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4月，广州一家颜料店正在热热闹闹地办喜事，两百多人的迎亲队伍接走新娘的同时，也带走了装在颜料罐里的丰厚“嫁妆”。很快，一批武器弹药被送到革命军手中，由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正式爆发。策划这起“明办嫁妆，暗运军械”事件的正是后来成为黄兴之妻的徐宗汉。
　　徐宗汉出身商贾之家，自幼接受西式教育，对三纲五常鄙夷至极，因此当她的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她并没有悲切守寡，而是毅然脱离家庭，逐步成长为一个追求进步、勇往直前的革命女性。后来徐宗汉有幸结识了孙中山与黄兴，自此和同盟会以及黄兴结下了不解之缘。
　　可惜，革命党人寡不敌众，广州起义失败了。得知黄兴右手中弹时，徐宗汉不顾危险相救，并护送他连夜逃往香港。黄兴的手指溃烂、需要及时手术，请家属签字时，徐宗汉毅然以黄兴妻子的名义签了字。面对黄兴的歉疚，她安慰他：“这些年，我忘了性别，忘了身份，我心坦荡，可对天日。”
　　时势造爱情，病榻旁的照料和对理想的共同追求让他们成了真正的革命夫妻。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奉命前去指挥战斗，然而“要犯”的身份使他寸步难行，她便请好友给他化装，终于使他成功混在医疗队里到达武汉；起义胜利后，清廷请求和谈，黄兴去上海主持大局，为防不测，她成立“北伐炸弹队”，身背炸药并自任队长以作策应，其侠肝义胆不输男儿。
　　1912年1月，黄兴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徐宗汉则投身社会活动，始终是他的左膀右臂。看到满城的孤儿无家可归，她向临时政府建言，希望建立机构收养难童。在她的奔走呼吁下，“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终于成功创立。徐宗汉还提出了“学艺与读书并重”的先进教育理念，使得难童不仅有饭吃，还受到了教育。
　　对这一切，黄兴十分感动。正主持讨袁工作的黄兴在百忙之中给妻子写信，称赞她：“吾责至大、至危……汝责至细、至久……然则汝之责任艰巨于吾乎！”
　　讨袁失败后，黄兴不得不流亡海外，徐宗汉始终陪伴左右，协助患肝病的他做接待、抄写工作。1916年，黄兴因病去世，年仅42岁。徐宗汉悲伤过后，再次振作起来，继续黄兴没有完成的事业。
　　1919年“五四”热潮席卷全国后，她在上海成立“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并任会长，领导上海妇女投身爱国运动；她创办上海平民女校、出版《妇女声》杂志、资助有志青年赴法留学……这一系列的做法虽然使她一度耗尽家财、生活陷于困境，但她毫不后悔。
　　1927年，在黄兴旧部的协助下，年已半百的徐宗汉回到南京继续她牵挂的扶贫事业。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远涉重洋赴美募捐，还自建奶牛场解决幼童的喝奶问题。她又开办农場、工厂作为贫困儿的实习基地，充分体现了“幼而学之，壮而行之”的办学宗旨。
　　“九·一八”事变后，徐宗汉率领部分贫儿赴墨西哥、巴西等地，一面募捐，一面向华侨宣传抗日救国。她慷慨激昂的演讲感染了华侨们，大家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她就这样任劳任怨地始终支持着祖国的革命事业，直到1944年去世。
　　“她不仅是贤内助，更是并肩作战的伙伴、战友，而且，她的能力比任何男人都强。”徐宗汉不负黄兴所望，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救国中留下了她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