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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下简称《知否》）自去年底首播以来，在全国掀起了一阵不小的追剧热潮。除了离奇曲折的剧情外，该剧也从不同维度向我们再现了宋人的生活日常。
莎翁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喜欢喝茶的人，可能对剧中的茶器、茶艺、茶事及荼境就特别关注。市场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更是第一时间蹭热点，马上推出“《知否》同款”玻璃瓜棱汤瓶（又称注子、执壶），一上市就成“爆款”，而此前人气就颇高的建盏又趁热火了一把。
不论是热播的电视剧、热卖的茶器，还是茶圈流行的点茶、插花、香道以及宋式家具、宋式荼空间等等，都是时下“宋朝热”的折射。
早在70多年前，陈寅恪就曾预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的确，宋是一个文风炽盛、艺术绚烂的光辉时代，也是茶文化发展又登顶峰的黄金时代。茶，这一南方嘉木，自中唐成为“比屋之饮”后，在宋代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饮料”。
就茶器而言，尽管没有了像“圣唐灭胡明年铸”（陆羽《茶经·四之器》）那样的雄浑气象，但因满足点茶之需而渐居主流的如汤瓶、黑釉盏等茶器，以及焚香、插花等闲事所用之器，却无不蕴涵着内敛深沉、简约清新、平淡朴素、严谨古雅、活泼有趣的韵味与美感。而且，由于饮茶在社会各阶层的盛行，让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进而融为一体。
于是，一只汤瓶，一只黑釉盏，一枚茶筅，在平民百姓、文士学者乃至帝王将相的手中点出一个喧闹与宁静、世俗与风雅、现实与理想相交织的宋朝，而由此衍化出的“宋式生活美学”也不知不觉地将我们同时间那一端的宋朝连接了起来，亲切得就好像从未远离。
茶自盏黑，最经典的撞色
两宋时期流行的饼茶是唐代团茶的发展，尤其是贡茶，工艺上就更讲究了。譬如，声名显赫的建州北苑贡茶，制作时加入龙脑之类的香料来增香，并且还用模具印压龙凤的吉祥图案。从饮茶前的准备来看，唐宋大致相同，都要经炙（焙）、碾（磨）、罗、侯汤等程序。然而，两代主流饮茶法的最大区别便是体现在茶汤的呈现形式上，审美趣味也因此分道扬镳。
唐人将碾罗好的茶末放入鍑中烹煮后斟入茶碗饮用，宋人则是将茶末置于预热过的茶盏中，以汤瓶冲点，再以茶筅击拂，使盏面泛起沫饽。茶盏（碗），不只是盛装茶汤的容器，也是展现茶汤之美的载体。
对于盏中汤色，唐人尚绿，如冰似玉的越窑青瓷能加强茶汤的视觉效果，犹如春日青翠的山色。宋人则贵白，文人雅士们不惜搜尽诗肠，用“乳”、“冰”、“雪”、“银”、“云”等洁白素雅的类比来形容沫饽颜色。宋人还把对白的喜爱延展至叶色，如宋徽宗青睐有加的“白茶”：“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致。”（赵佶-《大观茶论》）另外，
从“龙园胜雪”、“雪英”、“云叶”、“玉华”、“万春银叶”、“玉庆清云”等这些富有诗意的北苑贡茶品名中，可窥见宋人贵白之一斑。
以黑反衬，是表现白色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茶色白，宜黑盏”。产于建阳水吉镇一带的建窑黑釉茶盏，在宋代同北苑贡茶—样负有盛名，几乎是点茶、斗茶的“标配”茶器。建盏，又称“黑建”、“乌泥建”，其釉色有绀黑、兔毫、油滴、曜变、杂色等类别，最受推崇的当属“绀黑”，也就是宋徽宗所说的“青黑”。这是一种乌金釉，乌黑莹润，能完美地衬托出茶色之白。在保证“绀黑”基础上，带有兔毫纹路的盏乃点茶的首选，宋徽宗则更进一步地归结为：“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
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茶盏，除了建阳，南北方皆有烧制，如河北定窑和磁州窑、江西吉州窑。然而，或因釉色不够纯正，或因胎薄保温性不足，终逊建盏一筹。而青釉、白釉、青白釉、酱釉等釉色的茶盏，虽也被普遍使用，但仅仅只是用作普通的饮茶用具，而不像建盏那样被推升到艺术的高度。
建盏的釉色，绀黑如漆，内敛含蓄，令观者在赏玩时会顿生一种深邃寂寥之感，而釉面上错落散布的结晶斑点，灿若繁星，闪烁在幽邃渺远的太空中。因此，它给人带来的审美体验，与日本传统美学中的“幽玄”“佗寂”之美隐隐相合，有4件传世宋代建盏（3件曜变，1件油滴）还被日本奉为“国宝”。建盏与日本茶道在美上的共鸣，让我们如今还能藉由日本茶道看到宋代美学精神的遗存。
宋人对瓷器纯净釉色的极致追崇也充分反映在汝窑瓷上。汝窑，位列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说为柴、汝、官、哥、定）之首，釉色以天青为上，深得尊崇道教的宋徽宗之垂青。“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这是一种清朗明澈、柔和静美之色，纯净得足以荡尽心灵的尘埃。然而，纯净到极致的美却也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历代仿汝者无数，却始终没能破解这谜一样的天青色背后深隐的烧造密码，只能望而兴叹。也正因如此，它的美永远定格在了宋代，而历干载聚散流转，得以传世的精品更是少之又少。
平淡至简，最难亦最美
宋徽宗在《大观茶论》的开篇就对北苑贡茶给予了高度评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虽是论茶，却也表达出了宋代居于主导的审美趣尚——“淡”与“简”。可以说，二者是瓷、诗、书、画等艺术门类的共性所在。
著名艺术史学者迈克尔·苏立文（MichaeI Sulivan，1916～2013年）在其名著《中国艺术史》中对宋瓷艺术有十分精辟的解读：“某些唐代陶瓷可能更强壮，清代陶瓷可能制作更精良，但宋代陶瓷则具形式上的古典纯洁感，釉色上展示了早期陶瓷的活力和晚期陶瓷的精良之间的完美平衡。”宋瓷的这一美学特质在传世茶器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以饮茶具的形制为例，唐代茶碗口部阔大，显得粗放潇洒。譬如，宁波博物馆藏的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茶碗犹如一朵盛开的荷花，盏托仿荷叶形，边缘向上翻卷，如同微风轻拂。整器釉色青翠莹润，造型丰腴饱满，线条充满动感，虽是仿生高洁素雅之花，却流溢着雍容富丽的气息。如果说唐代茶碗是大家闺秀，那么宋代茶盏则是小家碧玉，就像这个王朝的性格一样，变得内敛沉静，平淡温和。再以建盏为例，虽也有撇口、敞口的器型，但盏壁的线条却是往下斜伸渐收，然后止于窄小的碗底，显得相对刚劲瘦硬。敛口、束口的盏型则更是宋人静敛节制的流露。不过，用來点茶斗茶的标准器是束口盏，即口沿以下约1～1.5厘米向内约束成一圈浅显的凹槽，这是严谨、人性化的功能设计，在点茶时它能有效地控制茶汤的分量，且避免茶汤外溢。 再有就是与茶盏形影不离的盏托，它主要用来固定茶盏、防烫防溢，并有一定装饰效果，材质有金、银、铜、瓷（陶）、漆等。与建盏是“最佳搭档”的当属漆盏托，虽也有雕工精细者如剔犀如意云纹盏托，但最常见的是通体光素无纹的朱漆或黑漆盏托，这从辽墓壁画《将进茶图》中就可一睹它们的风采。
除茶器外，平淡简约之美在“五大名窑”的传世花瓶、香炉上也得到了细致的体现。在式样上，宋人热衷于模仿上古青铜器和玉器，如经典的觚、贯耳瓶、出戟尊、琮式瓶、玄纹尊、鬲式炉、簋式炉等，但它始终是以“做减法”为出发点：釉色多为素净淡雅、宁静柔和的单色釉，而且没有任何矫饰，质朴大方，线条亦是简洁流畅。这些艺术“语言”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删繁就简、以少为多的美学理念，与简朴本真的禅境亦是共通共融的。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宋诗。没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气象，也没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气概，而是“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或“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这是一种绚烂而极后的平淡。梅尧臣诗云：“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苏轼亦有诗云：“发纤裱于简古，寄至味于平淡”。“造”字，可谓道尽了宋人对“平淡”之美的不懈追求。因此，有人因裱华繁采而将唐诗比作芍药海棠，因幽韵冷香将宋诗比作秋菊寒梅。但，在我看来，品读唐诗，可酌之以酒，品读宋诗，可啜之以茶。
不论是瓷，还是诗，当我们细细品味时，往往会被这种看似平淡无奇波澜不惊却蕴藏无穷力量的美所深深震撼：当代世界流行的“极简主义”风格，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就大行其道了！
格物致知，细节看门道
说起宋朝，它留给我们的历史印象是“重文轻武”“文恬武嬉”。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用一杯酒换来了兵权，也开启了一个属于文人士大夫的盛世。
文人在饱读圣贤书、学优登仕的同时，抚琴对弈，挥毫泼墨，吟诗填词，饮酒啜茗，插花焚香，博古清赏，游山玩水，园林雅集等诸般闲事亦是毫不偏废。就拿史上最文艺的皇帝宋徽宗来说吧，精通多种艺术门类，不仅以御笔为茶著书立说，而且有时还亲手为臣子点茶。此季，随着炽烈的文风劲吹，形成了集儒学之大成且融贯道家、禅宗（佛家）思想的理学，使宋代文化变得更丰盛，并且闪耀着理性的思辨之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认为，“宋人比唐人要细腻、敏感、脆弱得多。他们不是像唐代士大夫那样以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自己的力量去扫视，聆听、去触摸、斗争，张开双臂拥抱世界，而是默默地与世界离开一段距离，用心灵去体验、去咀嚼、去思考着外部事物。”
“格物致知”是宋代理学思想的精髓所在。受理学的影响，文人在进行诸般闲事时，不止于陶冶性情或娱情悦性，还善于通过自己的视角去观察、去思考、去剖析“物”背后蕴涵的“理”。譬如，苏轼论谈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又如，王安石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卢梅坡赏梅：“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像这类富有理趣的哲理诗在宋诗中很常见。
当然，品茶也不例外。宋代理学灵魂人物之一的朱熹，就曾以茶喻理。他说：“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如何？”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礼本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又如‘家人嘀嘀，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都是此理。”
即使是斗茶娱乐，文土们也不忘发表议论一番。譬如，唐庚的《斗茶记》一文中对斗茶的经过并无过多的笔墨，而是借斗茶来阐明自己的态度：“吾闻茶不问团绔，要之贵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
理学也对包括茶器在内的陶瓷艺术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蔡襄的《茶录》、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对茶器审美与实用的细节都有详尽的描述。
如论盏，“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易于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建盏，从釉色、纹饰、造型和形制上都达到了美与用的高度统一。在形制上，如前文所述，束口盏是专为斗茶而生的器型。它的总体造型呈“V”字线型，俊巧典雅。据陶瓷学者研究，这样的造型“体量关系对比强烈，它的口沿部分体量大，圈足部分体量小，两者之间相互衬托，体量小的圈足，衬托出体量大的口沿部更为突出，使视觉感更为明确。反之，体量大的口沿，烘托出体量小的圈足更为轻巧，亭亭玉立。”它功能的设计也很巧妙：口沿处的“注水线”正好是盏容量达4：6时的临界线。斗茶时，茶筅击拂时涌起的汤花能漫过这条线，汤花退，水痕见，高下立分。而且“V”字线型，易于饮者端持，可一邊品饮，一边欣赏盏内的纹路。“蟹眼已过鱼眼生，兔毛倾看色尤宜。”（苏辙《次韵李公择以惠答章子厚新茶》）“鹧鸪碗面云萦宇，兔毫瓯心雪作泓。”（杨万里《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作为建盏独有的纹饰，兔亳、鹧鸪斑令人赏心悦目，激起了文人墨客的诗情。
又如，论汤瓶：“瓶宜金银，小大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利害，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欲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论茶筅：“茶筅以箸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劲，本欲壮而末必眇，当如剑脊之状。盖身厚重，则操之有力而易于运用。筅疏劲如剑脊，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最精彩的当推论点茶技艺，赵佶以诗化的语言详致地讲授了汤瓶、茶筅及茶盏三器配合使用时应掌握的手法，称得上宋代点茶的“标准教程”。
游戏玩昧，很天真很浪漫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邹其昌在论及宋辽金元美学时指出，“士人与玩味是宋元士人美学的典型形态，也是宋型美学的主体特征。”他认为，“‘玩’是士人阶层尤其是宋代的士人 寻找精神寄托和追求心灵自由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种方式。很显然，这里的‘玩’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游戏’，而是强调对人生、社会、历史等方面之‘研习’‘探讨’和对艺术之‘欣赏’以获得对人生意义之理解和领悟。”
茶，是饮品，也是文人热爱的“玩物”。赵佶说：“而天下之士，厉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箧笥之精，争鉴裁之妙：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文土“玩”茶的方式，主要有點茶、分茶（茶百戏）和斗茶。“茶百戏”，即在汤面上写诗作画，综合了点茶、作诗、书法、绘画艺术，此为雅玩。斗茶则是雅俗共赏，不论是哪个社会阶层的人，都爱斗茶，可谓是宋朝人气最火爆的“全民竞技游戏”。
文人“玩”茶玩出了闲情逸致，还把茶及茶器拟人化。譬如，给茶取别名，如“涤荡烦子”“清风使”“余甘氏”“清友”等，不胜枚举。又如，根据茶性给茶安个名字，然后为其作传，苏轼便是书写此类文章的第一人。在他的《叶嘉传》中，闽茶化身成为一位胸怀大志、德才兼备、威武不屈、正直忠贞的名士。与其说是写茶的游戏文字，不如说是以茶比德，来表明自己的情操、志向与抱负。苏轼以后，元代杨维桢《清苦先生传》，明代杨梦衮《烹雪头陀传》、支中夫《味苦居士传》以及清代蒋衡《晚甘侯传》等茶文，从内容到叙事方式都能找到《叶嘉传》的影子。
审安老人算是宋代最天真最浪漫的茶具“玩家”了，他写的《茶具图赞》是世界上首部茶具图谱。在书中，他像小朋友过家家一样，将茶焙笼、茶槌、茶碾、茶磨、茶杓、茶罗、茶帚、茶托、茶盏、汤瓶、茶筅和茶巾等十二件茶具称之为“十二先生”，并根据材质和功用，按照宋代官制，给它们加官进爵，赐之以名、字及号，还画了像，足见他对这些茶具的情有独钟。用现代流行语来说，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茶具控”。
“十二先生”是审安老人为茶具构筑的童话世界，也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理想国。也许在他眼中，治国犹如点茶，每一件茶器都应物尽其用，且相互配合，环环相扣，才能点出一盏色、香、味、韵具足的茶。于是，在他浪漫想象中构建的虚拟国度中，十二位官员皆是品格端正，各司其职，恪守尽忠，让国家机器得以强有效地运转。然而，理想很饱满，现实很骨感，梦终究是要醒的。审安老人所处的南宋，偏安江南一隅，沉醉在西湖歌舞、温暖薰风中的帝王家早已“直把杭州作汴州”。就连曾踌躇满志的陆游，也百无聊赖地在春雨初霁的晨光里“闲作草”“戏分茶”。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很快，来自茫茫草原的蒙古铁骑，一路挥鞭向南，所向披靡。一个被茶香和书卷气浸透的朝代，随着赵昺陆秀夫君臣在崖山的纵身一跃，永远地湮没在汹涌浩瀚的历史中。美，却是永恒，且历久弥新。当我们重新提起汤瓶往盏里注汤，茶筅击拂乳花泛起时，恍然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大宋。
莎翁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喜欢喝茶的人，可能对剧中的茶器、茶艺、茶事及荼境就特别关注。市场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更是第一时间蹭热点，马上推出“《知否》同款”玻璃瓜棱汤瓶（又称注子、执壶），一上市就成“爆款”，而此前人气就颇高的建盏又趁热火了一把。
不论是热播的电视剧、热卖的茶器，还是茶圈流行的点茶、插花、香道以及宋式家具、宋式荼空间等等，都是时下“宋朝热”的折射。
早在70多年前，陈寅恪就曾预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的确，宋是一个文风炽盛、艺术绚烂的光辉时代，也是茶文化发展又登顶峰的黄金时代。茶，这一南方嘉木，自中唐成为“比屋之饮”后，在宋代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饮料”。
就茶器而言，尽管没有了像“圣唐灭胡明年铸”（陆羽《茶经·四之器》）那样的雄浑气象，但因满足点茶之需而渐居主流的如汤瓶、黑釉盏等茶器，以及焚香、插花等闲事所用之器，却无不蕴涵着内敛深沉、简约清新、平淡朴素、严谨古雅、活泼有趣的韵味与美感。而且，由于饮茶在社会各阶层的盛行，让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进而融为一体。
于是，一只汤瓶，一只黑釉盏，一枚茶筅，在平民百姓、文士学者乃至帝王将相的手中点出一个喧闹与宁静、世俗与风雅、现实与理想相交织的宋朝，而由此衍化出的“宋式生活美学”也不知不觉地将我们同时间那一端的宋朝连接了起来，亲切得就好像从未远离。
茶自盏黑，最经典的撞色
两宋时期流行的饼茶是唐代团茶的发展，尤其是贡茶，工艺上就更讲究了。譬如，声名显赫的建州北苑贡茶，制作时加入龙脑之类的香料来增香，并且还用模具印压龙凤的吉祥图案。从饮茶前的准备来看，唐宋大致相同，都要经炙（焙）、碾（磨）、罗、侯汤等程序。然而，两代主流饮茶法的最大区别便是体现在茶汤的呈现形式上，审美趣味也因此分道扬镳。
唐人将碾罗好的茶末放入鍑中烹煮后斟入茶碗饮用，宋人则是将茶末置于预热过的茶盏中，以汤瓶冲点，再以茶筅击拂，使盏面泛起沫饽。茶盏（碗），不只是盛装茶汤的容器，也是展现茶汤之美的载体。
对于盏中汤色，唐人尚绿，如冰似玉的越窑青瓷能加强茶汤的视觉效果，犹如春日青翠的山色。宋人则贵白，文人雅士们不惜搜尽诗肠，用“乳”、“冰”、“雪”、“银”、“云”等洁白素雅的类比来形容沫饽颜色。宋人还把对白的喜爱延展至叶色，如宋徽宗青睐有加的“白茶”：“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致。”（赵佶-《大观茶论》）另外，
从“龙园胜雪”、“雪英”、“云叶”、“玉华”、“万春银叶”、“玉庆清云”等这些富有诗意的北苑贡茶品名中，可窥见宋人贵白之一斑。
以黑反衬，是表现白色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茶色白，宜黑盏”。产于建阳水吉镇一带的建窑黑釉茶盏，在宋代同北苑贡茶—样负有盛名，几乎是点茶、斗茶的“标配”茶器。建盏，又称“黑建”、“乌泥建”，其釉色有绀黑、兔毫、油滴、曜变、杂色等类别，最受推崇的当属“绀黑”，也就是宋徽宗所说的“青黑”。这是一种乌金釉，乌黑莹润，能完美地衬托出茶色之白。在保证“绀黑”基础上，带有兔毫纹路的盏乃点茶的首选，宋徽宗则更进一步地归结为：“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
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茶盏，除了建阳，南北方皆有烧制，如河北定窑和磁州窑、江西吉州窑。然而，或因釉色不够纯正，或因胎薄保温性不足，终逊建盏一筹。而青釉、白釉、青白釉、酱釉等釉色的茶盏，虽也被普遍使用，但仅仅只是用作普通的饮茶用具，而不像建盏那样被推升到艺术的高度。
建盏的釉色，绀黑如漆，内敛含蓄，令观者在赏玩时会顿生一种深邃寂寥之感，而釉面上错落散布的结晶斑点，灿若繁星，闪烁在幽邃渺远的太空中。因此，它给人带来的审美体验，与日本传统美学中的“幽玄”“佗寂”之美隐隐相合，有4件传世宋代建盏（3件曜变，1件油滴）还被日本奉为“国宝”。建盏与日本茶道在美上的共鸣，让我们如今还能藉由日本茶道看到宋代美学精神的遗存。
宋人对瓷器纯净釉色的极致追崇也充分反映在汝窑瓷上。汝窑，位列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说为柴、汝、官、哥、定）之首，釉色以天青为上，深得尊崇道教的宋徽宗之垂青。“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这是一种清朗明澈、柔和静美之色，纯净得足以荡尽心灵的尘埃。然而，纯净到极致的美却也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历代仿汝者无数，却始终没能破解这谜一样的天青色背后深隐的烧造密码，只能望而兴叹。也正因如此，它的美永远定格在了宋代，而历干载聚散流转，得以传世的精品更是少之又少。
平淡至简，最难亦最美
宋徽宗在《大观茶论》的开篇就对北苑贡茶给予了高度评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虽是论茶，却也表达出了宋代居于主导的审美趣尚——“淡”与“简”。可以说，二者是瓷、诗、书、画等艺术门类的共性所在。
著名艺术史学者迈克尔·苏立文（MichaeI Sulivan，1916～2013年）在其名著《中国艺术史》中对宋瓷艺术有十分精辟的解读：“某些唐代陶瓷可能更强壮，清代陶瓷可能制作更精良，但宋代陶瓷则具形式上的古典纯洁感，釉色上展示了早期陶瓷的活力和晚期陶瓷的精良之间的完美平衡。”宋瓷的这一美学特质在传世茶器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以饮茶具的形制为例，唐代茶碗口部阔大，显得粗放潇洒。譬如，宁波博物馆藏的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茶碗犹如一朵盛开的荷花，盏托仿荷叶形，边缘向上翻卷，如同微风轻拂。整器釉色青翠莹润，造型丰腴饱满，线条充满动感，虽是仿生高洁素雅之花，却流溢着雍容富丽的气息。如果说唐代茶碗是大家闺秀，那么宋代茶盏则是小家碧玉，就像这个王朝的性格一样，变得内敛沉静，平淡温和。再以建盏为例，虽也有撇口、敞口的器型，但盏壁的线条却是往下斜伸渐收，然后止于窄小的碗底，显得相对刚劲瘦硬。敛口、束口的盏型则更是宋人静敛节制的流露。不过，用來点茶斗茶的标准器是束口盏，即口沿以下约1～1.5厘米向内约束成一圈浅显的凹槽，这是严谨、人性化的功能设计，在点茶时它能有效地控制茶汤的分量，且避免茶汤外溢。 再有就是与茶盏形影不离的盏托，它主要用来固定茶盏、防烫防溢，并有一定装饰效果，材质有金、银、铜、瓷（陶）、漆等。与建盏是“最佳搭档”的当属漆盏托，虽也有雕工精细者如剔犀如意云纹盏托，但最常见的是通体光素无纹的朱漆或黑漆盏托，这从辽墓壁画《将进茶图》中就可一睹它们的风采。
除茶器外，平淡简约之美在“五大名窑”的传世花瓶、香炉上也得到了细致的体现。在式样上，宋人热衷于模仿上古青铜器和玉器，如经典的觚、贯耳瓶、出戟尊、琮式瓶、玄纹尊、鬲式炉、簋式炉等，但它始终是以“做减法”为出发点：釉色多为素净淡雅、宁静柔和的单色釉，而且没有任何矫饰，质朴大方，线条亦是简洁流畅。这些艺术“语言”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删繁就简、以少为多的美学理念，与简朴本真的禅境亦是共通共融的。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宋诗。没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气象，也没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气概，而是“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或“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这是一种绚烂而极后的平淡。梅尧臣诗云：“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苏轼亦有诗云：“发纤裱于简古，寄至味于平淡”。“造”字，可谓道尽了宋人对“平淡”之美的不懈追求。因此，有人因裱华繁采而将唐诗比作芍药海棠，因幽韵冷香将宋诗比作秋菊寒梅。但，在我看来，品读唐诗，可酌之以酒，品读宋诗，可啜之以茶。
不论是瓷，还是诗，当我们细细品味时，往往会被这种看似平淡无奇波澜不惊却蕴藏无穷力量的美所深深震撼：当代世界流行的“极简主义”风格，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就大行其道了！
格物致知，细节看门道
说起宋朝，它留给我们的历史印象是“重文轻武”“文恬武嬉”。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用一杯酒换来了兵权，也开启了一个属于文人士大夫的盛世。
文人在饱读圣贤书、学优登仕的同时，抚琴对弈，挥毫泼墨，吟诗填词，饮酒啜茗，插花焚香，博古清赏，游山玩水，园林雅集等诸般闲事亦是毫不偏废。就拿史上最文艺的皇帝宋徽宗来说吧，精通多种艺术门类，不仅以御笔为茶著书立说，而且有时还亲手为臣子点茶。此季，随着炽烈的文风劲吹，形成了集儒学之大成且融贯道家、禅宗（佛家）思想的理学，使宋代文化变得更丰盛，并且闪耀着理性的思辨之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认为，“宋人比唐人要细腻、敏感、脆弱得多。他们不是像唐代士大夫那样以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自己的力量去扫视，聆听、去触摸、斗争，张开双臂拥抱世界，而是默默地与世界离开一段距离，用心灵去体验、去咀嚼、去思考着外部事物。”
“格物致知”是宋代理学思想的精髓所在。受理学的影响，文人在进行诸般闲事时，不止于陶冶性情或娱情悦性，还善于通过自己的视角去观察、去思考、去剖析“物”背后蕴涵的“理”。譬如，苏轼论谈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又如，王安石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卢梅坡赏梅：“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像这类富有理趣的哲理诗在宋诗中很常见。
当然，品茶也不例外。宋代理学灵魂人物之一的朱熹，就曾以茶喻理。他说：“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如何？”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礼本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又如‘家人嘀嘀，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都是此理。”
即使是斗茶娱乐，文土们也不忘发表议论一番。譬如，唐庚的《斗茶记》一文中对斗茶的经过并无过多的笔墨，而是借斗茶来阐明自己的态度：“吾闻茶不问团绔，要之贵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
理学也对包括茶器在内的陶瓷艺术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蔡襄的《茶录》、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对茶器审美与实用的细节都有详尽的描述。
如论盏，“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易于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建盏，从釉色、纹饰、造型和形制上都达到了美与用的高度统一。在形制上，如前文所述，束口盏是专为斗茶而生的器型。它的总体造型呈“V”字线型，俊巧典雅。据陶瓷学者研究，这样的造型“体量关系对比强烈，它的口沿部分体量大，圈足部分体量小，两者之间相互衬托，体量小的圈足，衬托出体量大的口沿部更为突出，使视觉感更为明确。反之，体量大的口沿，烘托出体量小的圈足更为轻巧，亭亭玉立。”它功能的设计也很巧妙：口沿处的“注水线”正好是盏容量达4：6时的临界线。斗茶时，茶筅击拂时涌起的汤花能漫过这条线，汤花退，水痕见，高下立分。而且“V”字线型，易于饮者端持，可一邊品饮，一边欣赏盏内的纹路。“蟹眼已过鱼眼生，兔毛倾看色尤宜。”（苏辙《次韵李公择以惠答章子厚新茶》）“鹧鸪碗面云萦宇，兔毫瓯心雪作泓。”（杨万里《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作为建盏独有的纹饰，兔亳、鹧鸪斑令人赏心悦目，激起了文人墨客的诗情。
又如，论汤瓶：“瓶宜金银，小大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利害，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欲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论茶筅：“茶筅以箸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劲，本欲壮而末必眇，当如剑脊之状。盖身厚重，则操之有力而易于运用。筅疏劲如剑脊，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最精彩的当推论点茶技艺，赵佶以诗化的语言详致地讲授了汤瓶、茶筅及茶盏三器配合使用时应掌握的手法，称得上宋代点茶的“标准教程”。
游戏玩昧，很天真很浪漫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邹其昌在论及宋辽金元美学时指出，“士人与玩味是宋元士人美学的典型形态，也是宋型美学的主体特征。”他认为，“‘玩’是士人阶层尤其是宋代的士人 寻找精神寄托和追求心灵自由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种方式。很显然，这里的‘玩’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游戏’，而是强调对人生、社会、历史等方面之‘研习’‘探讨’和对艺术之‘欣赏’以获得对人生意义之理解和领悟。”
茶，是饮品，也是文人热爱的“玩物”。赵佶说：“而天下之士，厉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箧笥之精，争鉴裁之妙：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文土“玩”茶的方式，主要有點茶、分茶（茶百戏）和斗茶。“茶百戏”，即在汤面上写诗作画，综合了点茶、作诗、书法、绘画艺术，此为雅玩。斗茶则是雅俗共赏，不论是哪个社会阶层的人，都爱斗茶，可谓是宋朝人气最火爆的“全民竞技游戏”。
文人“玩”茶玩出了闲情逸致，还把茶及茶器拟人化。譬如，给茶取别名，如“涤荡烦子”“清风使”“余甘氏”“清友”等，不胜枚举。又如，根据茶性给茶安个名字，然后为其作传，苏轼便是书写此类文章的第一人。在他的《叶嘉传》中，闽茶化身成为一位胸怀大志、德才兼备、威武不屈、正直忠贞的名士。与其说是写茶的游戏文字，不如说是以茶比德，来表明自己的情操、志向与抱负。苏轼以后，元代杨维桢《清苦先生传》，明代杨梦衮《烹雪头陀传》、支中夫《味苦居士传》以及清代蒋衡《晚甘侯传》等茶文，从内容到叙事方式都能找到《叶嘉传》的影子。
审安老人算是宋代最天真最浪漫的茶具“玩家”了，他写的《茶具图赞》是世界上首部茶具图谱。在书中，他像小朋友过家家一样，将茶焙笼、茶槌、茶碾、茶磨、茶杓、茶罗、茶帚、茶托、茶盏、汤瓶、茶筅和茶巾等十二件茶具称之为“十二先生”，并根据材质和功用，按照宋代官制，给它们加官进爵，赐之以名、字及号，还画了像，足见他对这些茶具的情有独钟。用现代流行语来说，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茶具控”。
“十二先生”是审安老人为茶具构筑的童话世界，也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理想国。也许在他眼中，治国犹如点茶，每一件茶器都应物尽其用，且相互配合，环环相扣，才能点出一盏色、香、味、韵具足的茶。于是，在他浪漫想象中构建的虚拟国度中，十二位官员皆是品格端正，各司其职，恪守尽忠，让国家机器得以强有效地运转。然而，理想很饱满，现实很骨感，梦终究是要醒的。审安老人所处的南宋，偏安江南一隅，沉醉在西湖歌舞、温暖薰风中的帝王家早已“直把杭州作汴州”。就连曾踌躇满志的陆游，也百无聊赖地在春雨初霁的晨光里“闲作草”“戏分茶”。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很快，来自茫茫草原的蒙古铁骑，一路挥鞭向南，所向披靡。一个被茶香和书卷气浸透的朝代，随着赵昺陆秀夫君臣在崖山的纵身一跃，永远地湮没在汹涌浩瀚的历史中。美，却是永恒，且历久弥新。当我们重新提起汤瓶往盏里注汤，茶筅击拂乳花泛起时，恍然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大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