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少时看过一个电影叫《世上只有妈妈好》，当时这部电影的口碑不错，大家都说，我在电影院里哭了，结果就有更多的人涌进电影，打算痛哭一场。年代久远，我不记得是否在看电影时哭了，倒记得有一场戏，是女主角脱去上衣，只是个脱上衣的动作，什么也没露，但在我年少的心灵里还是留下很大的震撼。后来，我看《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面有一段是这样说的——“看这场破电影时，她一直在哭，越是到了虚伪得厉害的地方，越哭得起劲。那种看电影时看到虚伪的地方就哭得一塌糊涂的人，十个里头有九个都是内心卑鄙的混蛋，我不是开玩笑。”我不确认霍尔顿说得在理，但我得说，我对在电影院里痛哭一事抱有警惕，公共场合流眼泪还是不太体面。
　　我对自己做过一次精神分析，想分析清楚，我不喜欢哭泣到底是缘于童年受到的哪一种伤害。1976年，领袖去世，我们学校里哭声一片，平日里非常严肃的班主任老师哭红了眼睛，看起来非常吓人。班里面所有同学都在哭，即便没有眼泪，也都趴在桌子上做嚎啕状。我抬起头向四周望了望，也赶紧趴在桌子上。后来，班干部向老师打小报告，说“苗炜同学在毛主席追悼会上没有哭，他笑来着”。这个举报可他妈把我吓坏了，我不清楚这会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但惴惴不安好几天，班主任老师未予追究，让我长出了一口气。
　　后来，我读过不少作家描述当年的场景，居然大同小异，周围一片哭声，我们这些未来的作家却特立独行，显出早慧的品质，没掉眼泪。那年头虽然文艺作品有限，但细加辨别，也能分出审美趣味，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结尾处是一个老太太，痛悼失去的儿媳妇，抱着自己的孙子在黄浦江边痛哭，这个算是悲剧了。再比如《英雄儿女》的结尾，王成同志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就有点儿古希腊悲剧的意蕴，或者至少有点儿悲壮色彩，有点儿崇高感。康德先生在《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中说，男人喜欢崇高感，女人偏爱优美感。我可以用自己的童年经历作证，康德说的有道理。我们那些屁大孩子都喜欢英雄王成的台词，没事儿就喊两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类似的台词还有《甲午海战》中邓世昌邓大人的遗言“开足马力，撞沉吉野”，还有《董存瑞》的台词，他手举着炸药包，牺牲前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总之，男孩子们在游戏时，高喊着邓大人、王成、董存瑞的遗言，为悲壮和崇高的审美激情感染得浑身发抖。虽然那时候我们还不能欣赏《安提戈涅》，但至少我们超越了“哭泣”这种情节剧才有的审美体验，进入到了古典悲剧的层次——世界茫然，没有出路，唯有自我牺牲一途。
　　成年之后，我们的审美生活更丰富了。1995年，我们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到了美国大片，同事十余人跑去看了《阿甘正传》，坐在同一排，看电影的时候纷纷落泪，女同事掏出纸巾，传递给男同事。观影结束，同事们还交流了一下，自己是在哪个节骨眼上掉眼泪的。有时候，我们愿意陷入一种宏大的悲情之中，以获得某种共同体内的归属感，2008年有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一位央视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数度哽咽落泪，他后来就成为那一悲情时刻的代表人物。2010年世界杯期间，巴拉圭女模特拉里萨·里克尔梅看球时把手机放在胸前夹住，她的照片迅速风靡社交网络，“乳神”也成为足球世界狂欢时刻的象征性人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看哭了”成为一种电影推广用语，这句话潜在的意思是，这部电影很感人，看这部电影能获得审美体验。这让我想起几年前看过的一个电视节目，一位北京的电车售票员具有超凡的语言能力，他自夸，一分钟之内能把人说笑，一分钟内也能把人说哭，主持人疑惑，说笑容易，把人说哭可不容易啊。那位电车售票员摆出一副苦脸，讲述了一起车祸事件，他强调，“那孩子才七岁，如果边上有人伸把手。”他带着哭腔再次强调，“那孩子才七岁，如果边上有人伸把手。”镜头打向观众席，几位中年妇女眼中有泪光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