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天，“经济ke”栏目（侠客岛、中国经济周刊联合出品）聊的是周末的一场高端论坛——中国经济论坛。
这场由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工信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北京召开，常年负责经济报道的岛叔自然不会缺席。从400多位参会的政商学界精英的对话与交流中，岛叔也找到了新动能存在的大致方位。
方位一：精打细算会有惊喜
多年前，家中长辈就经常教育岛叔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如今想来，确实是这么个理儿。比如，1986版西游记当中，孙猴子来到蟠桃园偷吃蟠桃，但是每一个桃子他只吃一口就扔了，然后直接摘下一个。结果呢？“涉案金额”暴增，够判了。
其实，小到居家生活，大到发展经济，都是一个需要精打细算的活儿。在今年的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从“人力资本革命”的角度，分析了“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经济动能衰退”这一观点的片面性，并指出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
据厉以宁说，1979年以后，农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了。随后，农产品增多了，粮票取消了，油票取消了。但是户口问题没有变，所以尽管在城里工作很多年，但农民还是融入不了城市社会。不过，随着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质量也在提升，很多地方便开始出现了如何把技术工人留在当地的问题。
既然很多农民向往城市生活，那么为什么还有挽留有技能的农民工这种问题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土地确权之后，土地流转，原有的小农生产便逐步向规模经济转变。农村经济活力提升的同时催生了一个新现象——“城归”。按照厉以宁的解释，“城归”可以用“海归”类比，即农村出去打工的农民积累了经验，认识了朋友，有了点储蓄，更重要的有了技术，现在农村又需要人，就干脆回来了。
如今，城乡户口一元化正在中国无声无息地进行，而且进行得非常快。“农民工”源于农民，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以后，“农民”就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因此，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是不对的，因为旧的人口红利没有了，而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这一人力资本的革命，实际上为中国下一步的创新做准备。
正面的桃子吃完了，显然应该把桃子转过来吃而不是扔掉。精打细算虽然没有改变桃子，却能够为吃桃者带来新的福利。同样，对于劳动力要素变迁与潜能的判断，也是发现经济新动能的一把钥匙。
方位二：工业 互联网=硬实力
说到这，可能有较真儿的岛友该问了，“精打细算”只能在现有约束条件下提升福利，那么如果桃子变多、约束条件本身改善该有多好啊！不错，接下来就是让桃子变多的办法——提升生产效率、创造更多财富。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其《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互联网技术对工业生产及其与消费者互动模式的意义，并认为“工业 互联网”已经构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尽管能否给予这种地位岛叔不好评价，但其在形成经济新动能、提高经济硬实力方面的作用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工信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余晓晖在论坛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正成为引领新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技术动力。余晓晖介绍，我们过去的互联网是更偏向于消费性的，而目前“工业互联网”则更侧重生产领域，这个生产领域涵盖到各个行业、各个门类，这是一个大的内涵。工业互联网，就是实现工业系统“跨设备、跨厂区、跨企业、跨产业链”的全面互联，在此基础上让数据被感知、被采集、被流通、交换、集成和应用起来，从而构成对生产领域各种智能角色的辅助。
在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平看来，硬件是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核心。李平认为，生产石油化工的或者生产衣服的，生产食品的，这种工业流程的控制模式谁都能得到。但是，用互联网技术造就的适应工业生产、适应人工智能的硬件架构、硬件平台就不一样了，谁能打造出来谁就能制胜，谁就可能改变全球工业格局，成为了不起的跨国企业。
我们必须意识到，互联网与工业的结合正在让生产变得更加精细与流畅，人与机器的物理距离远了，但控制力却更强、生产效率却更高。按照前文的角度，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将从简单机械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当然，这可能增大短期失业压力，但从长期看，这一定是坏事吗？显然不是。毕竟人是灵长类动物，自身拥有极大的潜能。
方位三：游戏规则可以更好
如何激发人的潜能，既是前面两部分问题的共同指向，也是发掘经济新动能的根本。靠什么呢？用官方的说法就是“改革红利”，通俗地说就是“make rules better”（让游戏规则更完善）。事实上，一个好的游戏规则无外乎“赏罚分明”四个字，即能够促使资源和要素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相反。
在谈到PPP问题时，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主任焦小平认为，公共服务领域要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政府要从一种全能型的政府走向法治政府、有效政府和高效政府，PPP就是顺应这个大时代背景的一项具体措施。它在宏观层面解决政府治理问题，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核心是放给市场的坚决要放足，政府该管的要管好。在投融资领域，如果基础设施里包括公共服务领域，市场能做的，政府要坚决让出。
再例如，在农村金融领域，央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纪敏的观点是：金融支持三农不能仅仅像过去那样采取小额信贷，而是要看到搞适度规模经营的大农业发展趋势，这就需要体量相匹配的大金融做支持。毕竟，农业提质增效就要提高科技含量，这就要增加研发的投入，而传统信贷可能不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在此问题上，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行长张海山的经验是通过与政府联合，推出了集综合媒体、物联网、农业、专家指导于一体的信息化平台，同时，建立了一家集科技和传统业务融为一体的旗舰店，推动科技支农、科技服务。
岛叔以为，无论是政府进一步向社会资本放开公共服务市场，还是农村金融跳出传统小额信贷的循环，都是主动改革要素配置的游戏规则，既给别人机会，也给自己机遇。对整个中国经济而言，亦有利于新增长动能的凝聚。
这场由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工信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北京召开，常年负责经济报道的岛叔自然不会缺席。从400多位参会的政商学界精英的对话与交流中，岛叔也找到了新动能存在的大致方位。
方位一：精打细算会有惊喜
多年前，家中长辈就经常教育岛叔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如今想来，确实是这么个理儿。比如，1986版西游记当中，孙猴子来到蟠桃园偷吃蟠桃，但是每一个桃子他只吃一口就扔了，然后直接摘下一个。结果呢？“涉案金额”暴增，够判了。
其实，小到居家生活，大到发展经济，都是一个需要精打细算的活儿。在今年的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从“人力资本革命”的角度，分析了“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经济动能衰退”这一观点的片面性，并指出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
据厉以宁说，1979年以后，农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了。随后，农产品增多了，粮票取消了，油票取消了。但是户口问题没有变，所以尽管在城里工作很多年，但农民还是融入不了城市社会。不过，随着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质量也在提升，很多地方便开始出现了如何把技术工人留在当地的问题。
既然很多农民向往城市生活，那么为什么还有挽留有技能的农民工这种问题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土地确权之后，土地流转，原有的小农生产便逐步向规模经济转变。农村经济活力提升的同时催生了一个新现象——“城归”。按照厉以宁的解释，“城归”可以用“海归”类比，即农村出去打工的农民积累了经验，认识了朋友，有了点储蓄，更重要的有了技术，现在农村又需要人，就干脆回来了。
如今，城乡户口一元化正在中国无声无息地进行，而且进行得非常快。“农民工”源于农民，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以后，“农民”就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因此，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是不对的，因为旧的人口红利没有了，而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这一人力资本的革命，实际上为中国下一步的创新做准备。
正面的桃子吃完了，显然应该把桃子转过来吃而不是扔掉。精打细算虽然没有改变桃子，却能够为吃桃者带来新的福利。同样，对于劳动力要素变迁与潜能的判断，也是发现经济新动能的一把钥匙。
方位二：工业 互联网=硬实力
说到这，可能有较真儿的岛友该问了，“精打细算”只能在现有约束条件下提升福利，那么如果桃子变多、约束条件本身改善该有多好啊！不错，接下来就是让桃子变多的办法——提升生产效率、创造更多财富。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其《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互联网技术对工业生产及其与消费者互动模式的意义，并认为“工业 互联网”已经构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尽管能否给予这种地位岛叔不好评价，但其在形成经济新动能、提高经济硬实力方面的作用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工信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余晓晖在论坛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正成为引领新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技术动力。余晓晖介绍，我们过去的互联网是更偏向于消费性的，而目前“工业互联网”则更侧重生产领域，这个生产领域涵盖到各个行业、各个门类，这是一个大的内涵。工业互联网，就是实现工业系统“跨设备、跨厂区、跨企业、跨产业链”的全面互联，在此基础上让数据被感知、被采集、被流通、交换、集成和应用起来，从而构成对生产领域各种智能角色的辅助。
在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平看来，硬件是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核心。李平认为，生产石油化工的或者生产衣服的，生产食品的，这种工业流程的控制模式谁都能得到。但是，用互联网技术造就的适应工业生产、适应人工智能的硬件架构、硬件平台就不一样了，谁能打造出来谁就能制胜，谁就可能改变全球工业格局，成为了不起的跨国企业。
我们必须意识到，互联网与工业的结合正在让生产变得更加精细与流畅，人与机器的物理距离远了，但控制力却更强、生产效率却更高。按照前文的角度，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将从简单机械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当然，这可能增大短期失业压力，但从长期看，这一定是坏事吗？显然不是。毕竟人是灵长类动物，自身拥有极大的潜能。
方位三：游戏规则可以更好
如何激发人的潜能，既是前面两部分问题的共同指向，也是发掘经济新动能的根本。靠什么呢？用官方的说法就是“改革红利”，通俗地说就是“make rules better”（让游戏规则更完善）。事实上，一个好的游戏规则无外乎“赏罚分明”四个字，即能够促使资源和要素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相反。
在谈到PPP问题时，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主任焦小平认为，公共服务领域要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政府要从一种全能型的政府走向法治政府、有效政府和高效政府，PPP就是顺应这个大时代背景的一项具体措施。它在宏观层面解决政府治理问题，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核心是放给市场的坚决要放足，政府该管的要管好。在投融资领域，如果基础设施里包括公共服务领域，市场能做的，政府要坚决让出。
再例如，在农村金融领域，央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纪敏的观点是：金融支持三农不能仅仅像过去那样采取小额信贷，而是要看到搞适度规模经营的大农业发展趋势，这就需要体量相匹配的大金融做支持。毕竟，农业提质增效就要提高科技含量，这就要增加研发的投入，而传统信贷可能不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在此问题上，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行长张海山的经验是通过与政府联合，推出了集综合媒体、物联网、农业、专家指导于一体的信息化平台，同时，建立了一家集科技和传统业务融为一体的旗舰店，推动科技支农、科技服务。
岛叔以为，无论是政府进一步向社会资本放开公共服务市场，还是农村金融跳出传统小额信贷的循环，都是主动改革要素配置的游戏规则，既给别人机会，也给自己机遇。对整个中国经济而言，亦有利于新增长动能的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