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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思想的源起与主要理论
人本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不论中西方，其起源可追溯至上千年前。在西方，这一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形成于文艺复兴，发展于启蒙运动，在现代社会得到不断地完善，同科学主义一道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早在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标志着智者派把哲学研究的对象由自然转向了人。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指出，“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在于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在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人的地位被神所淹没。到了近代，以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为标志的欧洲文艺复兴，把人对神的崇尚，转向对人自身的崇尚。这种人文主义思潮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位的人本主义，与中世纪的“神本主义”相对应，在人与上帝、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从根本上讲，文艺复兴是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下对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的复兴。在东方思想中，尤其是中华民族，提倡“以人为本”，渊源已久。从孔子以“仁”为中心的儒家学说，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尚书》提出的“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等，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人本主义思想发展到现在，理论庞杂，总起来讲，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主要可归纳为“需要”和“生态”两大理论:
需要理论
马斯洛将人类需要分为五个不同的层次:(1)生理需要。这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即需要能维持生命的最低数量的食物、水、栖身之处和衣服等。主要表现为人对物质的需要。(2)安全及保障的需要。安全及保障的需要使人的需要从生理的层次提升到了社会的层次。在生理需要的层次上，安全意味着个人在可预见的未来预计自己的生理需要能得到满足。这就融入了更高的社交的需要，即个人不应由于他人的行为而受到威胁或遭受损失。安全需要是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并受到保护的感觉，它与生理需要一起构成物质需要。(3)从属与爱的需要。任何人都有与他人交往的心理需要，都希望被别的人或团体所接纳。从属与爱的需要指的就是个人成为一个家庭、团体、社会的一部分，并与之形成密切的、有意义的人与人的关系的需要。(4)尊重的需要。人有感觉到受尊重、有个人价值、有基本尊严的需要。这就进入了工作需要的层面，个人觉得自己能进行生产活动，个人活动有价值。归属与尊重的需要称为基本的社会需要。(5)自我实现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的目标是自我实现，或是发挥潜能。这是最高层次的需求。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人，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在工作中有尽量发挥自己才能的需求。
需要理论认为，人类的各种需要的强度是不同的，满足最低需要是促进人的发展的最好保障。人类的不同需要都是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不断向上发展，人们只有在满足了较低需要层次的时候，才有可能向更高层次发展。将这一基本理论运用于人本主义经济学中，可认为人类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人类的经济活动只有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利时，才是有意义的。人类正是从这个根本目的出发，才产生出各种需要。
生态理论
在人本主义经济学中，一切经济活动，都应该围绕以下两个问题来进行:一是怎样更快地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二是如何使人类有更好的生活质量，使人类能更好的感受到更多的幸福。由于人类可能使用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生存的环境也是唯一的，而人口却存在不断增长的趋势。这样，随着人口的增加，如果不注意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人类将面临资源枯竭、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局面。因此，人本主义经济学认为，生态问题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就是必须具有生态的可持续性。
人本主义对于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启示
结合人本主义中的这两大基本理论，其对我国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可以说，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根据人本主义经济学的需要理论，当前最首要、最紧迫的问题是要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解决少数民族人口的生存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国家的政策扶贫。我国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在短期内不可能自行解决，还必须依靠国家财政的制度安排，直接解决民族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实践证明，经济快速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民族地区要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良机，不失时机加快发展速度。
解决了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还仅仅是满足了他们的生理需要，这是最基本的生理层次的需要满足。在此基础上，还必须不断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即社会层次的需要。满足社会层次的需要必须有赖于民族人口自身的素质提高，提高民族人口素质最基本的途径就是教育。因此，按照人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必须注重人力资源开发，不断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了，既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满足其自身的更高层次的社会需要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条件。
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格外重视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素质，提升他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能力。主要是要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为民族地区经济的腾飞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首先是巩固和发展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要在全面巩固提高六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尽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其次是发展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现阶段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应主要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提高办学的效益基础上巩固和提高，而不应过于追求总体规模的扩大。应打破高等教育市场的垄断局面，发展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模式。鼓励发展民办高校，积极推进“国有民办”、“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体制改革试点，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办学效益。第三是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职业学校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技能训练，使每个职校毕业生都成为技能高手、强手，毕业后既能寻找到自身的位置，又能缓解人才不足、结构性短缺的矛盾，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尤其要重视对农牧民的实用技术培训，让农牧民掌握适合当地特点的种植、养殖等技术，使农业产业化经营真正在民族地区得到推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维护着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生态环境。
在当今时代，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我们说要走可持续发展路子，一方面是以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为核心的，即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为评价标准；另一方面，也是人本经济思想的生态伦理观所要求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靠向大自然索取来维系生存的现象比较普遍。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导致了生态的严重失衡，并容易陷入“贫困——生态恶化——贫困......”的恶性循环。首先，大规模的资源产业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失缺并存。民族地区工业化的推进和传统农业及第三产业的开发与资源保护相互矛盾的问题比较突出。这集中表现在:资源开发和农业产业布局与生态重建滞后；某些经济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旅游产业发展中的破坏性开发等。其次，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原生性相对和谐与现实“超短期行为”和“公地悲剧”并存。一方面，由于民族地区工业发展阶段及其程度的滞后和人们依存自然的朴素意识及其环境意识的新觉醒，使得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具有和谐相处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制度、体制和谋生的需要而引起的肆意破坏生态的“超短期行为”却随处可见。
由此可见，民族地区的生态状况不仅成为制约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也成为影响人们健康的重要原因，这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不相容的。因此，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努力建设较为完善的生态体系。要大力实施生态公益林保护和建设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水资源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真正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良性生态环境体系。将经济发展中的生态体系结合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开发，才能实现人本主义视角下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包括身心理多方面的提高。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人本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不论中西方，其起源可追溯至上千年前。在西方，这一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形成于文艺复兴，发展于启蒙运动，在现代社会得到不断地完善，同科学主义一道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早在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标志着智者派把哲学研究的对象由自然转向了人。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指出，“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在于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在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人的地位被神所淹没。到了近代，以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为标志的欧洲文艺复兴，把人对神的崇尚，转向对人自身的崇尚。这种人文主义思潮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位的人本主义，与中世纪的“神本主义”相对应，在人与上帝、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从根本上讲，文艺复兴是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下对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的复兴。在东方思想中，尤其是中华民族，提倡“以人为本”，渊源已久。从孔子以“仁”为中心的儒家学说，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尚书》提出的“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等，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人本主义思想发展到现在，理论庞杂，总起来讲，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主要可归纳为“需要”和“生态”两大理论:
需要理论
马斯洛将人类需要分为五个不同的层次:(1)生理需要。这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即需要能维持生命的最低数量的食物、水、栖身之处和衣服等。主要表现为人对物质的需要。(2)安全及保障的需要。安全及保障的需要使人的需要从生理的层次提升到了社会的层次。在生理需要的层次上，安全意味着个人在可预见的未来预计自己的生理需要能得到满足。这就融入了更高的社交的需要，即个人不应由于他人的行为而受到威胁或遭受损失。安全需要是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并受到保护的感觉，它与生理需要一起构成物质需要。(3)从属与爱的需要。任何人都有与他人交往的心理需要，都希望被别的人或团体所接纳。从属与爱的需要指的就是个人成为一个家庭、团体、社会的一部分，并与之形成密切的、有意义的人与人的关系的需要。(4)尊重的需要。人有感觉到受尊重、有个人价值、有基本尊严的需要。这就进入了工作需要的层面，个人觉得自己能进行生产活动，个人活动有价值。归属与尊重的需要称为基本的社会需要。(5)自我实现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的目标是自我实现，或是发挥潜能。这是最高层次的需求。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人，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在工作中有尽量发挥自己才能的需求。
需要理论认为，人类的各种需要的强度是不同的，满足最低需要是促进人的发展的最好保障。人类的不同需要都是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不断向上发展，人们只有在满足了较低需要层次的时候，才有可能向更高层次发展。将这一基本理论运用于人本主义经济学中，可认为人类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人类的经济活动只有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利时，才是有意义的。人类正是从这个根本目的出发，才产生出各种需要。
生态理论
在人本主义经济学中，一切经济活动，都应该围绕以下两个问题来进行:一是怎样更快地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二是如何使人类有更好的生活质量，使人类能更好的感受到更多的幸福。由于人类可能使用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生存的环境也是唯一的，而人口却存在不断增长的趋势。这样，随着人口的增加，如果不注意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人类将面临资源枯竭、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局面。因此，人本主义经济学认为，生态问题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就是必须具有生态的可持续性。
人本主义对于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启示
结合人本主义中的这两大基本理论，其对我国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可以说，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根据人本主义经济学的需要理论，当前最首要、最紧迫的问题是要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解决少数民族人口的生存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国家的政策扶贫。我国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在短期内不可能自行解决，还必须依靠国家财政的制度安排，直接解决民族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实践证明，经济快速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民族地区要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良机，不失时机加快发展速度。
解决了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还仅仅是满足了他们的生理需要，这是最基本的生理层次的需要满足。在此基础上，还必须不断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即社会层次的需要。满足社会层次的需要必须有赖于民族人口自身的素质提高，提高民族人口素质最基本的途径就是教育。因此，按照人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必须注重人力资源开发，不断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了，既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满足其自身的更高层次的社会需要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条件。
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格外重视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素质，提升他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能力。主要是要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为民族地区经济的腾飞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首先是巩固和发展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要在全面巩固提高六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尽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其次是发展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现阶段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应主要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提高办学的效益基础上巩固和提高，而不应过于追求总体规模的扩大。应打破高等教育市场的垄断局面，发展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模式。鼓励发展民办高校，积极推进“国有民办”、“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体制改革试点，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办学效益。第三是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职业学校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技能训练，使每个职校毕业生都成为技能高手、强手，毕业后既能寻找到自身的位置，又能缓解人才不足、结构性短缺的矛盾，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尤其要重视对农牧民的实用技术培训，让农牧民掌握适合当地特点的种植、养殖等技术，使农业产业化经营真正在民族地区得到推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维护着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生态环境。
在当今时代，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我们说要走可持续发展路子，一方面是以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为核心的，即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为评价标准；另一方面，也是人本经济思想的生态伦理观所要求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靠向大自然索取来维系生存的现象比较普遍。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导致了生态的严重失衡，并容易陷入“贫困——生态恶化——贫困......”的恶性循环。首先，大规模的资源产业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失缺并存。民族地区工业化的推进和传统农业及第三产业的开发与资源保护相互矛盾的问题比较突出。这集中表现在:资源开发和农业产业布局与生态重建滞后；某些经济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旅游产业发展中的破坏性开发等。其次，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原生性相对和谐与现实“超短期行为”和“公地悲剧”并存。一方面，由于民族地区工业发展阶段及其程度的滞后和人们依存自然的朴素意识及其环境意识的新觉醒，使得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具有和谐相处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制度、体制和谋生的需要而引起的肆意破坏生态的“超短期行为”却随处可见。
由此可见，民族地区的生态状况不仅成为制约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也成为影响人们健康的重要原因，这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不相容的。因此，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努力建设较为完善的生态体系。要大力实施生态公益林保护和建设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水资源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真正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良性生态环境体系。将经济发展中的生态体系结合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开发，才能实现人本主义视角下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包括身心理多方面的提高。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