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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西方转型国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东欧四国为例，基于面板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本国货币贬值与国民购买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转型国家的FDI流入具有正面影响。这说明东道国的FDI流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本身的经济表现。因此，致力于本身投资环境的健全，并维持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是转型国家应持续努力的目标。
关键词 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因素；东欧
中图分类号 F11；F753；F831.7 [文献标识码]A ？眼文章编号？演1673-0461（2013）06-0073-04
一、引 言
近30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动变化越来越剧烈。这不仅表现在总量的增加上，在投资地区的改变上也相当明显。根据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金额已从1970年的125亿美元激增至2003年的15，000亿美元。分析其流入地区可以发现，发达国家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地区，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相对流入比例上并未有显著改变，但绝对金额却有大幅增加。这对于追求经济发展，但缺乏外汇资金及技术的国家，特别是那些自社会主义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而言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包括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在内的西方国家先后进行经济与政治层面的巨大变革，以努力追求经济发展与繁荣，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这些资金短缺国家取得生产技术与管理能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接受跨国公司自海外带来的生产机器设备、技术、管理技巧等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了所谓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以东欧国家为代表的西方转型国家 ①克服工业发展失败、经济崩溃与政治纷乱，走向经济稳定发展的道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外商直接投资已被视为这些国家转型至市场经济体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型要素，因此促使它们寻找各种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对一国进行投资生产，必定是因为该国具有稳定且具潜力的政治经济环境，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是其进行FDI区位选择上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东道国不应只扮演等待投资的被动角色，而应建立自身与他国相比具竞争力的优势。
转型国家虽然都经历了市场经济改革，但其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度与广度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效也迥异。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国内外理论界已有一些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加以探讨，但是，由于观点、方法与分析工具等的不同，目前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特别是，现有相关文献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分析对象上大多只包括发达国家，或是单独某个发展中国家，较少涉及转型国家这一特殊类别国家群体。而根据上文所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拟以在西方转型国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且转型期较为一致的波兰等东欧四国为例，对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以期能为我国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二、文献回顾
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基本从市场不完全的角度出发，其基本假设为：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条件下，FDI不可能发生，这些不完全可能来自于商品与要素市场以及政府法规，特别是关税与贸易障碍等，以至于资源与生产产品无法做有效的分配。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通过将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3个阶段，说明了动态的比较利益，以及随着厂商考虑成本因素时转移生产地点，FDI在其中成为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Knickerbocker（1973）观察到寡占厂商在一地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时，其他的竞争者也会跟进，因此提出“跟随领导者（following leader）”理论，他假设这些跟随者之所以会随着领导公司进入东道国设厂，主要是不想让领导厂商取得诸如规模经济等竞争优势，并将外商直接投资按照服务何种市场分成3类：供给当地市场、资源取得与以出口为目的的投资；Dunning（1993）的折中理论（eclectic theory）结合了国际贸易与国外生产观点，包含了各种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必须在所有权、区位与内部化3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其中，区位因素强调的是东道国自身在投资环境上所存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种可吸引FDI流入的要素。他归纳出4类区位影响因素，包括市场因素、贸易障碍、生产成本与投资环境等。一国投资环境如果能满足外国投资者所需条件，在所有权与内部化优势均存在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便会到该国投资生产。以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的探讨，已从最初古典的比较利益之机会成本问题，延伸到厂商对其他厂商竞争策略的布局研究，特别是Dunning的折中理论将过去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加以整合，在实际分析上更具弹性，也即在研究上既可以从厂商、特定产业，也可以从东道国的角度去讨论。
在实证研究方面，Lucas（1993）在探讨东亚与东南亚7国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时，基于独占者对于利润最大化的外国资金延伸性需求，发展出包含相对价格与其他禀赋变量的基本模型，以及包括区位、市场规模、政治风险等变量的延伸模型，并分析了政治环境对外商投资的影响；Gastanaga（1998）利用折中理论检验49个低开放度国家在1970年～1995年间各种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效果，并认为政策与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Cassou（1997）利用panel data分析美国等6个发达国家税率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除了企业税如预期般具有显著影响外，所得税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Kerr and Peter（2001）采用市场不完全架构，利用1980年～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大陆的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資水平、开放度与汇率波动均对我国FDI流入具有显著影响。从以上文献可知，关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还存在许多分歧，同时，现有相关文献较少涉及转型国家。
关键词 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因素；东欧
中图分类号 F11；F753；F831.7 [文献标识码]A ？眼文章编号？演1673-0461（2013）06-0073-04
一、引 言
近30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动变化越来越剧烈。这不仅表现在总量的增加上，在投资地区的改变上也相当明显。根据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金额已从1970年的125亿美元激增至2003年的15，000亿美元。分析其流入地区可以发现，发达国家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地区，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相对流入比例上并未有显著改变，但绝对金额却有大幅增加。这对于追求经济发展，但缺乏外汇资金及技术的国家，特别是那些自社会主义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而言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包括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在内的西方国家先后进行经济与政治层面的巨大变革，以努力追求经济发展与繁荣，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这些资金短缺国家取得生产技术与管理能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接受跨国公司自海外带来的生产机器设备、技术、管理技巧等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了所谓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以东欧国家为代表的西方转型国家 ①克服工业发展失败、经济崩溃与政治纷乱，走向经济稳定发展的道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外商直接投资已被视为这些国家转型至市场经济体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型要素，因此促使它们寻找各种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对一国进行投资生产，必定是因为该国具有稳定且具潜力的政治经济环境，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是其进行FDI区位选择上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东道国不应只扮演等待投资的被动角色，而应建立自身与他国相比具竞争力的优势。
转型国家虽然都经历了市场经济改革，但其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度与广度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效也迥异。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国内外理论界已有一些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加以探讨，但是，由于观点、方法与分析工具等的不同，目前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特别是，现有相关文献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分析对象上大多只包括发达国家，或是单独某个发展中国家，较少涉及转型国家这一特殊类别国家群体。而根据上文所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拟以在西方转型国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且转型期较为一致的波兰等东欧四国为例，对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以期能为我国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二、文献回顾
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基本从市场不完全的角度出发，其基本假设为：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条件下，FDI不可能发生，这些不完全可能来自于商品与要素市场以及政府法规，特别是关税与贸易障碍等，以至于资源与生产产品无法做有效的分配。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通过将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3个阶段，说明了动态的比较利益，以及随着厂商考虑成本因素时转移生产地点，FDI在其中成为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Knickerbocker（1973）观察到寡占厂商在一地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时，其他的竞争者也会跟进，因此提出“跟随领导者（following leader）”理论，他假设这些跟随者之所以会随着领导公司进入东道国设厂，主要是不想让领导厂商取得诸如规模经济等竞争优势，并将外商直接投资按照服务何种市场分成3类：供给当地市场、资源取得与以出口为目的的投资；Dunning（1993）的折中理论（eclectic theory）结合了国际贸易与国外生产观点，包含了各种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必须在所有权、区位与内部化3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其中，区位因素强调的是东道国自身在投资环境上所存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种可吸引FDI流入的要素。他归纳出4类区位影响因素，包括市场因素、贸易障碍、生产成本与投资环境等。一国投资环境如果能满足外国投资者所需条件，在所有权与内部化优势均存在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便会到该国投资生产。以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的探讨，已从最初古典的比较利益之机会成本问题，延伸到厂商对其他厂商竞争策略的布局研究，特别是Dunning的折中理论将过去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加以整合，在实际分析上更具弹性，也即在研究上既可以从厂商、特定产业，也可以从东道国的角度去讨论。
在实证研究方面，Lucas（1993）在探讨东亚与东南亚7国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时，基于独占者对于利润最大化的外国资金延伸性需求，发展出包含相对价格与其他禀赋变量的基本模型，以及包括区位、市场规模、政治风险等变量的延伸模型，并分析了政治环境对外商投资的影响；Gastanaga（1998）利用折中理论检验49个低开放度国家在1970年～1995年间各种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效果，并认为政策与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Cassou（1997）利用panel data分析美国等6个发达国家税率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除了企业税如预期般具有显著影响外，所得税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Kerr and Peter（2001）采用市场不完全架构，利用1980年～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大陆的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資水平、开放度与汇率波动均对我国FDI流入具有显著影响。从以上文献可知，关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还存在许多分歧，同时，现有相关文献较少涉及转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