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一门宗教吗?保罗·克鲁格曼在8月21日的《纽约时报》专栏中写道，政治家和央行、财政部的决策者“就像古代异教团体的牧师，号召我们牺牲人类的利益，以安抚看不见的神的愤怒”。他所说的神是指“债券卫士”，他们主张减少消费，缩减财政赤字，以使债券市场稳固，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
　　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是缩减财政赤字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回忆录《不确定的年代》(In an Uncertain Age)中写道，“在很大程度上，赤字已成为政府无法管理自己事务的一种标志，以及我们社会无法应对经济挑战的一种表现，例如正在讨论的全球竞争。大家开始认识到财政纪律的重要性，于是降低利率，恢复信心，促进消费和投资，结果是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降低了失业率，提高了生产率。”
　　但克鲁格曼认为，美国还需要有更多的政府财政支出，才能使经济走上恢复之路。克鲁格曼主张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而“债券卫士”则提倡坚持市场经济的货币主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自己的观点，打破不负责任的华盛顿共识——在危机严重时提高利率，缩减财政赤字。他最近写了一本书《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以及全球经济的沉没》。这是对当前危机解读最深刻的一本书：它没有详述所发生的事情，也没有惊险刺激的情节，而是从经济学和道德角度痛斥这次危机。
　　“经济学在发生变化——超出经济学家的想像——从一门科学的学科变成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最大拥趸。”主流经济学家坚定认为市场是几乎完美的，并引以为豪，以至于“自由市场主义达到了神学的地位，并且没有任何证据或理论的研究会使他们改变观点”。斯蒂格利茨把经济学看做宗教，并形象地描述为“在主流经济学家的主教堂下，有很多小教堂研究具体的问题。每个小教堂都有自己的牧师，甚至有自己的教义”。
　　他说得很对。尽管有大量证据提出质疑，但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说服决策者，他们的资本市场定价模型是正确的。在一次为贫困阶层的激烈辩护中，斯蒂格利茨认为存在根本的道德赤字：“不能原谅的是道德堕落——金融领域对穷人乃至中产阶级的剥削。”他痛惜地陈述了这样的事实——“经济学家在无意中为这种道德堕落提供了支持。”
　　斯蒂格利茨的观点表明，如果经济学的神学家坚信自己是对的，那么就必然认为反对者是错的。所以他们的精力不是用在发现他们的观点错在哪里，而是用于探究反对者为什么不信“宗教”。
　　让我们回到开始的讨论——政府应该缩减赤字，还是增加支出以挽救失业率?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美国经济受困于杠杆支持下的基础过度消费，那么简单地增加公共债务以弥补华尔街的损失，就没有任何意义。去杠杆化必然会发生，无论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领域，去杠杆化就意味着减少消费。
　　目前的难题在于，政府的支出只是增加暂时的就业，还是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从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之所以居高不下，是因为既得利益者(从银行家到医疗保健行业)不允许政府缩减支出，但又鼓励政府降低税收。这种财政模式在长期是不可持续的。凯恩斯认为如果公众缺乏消费的信心，那么政府就应该增加消费。这是没错的。但是凯恩斯没有阐明，政府应如何增加消费——是大量的投资基础设施还是增加经常消费。他也没有想到，议员的游说者可以让政府的很多支出都被浪费掉。因此，每个预言家都被他的继任者用来证明他们的观点是对的。这是宗教，而不是科学。
　　我的一个梦想是写一个电影剧本，关于火星人在2200年造访地球，那时地球已被核战争摧毁。火星人的考古学家在勘探被毁灭的地球时看到，最高，最宏伟的建筑物仍然矗立着。在这些建筑物的地下室，他们发现用钨钢做的库房，似乎在保护最神圣的东西。
　　他们在每个城市都看到这些建筑，当他们试图去打开库房时，发掘出纸张的灰烬，这些纸张可能记录了某些重要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些是宗教文件。然后，他们在库房又发现了一些小硬币。每枚硬币上都铸有文字，他们破译了这些文字：我们相信上帝。
　　火星人总结，在地球最后的日子里，人们兴起了一种重要的宗教，它崇拜的神被称为“金钱”，而那些教堂被称为“银行”。他们没有找到牧师的痕迹，因为牧师就是那些“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