷因为他与保安推搡隔着老远向他投掷饮料，但王大雷却说：“很多时候去工体比赛，球迷骂我也好，羞辱我也好，但我最不恨的就是国安球迷，可能他们骂得比较脏，花样也多，但还是比较懂足球，对球队有感情。”
也正是从女儿出生起，王大雷开始刻意保持自己与网络世界的距离，他很怕那个触摸不到的世界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哪怕一丝的伤害。在注定无力改变的事实面前，他更愿意选择以逃避的方式当作保护自己的盾牌，而不是像曾经那般以攻为守，到头来弄得自己遍体鳞伤。
“现在三年过去了，你将来还想回去吗？”我忍不住探听这个沪鲁球迷都关心的答案。
“怎么说呢？看缘分吧，因为毕竟老婆孩子都在上海。”王大雷对于未来无法给出笃定的答案，但话锋一转，又很笃定自己未来不会有哪些可能：“当然你让我去另一支上海球队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去。我的性格就是这样，这辈子都认死理。”
他曾被视为中国足球难得的栋梁之材，却因十年前一系列负面事件被贴上了“问题少年”的标签，一夜间攻讦之声代替了所有的溢美之言，嘲讽与偏见瞬间奔涌而来，世俗的陈规险些击溃了他体内最后一颗叛逆的因子。
“我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我不是无意为之，而是故意的，我就是要告诉你们我不想和你们一样。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做重复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事情改变一下？”如今，28岁的王大雷坐在我们对面，微挑的眉毛上依然带着毫不掩饰的张扬。
好动的大雷因为喜欢玩沙子而成了沙坑里的常客——那里通常是守门员的训练场地。看着同龄的小伙伴们在沙坑上飞来飞去，他心里痒痒，想着当守门员应该是件又帅又好玩的事儿。所以当父亲和教练让他尝试当守门员时，王大雷没有丝毫犹豫，一口应了下来。
1995至1997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初期的繁荣景象，对于大连人是种骄傲的集体记忆：大连万达两夺甲A联赛冠军，并创下了职业联赛55场不败的神话，拿着高收入的球员成为了市民心中的“城市英雄”。这座城市里越来越多的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踢球，而作为中国足球曾经的“黄埔军校”，有着足球青训传统的大连东北路小学当时几乎囊括了82-89年出生的所有年龄段的足球小将。
“那时候（参加足球训练的）加起来得有上百人，大家都在一块场地训练，每个队一撮分开，守门员也是单独的一撮，足球氛围特别好。”王大雷回忆说，“不过当时真的没想太多，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父亲的意思就是让我踢球锻炼锻炼，也没想过以后能踢出来或者指着这个吃饭。”
贪玩的王大雷几乎把他所有业余时间都贡献给了那片不大的训练场：每天早晨六点他就要到学校晨练，然后和大家一起上文化课，下午三点上完课再进行专业训练，在不加练的情况下也要晚上六点才能结束。带着一身泥土和疲惫回到家后，还要继续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他经常写着写着就合上了眼皮，然后等来的就是父亲的一顿暴揍。
上课、训练、写作业，当邻居小朋友肆意享受童年的时候，他只能在父亲严厉的看管下，度过那段本该斑斓却变得枯燥的时光。
“我能理解以前的教育方式，也知道是为了我好，所以一点儿都不恨他。现在偶尔想想也很残酷，我确实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
当年那个丢掉童年的孩子，如今家里堆满了各种老式游戏机，Gameboy、PlayStation一代，这些他孩提时代曾拼命渴望的东西，后来被他一一买了回来。“小时候，妈妈把所有的钱都攒下来给我踢球用了，更多的是买一双新鞋、一副好手套，或是一身舒服的训练服，所以在其他方面的开销就少了很多。”
1998年，为了供儿子踢球，王大雷的父母在大连中华市场旁边的小胡同里开了一家“球娃烧烤店”，生意做得红火，家里才开始周转得开。虽然日子过得始终不算太富裕，但王大雷的父亲王建英对儿子的吃穿一直很讲究。那年春节，父亲花1000多块钱为王大雷置办了一身耐克的“行头”，放在二十年前，这绝对算得上是个“奢侈”的举动。
前有职业化的影响，后有2008北京奥运会的“引导”，85—87年龄段的足球人才是中国足球历史上“井喷”的一批，尽管在同龄人中，王大雷的身体条件并不算出色，但争气的他开始日渐显露自己的足球天赋。王大雷内心并不拒绝成为一名职业球员，理由很简单：“踢足球一年怎么也能賺个几十万吧？”
2003年，王大雷赚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他入选国少队，每天可以拿到30元补助费，一个月下来就是900多块，后来，攒了好一笔“巨款”的他终于没忍住，去折扣店里买了双乔丹篮球鞋，那是一个在几年前曾被父亲拒绝过的少年心结。
少年长大了，开始有思想，也更懂得勤奋和努力对一名志在走向职业道路的球员，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2003到2004年，国少队备战U17亚锦赛，整个队伍直接拉到潍坊的鲁能足校去训练，“累到什么程度？就是晚上回去开始尿血了。”王大雷说，“现在想想，那真是练得最苦的一段时间，因为那时什么都没有，所以要拼命地练，不可以有一点松懈，年轻，比较能咬牙。”
王大雷也想过放弃，“可是父母为你练球付出了这么多，你对得起他们吗？好多人觉得信念这词就是狗屁，但我觉得很重要，我真的是靠信念支撑到现在的。”
天道酬勤。2004年9月的日本静冈，中国U17的年轻小伙子们一路过关斩将，并在决赛中以1：0的比分战胜朝鲜，时隔12年再夺亚青赛冠军，王大雷则凭借出色的发挥当选了该届赛事的最佳运动员。
这也是中国足球国字号队伍到目前为止最后一次的夺冠记忆，这个荣誉后来以文身的形式出现在了王大雷的右臂上，成为了他生命中一个里程碑式的记忆。自此，那个在爸爸“棍棒”下长大的男孩，真正闯进了血雨腥风的足球江湖，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 “降了级”的梦想
2016年，王大雷度过了自己职业联赛的第十个年头，这十年无论是巅峰或低谷，坐在他面前的记者通常都会抛出同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再次面对这个问题，王大雷先是一顿，然后坚定地摇摇头。
“其实现在做的，只是帮父亲完成了他的梦想。我妈妈曾经是田径运动员，爸爸也踢过球，后来没踢出来，他可能也是把这种足球理想寄托在了我身上吧，所以只能说我帮父亲完成了他的梦想，也间接稀里糊涂地出了名。”
完成父亲愿望的王大雷，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内心曾有过的三个“小愿望”：
第一个愿望，拥有一部日思夜想的诺基亚8850手机——在小学毕业转到大连铁路队后，他费九牛二虎之力从爸爸那里“求”得了这部手机。
第二个愿望，拥有一部某德系名牌轿车，从十几岁开始挣钱的他几乎把所有钱都给了家里，直到去年才攒够积蓄买了这辆心仪的车——当然车主的名字，是他疼爱的老婆。
第三个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去曼联踢球，身着红魔的球衣成为老特拉福德球场的主人——但最终他只能将希望寄托给别人。
2004年初，同样出自东北路小学的董方卓签约曼联，王大雷特别为他开心。“我说终于有中国球员能去曼联了，想一想，我可能这辈子也去不了，所以就把这个目标降低了一点，心里想着能去欧洲踢球就行。”
这一年年底，他在亚少赛上出色的表现吸引了法甲球队里尔的注意，对方给了他一个去法国试训的机会。接到通知后，王大雷只身一人前往里尔，并在那个陌生城市待了近半个月。
他没想到，这个法国北部最大城市的球队的硬件条件会让他大跌眼镜：“基地差得不能再差了，还没有我06年在上海联城时候的基地好。包括开的车，都是一两万欧元的，很破很破。”
他被球队安排住进了一个清僻镇子里的酒店，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坐在酒店窗前看着外面清冷的雪花，未满16岁的漂泊少年第一次如此强烈感受着孤独的苦楚。恋家的王大雷几乎要支撑不下去了，没有父母、没有经纪人，身边连一个可以说母语的伙伴都没有，短短的15天，在他眼里如一年般漫长。
给家里打电话，进了电话亭，王大雷坐在那就开始哭，又要忍住哭声不敢让爸妈知道，怕他们担心。
“那时候确实想，我真的过不了这种生活，太寂寞了，太难熬了。”回忆带来的刺痛感，让眼前的硬汉短暂地显露出了一丝无助，“后来我还给爸爸妈妈写过一封信，是带着眼泪写的，我说我真的特别想他们，特别想回家。”
幸运的是，他后来认识了一位国内驻法国记者“赵哥”，后者会偶尔拉他去外面改善一顿伙食，或是在俱乐部里充当他的翻译。这或许也是后来王大雷潜意识里会使劲看美剧、学英语的初始动力，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济南，王大雷都是训练场和球场上和外援没有沟通障碍的国内球员，即便是德罗巴这样的大牌，也一样跟王大雷嘻嘻哈哈。
扫清语言障碍，熬过了最痛苦的适应期，王大雷开始充分展现自己在守门员位置上的天赋与能力。里尔队的体育总监找王大雷谈了多次，想让他留下来，并承诺，“我会让你和你的父母在这边生活得很舒服，不愁吃喝。”王大雷对这样的待遇很满意，因为这样他可以像很多来自欧洲之外国家的小球员一样，既可以完成自己留洋的梦想，又不用独自在异乡忍受孤独。
然而，成年世界里的游戏规则又一次扑灭了这个少年的梦想，他当时的母队大连铁路俱乐部无意中成为他留洋路上的阻碍——培养球员需要成本，俱乐部也必须维持日常的运营，所以他们提出需要里尔支付一笔转会费；里尔想要王大雷，但他年龄太小，又要占用一个非欧盟球员名额，且俱乐部资金状况一直不理想，这是他们不可回避的现实。
原本只用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当时在王大雷一家看来却是一道无解之题。“没有办法，如果那时候家里能有50万存款的话，我就把自己买了。也许这就是命运吧，注定我就是去不了。”
至今，那笔约50万元的转会费都是插在他心里的一根刺。
随后几年，他又先后到意大利国际米兰和荷兰埃因霍温进行了学习和试训，最后都因种种原因没能成功转会，以王大雷为代表的中国守门员的留洋壮志，依旧是一枕黄粱。
王大雷说他很信命，有些东西既然无法改变，那就顺其自然好了。但他没有掩饰自己的遗憾，手里那两个一直被匀速盘着的核桃也不自觉地转得快了些，摩擦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像是对命运做出的最后抗争。
雪藏和拯救
虽然没能如愿留洋，但王大雷很快便在中超赛场上迎来了自己职业联賽的首秀。
2006年，年仅17岁的王大雷被朱骏从大连带到了上海联城。在当时，这并不是一桩被所有人看好的生意，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满脸稚嫩的少年，究竟能为新东家带来多少能量。
3月11日，2006赛季中超联赛在西安揭幕，陕西浐灞国际队坐镇主场对垒上海联城，近6万名球迷把陕西省体育场塞得满满当当。点球、旧主、德比，这场扭结了足球世界里所有爱恨情仇的比赛，让陕西球迷用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疯狂地释放着自己的情绪。
这是王大雷的第一场职业联赛，也是他第一次以球员身份感受到球迷如此炽烈的情感。“陕西六万人在看球，那是什么概念？太难忘了，我很享受球场上这种氛围。”
“比赛前一晚，我记得当时大概12点就上床，然后睡到两点钟起来一次，三点钟起来一次，五点钟起来一次，再起来就八九点了，断断续续的几乎没睡。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场比赛一定是我首发，对自己在队里的位置肯定是有预判的。但还是抑制不住兴奋，特别兴奋。”
赛前，为了激励队员全力争胜，朱骏把100万现金带到了更衣室，“当时老朱打开箱子，说今天赢了就把这100万现金分了。06年啊，100万现金，我说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尽管他们没有赢下那场价值百万的比赛，但王大雷在比赛中发挥出色，他高接抵挡并多次扑出了对手的有威胁射门，最终仅因对方前锋射进的一粒点球而没能帮助球队拿到揭幕战的胜利。 从此，“天才少年”的帽子被稳稳地扣在了他的头上：他创下了中国顶级联赛最年轻门将的纪录，并获得当赛季中超最佳新人奖项；他入选了朱广沪带领的国家队，且参加中国和伊拉克的比赛，以17岁零136天的年龄成为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最年轻的国脚；他远赴亚平宁半岛，在国际米兰完成了一周试训，让中国足球离顶级豪门更近一步。
对于任何一名有点野心的球员来说，这样的成绩都算得上“梦幻”。但当我向大雷一一列出这些“壮举”时，他反而迅速从上一个话题的兴奋中抽离了出来，变得格外冷静，一字一顿地吐露着心声：“现在想想那段时期，挺害怕的，太可怕了，比较后怕。”
三个连续的“怕”字从王大雷的嘴里说出来，或许，那段让他无比荣耀时光的背后，藏着更多难以修复的伤痛。
“如果没有这段突如其来的经历，我可能会走得更好、更平稳，不会太作，也不会太骄傲。当所有的光环都在你的头上，所有的媒体都捧你，所有的商业都来找你，你到哪都是一颗闪耀的星，除了没钱，什么都有了。怎么可能不膨胀？为什么不膨胀？”
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是从哪时开始被骄傲自满击垮，似乎一夜之间，世界就变了模样。他学会了喝酒，开始泡吧，留给夜场的精力永远比球场旺盛，如同所有叛逆期的男孩，把青春当做最廉价的消耗品，不懂克制，也没有节制。
折腾了一年，招摇的王大雷终于不得不开始吞食自己种下的苦果，他不仅在杜伊执教的08国奥队中丢掉了主力门将的位置，更因在联赛中屡现低级失误而被俱乐部“封杀”。
当所有人都对他绝望透顶时，仍有一人不愿意就这么轻易放弃自己的爱将。
“当时大家都说，这孩子完了、废了，肯定是被朱骏封杀掉了。但那个时候老朱其实对我特别好，他把我叫过去，说，一个月给你发一千块钱，然后上队里呆着去，吃喝拉撒都在队里，你也别出去了，酒吧什么的都别去了，每个月我让财务按时给你打钱。”
朱骏给了王大雷半年的时间：“这半年你要是能活过来，明年你还踢，要是活不过来，就自己拿着衣服回家就完事了。”王大雷回答：“这太简单了，怎么能活不过来呢，你放心吧，没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有一次王大雷的朋友到上海找他，为了尽地主之谊，掰着手指头过日子的王大雷只好去找朱骏。“我说我实在没钱了，人家都知道我混得好，这么大老远来了怎么也得请人家吃顿饭，唱个歌什么的，你借我点钱吧。”朱骏点头答应，并立刻给司机打电话，让他给大雷送了三千塊钱。
尽管“封杀”二字被外界传得沸沸扬扬，但王大雷心知肚明，朱骏此时的“雪藏”其实是对他最好的保护。他老老实实待在队里混了半年，白天睡大觉，晚上看美剧、打游戏，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下午训练时去混个场，踢两脚球。
“隐身”的半年时间内，王大雷开始逐渐被头条遗忘，他终于可以远离媒体和球迷的口诛笔伐，也不再轻易被卷入争议话题的漩涡。看似自暴自弃的生活，却让他彻底地冷静了下来。
“我坚信自己还会成功，即使被雪藏了那半年，我还是很坚持，如果换一个人，可能这辈子都爬不起来了。老朱真的对我很好，他愿意拉我一把。”这么多年，无论外界对朱骏有多少负面的评价，王大雷始终力挺自己的老板，连他的父亲王建英也说朱骏是儿子的恩人。
触底反弹
从2007年上海联城并入申花开始，王大雷身上就一直穿着那身蓝色球衣，他随申花南征北战七个赛季，凭借一次次力挽狂澜的表现，成为了球队防线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道大闸。
联赛的表现，让王大雷依旧是国奥队和国家队门将位置的常客，但也让他和低谷中的中国足球一起受尽了“侮辱”。
2010年广州亚运会，国奥队在天河体育场进行的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以0：3的比分惨败日本。赛后，表现糟糕的国奥球员成了媒体和球迷重点攻击的对象，被灌进三球的王大雷自然没能躲过网友的讨伐。面对舆论的指责，他连发三条言辞激烈的微博抨击媒体球迷。
“我当时喷了很多媒体记者和球迷，被骂得很惨，也受了处分，但是我从来没后悔过。可能我说话的时间点不对，用的词不对，但我其实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中国足球虽然很差，但是这些人仍然每天都在努力，每天都想改变，每天也都在付出自己的劳动，而很多人什么都不干却喜欢没事就骂两句中国足球，这就是对足球的一种不尊重。”
去年10月，中国国家队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比赛中，主场0：1不敌叙利亚，出线形势岌岌可危，中国足球又一次站上了风口浪尖。王大雷的朋友圈也没能免俗，看着满屏的抱怨，他忍不住发了一条朋友圈：从现在开始，只要我在朋友圈看见刷中国足球不好的，要么你们把我删了，要么我就给你们删了。
说到做到，王大雷真的把那些诋毁中国足球的联系人都关进了“小黑屋”。
“其实成绩不好，大家喷一喷都能理解，但我个人不太喜欢中国足球被当成痰盂，尤其是你身边有踢球的朋友你就不要去诋毁中国足球。不管看没看球，反正输了就先喷两句，这样太不好了。”
28岁的王大雷有时觉得，与其因为在乎别人的看法而委曲求全，不如只让生活讨好自己，洒脱自在。毕竟，生活中能彼此在乎的人，就那么几个而已。
但，很多时候生活还是在打磨着他的棱角。
王大雷没想过有一天会离开申花，这支球队有他难以割舍的情感，他也融入了上海这座城市，业余时间唱嘻哈、开鞋店，与很多追赶潮流的年轻人为伍。在这里，他也从男孩成长为父亲，所以，即便是恩人朱骏，起初也没能动摇他坚守申花的心意。
“当时老朱找我谈了三次，他说想把我卖了，这三次我都跟他说，你不用再和我说了我肯定不会走。我不想换球队。”但现实是朱骏没钱了，他必须卖掉王大雷才能救活球队，否则等待申花的命运可能就是西迁云南，而这是王大雷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我很看重球队的血统，这是一种文化。就像很多人都说如果北京国安不是绿色了，他也就不再是北京国安了，我们不会再去想现在的这支球队有多重要，而可能只会怀念曾经热爱的那支球队。我不希望申花改变城市，离开上海。所以当时心情很复杂，和我太太商量了很长时间，太太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自己决定吧。” 求贤若渴的山东鲁能也一直在联系王大雷，高薪并没有让王大雷动心，但当鲁能队说“你来了，我们一起争冠”时，王大雷心里有些松动了，他太渴望拿到一个冠军了，而这是当年的申花给不起的诺言。“听到争冠这句话，我说好，就这么定吧，最后在云南签那份合同。先离开5年，然后如果有机会我再回来。”
回首过去，大雷觉得自己当初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申花留在了上海，鲁能也给了他冠军。
初到鲁能时，恰巧赶上妻子肚里怀了二胎妹妹，王大雷心疼妻子，便一人揽下了往返鲁沪两地的任务，整整一个赛季，他几乎每个周末都以相同的节奏在高铁上出现。“比赛结束后第一天早上，几乎不参加球队的恢复训练，直接坐最早的高铁回上海，应该是早上六点多钟的车，四个小时到我家，回到家住一宿。第二天放假，第三天坐早上八点的高铁回去，一点多到球队，休息一下就去训练。”
如今他依然住在酒店，虽然也想过在山东觅一套舒服的房子安置自己的小家，但接连找了几处，不是距離闹市区太远，就是硬件无法达到心理预期，最后索性长期包下了济南一家酒店的套房。如今，妻子孩子也被接到了山东，这个顾家的大男孩终于不用再过频繁往返两地的双城生活了。
与上海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难免令鲁能球迷“醋”意大发，王大雷不愿多说，而是更想在球场上证明自己的忠心。去年9月，山东鲁能在北京工体2：1战胜北京国安，比赛结束后王大雷为了给从济南远道而来为球队加油的球迷谢场、互动，不惜与保安发生了冲突，最终冲过了阻拦跑到了鲁能球迷面前。
尽管当时北京国安的球迷因为他与保安推搡隔着老远向他投掷饮料，但王大雷却说：“很多时候去工体比赛，球迷骂我也好，羞辱我也好，但我最不恨的就是国安球迷，可能他们骂得比较脏，花样也多，但还是比较懂足球，对球队有感情。”
也正是从女儿出生起，王大雷开始刻意保持自己与网络世界的距离，他很怕那个触摸不到的世界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哪怕一丝的伤害。在注定无力改变的事实面前，他更愿意选择以逃避的方式当作保护自己的盾牌，而不是像曾经那般以攻为守，到头来弄得自己遍体鳞伤。
“现在三年过去了，你将来还想回去吗？”我忍不住探听这个沪鲁球迷都关心的答案。
“怎么说呢？看缘分吧，因为毕竟老婆孩子都在上海。”王大雷对于未来无法给出笃定的答案，但话锋一转，又很笃定自己未来不会有哪些可能：“当然你让我去另一支上海球队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去。我的性格就是这样，这辈子都认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