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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家文化的起源可上溯到先秦，私人讲学亦自孔子始。悠悠千载，私学之风未有停歇，每逢乱世又担当起学术传承的重任，敦隆教化，扶持治道，功不可没。自宋代开始。书院教育日益形成规模。大小书院并行发展并遍及中华，成就了千年来民间私学兴盛和学术思想的伟业。宋初的白鹿洞书院在经历五代十国战火硝烟之后，逐渐发展并兴盛起来。白鹿洞书院被誉为我国四大书院之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完备的书院。本文将以白鹿洞书院在两宋的发展为例，分析说明宋代书院的发展，旨在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宋代私学的变迁及其对中国教育与文化的影响。
一、白鹿洞书院在北宋时期的发展
北宋初期，在庐山白鹿洞原南唐“庐山国学”旧址上，建立了白鹿洞书院。建院初期，规模较小，与一般私学精舍区别不大，书院仅有生徒数十人、近百人不等。正如《申修白鹿书院状》所言：“至国初时，学徒犹数十百。”《延和殿奏事》中也曾述“迨至国初，犹数十百人。”：
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江州知州同述，将白鹿洞书院办学的情况向宋廷上报，请求赐书：“庐山白鹿洞，学徒尝数十百人，望赐仇经》书，使之肄习。”之后，诏从其请，宋太宗下令将国子监刻印的仇经》等书赐给书院，以便生徒阅读。白鹿洞书院也因太宗赐书而扬名四方。
北宋时期科举制度兴起，科举取士的规模日益扩大，人们转而祟尚与科举考试直接相关的知识。书院的建立满足了世人读书求学的需要，考生在求学之时，经常到访书院，促进了书院的发展。而宋初数十年间，天下甫定，百废待兴，朝廷没有财力和闲暇发展官学，书院弥补了官学数量的不足。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云：“余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而立精舍，以为群居讲学之所，而为政者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白鹿洞之类是也。”
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白鹿洞书院主持人明起被当朝任命为蔡州褒信县主簿。明起离开白鹿洞书院后，白鹿洞书院遂渐开始废弃，踏入了第一个衰退期。《申修白鹿书院状》中记述，“又官其洞主明起为蔡州褒信县主簿，以旌劝之。其后既有军学，而洞之书院遂废累年。”
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下令给全国各学校和书院发送国子监印本经书和修缮孔子庙堂。白鹿洞书院才于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得到修整，塑造孔子及其弟子像，开始了第二次的兴盛。据《延和殿奏事》记述：“而咸平五年，有勒重修，仍塑宣圣及弟子像。”可惜由于欠缺管理和维修，不久书院便踏人了第二次的衰退期。王弘懋《朱子年谱》载：“咸平中有勒重修，其后沦坏日久，莽为邱墟。”
宋仁宗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礼部郎中孙琛在白鹿洞修建学馆十间，教导弟子，并为各方求学读书之人提供膳食。《白鹿洞牒》记载：“礼部郎中琛，复置学馆十间，书‘白鹿洞之书堂’六字，揭于楹间，以教子弟。四方之士愿就学者，亦给其食。”。至此，白鹿洞书院开始了第三次兴盛。然而，北宋末年，战争频繁，烽火连天，皇佑末年(公元1054年)春，书院遭到毁坏，白鹿洞书院进AT第三次衰退期。
总之，白鹿洞书院在北宋时期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三起三落，虽开始扬名，但规模有限，到南宋时期才真正步入正轨。
二、白鹿洞书院在南宋时期的发展
中国书院大盛于南宋，书院数目增加，亦形成各种学派。吕祖谦称白鹿洞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白鹿洞书院记》中云：“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者，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白鹿洞书院的复兴与当时理学发展关系密切。当时理学家十分热衷于书院教育，朱熹是理学最具代表的核心人物，他竭力倡导修复书院，在此讲学、著书、论道，推祟祖先儒家之文化，使书院发展形成规模。
淳熙六年十月，朱熹开始修复书院房屋，购买院田以维持书院长期发展之用。朱熹又不断发文向江南、西路各地收集经书，向四方贤士征求藏书；又招生聘师，订规矩、立课程，采取多种教学方法，形成较为完备的书院教学组织形式。这为白鹿洞书院的发展奠定了教学基础。
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初步修复完成，朱熹率领师生赴书院，祭祀先师先圣，举行开学典礼。朱熹担任书院主讲，亲临执教，设堂讲学，生徒大多仰慕理学大师之名而来求学，书院因而声名大振。朱熹又聘请南宋另一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来自鹿洞书院讲学论道。陆九渊讲学内容被学者称赞，朱熹便将陆九渊所讲内容刻石久存。
理学大师在书院授读讲学，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树立了书院的教育威信，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书院研究专家邓洪波先生认为南宋是书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的最大特点是学术大师的指导这使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得以完全确立。”
南宋书院的发展也和当时社会环境有关。当时政局动荡，战争频繁，金兵入侵，宋室南移，朝廷的国学遭到废弃，地方上的私学成为士子追求学问之地。同时，南宋官学基本上是科举之附庸，教学内容往往流于形式，充满利禄之风。读书之人转而向往学术风气浓厚的书院。此时书院发展得最为兴盛，仅向朝廷请求赐匾或设置书院就有十八所。到了南宋理宗时期，官方开始崇尚程朱理学，也就推动了书院的发展。朱熹除奏请朝廷勒额赐书外，亦倡导民间协办，民力便占百分之五十。白鹿洞书院是既以民力为主，又得官力从助，成为官民合办。
其后，朱熹的高足李燔、朱熹之子朱在、江东提刑兼提举袁甫及知南康军宋文卿等人又对白鹿洞书院修建、增补，使之得以在嘉定时期继续大盛。
李燔任白鹿洞书院堂长之时，学术风气甚浓。侏史·李燔传》记载：“郡守请为白鹿洞书院堂长，学术之盛，他郡无比。”嘉定十年，朱熹的儿子朱在以大理寺正知南康军的身份，承继父志，续修白鹿洞书院，使书院更具规模。“嘉定十年。文公朱先生之子在，以大理正来践世职，思所以杨休命，成先志，鸠工度材，缺者增之……其规模宏壮，皆它郡学所不及。”绍定六年，袁甫重修和增建白鹿洞书院，他认为修建书院最重要的是从讲学人手，于是先后聘请朱熹弟子张洽和汤巾主持来书院讲学。“甫与元德张君同官于池，又与仲能汤君有同年好。二君从事晦庵先生之学，功深力久，逐廷为洞长。”《宋史·张洽传》又载：“袁甫提点江东刑狱，甫以白鹿洞书院废弛，招洽为山长。””此后，不断有人修补白鹿洞书院。
南宋理宗后期，朝廷开始给一部分书院山长授以官职，或者选派一些官吏兼任或充当书院山长，白鹿洞书院逐渐失去私学性质。如当时的星子县进士郭炳之曾出仕白鹿山长。此外，书院提请朝廷备案，赐额，赐书的要求得到满足，朝廷便将洞主纳入官制，故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书院的私学性质。
三、白鹿洞书院制度化
白鹿洞书院在朱熹之后得以兴起，除了表现在收生众多、人才培养取得成就之外，还表现在书院制度步人正轨，建制方面有了质的飞跃。白鹿洞书院的制度化，体现在它作为文化传承的功能得以实现、教学理念的成熟、行政构架完备、教育的功能和教育的理念得到长足的发展和完善。
盛朗西称书院有三大事业，日藏书，日供祀，日讲学。吴万居则称，宋代书院应有读书、藏书、刻书、祭祀、讲学等五大功能，并兼有收容流寓士子与教育乡族子弟之作用。在《书院文化》一书中，作者认为书院具有教育、学术、宗教、出版、传播、档案功能。在我认为，藏书与刊书曾分属不同机构管辖，至宋代亦逐渐合并；而读书与讲学其本质不可分离，所以我暂顺应盛朗西的观点，将书院的教育职责分为文化保全、文化传承和文化精神发扬三点。
1、文化保全。文化保全，在于书籍著作的保全。书院的藏书功能在历史上功不可没。在五代之后，官学落寞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量官方书籍散轶损毁。而书院之所以名为“书院”，“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宋代书院的藏书规模非精舍讲堂可比。王应麟的《玉海》卷一百六十记载：“请赐仇经》肄业，昭从其请，乃驿送之。”在宋代，统治者颁赐御书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提高了书院的社会地位，书院藏书也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一些规模大的书院藏书数量甚至多于国家藏书。
书院除了保存图书之外，也渐渐担负起了刻书、刊书的责任。旧时，刊书校勘的活动都是交由国子监管领。但宋神宗之后，这一禁令得到放松，坊间刻书之风兴起，这对文化的发展居功至伟。书院自行刊书、刻书大大丰富了典籍的数量，且质量高、品种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留下了珍贵的“书院本”文化遗产。
2、文化传承。书院的文化传承不仅在于教育，也在于学术思想。宋代之后。官学钳制很严，只能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进行教学，不能发表任何自由思想。而书院是文人贤者隐逸山林的自由之所，承袭历代读书的风气，在山水中陶冶情操。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催生了后世众多思想流派，他们不但讲学授徒、谈经论道，而且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书院的教学采取自由学习、共同研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用以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程朱学派即源自白鹿洞。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出任南康太守，在白鹿洞书院定下学规，置田造物，复兴书院，开一代教育自由讲学、尊严师道、教训合一、循序渐进的学风。在白鹿洞书院，师生、同门之间可以自由讨论，内容丰富，不拘名分，不流于科举。不同学派之间也经常进行辩论活动，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完善。在丰富的讨论活动中，双方各有所得，也促进师生同窗情谊，书院的教育氛围格外和谐。
3、文化精神传扬。宋代书院的文化精神传扬，主要体现在书院的祭祀活动，是书院教育、教学不可或缺的方面。祭祀的主要对象是本教儒家的“先圣”、“先师”和“先贤”。这些人物标志着书院的学术方向和文风。如白鹿洞书院初有宗儒祠祭拜孔孟；在宋开禧元年，诸生以周敦颐、程颐、程颢和朱熹合祀。书院的祭祀活动既可以存神过化，弘扬思想，又能够尊崇先贤功德，树立师道学风。宋代书院得以流传后世，主要靠道德世界的真诚精神。
宋代书院在行政管理方面的组织架构得到了周全的发展，这种发展包括管理、教育和经营方面。以下为简略的白鹿洞书院的行政与教学系统。
山长主持一院之事，副山长负责辅佐山长主持院务，堂长于院中统管纪纲众事，表率生徒。在其之下，讲书、说书、助教等皆以教典为职。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在宋淳熙七年，朱熹为洞主，杨日新为堂长，同时讲学的有刘子清、林用中、壬阮等。
在规章制度上，宋代每个书院都有一套完整的规定，作为师生遵守的基本章程。朱熹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白鹿洞书院的教育方针和学生守则，包括教育任务、目的、为学方法和修身、处事、接物的要领等，体现想成才先要成人的教育思想。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学规，也是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以后所订的学规大多以它为基础。
白鹿洞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书院的代表，它的建制成熟，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书院制度走向辉煌。在历史的传承中，书院教育起到了文化保全、文化传承和道德精神教育的作用。这些物质和思想上的流传，大大丰富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容，扩展了中国文化的范畴。书院制度在完善过程中，亦形成了周密的行政构架，反映了宋代之后封建统治制度步上新的台阶，社会秩序有了更严格的分工和定义。对宋代书院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宋代私学教育的变迁，以及宋代变革时期教育的特质和角色。
一、白鹿洞书院在北宋时期的发展
北宋初期，在庐山白鹿洞原南唐“庐山国学”旧址上，建立了白鹿洞书院。建院初期，规模较小，与一般私学精舍区别不大，书院仅有生徒数十人、近百人不等。正如《申修白鹿书院状》所言：“至国初时，学徒犹数十百。”《延和殿奏事》中也曾述“迨至国初，犹数十百人。”：
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江州知州同述，将白鹿洞书院办学的情况向宋廷上报，请求赐书：“庐山白鹿洞，学徒尝数十百人，望赐仇经》书，使之肄习。”之后，诏从其请，宋太宗下令将国子监刻印的仇经》等书赐给书院，以便生徒阅读。白鹿洞书院也因太宗赐书而扬名四方。
北宋时期科举制度兴起，科举取士的规模日益扩大，人们转而祟尚与科举考试直接相关的知识。书院的建立满足了世人读书求学的需要，考生在求学之时，经常到访书院，促进了书院的发展。而宋初数十年间，天下甫定，百废待兴，朝廷没有财力和闲暇发展官学，书院弥补了官学数量的不足。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云：“余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而立精舍，以为群居讲学之所，而为政者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白鹿洞之类是也。”
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白鹿洞书院主持人明起被当朝任命为蔡州褒信县主簿。明起离开白鹿洞书院后，白鹿洞书院遂渐开始废弃，踏入了第一个衰退期。《申修白鹿书院状》中记述，“又官其洞主明起为蔡州褒信县主簿，以旌劝之。其后既有军学，而洞之书院遂废累年。”
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下令给全国各学校和书院发送国子监印本经书和修缮孔子庙堂。白鹿洞书院才于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得到修整，塑造孔子及其弟子像，开始了第二次的兴盛。据《延和殿奏事》记述：“而咸平五年，有勒重修，仍塑宣圣及弟子像。”可惜由于欠缺管理和维修，不久书院便踏人了第二次的衰退期。王弘懋《朱子年谱》载：“咸平中有勒重修，其后沦坏日久，莽为邱墟。”
宋仁宗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礼部郎中孙琛在白鹿洞修建学馆十间，教导弟子，并为各方求学读书之人提供膳食。《白鹿洞牒》记载：“礼部郎中琛，复置学馆十间，书‘白鹿洞之书堂’六字，揭于楹间，以教子弟。四方之士愿就学者，亦给其食。”。至此，白鹿洞书院开始了第三次兴盛。然而，北宋末年，战争频繁，烽火连天，皇佑末年(公元1054年)春，书院遭到毁坏，白鹿洞书院进AT第三次衰退期。
总之，白鹿洞书院在北宋时期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三起三落，虽开始扬名，但规模有限，到南宋时期才真正步入正轨。
二、白鹿洞书院在南宋时期的发展
中国书院大盛于南宋，书院数目增加，亦形成各种学派。吕祖谦称白鹿洞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白鹿洞书院记》中云：“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者，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白鹿洞书院的复兴与当时理学发展关系密切。当时理学家十分热衷于书院教育，朱熹是理学最具代表的核心人物，他竭力倡导修复书院，在此讲学、著书、论道，推祟祖先儒家之文化，使书院发展形成规模。
淳熙六年十月，朱熹开始修复书院房屋，购买院田以维持书院长期发展之用。朱熹又不断发文向江南、西路各地收集经书，向四方贤士征求藏书；又招生聘师，订规矩、立课程，采取多种教学方法，形成较为完备的书院教学组织形式。这为白鹿洞书院的发展奠定了教学基础。
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初步修复完成，朱熹率领师生赴书院，祭祀先师先圣，举行开学典礼。朱熹担任书院主讲，亲临执教，设堂讲学，生徒大多仰慕理学大师之名而来求学，书院因而声名大振。朱熹又聘请南宋另一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来自鹿洞书院讲学论道。陆九渊讲学内容被学者称赞，朱熹便将陆九渊所讲内容刻石久存。
理学大师在书院授读讲学，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树立了书院的教育威信，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书院研究专家邓洪波先生认为南宋是书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它的最大特点是学术大师的指导这使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得以完全确立。”
南宋书院的发展也和当时社会环境有关。当时政局动荡，战争频繁，金兵入侵，宋室南移，朝廷的国学遭到废弃，地方上的私学成为士子追求学问之地。同时，南宋官学基本上是科举之附庸，教学内容往往流于形式，充满利禄之风。读书之人转而向往学术风气浓厚的书院。此时书院发展得最为兴盛，仅向朝廷请求赐匾或设置书院就有十八所。到了南宋理宗时期，官方开始崇尚程朱理学，也就推动了书院的发展。朱熹除奏请朝廷勒额赐书外，亦倡导民间协办，民力便占百分之五十。白鹿洞书院是既以民力为主，又得官力从助，成为官民合办。
其后，朱熹的高足李燔、朱熹之子朱在、江东提刑兼提举袁甫及知南康军宋文卿等人又对白鹿洞书院修建、增补，使之得以在嘉定时期继续大盛。
李燔任白鹿洞书院堂长之时，学术风气甚浓。侏史·李燔传》记载：“郡守请为白鹿洞书院堂长，学术之盛，他郡无比。”嘉定十年，朱熹的儿子朱在以大理寺正知南康军的身份，承继父志，续修白鹿洞书院，使书院更具规模。“嘉定十年。文公朱先生之子在，以大理正来践世职，思所以杨休命，成先志，鸠工度材，缺者增之……其规模宏壮，皆它郡学所不及。”绍定六年，袁甫重修和增建白鹿洞书院，他认为修建书院最重要的是从讲学人手，于是先后聘请朱熹弟子张洽和汤巾主持来书院讲学。“甫与元德张君同官于池，又与仲能汤君有同年好。二君从事晦庵先生之学，功深力久，逐廷为洞长。”《宋史·张洽传》又载：“袁甫提点江东刑狱，甫以白鹿洞书院废弛，招洽为山长。””此后，不断有人修补白鹿洞书院。
南宋理宗后期，朝廷开始给一部分书院山长授以官职，或者选派一些官吏兼任或充当书院山长，白鹿洞书院逐渐失去私学性质。如当时的星子县进士郭炳之曾出仕白鹿山长。此外，书院提请朝廷备案，赐额，赐书的要求得到满足，朝廷便将洞主纳入官制，故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书院的私学性质。
三、白鹿洞书院制度化
白鹿洞书院在朱熹之后得以兴起，除了表现在收生众多、人才培养取得成就之外，还表现在书院制度步人正轨，建制方面有了质的飞跃。白鹿洞书院的制度化，体现在它作为文化传承的功能得以实现、教学理念的成熟、行政构架完备、教育的功能和教育的理念得到长足的发展和完善。
盛朗西称书院有三大事业，日藏书，日供祀，日讲学。吴万居则称，宋代书院应有读书、藏书、刻书、祭祀、讲学等五大功能，并兼有收容流寓士子与教育乡族子弟之作用。在《书院文化》一书中，作者认为书院具有教育、学术、宗教、出版、传播、档案功能。在我认为，藏书与刊书曾分属不同机构管辖，至宋代亦逐渐合并；而读书与讲学其本质不可分离，所以我暂顺应盛朗西的观点，将书院的教育职责分为文化保全、文化传承和文化精神发扬三点。
1、文化保全。文化保全，在于书籍著作的保全。书院的藏书功能在历史上功不可没。在五代之后，官学落寞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量官方书籍散轶损毁。而书院之所以名为“书院”，“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宋代书院的藏书规模非精舍讲堂可比。王应麟的《玉海》卷一百六十记载：“请赐仇经》肄业，昭从其请，乃驿送之。”在宋代，统治者颁赐御书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提高了书院的社会地位，书院藏书也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一些规模大的书院藏书数量甚至多于国家藏书。
书院除了保存图书之外，也渐渐担负起了刻书、刊书的责任。旧时，刊书校勘的活动都是交由国子监管领。但宋神宗之后，这一禁令得到放松，坊间刻书之风兴起，这对文化的发展居功至伟。书院自行刊书、刻书大大丰富了典籍的数量，且质量高、品种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留下了珍贵的“书院本”文化遗产。
2、文化传承。书院的文化传承不仅在于教育，也在于学术思想。宋代之后。官学钳制很严，只能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进行教学，不能发表任何自由思想。而书院是文人贤者隐逸山林的自由之所，承袭历代读书的风气，在山水中陶冶情操。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催生了后世众多思想流派，他们不但讲学授徒、谈经论道，而且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书院的教学采取自由学习、共同研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用以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程朱学派即源自白鹿洞。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出任南康太守，在白鹿洞书院定下学规，置田造物，复兴书院，开一代教育自由讲学、尊严师道、教训合一、循序渐进的学风。在白鹿洞书院，师生、同门之间可以自由讨论，内容丰富，不拘名分，不流于科举。不同学派之间也经常进行辩论活动，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完善。在丰富的讨论活动中，双方各有所得，也促进师生同窗情谊，书院的教育氛围格外和谐。
3、文化精神传扬。宋代书院的文化精神传扬，主要体现在书院的祭祀活动，是书院教育、教学不可或缺的方面。祭祀的主要对象是本教儒家的“先圣”、“先师”和“先贤”。这些人物标志着书院的学术方向和文风。如白鹿洞书院初有宗儒祠祭拜孔孟；在宋开禧元年，诸生以周敦颐、程颐、程颢和朱熹合祀。书院的祭祀活动既可以存神过化，弘扬思想，又能够尊崇先贤功德，树立师道学风。宋代书院得以流传后世，主要靠道德世界的真诚精神。
宋代书院在行政管理方面的组织架构得到了周全的发展，这种发展包括管理、教育和经营方面。以下为简略的白鹿洞书院的行政与教学系统。
山长主持一院之事，副山长负责辅佐山长主持院务，堂长于院中统管纪纲众事，表率生徒。在其之下，讲书、说书、助教等皆以教典为职。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在宋淳熙七年，朱熹为洞主，杨日新为堂长，同时讲学的有刘子清、林用中、壬阮等。
在规章制度上，宋代每个书院都有一套完整的规定，作为师生遵守的基本章程。朱熹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白鹿洞书院的教育方针和学生守则，包括教育任务、目的、为学方法和修身、处事、接物的要领等，体现想成才先要成人的教育思想。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学规，也是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以后所订的学规大多以它为基础。
白鹿洞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书院的代表，它的建制成熟，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书院制度走向辉煌。在历史的传承中，书院教育起到了文化保全、文化传承和道德精神教育的作用。这些物质和思想上的流传，大大丰富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容，扩展了中国文化的范畴。书院制度在完善过程中，亦形成了周密的行政构架，反映了宋代之后封建统治制度步上新的台阶，社会秩序有了更严格的分工和定义。对宋代书院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宋代私学教育的变迁，以及宋代变革时期教育的特质和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