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桑葚,乃桑树之果,其之所以能用于乱世救荒,与我国古代“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有关,桑树与农田一道构成了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来源,栽种于家家户户,极为常见,故而桑葚不仅产量可观,且分布极广,其他水果远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有关桑葚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诗经·氓》中就有关于桑葚的诗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意思是说,桑叶未落时,枝头绿萋萋。那些斑鸠鸟儿啊,这个时候不要急着去吃那尚未成熟的桑葚。其中提到飞鸟啄食,没有言及人类的采摘,更未提及桑葚救荒之事,当与此时蚕桑业尚不兴盛有关。
到了西汉时期,蚕桑业已有相当规模,史料中关于桑葚的记载也随之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在统治者的治国之政中,已有鼓励栽种桑树以备饥荒的内容,如汉景帝曾下诏书称:“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西汉“文景之治”使得自秦末乱世以来饱受破坏的经济得到极大恢复。但在汉景帝统治时期,又发生“七国之乱”,受战争波及,部分地区出现了饥荒。也就是在饥荒中,桑葚开始显现出其“应急粮”的作用,因此在漢景帝的诏书中,会提倡农桑并举。
到了西汉末年,天下大乱,粮食产量大幅减少,饿殍遍地,桑葚成了重要的救命之物。如《二十四孝》中,有一位孝子名为蔡顺,他时常外出采摘桑葚,作为自己和母亲的口粮。某次蔡顺外出,遇上乱军,对方本欲杀他,但好奇他为何将采来的桑葚按颜色分为黑色与红色两筐,问其缘故,蔡顺称黑色味甜,留给母亲吃,红色较酸,自己食用。这番孝心令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大为感动,竟放他一条生路,还给他留了些粮食。
又有传说称,西汉末年的枭雄刘秀,某次兵败,遁逃入山中,与部下离散,孤身一人,靠采食桑葚求生,得以幸存。后来他扫灭群雄、一统天下后,便将当年那片桑林“封王”。有意思的是,这个传说后来又被嫁接到了刘邦头上,也称其某次兵败,逃入山中,靠食桑葚求生。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刘秀是生吃,刘邦则改良了吃桑葚的方法,先以山泉水服用,后又命御医将桑葚加蜜制成了药膏。不过按中医典籍记载,此法最早出现于西晋时期,刘邦是不太可能享用得到的。
到了东汉末年,桑葚救荒之作用更加突出。《三国志》中记载,当时中原某地有一县令,名为杨沛,其目睹乱世汹汹,在战火烧到家门口之前,就命全县官民竭力收集桑葚,以备饥荒。后来曹操率大军过境,粮食短缺,杨沛便献出大量桑葚,由此得到赏识。
与曹操争夺北方的袁绍,一度据有当时诸军阀中最大最富庶的地盘,但他也不得不在粮食问题上求助于桑葚——“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
另一位乱世“英雄”刘备,自幼便与桑葚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出身贫寒的他,曾以家门口的一株大桑树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并曾在此树下发出宏愿,称以后要做皇帝。《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合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
此后数十年,中原大地陷入一段更加漫长而黑暗的乱世。近300年岁月里,瘟疫与战乱肆虐人间,同时伴随着气候渐趋寒冷,适宜于农业耕作的区域向南而退,适应性与生命力强于庄稼的桑树,则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桑葚也因此成为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
如在北魏时期,孝文帝施行了多项改革,其中以均田令最为重要:由国家分配田地给百姓耕作,标准为15岁以上男子得露田40亩、桑田20亩。其中露田只种庄稼,农户死后归还国家,桑田不用归还,但强制必须栽种桑树、枣树、榆树若干。具体栽种数量是多少?有史料称,20亩桑田需栽种桑树50株、枣树5株、榆树3株——这3种树木的果实都能用于救荒,尤以桑树最为突出,且为蚕桑业原料来源,故而栽种数量大大多于后两者。
至于在乱世中以桑葚充作军队粮食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乃至有统治者为了获取更多桑葚,下令禁止养蚕,将桑树完全当作了庄稼般的存在——“燕之军士多饿死,燕王垂禁民养蚕,以桑葚为军粮”。
之后的隋唐时期,桑树已遍植于南北,桑葚救荒的面积也相应扩大。如唐朝,国家分配给每名成年男子的田地中,要求至少栽种桑树50株以上。此外在江南地区还出现了专业化种植的桑园。这种普遍栽种桑树的情景在唐诗中也有反映,如诗人储光羲所作《田家杂兴》中即有这样的诗句:“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
到了宋代,桑葚代替粮食的作用有增无减,一些吃不起饭的人群,长期以之为生,那些被贬或者流放到异乡者,也曾靠桑葚度过艰难时光。如苏轼,他曾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一带),自种田地数十亩,不料遭遇旱灾,颗粒无收,为了活命,他不得不去找周围百姓讨要桑葚——“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
后来北宋覆灭,金朝入据中原,其统治虽残暴,对农桑之事却颇重视。待到金朝在蒙古帝国打击下摇摇欲坠、饥荒盛行时,桑葚也成了救活无数人的“应急粮”。
桑葚之所以在乱世中成为重要的粮食替代品,除了前面提到的分布面积广、产量大等因素之外,还与其成熟时间有关。桑葚大约是在5月成熟,在古代饥荒较为多见的北方,这个时间点,主要的谷物如小麦、水稻等都还未成熟,也即是所谓“青黄不接”时,极易发生饥荒。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异域农作物的传入,桑葚的地位有所弱化。其中的棉花,虽早在明清之前便已传入,但至明清时期方才大规模种植,进而取代了蚕桑业的地位,连带着影响了桑葚的产量。
虽如此,桑葚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救荒之物,在明朝著名官僚与学者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中,便将桑葚定位为“应急粮”,并评价其“虽世之珍异果实,未可比此”——世上再无第二种水果,能在这方面和桑葚相提并论。
清朝时,桑葚除了用作救荒的应急粮,还被列入统治者享用的贡品名单。按《大清会典》记载:“奉先殿每月荐新……五月荐梨、杏、李、桑葚、蕨菜……一应鲜品,及奉旨特荐鲜品。”荐新是一种祭祀礼仪,即以新鲜的时令食物献祭给历代先祖,供他们“享用”。
如今,饥荒的阴影早已随着历史远去,但桑葚没有被遗忘,它现在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养生水果。“又见春风化雨时,瑶台一别未言痴。殷红莫问何因染,桑果铺成满地诗”。小小的桑果,被做成桑葚酒、桑葚饮料等富含营养的饮品,也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它的美味。
有关桑葚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诗经·氓》中就有关于桑葚的诗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意思是说,桑叶未落时,枝头绿萋萋。那些斑鸠鸟儿啊,这个时候不要急着去吃那尚未成熟的桑葚。其中提到飞鸟啄食,没有言及人类的采摘,更未提及桑葚救荒之事,当与此时蚕桑业尚不兴盛有关。
到了西汉时期,蚕桑业已有相当规模,史料中关于桑葚的记载也随之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在统治者的治国之政中,已有鼓励栽种桑树以备饥荒的内容,如汉景帝曾下诏书称:“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西汉“文景之治”使得自秦末乱世以来饱受破坏的经济得到极大恢复。但在汉景帝统治时期,又发生“七国之乱”,受战争波及,部分地区出现了饥荒。也就是在饥荒中,桑葚开始显现出其“应急粮”的作用,因此在漢景帝的诏书中,会提倡农桑并举。
到了西汉末年,天下大乱,粮食产量大幅减少,饿殍遍地,桑葚成了重要的救命之物。如《二十四孝》中,有一位孝子名为蔡顺,他时常外出采摘桑葚,作为自己和母亲的口粮。某次蔡顺外出,遇上乱军,对方本欲杀他,但好奇他为何将采来的桑葚按颜色分为黑色与红色两筐,问其缘故,蔡顺称黑色味甜,留给母亲吃,红色较酸,自己食用。这番孝心令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大为感动,竟放他一条生路,还给他留了些粮食。
又有传说称,西汉末年的枭雄刘秀,某次兵败,遁逃入山中,与部下离散,孤身一人,靠采食桑葚求生,得以幸存。后来他扫灭群雄、一统天下后,便将当年那片桑林“封王”。有意思的是,这个传说后来又被嫁接到了刘邦头上,也称其某次兵败,逃入山中,靠食桑葚求生。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刘秀是生吃,刘邦则改良了吃桑葚的方法,先以山泉水服用,后又命御医将桑葚加蜜制成了药膏。不过按中医典籍记载,此法最早出现于西晋时期,刘邦是不太可能享用得到的。
到了东汉末年,桑葚救荒之作用更加突出。《三国志》中记载,当时中原某地有一县令,名为杨沛,其目睹乱世汹汹,在战火烧到家门口之前,就命全县官民竭力收集桑葚,以备饥荒。后来曹操率大军过境,粮食短缺,杨沛便献出大量桑葚,由此得到赏识。
与曹操争夺北方的袁绍,一度据有当时诸军阀中最大最富庶的地盘,但他也不得不在粮食问题上求助于桑葚——“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
另一位乱世“英雄”刘备,自幼便与桑葚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出身贫寒的他,曾以家门口的一株大桑树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并曾在此树下发出宏愿,称以后要做皇帝。《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合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
此后数十年,中原大地陷入一段更加漫长而黑暗的乱世。近300年岁月里,瘟疫与战乱肆虐人间,同时伴随着气候渐趋寒冷,适宜于农业耕作的区域向南而退,适应性与生命力强于庄稼的桑树,则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桑葚也因此成为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
如在北魏时期,孝文帝施行了多项改革,其中以均田令最为重要:由国家分配田地给百姓耕作,标准为15岁以上男子得露田40亩、桑田20亩。其中露田只种庄稼,农户死后归还国家,桑田不用归还,但强制必须栽种桑树、枣树、榆树若干。具体栽种数量是多少?有史料称,20亩桑田需栽种桑树50株、枣树5株、榆树3株——这3种树木的果实都能用于救荒,尤以桑树最为突出,且为蚕桑业原料来源,故而栽种数量大大多于后两者。
至于在乱世中以桑葚充作军队粮食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乃至有统治者为了获取更多桑葚,下令禁止养蚕,将桑树完全当作了庄稼般的存在——“燕之军士多饿死,燕王垂禁民养蚕,以桑葚为军粮”。
之后的隋唐时期,桑树已遍植于南北,桑葚救荒的面积也相应扩大。如唐朝,国家分配给每名成年男子的田地中,要求至少栽种桑树50株以上。此外在江南地区还出现了专业化种植的桑园。这种普遍栽种桑树的情景在唐诗中也有反映,如诗人储光羲所作《田家杂兴》中即有这样的诗句:“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
到了宋代,桑葚代替粮食的作用有增无减,一些吃不起饭的人群,长期以之为生,那些被贬或者流放到异乡者,也曾靠桑葚度过艰难时光。如苏轼,他曾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一带),自种田地数十亩,不料遭遇旱灾,颗粒无收,为了活命,他不得不去找周围百姓讨要桑葚——“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
后来北宋覆灭,金朝入据中原,其统治虽残暴,对农桑之事却颇重视。待到金朝在蒙古帝国打击下摇摇欲坠、饥荒盛行时,桑葚也成了救活无数人的“应急粮”。
桑葚之所以在乱世中成为重要的粮食替代品,除了前面提到的分布面积广、产量大等因素之外,还与其成熟时间有关。桑葚大约是在5月成熟,在古代饥荒较为多见的北方,这个时间点,主要的谷物如小麦、水稻等都还未成熟,也即是所谓“青黄不接”时,极易发生饥荒。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异域农作物的传入,桑葚的地位有所弱化。其中的棉花,虽早在明清之前便已传入,但至明清时期方才大规模种植,进而取代了蚕桑业的地位,连带着影响了桑葚的产量。
虽如此,桑葚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救荒之物,在明朝著名官僚与学者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中,便将桑葚定位为“应急粮”,并评价其“虽世之珍异果实,未可比此”——世上再无第二种水果,能在这方面和桑葚相提并论。
清朝时,桑葚除了用作救荒的应急粮,还被列入统治者享用的贡品名单。按《大清会典》记载:“奉先殿每月荐新……五月荐梨、杏、李、桑葚、蕨菜……一应鲜品,及奉旨特荐鲜品。”荐新是一种祭祀礼仪,即以新鲜的时令食物献祭给历代先祖,供他们“享用”。
如今,饥荒的阴影早已随着历史远去,但桑葚没有被遗忘,它现在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养生水果。“又见春风化雨时,瑶台一别未言痴。殷红莫问何因染,桑果铺成满地诗”。小小的桑果,被做成桑葚酒、桑葚饮料等富含营养的饮品,也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它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