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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一书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著名华裔历史学家周锡瑞的著作,主要讲述了一个精英家族在中国百年历史中的命运沉浮,从晚清到“文革”结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家族是如何被裹挟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深受影响。
叶家起于安庆,道光、咸丰年间叶坤厚和其子叶伯英曾如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组织团练,帮助大清王朝平息内乱,并因此在朝中晋升要职。叶伯英长子叶元琦追随李鸿章、袁世凯,在直隶地区推行新政,随之叶家活动重心移往天津。叶元琦的儿子叶崇质担任直隶巡警道,从此正式成就了天津叶家的基业。叶崇质后弃官从商,兴办现代实业;他的生活起居的画面被称为“民国初年至抗战爆发的城市生活的浮世绘”。
当然,这些叶家前辈们距离今天太远,更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其实是他们的后一辈:叶笃庄、叶笃义、叶笃正等。这几位叶家人物都是现代大学教育培养出的精英知识分子,西方的文明理念成为他们不同于前辈的显著特征。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历史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品格:试图以科学帮助积贫积弱的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1949年后他们留在大陆,奉献自己的专长于新中国的建设。但随后的政治运动中,叶家受到巨大的牵连。其中叶笃庄被划为右派,随后又被冠以“美国特务”而入狱。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处境中,叶笃庄在狱中翻译了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和赫胥黎的《赫胥黎讲演集》。80年代以来,叶家终于从困顿中走出,叶家后人依然维系着大家族的联系——虽然他们现在已自由地行走在世界各地。
书中,家族的命运与“大历史”的变迁过程交织在一起:晚清变革、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国共内战、1949年、“文革”……“大历史”叙述的问题常常在于:我们总觉得那些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有其不可为常人所能窥视的内在力量主宰,而普通人生不过是被动性的甚至淹没无闻的边角料。但是,本书的叙事却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书写的多元方式。在那些生活细节里,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生变迁中,不仅折射出“大历史”的演化路径,更看到了它与人生世态的密切关联,它把我们真正带入到了历史的现场中,我们重新被置入一种活的历史气息中。我们怀着同情的理解重新阐释了历史的“灵韵”。只有这样,所谓一个民族的历史感觉和历史意识才能变成每一个个体的脉搏,我们思考现实和自己的人生处境的时候,才真正能做到一种敬畏感和一种对自由的更加充分的体会。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关涉到中国的日常家庭伦理。叶坤厚常说:“治民如治家。”这反映了中国追求现代性伟业初期的一种家国理念,带有从古老帝制向现代国家形态转变时期的过渡性。但建国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叶家后代不断控诉长辈,努力与家庭划清界限,所谓传统家庭的伦理破坏殆尽。
但历史总是充满吊诡的意味。正如作者周锡瑞说的,“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叶家的家庭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一方面,这可以视为对“文革”畸形政治的无声反抗,另一方面,这几乎是一种预言,在随后30年的现代化建设狂潮中,家庭伦理问题作为传统伦理的代表,成为中国人内心动荡和焦虑的一个最重要的维度。特别是近十年来,如何重建一种可与天地人的大世界关联的精神?如何在经济振兴过程中寻获一种安然宁静的内心世界?这样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密切相关的精神问题。旧家庭的伦理未必是灵丹妙药,但值得追问的是:如果家庭伦理无法满足这种寻求,那么真正能够承担这一需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叶家起于安庆,道光、咸丰年间叶坤厚和其子叶伯英曾如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组织团练,帮助大清王朝平息内乱,并因此在朝中晋升要职。叶伯英长子叶元琦追随李鸿章、袁世凯,在直隶地区推行新政,随之叶家活动重心移往天津。叶元琦的儿子叶崇质担任直隶巡警道,从此正式成就了天津叶家的基业。叶崇质后弃官从商,兴办现代实业;他的生活起居的画面被称为“民国初年至抗战爆发的城市生活的浮世绘”。
当然,这些叶家前辈们距离今天太远,更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其实是他们的后一辈:叶笃庄、叶笃义、叶笃正等。这几位叶家人物都是现代大学教育培养出的精英知识分子,西方的文明理念成为他们不同于前辈的显著特征。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历史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品格:试图以科学帮助积贫积弱的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1949年后他们留在大陆,奉献自己的专长于新中国的建设。但随后的政治运动中,叶家受到巨大的牵连。其中叶笃庄被划为右派,随后又被冠以“美国特务”而入狱。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处境中,叶笃庄在狱中翻译了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和赫胥黎的《赫胥黎讲演集》。80年代以来,叶家终于从困顿中走出,叶家后人依然维系着大家族的联系——虽然他们现在已自由地行走在世界各地。
书中,家族的命运与“大历史”的变迁过程交织在一起:晚清变革、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国共内战、1949年、“文革”……“大历史”叙述的问题常常在于:我们总觉得那些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有其不可为常人所能窥视的内在力量主宰,而普通人生不过是被动性的甚至淹没无闻的边角料。但是,本书的叙事却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书写的多元方式。在那些生活细节里,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生变迁中,不仅折射出“大历史”的演化路径,更看到了它与人生世态的密切关联,它把我们真正带入到了历史的现场中,我们重新被置入一种活的历史气息中。我们怀着同情的理解重新阐释了历史的“灵韵”。只有这样,所谓一个民族的历史感觉和历史意识才能变成每一个个体的脉搏,我们思考现实和自己的人生处境的时候,才真正能做到一种敬畏感和一种对自由的更加充分的体会。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关涉到中国的日常家庭伦理。叶坤厚常说:“治民如治家。”这反映了中国追求现代性伟业初期的一种家国理念,带有从古老帝制向现代国家形态转变时期的过渡性。但建国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叶家后代不断控诉长辈,努力与家庭划清界限,所谓传统家庭的伦理破坏殆尽。
但历史总是充满吊诡的意味。正如作者周锡瑞说的,“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叶家的家庭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一方面,这可以视为对“文革”畸形政治的无声反抗,另一方面,这几乎是一种预言,在随后30年的现代化建设狂潮中,家庭伦理问题作为传统伦理的代表,成为中国人内心动荡和焦虑的一个最重要的维度。特别是近十年来,如何重建一种可与天地人的大世界关联的精神?如何在经济振兴过程中寻获一种安然宁静的内心世界?这样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密切相关的精神问题。旧家庭的伦理未必是灵丹妙药,但值得追问的是:如果家庭伦理无法满足这种寻求,那么真正能够承担这一需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