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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梅叶的《遗书》是法国十八世纪在反宗教和反封建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一本著作，虽然根据法国封建时代巴黎议会和高等审判厅的判决，这本书曾经多次遭到焚毁，而且持有此书的人往往有被捕入狱的危险，但是在它问世之后的短短十年中间，竟然不胫而走，先后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重印了十一版之多，可见在当时如何受到读者的欢迎。·伏尔泰对《遗书》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给达朗贝的信中说：“这部《遗书》应该在一切正直人的口袋中都有一本。”
《遗书》的作者让·梅叶生前并不是一位风云人物，而是一个乡村中默默无闻的神甫。
一六六四年，让·梅叶诞生在法国香槟省马泽尔尼村的一个织工家庭中。他在宗教学校受完教育后；由于父母之命到了该省的埃特列平镇担任神甫之职，此后一生中就很少离开过这个地方。关于这件事，他后来回忆道：“为了不使父母难过，我担任了这个职务。但是我可以不昧良心地说：物质利益上的理由，决不能使我爱好这个滋生着谬误和欺骗的职务。”当时路易十四的政府对农民进行着苛刻的压榨，而他们所剩下的东西还要去满足世俗封建主和宗教封建主的贪得无厌的要求。农村处处呈现出衰落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房屋倒塌。农民们终年辛勤劳动，却甚至连黑面包也吃不上，只好靠草根树皮为生。他们夜间无处栖身，只得躲在山洞里过着穴居的生活。农民发动了多次的起义，都被政府镇压下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最后屈服。这就是让·梅叶当时生活的农村的情景。
让·梅叶由于履行宗教上的职务，经常同农民接触，亲眼目睹农村的极端贫困，以及贵族和僧侣勾结起来对农民进行剥削和欺骗。他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感到极大的愤慨。但是，在路易十四的专横残暴的统治下，如果要把这种愤慨的心情写出来，将会招致杀身之祸，因此，他平时只得把它深深埋藏在自己的心里。梅叶死于一七二九年。，在他逝世前几年，视力已逐渐衰退，他自知死期将近，于是便动手把他所观察到的教会和神甫的虚伪、国王的残暴以及人们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都一一写了下来，作为他留给后人的遗书。《遗书》的手稿分成三本，每本都是三百六十页，上面都有梅叶的亲笔签名。梅叶死后，这本手稿经过三十二年之后，才由伏尔泰所发现，编了一个摘录本于一七六二年首先在荷兰出版，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一七七二年，法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又编了另一个摘录本。从此《遗书》才开始在世上广泛传播。
路易十四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建立在天主教和封建贵族巩固的联盟上的。教会庇护坏到不能再坏的政府，政府包庇愚蠢到不能再愚蠢的宗教；僧侣用“永世之罚”恐吓人民，使人民服从自称君权神授的统治当局，而世俗的统治者则保障僧倡丰厚的进款并维护一切宗教邪说。因此，梅叶在《遗书》中不得不用大量的篇幅来揭露宗教的荒谬和僧侣阶级的伪善，因为打击神权也就是打击王权的基础。
梅叶首先论证上帝、神灵、地狱、天堂一类东西，本来是没有的，而是一些企图统治自己同胞和获取权势的狡猾之徒所捏造出来的。他引用蒙台涅的话说，“人是极其愚蠢的，他不能创造壁虱，却能成打成打地创造神灵；不仅能成打地创造，而且能一下子成千上万地创造出来”。这些狡猾之徒捏造这些东西的目的，就是使人民害怕自己，从而服从自己的法律。然后，主教和神甫又利用他们虚构出来的东西来支配人民。他们在引导人民接受天惠神恩的精神幸福的幌子下，巧妙地剥夺了人民尘世的现实幸福；他们在给人民开放天国并答应赐予人民永久幸福的幌子下，妨碍人民安静地享受任何真正的幸福；他们在拯救人民脱离虚构的地狱痛苦的幌子下，迫使人民忍受现世的地狱般的痛苦。在上面这一段带有哲理性的生动议论中，梅叶真是把宗教的起源和它所起的作用，以及僧侣阶级如何为王权帮凶的丑恶嘴脸揭露得痛快淋漓。
在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当宗教被看成是不可亵渎的圣物的时候，一个人能够这样无情地、大胆地对宗教进行揭露和鞭挞，不但当前会招致不可设想的后果，而且就是死后也不能得到饶恕，而梅叶却以大无畏的坦荡胸怀写道：“让那些神甫、说教者、神学家以及一切欺瞒诈骗行为的庇护者，在我死后去暴跳如雷吧！让他们把我叫做不信神者、叛教者、渎神者或无神论者吧！让他们爱怎样咒骂就怎样咒骂吧！这些是丝毫也不会使我感到震动和不安的。让他们对我的肉体爱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这对我是反正不关痛痒的。”难怪伏尔泰在一七六二年二月给达朗贝的信中写道：“当我阅读梅叶著作的时候，不禁吓得发抖。”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梅叶在反宗教的彻底性方面远远超过了法国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然而，在《遗书》中占最重要地位的，还是梅叶的社会政治思想。梅叶断言，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有在地球上生活和行动、享受天赋自由和利用地面上的财富，以及从事有益劳动以获得一切生活必需品的平等权利。他正是根据这条“天赋人权”的道德准则来批判当时社会制度中的一些极为重大的“祸害”。
梅叶认为“各等级之间财富分配不平均”是这些“祸害’’之首。由于暴政的关系，现存的社会分成了国王、公爵、诸侯、官僚、贵人、臣民、被释放的奴隶和奴隶这些等级，这显然是违反天赋人权的。有一些贵族仅仅由于出身“高贵”，好象生下来就为了统治别人一样。他们享尽荣华富贵，占有良田美地，心犹不足，还要用暴力和狡计来剥夺农民的土地。广大的农民则仅仅因为出身“低贱”而变成了真正的奴隶。他们竭尽全力为贵族劳动还几乎不能够糊口。梅叶把贵族、大人物和富豪看作是比魔鬼还要凶恶的魔鬼，因为他们抢劫人民，折磨人民，使人民陷于不幸。
梅叶继续指出，第二个祸害是社会上有许多人以剥削和压迫人民为专职，并且还要人民来养活他们。被梅叶划入寄生虫和坏蛋的行列的，有以敲榨勒索为业的无赖，有终日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有钱的懒汉，有四处奔走、唯利是图的律师、包税者、税吏和盐烟监督机构的官吏，最后还有神甫、修道院长、牧师、修士和修女。而这些人的行为却特别伪善，他们口口声声发誓要安贫乐道和弃绝尘世，同时他们却占有大量的财富，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梅叶感叹地说，这些吮吸人民鲜血的寄生虫，没有给世界带来任何的好处，没有为社会作出任何的贡献，相反地，却给人民造成了真正的祸害。穷人如果不摆脱这些恶棍的折磨，他们将永远不幸。
梅叶在批判了封建制度的社会关系之后，就直接把矛头指向封建制度本身，指向贵族阶级的总代表国王身上。
梅叶坚决地指出，一切国王和公爵都是暴君。他们在自己国家内为所欲为，任意压迫他们治下的臣民。他们傲慢地认为自己的意志就是颁布一切法令的依据，根本不需要别的什么合理的论据。法国的国王就象小上帝一样，自以为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有生杀予夺之权。当他们妄想扩大自己帝国的疆界面与邻国作战时，就拿人民的生命财产作为追求他们虚荣心、，野心和报复心的牺牲品。
在这里梅叶直接点了法国暴君路易十四的名。他说，人们把路易十四叫做大路易，“并不是因为他作了任何伟大而值得赞扬的事业，……而只是因为他的极不公正的行为，在陆地和海上到处进行的大抢劫、大侵略、大毁灭、大破坏、大屠杀’’。这真是对路易十四的最恰当的写照。
在批判封建关系和封建制度方面，梅叶要比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走得远得多。启蒙思想家只批判封建摇役过于繁重，税制有缺点以及主管机关营私舞弊，等等。而梅叶则从根本上谴责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他的理想不是改良封建专制制度，而是从根本上废除它。不仅如此，梅叶还提出了当时的政治思想家们所根本没有的弑君的思想。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学习历史上那些杀死暴君的高贵人物的榜样，把国王和暴君从本国赶走，并且有权杀死他们。
由于伏尔泰和霍尔巴赫只是从反宗教的角度上摘录梅叶的《遗书》来出版，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只把梅叶当作一位反宗教和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中，雅各宾党人阿·克鲁特斯也正是根据这一点才建议国民公会为梅叶设立雕像。殊不知梅叶还是法国的一位空想共产主义者，是摩莱里、马布利和巴贝夫的先驱者。
梅叶在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时还批判私有制。他认为，财产和土地集中在私人的手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平等，因为每一个人都想不择手段地来攫取财富，结果最狡猾的人总是获胜，从而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这样就产生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酒醉饭饱，另一部分人却死于饥馑；一些人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而另一些人则日夜劳动还免不了挨饿。由于不平等，人们之间引起了互相妒忌、仇恨、冲突和反抗。
梅叶坚决谴责这种使社会发生分裂的私有制度，并且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度的基础上的理想社会来和它相对抗。这样的社会是由一个城市或一个乡村小教区的全体居民组成的，人们共同掌握一切财富和土地，并按照权利平等的原则共同加以使用。全体居民互相友爱，亲如兄弟姊妹，他们共同生活，吃同样好的食物，住同样好的房子，穿同样好的衣服。同时，人人按照自己的专业和特长参加劳动，并且根据个人的需要进行分配。显然，这是一个带有粗陋的平均主义和消费共产主义倾向的理想社会，但是它在当时仍然激起了广大被压迫群众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梅叶的《遗书》充满着战斗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精神，洋溢着彻底批判封建制度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热情，它是十八世纪法国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书籍中的出类拔萃的著作。
我国是封建制度延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不但象个人崇拜、家长制、一言堂、特权思想这一类封建残余思想还远没有肃清，就是宗教迷信的流毒在一些地区和一些人身上还很严重。例如，最近贵州发生巫师谢显吉利用“升天”、“得道”这些宗教迷信活动杀害十三口人的凶杀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奇怪的是，在这些被害人中，不但有社员、工人，而且还有一个公社的秘书。新中国建立已经有三十年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进行过多次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干部和工人中竟然还有人为了“升天成仙”，服服帖帖地被人捆上石头，推入河中溺死。这一件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能不使我们深长思之。还是列宁说得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应该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供给他们，把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告诉他们，用各种办法来影响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①
但是，建国以来我们对这件工作重视不够，翻译和出版的十八世纪战斗的无神论者的重要著作简直寥若晨星，更不要说翻译和出版这方面一切多少有些价值的东西了。商务印书馆出版梅叶的《遗书》，应该看成是在这方面迈出的可喜的一步。我们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的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著作同读者见面。
((遗书》，〔法〕梅叶著，陈太先、何清新等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卷一九五九年十月初版，1.80元；第二卷一九六○年一月初版，1.60元；第三卷一九六一年三月初版，1.60元)
①《列宁全集》，第四卷，第605—606页。
《遗书》的作者让·梅叶生前并不是一位风云人物，而是一个乡村中默默无闻的神甫。
一六六四年，让·梅叶诞生在法国香槟省马泽尔尼村的一个织工家庭中。他在宗教学校受完教育后；由于父母之命到了该省的埃特列平镇担任神甫之职，此后一生中就很少离开过这个地方。关于这件事，他后来回忆道：“为了不使父母难过，我担任了这个职务。但是我可以不昧良心地说：物质利益上的理由，决不能使我爱好这个滋生着谬误和欺骗的职务。”当时路易十四的政府对农民进行着苛刻的压榨，而他们所剩下的东西还要去满足世俗封建主和宗教封建主的贪得无厌的要求。农村处处呈现出衰落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房屋倒塌。农民们终年辛勤劳动，却甚至连黑面包也吃不上，只好靠草根树皮为生。他们夜间无处栖身，只得躲在山洞里过着穴居的生活。农民发动了多次的起义，都被政府镇压下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最后屈服。这就是让·梅叶当时生活的农村的情景。
让·梅叶由于履行宗教上的职务，经常同农民接触，亲眼目睹农村的极端贫困，以及贵族和僧侣勾结起来对农民进行剥削和欺骗。他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感到极大的愤慨。但是，在路易十四的专横残暴的统治下，如果要把这种愤慨的心情写出来，将会招致杀身之祸，因此，他平时只得把它深深埋藏在自己的心里。梅叶死于一七二九年。，在他逝世前几年，视力已逐渐衰退，他自知死期将近，于是便动手把他所观察到的教会和神甫的虚伪、国王的残暴以及人们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都一一写了下来，作为他留给后人的遗书。《遗书》的手稿分成三本，每本都是三百六十页，上面都有梅叶的亲笔签名。梅叶死后，这本手稿经过三十二年之后，才由伏尔泰所发现，编了一个摘录本于一七六二年首先在荷兰出版，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一七七二年，法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又编了另一个摘录本。从此《遗书》才开始在世上广泛传播。
路易十四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建立在天主教和封建贵族巩固的联盟上的。教会庇护坏到不能再坏的政府，政府包庇愚蠢到不能再愚蠢的宗教；僧侣用“永世之罚”恐吓人民，使人民服从自称君权神授的统治当局，而世俗的统治者则保障僧倡丰厚的进款并维护一切宗教邪说。因此，梅叶在《遗书》中不得不用大量的篇幅来揭露宗教的荒谬和僧侣阶级的伪善，因为打击神权也就是打击王权的基础。
梅叶首先论证上帝、神灵、地狱、天堂一类东西，本来是没有的，而是一些企图统治自己同胞和获取权势的狡猾之徒所捏造出来的。他引用蒙台涅的话说，“人是极其愚蠢的，他不能创造壁虱，却能成打成打地创造神灵；不仅能成打地创造，而且能一下子成千上万地创造出来”。这些狡猾之徒捏造这些东西的目的，就是使人民害怕自己，从而服从自己的法律。然后，主教和神甫又利用他们虚构出来的东西来支配人民。他们在引导人民接受天惠神恩的精神幸福的幌子下，巧妙地剥夺了人民尘世的现实幸福；他们在给人民开放天国并答应赐予人民永久幸福的幌子下，妨碍人民安静地享受任何真正的幸福；他们在拯救人民脱离虚构的地狱痛苦的幌子下，迫使人民忍受现世的地狱般的痛苦。在上面这一段带有哲理性的生动议论中，梅叶真是把宗教的起源和它所起的作用，以及僧侣阶级如何为王权帮凶的丑恶嘴脸揭露得痛快淋漓。
在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当宗教被看成是不可亵渎的圣物的时候，一个人能够这样无情地、大胆地对宗教进行揭露和鞭挞，不但当前会招致不可设想的后果，而且就是死后也不能得到饶恕，而梅叶却以大无畏的坦荡胸怀写道：“让那些神甫、说教者、神学家以及一切欺瞒诈骗行为的庇护者，在我死后去暴跳如雷吧！让他们把我叫做不信神者、叛教者、渎神者或无神论者吧！让他们爱怎样咒骂就怎样咒骂吧！这些是丝毫也不会使我感到震动和不安的。让他们对我的肉体爱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这对我是反正不关痛痒的。”难怪伏尔泰在一七六二年二月给达朗贝的信中写道：“当我阅读梅叶著作的时候，不禁吓得发抖。”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梅叶在反宗教的彻底性方面远远超过了法国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然而，在《遗书》中占最重要地位的，还是梅叶的社会政治思想。梅叶断言，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有在地球上生活和行动、享受天赋自由和利用地面上的财富，以及从事有益劳动以获得一切生活必需品的平等权利。他正是根据这条“天赋人权”的道德准则来批判当时社会制度中的一些极为重大的“祸害”。
梅叶认为“各等级之间财富分配不平均”是这些“祸害’’之首。由于暴政的关系，现存的社会分成了国王、公爵、诸侯、官僚、贵人、臣民、被释放的奴隶和奴隶这些等级，这显然是违反天赋人权的。有一些贵族仅仅由于出身“高贵”，好象生下来就为了统治别人一样。他们享尽荣华富贵，占有良田美地，心犹不足，还要用暴力和狡计来剥夺农民的土地。广大的农民则仅仅因为出身“低贱”而变成了真正的奴隶。他们竭尽全力为贵族劳动还几乎不能够糊口。梅叶把贵族、大人物和富豪看作是比魔鬼还要凶恶的魔鬼，因为他们抢劫人民，折磨人民，使人民陷于不幸。
梅叶继续指出，第二个祸害是社会上有许多人以剥削和压迫人民为专职，并且还要人民来养活他们。被梅叶划入寄生虫和坏蛋的行列的，有以敲榨勒索为业的无赖，有终日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有钱的懒汉，有四处奔走、唯利是图的律师、包税者、税吏和盐烟监督机构的官吏，最后还有神甫、修道院长、牧师、修士和修女。而这些人的行为却特别伪善，他们口口声声发誓要安贫乐道和弃绝尘世，同时他们却占有大量的财富，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梅叶感叹地说，这些吮吸人民鲜血的寄生虫，没有给世界带来任何的好处，没有为社会作出任何的贡献，相反地，却给人民造成了真正的祸害。穷人如果不摆脱这些恶棍的折磨，他们将永远不幸。
梅叶在批判了封建制度的社会关系之后，就直接把矛头指向封建制度本身，指向贵族阶级的总代表国王身上。
梅叶坚决地指出，一切国王和公爵都是暴君。他们在自己国家内为所欲为，任意压迫他们治下的臣民。他们傲慢地认为自己的意志就是颁布一切法令的依据，根本不需要别的什么合理的论据。法国的国王就象小上帝一样，自以为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有生杀予夺之权。当他们妄想扩大自己帝国的疆界面与邻国作战时，就拿人民的生命财产作为追求他们虚荣心、，野心和报复心的牺牲品。
在这里梅叶直接点了法国暴君路易十四的名。他说，人们把路易十四叫做大路易，“并不是因为他作了任何伟大而值得赞扬的事业，……而只是因为他的极不公正的行为，在陆地和海上到处进行的大抢劫、大侵略、大毁灭、大破坏、大屠杀’’。这真是对路易十四的最恰当的写照。
在批判封建关系和封建制度方面，梅叶要比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走得远得多。启蒙思想家只批判封建摇役过于繁重，税制有缺点以及主管机关营私舞弊，等等。而梅叶则从根本上谴责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他的理想不是改良封建专制制度，而是从根本上废除它。不仅如此，梅叶还提出了当时的政治思想家们所根本没有的弑君的思想。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学习历史上那些杀死暴君的高贵人物的榜样，把国王和暴君从本国赶走，并且有权杀死他们。
由于伏尔泰和霍尔巴赫只是从反宗教的角度上摘录梅叶的《遗书》来出版，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只把梅叶当作一位反宗教和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中，雅各宾党人阿·克鲁特斯也正是根据这一点才建议国民公会为梅叶设立雕像。殊不知梅叶还是法国的一位空想共产主义者，是摩莱里、马布利和巴贝夫的先驱者。
梅叶在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时还批判私有制。他认为，财产和土地集中在私人的手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平等，因为每一个人都想不择手段地来攫取财富，结果最狡猾的人总是获胜，从而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这样就产生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酒醉饭饱，另一部分人却死于饥馑；一些人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而另一些人则日夜劳动还免不了挨饿。由于不平等，人们之间引起了互相妒忌、仇恨、冲突和反抗。
梅叶坚决谴责这种使社会发生分裂的私有制度，并且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度的基础上的理想社会来和它相对抗。这样的社会是由一个城市或一个乡村小教区的全体居民组成的，人们共同掌握一切财富和土地，并按照权利平等的原则共同加以使用。全体居民互相友爱，亲如兄弟姊妹，他们共同生活，吃同样好的食物，住同样好的房子，穿同样好的衣服。同时，人人按照自己的专业和特长参加劳动，并且根据个人的需要进行分配。显然，这是一个带有粗陋的平均主义和消费共产主义倾向的理想社会，但是它在当时仍然激起了广大被压迫群众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梅叶的《遗书》充满着战斗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精神，洋溢着彻底批判封建制度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热情，它是十八世纪法国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书籍中的出类拔萃的著作。
我国是封建制度延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不但象个人崇拜、家长制、一言堂、特权思想这一类封建残余思想还远没有肃清，就是宗教迷信的流毒在一些地区和一些人身上还很严重。例如，最近贵州发生巫师谢显吉利用“升天”、“得道”这些宗教迷信活动杀害十三口人的凶杀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奇怪的是，在这些被害人中，不但有社员、工人，而且还有一个公社的秘书。新中国建立已经有三十年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进行过多次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干部和工人中竟然还有人为了“升天成仙”，服服帖帖地被人捆上石头，推入河中溺死。这一件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能不使我们深长思之。还是列宁说得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应该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供给他们，把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告诉他们，用各种办法来影响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①
但是，建国以来我们对这件工作重视不够，翻译和出版的十八世纪战斗的无神论者的重要著作简直寥若晨星，更不要说翻译和出版这方面一切多少有些价值的东西了。商务印书馆出版梅叶的《遗书》，应该看成是在这方面迈出的可喜的一步。我们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的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著作同读者见面。
((遗书》，〔法〕梅叶著，陈太先、何清新等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卷一九五九年十月初版，1.80元；第二卷一九六○年一月初版，1.60元；第三卷一九六一年三月初版，1.60元)
①《列宁全集》，第四卷，第605—6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