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约是1970年,在江西省南昌市一个小干休所里,陈云边看《参考消息》边对身边一个小伙子说:“美联储主席是美国真正的经济总统。”
“这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当时很难想象什么叫经济总统,认为总统不就全管了吗,怎么还有经济总统?我就开始想,美国的这个领域都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来运行的?我就想知道美国人都是在想些什么,于是开始一步步地关注经济问题了。”这个小伙子就是前国家领导人陈云之子陈元。
2013年4月15日,位于北京市阜成门外大街29号的国家开发银行悄然易帅。作为这家中国极具影响力的金融机构董事长,外界对陈元所知却不多,无外乎是“身居高位”“沉默少言”。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红二代”身份。
勾勒金融街
很少有人知道,如今北京大名鼎鼎的西单商业街和金融街,其蓝图都是出自陈元之手。
1984年,陈元出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虽然他分管党务,但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编制发展战略上。陈元主持改建西单商业街,把西单打造成商贸企业聚集的黄金地带。而西城区金融区规划,也为今天的金融街勾画出模样。
“金融的作用就像神经和大脑,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是1986年陈元在北京市金融体制改革研讨会上的讲话。与那个时代多数官员不同,他很早就认识到金融的重要性。
陈元1945年出生于延安,是家中长子,少时记忆中总是搬家不断,从大西北到大东北,直到父亲调回中央定居北京。后来他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攻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之后又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师从经济学家马洪和于光远。
“长期以来,受父亲陈云同志从事新中国经济工作的影响,我对经济金融领域一直怀有浓厚兴趣。”在2012年的新书《政府与市场之间》中,陈元这样写道。
斗通胀,反腐败,信用卡先行
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定后的第一年,一场罕见的恶性通胀席卷了整个中国,甚至一度还出现了现金供应紧张的局面。
有媒体将当时的情景形象地总结为“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和“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
“1993年信息化浪潮开始席卷全球,各国纷纷运用信息技术提升金融现代化水平,而我国大量金融业务还使用手工处理,银行卡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经济运行中过度依赖现金。”20年后的今天,陈元回忆道。
1993年5月29日,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我国也要加快实现金融电子化,在全国推广使用信用卡,减少现金的使用。
这一年,旨在推广银行卡联网通用的金融电子化国家重点项目“金卡工程”启动。与此同时,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也加快了支付系统的建设步伐。事实上,这也是陈元自1987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后,被外界认为最可圈可点的成就——建设了现代化的金融支付系统。
上阵讨债,对峙国企董事长
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找到了陈元,希望他到国家开发银行担任行长。国家开发银行是国务院直属的三家政策性银行之一,在人们眼中,它的工作就是“发钱”。由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加上管理粗放,国家开发银行的“奉命贷款”“人情贷款”层出不穷,不良贷款率高达32.6%。
在央行工作10年的陈元深知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巨大意义,他表示“国开行绝不能成为对公众不负责的拨款机器”。
改革首先从内部运作及管理开始。在信贷流程方面,陈元要求对所有项目实行风险审查机制。审查要经过四道程序:全行分四个小组,每半年由陈元随机选取,所有人员组合都由电脑随机产生。审查之后再到总行贷委会审查,贷委会由所有的副行长轮值参加,避免与贷款人之间产生联系。
2004年,陈元坦言当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国开行的不良资产高达1700多亿元,欠债的大多是国有企业,‘要债’十分不易。”
但陈元认为,“国开行要想资产优良,讨债必定少不了。”有时他甚至亲自上阵,以至于外媒至今仍津津乐道“他在招待会上与那些没偿还贷款的国企董事长们对峙”的故事。
谈到讨债,少不了说夏利。1999年,天津夏利集团内外交困,由于车型、技术、成本等原因,集团销量下降,不良贷款高达20亿元。对商业银行来说,这简直是不可解的难题。
上任不久的陈元亲自出面,与天津市政府反复讨论,提出天津需要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国家开发银行可以提供100亿-200亿元的资金,但条件是要把夏利的不良贷款化解掉。
这一谈判历经近一年时间。最后,天津市政府把能调动的所有资源都调动起来,经过两年努力,终于化解了20亿元的不良贷款。
“给你巨额资金,换一个市场规则”
陈云素有“调整大师”之名,陈元也继承了这一“传家宝”,将国家开发银行从单纯的政策性银行“调整”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对于开发性金融,陈元的概括是:它以中长期投融资为手段,依托国家信用,通过市场化运作,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制约。
但对国家开发银行而言,这一“调整”也意味着它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补贴,每一分钱都必须从市场中运营出来。这条路,陈元说自己是在“走钢丝”:一头是政策,一头是市场。路非常窄,但走好了很漂亮。
“走钢丝”的第一个大动作是在1998年8月,刚履新国家开发银行半年的陈元向时任安徽省省长回良玉建议将国家开发银行的融资优势和地方政府的组织优势相结合。当年冬天,国家开发银行与芜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10.8亿元的十年期贷款协议,用于芜湖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担保和还款来源由芜湖市财政全面兜底。
这是中国的银行介入城市建设第一单,也是日后赫赫有名的“芜湖模式”。
多位商业银行人士表示,对于国家开发银行的印象,在于其“胆子大”。但是在陈元看来,如果能够在“市场环境下,银行框架内”办事,一切皆能解决。
“我所要求的只有一点,就是按照金融规则办事。我给你巨额的资金,希望换回一个市场化的规则。”他进一步解释说,自己的一系列动作,其实是在赌中国经济的未来。
跻身全球最大開发性金融机构
2005年6月7日,国家开发银行召开第一次“走出去”业务工作会,陈元提出应该为服务“走出去”“投子布局”。讲完后,“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惊讶得不得了,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当时,国家开发银行内部员工的疑虑在于,所有人对于国外业务都不熟悉,语言不通、不了解当地情况。更重要的是,国家开发银行当时根本没有海外机构。
2005年10月,几乎在陈元的一力主导下,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成立。1个月后,国家开发银行成立对应的项目工作组,这是国家开发银行历史上第一个派驻国外的工作组。陈元要求每个分行都要抽调人员成立工作组,派驻到安排的国家,在当地政府、中资企业、驻外使领馆和当地金融机构中寻找合作机会。
2012年末,国家开发银行资产总额突破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0.3%。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已超越世界银行,跻身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2013年,陈元当选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对于他离开国家开发银行后的去向,外界有很多猜测。但多位国家开发银行内部人士认为,陈元的下一站,或将是代表中国参与筹建金砖四国开发银行。陈元从国家开发银行功成身退,但他的金融生涯,可能远未结束。
“这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当时很难想象什么叫经济总统,认为总统不就全管了吗,怎么还有经济总统?我就开始想,美国的这个领域都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来运行的?我就想知道美国人都是在想些什么,于是开始一步步地关注经济问题了。”这个小伙子就是前国家领导人陈云之子陈元。
2013年4月15日,位于北京市阜成门外大街29号的国家开发银行悄然易帅。作为这家中国极具影响力的金融机构董事长,外界对陈元所知却不多,无外乎是“身居高位”“沉默少言”。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红二代”身份。
勾勒金融街
很少有人知道,如今北京大名鼎鼎的西单商业街和金融街,其蓝图都是出自陈元之手。
1984年,陈元出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虽然他分管党务,但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编制发展战略上。陈元主持改建西单商业街,把西单打造成商贸企业聚集的黄金地带。而西城区金融区规划,也为今天的金融街勾画出模样。
“金融的作用就像神经和大脑,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是1986年陈元在北京市金融体制改革研讨会上的讲话。与那个时代多数官员不同,他很早就认识到金融的重要性。
陈元1945年出生于延安,是家中长子,少时记忆中总是搬家不断,从大西北到大东北,直到父亲调回中央定居北京。后来他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攻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之后又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师从经济学家马洪和于光远。
“长期以来,受父亲陈云同志从事新中国经济工作的影响,我对经济金融领域一直怀有浓厚兴趣。”在2012年的新书《政府与市场之间》中,陈元这样写道。
斗通胀,反腐败,信用卡先行
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定后的第一年,一场罕见的恶性通胀席卷了整个中国,甚至一度还出现了现金供应紧张的局面。
有媒体将当时的情景形象地总结为“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和“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
“1993年信息化浪潮开始席卷全球,各国纷纷运用信息技术提升金融现代化水平,而我国大量金融业务还使用手工处理,银行卡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经济运行中过度依赖现金。”20年后的今天,陈元回忆道。
1993年5月29日,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我国也要加快实现金融电子化,在全国推广使用信用卡,减少现金的使用。
这一年,旨在推广银行卡联网通用的金融电子化国家重点项目“金卡工程”启动。与此同时,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也加快了支付系统的建设步伐。事实上,这也是陈元自1987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后,被外界认为最可圈可点的成就——建设了现代化的金融支付系统。
上阵讨债,对峙国企董事长
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找到了陈元,希望他到国家开发银行担任行长。国家开发银行是国务院直属的三家政策性银行之一,在人们眼中,它的工作就是“发钱”。由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加上管理粗放,国家开发银行的“奉命贷款”“人情贷款”层出不穷,不良贷款率高达32.6%。
在央行工作10年的陈元深知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巨大意义,他表示“国开行绝不能成为对公众不负责的拨款机器”。
改革首先从内部运作及管理开始。在信贷流程方面,陈元要求对所有项目实行风险审查机制。审查要经过四道程序:全行分四个小组,每半年由陈元随机选取,所有人员组合都由电脑随机产生。审查之后再到总行贷委会审查,贷委会由所有的副行长轮值参加,避免与贷款人之间产生联系。
2004年,陈元坦言当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国开行的不良资产高达1700多亿元,欠债的大多是国有企业,‘要债’十分不易。”
但陈元认为,“国开行要想资产优良,讨债必定少不了。”有时他甚至亲自上阵,以至于外媒至今仍津津乐道“他在招待会上与那些没偿还贷款的国企董事长们对峙”的故事。
谈到讨债,少不了说夏利。1999年,天津夏利集团内外交困,由于车型、技术、成本等原因,集团销量下降,不良贷款高达20亿元。对商业银行来说,这简直是不可解的难题。
上任不久的陈元亲自出面,与天津市政府反复讨论,提出天津需要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国家开发银行可以提供100亿-200亿元的资金,但条件是要把夏利的不良贷款化解掉。
这一谈判历经近一年时间。最后,天津市政府把能调动的所有资源都调动起来,经过两年努力,终于化解了20亿元的不良贷款。
“给你巨额资金,换一个市场规则”
陈云素有“调整大师”之名,陈元也继承了这一“传家宝”,将国家开发银行从单纯的政策性银行“调整”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对于开发性金融,陈元的概括是:它以中长期投融资为手段,依托国家信用,通过市场化运作,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制约。
但对国家开发银行而言,这一“调整”也意味着它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补贴,每一分钱都必须从市场中运营出来。这条路,陈元说自己是在“走钢丝”:一头是政策,一头是市场。路非常窄,但走好了很漂亮。
“走钢丝”的第一个大动作是在1998年8月,刚履新国家开发银行半年的陈元向时任安徽省省长回良玉建议将国家开发银行的融资优势和地方政府的组织优势相结合。当年冬天,国家开发银行与芜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10.8亿元的十年期贷款协议,用于芜湖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担保和还款来源由芜湖市财政全面兜底。
这是中国的银行介入城市建设第一单,也是日后赫赫有名的“芜湖模式”。
多位商业银行人士表示,对于国家开发银行的印象,在于其“胆子大”。但是在陈元看来,如果能够在“市场环境下,银行框架内”办事,一切皆能解决。
“我所要求的只有一点,就是按照金融规则办事。我给你巨额的资金,希望换回一个市场化的规则。”他进一步解释说,自己的一系列动作,其实是在赌中国经济的未来。
跻身全球最大開发性金融机构
2005年6月7日,国家开发银行召开第一次“走出去”业务工作会,陈元提出应该为服务“走出去”“投子布局”。讲完后,“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惊讶得不得了,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当时,国家开发银行内部员工的疑虑在于,所有人对于国外业务都不熟悉,语言不通、不了解当地情况。更重要的是,国家开发银行当时根本没有海外机构。
2005年10月,几乎在陈元的一力主导下,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成立。1个月后,国家开发银行成立对应的项目工作组,这是国家开发银行历史上第一个派驻国外的工作组。陈元要求每个分行都要抽调人员成立工作组,派驻到安排的国家,在当地政府、中资企业、驻外使领馆和当地金融机构中寻找合作机会。
2012年末,国家开发银行资产总额突破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0.3%。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已超越世界银行,跻身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2013年,陈元当选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对于他离开国家开发银行后的去向,外界有很多猜测。但多位国家开发银行内部人士认为,陈元的下一站,或将是代表中国参与筹建金砖四国开发银行。陈元从国家开发银行功成身退,但他的金融生涯,可能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