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流感病毒最常见的是H1N1亚型，但是也存在其他亚型，诸如，H1N2、H3N1、H3N2亚型。
　　“今次发现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是一种全新的病毒毒株，应该可以称之为‘北美流感’。这次发生的流感最大的危害是，它兼具禽流感、人流感病毒的一些基因，以及亚洲猪流感、美洲猪流感病毒的一些基因，这是一个具有全新生物学特性的‘四合体’病毒”，2009年4月28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兽医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崔尚金博士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甲型H1N1流感病毒毒株将会如何变异。
　　4月30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所长、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童光志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也强调，对于此次流感，简单称之为“猪流感”是不合适的。
　　在童光志远离上海中心城区的办公室中，桌上铺满了连日来关于此次甲型H1N1流感疫情蔓延的各式各样的报纸。他提出一个疑问：既然此次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也已经确定是由新型H1N1亚型猪流感病毒引发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新型H1N1亚型猪流感病毒在猪群中并没有被发现？
　　这位病毒科学家对疫情保持高度关切，他冷静点出一个关键——
　　“即便在这次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发源地墨西哥，目前也尚未发现猪群发病的疫情，因此，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是由猪传染了此次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
　　童光志据此认为，将当前流感疫情统称为“猪流感”、以为这次流感疫情就是由猪传染到人的看法，其实是一个误解。因此，所谓的“猪肉不能吃”、“闻猪色变”，也完全是一种过度反应与演绎。
　　科学家已经关注到，这次甲型H1N1流感中的发病死亡者，都鲜有与猪群接触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而言，猪的确是被“冤枉”了。但是，猪又为何成为了此次甲型H1N1流感爆发的“嫌疑犯”呢？
　　童光志解释，这是由于猪的呼吸道上皮细胞同时具有人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的受体，既是禽、猪、人流感病毒共同的易感宿主，也是流感病毒通过基因重组产生新流行毒株的“混合器”与古老流感病毒长期存在的“贮存器”，由此奠定了猪在流感病毒种间传播链中重要的中间宿主地位；另外，猪流感病毒的H受体（血细胞凝集素）结合位点具有与禽、人两种流感病毒受体相结合的特性，这也决定了猪流感病毒不仅可以感染猪，同时也具有感染禽类与人类的能力。
　　所谓H和N，指的是病毒表面的两大类蛋白质。H是血细胞凝集素（Hemagglutinin），其作用有如病毒的钥匙，用来打开及入侵人类或牲畜的细胞；N是神经氨酸酶（Neuraminidase），能水解红细胞表面受体特异性糖蛋白，促使病毒在宿主体内自由传播。根据H和N的序列和结构，A型（甲型）病毒可由16种不同的H亚型和9种不同的N亚型排列组合而成（如H1N1，H3N2，H5N1 等）。
　　“如果是两种不同亚型流感病毒感染猪体内同一个细胞的话，在病毒复制的时候，病毒的8个基因片断可能发生一些交换，理论上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病毒，有的新病毒不具有致病性，而有的新病毒致病性就比较强，一旦这种致病性强的新病毒再传染给人，就很可能导致人的发病甚至死亡。”童光志分析，“流感病毒历经多年的流行、重组，现在去分析猪、人流感病毒的8个基因片断就会发现，大部分流感病毒都是基因重组或重排的病毒。这次的甲型H1N1流感也是多元重组的病毒。”
　　“但是，一般而言，在猪体内发生这些病毒基因片断重组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而在人、禽体内发生这种重组的可能性会比较小，这也是人们怀疑猪是传染源的原因”，他说。
　　
　　
　　比禽流感更厉害的甲型H1N1流感
　　
　　“甲型H1N1流感病毒毒株的形成经过了20多年的发酵，并且在猪体内进行进化，现在人口多，人口流动频繁，如果一旦发生一个流感事件，就可以在整个人类之间可以相互传播，不分人种”，崔尚金指出，“今次甲型H1N1流感比禽流感病毒危害要大，因为这个病毒是人传人的，而一般的禽流感病毒想传到人是比较困难的”。
　　崔尚金解释，此次甲型H1N1流感病毒能否引起大流行，是由多个条件决定的，包括：此次流感病毒毒力的强弱；人体内是否具备对病毒的抗体；此外，与气候、自然条件以及环境污染程度、当地医疗条件，都有一定关联。
　　至于此次新型病毒的毒力问题，“有可能病毒经过人体传播，毒力越传越强，就跟原来的SARS一样，可能引起大爆发；但病毒也有可能越传越弱，慢慢就没有了”，崔尚金说。
　　4月29日，世卫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将全球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从4级提高到5级。世卫组织的流感大流行警告共分为6个级别，第5级意味着同一类型流感病毒已经在同一地区至少两个国家人际间传播，并造成持续性疫情。
　　WHO的连续性动作，依然被部分科学家指责为是有所滞后的保守性操作。
　　在童光志看来，这次的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病毒比较可怕，因为它在短时间内，就产生了极高的人际传播速度，即便2003年的SARS也没有像这次的甲型H1N1流感这样，“拥有这样厉害的传染速度”，并且，“猪流感人际传播的危险性比禽流感要大得多”。
　　
　　如果控制得力，会最大限度地减少病毒传播的空间与范围，但一些防控隐患依然存在。“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预防性的，而有些情况是不好预防的，比如，流感病毒一般具有1到3天的潜伏期，有时更长，现在这么多人口，流动频繁，你不可能挨个去查，临床症状即将出现之前也会排毒，这时就在不易觉察的情况下传给别人”，童光志说。
　　值得欣慰的是，如果该甲型H1N1流感病毒爆发，科学家已经不难检测出该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这对于甲型H1N1流感疫苗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流感病毒变异得非常快，一定时间以后，病毒的变化就使得原来的流感疫苗失效。“就本次甲型H1N1流感而言，究竟是哪个地方发生变异，从而导致病毒的致病性增强？目前还没有研究。但是禽流感疫苗研究对猪流感疫苗研究是有帮助的，因为疫苗研究方法差不多，我们可以利用禽流感疫苗研究的平台”，童光志说。
　　他介绍，针对H1N1和H3N2的灭活疫苗已在研制中，但尚未申报新兽药证书；所以，在此次流感疫苗尚未研制出来以前，“采取严格有效的监控和隔离措施”，应当是中国目前最为有效的防治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策略。
　　
　　中国会是薄弱一环吗？
　　
　　“这次的流感疫情当然比禽流感要严峻很多，并且疫情依然在不断地蔓延、扩散中”，在童光志看来，中国必须正视的现实，包括众多的人口、高密度的城市人口分布以及城乡不均衡的卫生医疗条件，这些都是值得担忧的要素，因此，加强监控，防患于未然十分重要。
　　2004年10月31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故事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很吸引人，《禽流感：中国会是全世界最弱的一环吗？》（Bird Flu：Is China the World’s Weak Link？）
　　中国值得担忧的地方有很多。我们所在的这个古老国度，是全世界70%水禽迁徙时经过停留之地，拥有约140亿只家禽，以及全球一半以上的猪，还有13亿多的人口，以及并不甚完善的基础卫生设施；此外，SARS留下的生命换回的应急公共卫生经验，当然也留给民众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禽流感可能触发全球性流感大爆发的每一个环节，中国似乎全都具备。
　　虽然不能证实猪是此次流感的源头，但是崔尚金指出，常规的猪流感病毒（H1N1， H3N2）在中国猪群中普遍存在，养猪的规模也参差不齐，有大、中、小型养猪场，也有大量的散养猪，因此，在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上比较困难。童光志研究员表示，猪流感病毒（H1N1， H3N2）在中国猪群中普遍存在，而且H9N2 和H5N1禽流感病毒也感染了猪。
　　当这次甲型H1N1流感蓄势在许多国家已经爆发时，这些风险与隐患，在中国依然存在。
　　1982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流感爆发中，就从饲养在鸡舍下的猪群中分离出了H5N2亚型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始终处于毫不懈怠的变异中，但是包含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传统的饲养方式恰好为它的蜕变提供了温床。“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国家有用鸡粪喂猪养鱼的习惯，这样会促进禽流感病毒通过污染的饲料和水质向猪群传播，因此，部分亚洲H3N2猪流感病毒基因就是来源于禽源的”，崔尚金表示。
　　1999年以来，农业部要求科研单位加强对哺乳动物感染禽流感的研究，并在全国开展了相关流行病学调查。2004年，中国部分地区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之后，农业部要求各地加强对猪的监测，同时要求有关科研单位继续对禽流感病毒分离株的遗传演变规律以及对哺乳动物感染机制加强研究。
　　其实，一直到目前为止，让人们闻之色变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尚是一种在病毒学家口中“致命但不太恐怖”的病毒。崔尚金说，虽然感染H5N1的人死亡率高达50%，但这些感染者几乎无一例外，均是在密切接触病禽之后感染的，而普通的公众与禽类如此亲密接触的机会并不多。
　　但是，这一次的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人类却没有那么幸运。
　　“此次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危害，比H5N1禽流感病毒要大很多。鉴于禽流感病毒、猪流感病毒与人流感病毒间的特殊种间关系，在农村，应该避免家禽和家畜，特别是猪混养，尽量控制家水禽迁徙，以预防和控制禽流感”，崔尚金一再强调，我们对于猪流感的监测工作需要进一步重视与加强。
　　
　　尚未注射猪流感疫苗的中国猪群
　　
　　猪容易感染禽类或人类的流感病毒，但是，禽类并不容易感染人类或猪的流感病毒，这也让猪成为研究流感病毒的科学家严密监测的目标。
　　中国养猪的数量与规模，也是全球之最。猪流感与人流感、禽流感一样，又是一种最常见的反复发作的病毒性传染病，广泛流行于猪群中。并且，猪群所表现的临床症状与病理变化，与当时人群中流行的流感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倍受流行病科学家关注。
　　崔尚金列举了猪流感的一系列危害：猪流感能直接引起患猪的死亡，并使患猪生产性能下降，肉料比降低，直接影响猪群健康状态和质量，对养猪业危害很大；并且，猪流感病毒具有最大限度感染人的能力，直接影响到畜产品安全，对人类健康有潜在的威胁。
　　现在，这种忧虑正在被应验。
　　追溯过往，由H1N1亚型猪流感病毒引发的流感，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早在1918年，在美国就有关注这种H1N1亚型病毒流感的首次报道。当时，人群中正流行20世纪最具灾难性的大流感，全球约20亿人染病，当年，大约4000万至5000万人死于“西班牙流感”。20世纪人流感的3次大流行都与猪流感病毒密切相关。
　　而在1976年1月，美国新泽西州佛迪狄克斯5名新兵因感染猪源H1N1病毒、1人死于肺炎的事件，则是猪流感人畜共患病史上的里程碑；此后，至少有12人因感染猪流感病毒而死亡。
　　科学家的大量研究已经表明，猪在“禽－猪－人”的种间传播链中，充当禽、人、猪流感病毒重组和复制的“混合器”，扮演着流感病毒“中间宿主”及“多重宿主”的作用。通过对猪群的病原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可以监测流感病毒的变异及跨种间传染的发生。
　　“很显然， H1N1亚型猪流感病毒已在猪群中存在，但这次新型的H1N1病毒在猪群中是否存在尚属未知（加拿大猪群中分离到的新型H1N1病毒证明是从患病人传染的），这说明，我们对猪流感的监控力度还不够。虽然此次疫情目前还没有蔓延到中国国内，但为了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我们需要加强对中国猪群的猪流感监控，为人类流感大流行进行预警”，童光志说。
　　目前，对于猪流感比较重视的发达国家早已开展了对于疫苗的研究，猪流感全病毒灭活疫苗在欧美多个国家已实现商品化供应，“而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展猪流感的免疫”，崔尚金提醒。
　　“猪流感对养猪生产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危害，但是，即便是猪场的工作人员或兽医，以往也常常不把猪流感当回事，这是因为猪流感往往表现为猪的发热症状，并不严重，也许，过上三五天，猪看上去病又好了”，崔尚金告诉记者，鉴于猪可能成为人流感病毒与禽流感病毒双向传播的中介与“混合器”，更使得猪流感的防控在当下具备深远的公共卫生意义。
　　在童光志看来，通常而言，猪流感病毒感染的临床表现与季节性流感相似，“猪流感大多发生在天气骤变的晚秋和早春以及寒冷的冬季，危害较轻，如果对猪群普遍注射疫苗，通常被认为，意义不是太大。虽然猪流感可以感染猪群，引发一些轻微的临床症状，但很少引起猪的死亡，这也是中国国内尚未推广猪流感疫苗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他缘由还包括，此前中国的猪群猪流感发病率并不高，所以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对猪群实行普遍接种猪流感疫苗。
　　童光志认为，鉴于猪流感疫苗重要的人类公共卫生学意义，研制并使用猪流感疫苗还是很有必要的，开展人用H1N1亚型猪流感疫苗的基础研究，为阻止禽、猪流感向人群传播提供了主动免疫的技术支撑。“猪流感病毒H1N1、H3N2亚型在我国猪群中普遍存在，而且H9N2 和H5N1禽流感病毒也曾感染过猪，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正视这一事实的存在，不盲目夸大，也不能置之不理”。
　　不过，中国也并非对猪流感疫苗没有准备。一些科学家对此保持审慎的乐观态度，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收集了多种猪流感病毒株，这就为疫苗生产做好了技术储备。
　　中国国内的H1N1亚型猪流感病毒（SIV）分离株，根据基因片段的起源可以划分为古典、禽源和人源H1N1亚型。这个流感病毒的家族谱系，已经日渐清晰。
　　就中国而言，早在1991年，郭元吉等首次从我国猪体内分离到了20株古典H1N1亚型猪流感病毒，接下来其他学者也陆续分离到了古典H1N1亚型猪流感病毒，暗含了古典H1N1亚型猪流感病毒在我国猪群中的广泛存在。
　　1993年，管轶等首次从我国猪体内分离到了11株禽源H1N1亚型猪流感病毒，进化树分析进一步表明，这些毒株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分支，并非起源于欧洲谱系的H1N1亚型猪流感病毒。
　　2007年，在浙江省猪群中曾分离到了禽源H1N1亚型猪流感病毒，进化树分析表明，这些毒株起源于欧洲谱系的H1N1亚型猪流感病毒；另外，在我国猪群中也曾分离到了人源的H1N1亚型猪流感病毒。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猪流感的检测与诊断，一直是中国猪流感防控的难题所在。在崔尚金看来，快速、准确的猪流感诊断方法，是防控猪流感疫情的重要前提与手段。
　　“目前的诊断技术虽然可以鉴定流感病毒的亚型，但费时较长，不能满足大规模猪流感病毒监测的需求，缺乏特异性强、快速、准确、方便的诊断技术和产品”，崔尚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支持尽快开展猪流感快速诊断技术的研究，并在全国开展猪流感的监测工作，加快猪流感疫苗的开发和利用，以减少重大经济损失的发生，并保障中国养猪业的健康发展。
　　
　　作为“混合器”的猪与它的福利
　　
　　目前依然存疑的是：如何确定此次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最终来源？元凶究竟是谁？
　　“我个人认为，海鸟或野禽携带的流感病毒可能就会感染猪，海鸟可能携带的流感病毒具备各种基因，包括H1、H3、H5、H6型等，目前野禽发病的情况很多，猪则扮演了‘中间宿主’的角色。但今次在北美、墨西哥首先发生的甲型H1N1流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北美就已经发现了猪体内的流感病毒具备禽、人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断，到现在，这些流感病毒在猪体内的混合、杂交，历经近20年，出现了一个新型流感病毒，也很正常”，崔尚金解析。
　　历史上的H1N1流感病毒传播途径或可为借鉴。1918年，美国的猪流感以及1980年欧洲的猪流感，其病毒株H1N1就来源于鸭，这证实了，禽流感病毒是可以感染猪的。
　　具体而言，1980年，欧洲爆发猪流感，病毒的抗原性和遗传学特性与传统的猪流感病毒H1N1有明显区别，却类似于鸭体内的H1N1亚型病毒，这说明禽流感病毒已经传染给猪。
　　科学家认为，在猪这种中介载体中，如果禽流感病毒与人流感病毒结合并发生基因变异，产生一种可以在人群中传播的新型流感病毒，危险性将非常大。
　　1968年香港的人流感病毒株H3N2，可以在猪体内分离到，这进一步说明：猪既能接受禽流感的感染，又能接受人流感的感染，猪是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共同的易感宿主。
　　“因为猪可以作为人和禽流感病毒的储存宿主，这些病毒在猪身上并不发病，也不表现临床症状。因此猪作为病毒‘混合器’引起人之间流行的几率，要远远大于猪引起的流行”，崔尚金指出。
　　而近年来，科学家们对哺乳动物（人、猪等）源的禽流感病毒基因序列分析比较，发现其核苷酸序列同源性很高，禽类流感病毒的血细胞凝集素（H）基因可以发生相互转移，这证实了禽（鸭）源和猪源禽流感病毒可以相互传播。
　　由于猪担当着禽流感病毒和人流感病毒“混合器”角色，所以，对于猪流感与人流感的发生、流行、变异，一直是流感科学家们关注的焦点所在。但是，由于A型人类流感长期以来只有H1、H2、H3型，所以通常认为猪中也只有上述三个H亚型，而没有对猪源性的禽流感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
　　在崔尚金看来，预防新的人流感爆发的关键点可能在于猪群的控制，切断流感病毒沿“禽—猪—人”这一链条循环传播的路径，做好人、猪、禽的相互隔离与猪群监测工作。
　　众多标的指向了中国的猪群，目前，它们生存在怎样的环境之下？
　　做猪群血清学调查时，崔尚金跑过中国不少大大小小的猪场。一个变化是：在过去，猪要养上四五年才能出栏，但现在，在这个集约化生长盛行的年代，一切基于成本考虑，不少猪场中的猪，在现代化的快速饲养方式下，往往生长期加速，也许仅仅6个月就出栏了。
　　“你见过一些猪场的小猪吗？”这位病毒科学家询问记者，“它们从生下来那天开始就挤在一起，就这么站着，一天到晚地吃饲料、长肉，就这么大一点的地方，晚上连躺下睡觉的空当都没有，猪的生存条件恶劣，当然抵抗力就下降了！”他伸出双手，比划着书桌那么长的一段距离，神情恳切。
　　“如果人类要重视自身安全，就也要重视并提高动物的生物安全水平以及它们的福利，我们要给动物提供干净的水与食物，我们要对它们要更关心一些。我相信的是，养重于防，防终于治，饲养是最重要的过程，比如，人的体质、心情好了，很少生病；猪的体质、生存环境好了，免疫力也增强了，患病的几率也大大减少了”，崔尚金强调，抗击猪流感主要还是在于“养”的水平，“这是比给猪群打疫苗更有效的方法，而加强对动物疾病的监管，最终受益的是人类”。
　　要真正阻击可能的流感病毒大突变引发的人间惨剧，只能寄希望于科学家更早一步发掘出足以应对这种冷酷杀手的秘笈，并加强防范。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一些来自于自然界、动物界的灾难并非空穴来风，也许正蕴涵了某种警示。除了防患于未然之外，我们人类，是否也应该在此刻，做出一些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