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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翻译的文化操纵学派提出的诗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这一行为为译者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本文利用描述性的研究方式，探讨了翻译诗学如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通过社会的主流诗学和个体诗学两个线路对文学翻译进行操纵，从而使读者理解文学作品翻译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样性的原因，以及对翻译中的“对等”和“不可译性”有新的认识。
关键词： 翻译诗学 主流诗学 个体诗学 文学翻译
文学作品的翻译，历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自翻译的文化学派将“操纵”概念引入翻译理论，似乎为这一现象找到了答案，而Levefere提出的“诗学”概念，为翻译中的操纵行为提供了研究的新框架。本文根据“诗学”的相关概念及含义，将其与文学翻译相联系，探讨翻译诗学操纵下的文学翻译多样性的影响因素，从而进一步突出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主体性地位，历史性地回答翻译中的“对等”和“不可译性”问题。
一、理论背景
诗学的概念来源于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英国学者Mona Baker，美国学者William Barnstone，Stenier，法国学者Henri Mschonnic在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翻译诗学的理论概念。随着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翻译的文化学派对此有了深入的研究，其中，Lefevere的翻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新思路。
被称为操纵学派代表的Lefevere，在其提出的改写理论中，创新而又系统地分析了翻译活动中的三大影响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Lefevere，1992）。Lefevere的诗学翻译观将“诗学”解释为“文学观念”的别称，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文学手法、文体、主题、原型人物、情景与象征；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Lefevere，2004）。由此可见，翻译诗学包括微观和宏观两大层面，译者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时，往往受到社会和自身因素的影响，因此，社会的主流诗学和译者的个体诗学共同作用，在这两大层面上对翻译行为进行了操纵。
二、主流诗学对文学翻译的操纵
文学作品的翻译离不开社会和翻译背景的影响，通过对译入语主流诗学的分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社会的不同时期，同一文学作品的翻译有不同的版本。此外，文学系统一直处于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状态，故而文学作品的翻译会随着主流诗学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从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语言及翻译策略三个方面讨论主流诗学操纵下的文学翻译。
1.主流诗学操纵下的翻译材料选择
不同时期的主流诗学对文学翻译材料的选择倾向是不同的。从汉代到宋代这一时期，由于佛教的盛行，翻译材料主要为佛学典籍；明清两代主要表现为对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20世纪的中国迎来了学术名著与文学翻译时期，西方的小说、戏剧及诗歌等经过翻译，开启了国人对世界的新认识；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译介主要以宣传革命斗争为主，而在21世纪的现在，文学材料的选择则更注重文学价值和艺术性。可见，在不同的主流诗学的影响下，译者对文学材料的选择是不同的。
2.主流诗学操纵下的翻译语言
在翻译语言这方面，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逐渐代替文言文成为正宗的语言，文学翻译中的语言形式也随之而变。我国早期的翻译家伍光建就是用白话翻译外国作品的开创者之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白话也经历了大发展，对同一文学作品的翻译，对比后来的译者和伍光建的译作，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历史差异。
霍桑的小说《教长的黑面纱》，至今已经有很多复译本，我们举个例子说明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语言。
Mr Hooper had the reputation of a good preacher，but not an energetic one：the mild，persuasive influences，rather than to drive them thither by the thunders of the Wold.
伍译：胡普尔原有讲经好手的名誉，却不以演讲有力闻名；他努力用和平婉劝的潜力赢得他的听众向天上走，不肯用《圣经》的雷电般的话领导他们。
聿译：胡波牧师布道称职，为人所公认，但他并不擅长辞令。他力求通过温和的感化作用引导人们朝向天堂，而不是用奔雷般的言辞，鞭策他们前往。
对比两个版本，在语言这方面，显然后者要比前者流畅、自然。可见，翻译语言也带有深深的时间烙印。
3.主流诗学操纵下的翻译策略
在翻译的具体手法方面，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译者忠实于原著精神、风格的直译。在随后的历史时期，翻译理论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译者的翻译手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对比以上两种翻译，我们可以看到，伍译将“reputation”直译为“名誉”和“闻名”；而后者以直意相结合的方式翻译。
随着翻译理论的多元化，翻译的策略已经逐渐跳出了“忠实”“对等”的框架，尤其是翻译“文化转向”的兴起，更是为翻译提供了多种翻译方法。
三、译者个体诗学操纵下的文学翻译
翻译诗学认为，翻译不是复制，而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在这种再创作的过程中，译者被赋予了充分的自由，译者的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操纵了文学的翻译。在这部分，笔者主要从译者的翻译企图、译者的个体翻译诗学观和翻译审美心理机制三个方面探讨译者的个体诗学对文学翻译的操控。
1.译者的翻译企图对文学翻译的操纵
翻译的目的论认为，翻译都是有目的性的，翻译是建立在原文文本基础之上有意图的跨文化交际。译者的翻译企图是多样性的，而且在翻译过程中要兼顾多方面的因素，以便达到特定目的的成功翻译。
例如，译者在将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翻译成粤剧《英雄叛国》上演时，改动了故事情节，删减了角色独白，处理了价值观主题，以便于该戏剧符合粤剧的需要及观众的期待。再如，郁达夫在翻译美国小说《拜金艺术》时，将原作者反映一些美国社会时事的部分全部删去不译，因为该部分不符合中国国情，也没有多大趣味。 由此可见，不同的翻译目的会产生文本翻译的差异，达到对文学翻译的操纵。
2.译者的个体诗学观对翻译的操纵
译者不同的个体诗学观使得他们对待文学作品时有自己的翻译理念，不同的个体诗学观外化出来的翻译原则也是不相同的。西方译论中，有我们熟悉的“翻译三原则”、“动态对等”；国内有我们熟悉的“信达雅”、“神似”、“化境”等翻译的标准；翻译“文化转向”之前，翻译一直遵循“忠实”的原则，而转向之后，译者提出了“创造性叛逆”的理论，使得翻译摆脱了“忠实”“对等”的枷锁，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注入了新的血液。
例如，《尤利西斯》的两个中译本，金褆的翻译忠实于原文，以等效为主要目标，即使目标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相同的阅读感受；而另一译者萧乾则在翻译中着重于易读，使译文尽可能流畅、口语化。
在不同的个体诗学观面前，即使同一个文学文本，也会出现风格迥异的译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译者的个体翻译诗学观对文学翻译的操纵。
3.译者审美心理机制对翻译的操纵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是主体，审美对象是原作和作者。译者根据自己对审美对象产生的审美心理机制，将自己的审美感受用译语表达出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审美心理机制，包括感知、情感、想象和联想等，深刻感受和体会原作，继而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尽可能忠实地表达原作。
例如，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诗人从民歌中提取了题材和生活内容，幽默而又韵味深厚地形成了独特的诗歌意境；著名的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在《人生与翻译》中也谈到，他翻译李煜、白居易有着自己的情感体验。李煜为宋朝的阶下囚，许渊冲所在的时代也是战火连绵，国破家亡，因此共同的遭遇引起了译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在翻译时融入了自己深沉真挚的情感。
四、翻译诗学操纵下的文学翻译启示
加拿大女性主义批评家Sherry将“翻译诗学”看做是文化层面的，认为翻译诗学诗属于文化多元主义的审美实现，采用与当代社会身体相似的方法。Douglas Robinson提出了“翻译身体学”的概念，即翻译的对等不是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对等，而是以个体的身体反应作为标准。翻译诗学通过对文学翻译的操纵，体现了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目的，以此达到翻译的等值。此外，翻译诗学对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也作出了历史性的回答。翻译诗学对文学翻译的操纵更加印证了翻译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文学翻译应该注重文学作品艺术生命在目标语中的延展。雪莱提到，给了适当的气候、土壤，种子总是会发芽开花的，哪怕开出来的不是同一种紫罗兰（袁筱一，许均，1995）。所以，在文学翻译中不存在“不可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New York：Routledge，1992：26.
[2]Robinson.D.The Translator’s turn[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21-22.
[3]袁筱一，许均.“翻译诗学辩”[J].外语研究，1995，（4）：50.
关键词： 翻译诗学 主流诗学 个体诗学 文学翻译
文学作品的翻译，历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自翻译的文化学派将“操纵”概念引入翻译理论，似乎为这一现象找到了答案，而Levefere提出的“诗学”概念，为翻译中的操纵行为提供了研究的新框架。本文根据“诗学”的相关概念及含义，将其与文学翻译相联系，探讨翻译诗学操纵下的文学翻译多样性的影响因素，从而进一步突出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主体性地位，历史性地回答翻译中的“对等”和“不可译性”问题。
一、理论背景
诗学的概念来源于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英国学者Mona Baker，美国学者William Barnstone，Stenier，法国学者Henri Mschonnic在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翻译诗学的理论概念。随着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翻译的文化学派对此有了深入的研究，其中，Lefevere的翻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新思路。
被称为操纵学派代表的Lefevere，在其提出的改写理论中，创新而又系统地分析了翻译活动中的三大影响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Lefevere，1992）。Lefevere的诗学翻译观将“诗学”解释为“文学观念”的别称，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文学手法、文体、主题、原型人物、情景与象征；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Lefevere，2004）。由此可见，翻译诗学包括微观和宏观两大层面，译者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时，往往受到社会和自身因素的影响，因此，社会的主流诗学和译者的个体诗学共同作用，在这两大层面上对翻译行为进行了操纵。
二、主流诗学对文学翻译的操纵
文学作品的翻译离不开社会和翻译背景的影响，通过对译入语主流诗学的分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社会的不同时期，同一文学作品的翻译有不同的版本。此外，文学系统一直处于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状态，故而文学作品的翻译会随着主流诗学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从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语言及翻译策略三个方面讨论主流诗学操纵下的文学翻译。
1.主流诗学操纵下的翻译材料选择
不同时期的主流诗学对文学翻译材料的选择倾向是不同的。从汉代到宋代这一时期，由于佛教的盛行，翻译材料主要为佛学典籍；明清两代主要表现为对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20世纪的中国迎来了学术名著与文学翻译时期，西方的小说、戏剧及诗歌等经过翻译，开启了国人对世界的新认识；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译介主要以宣传革命斗争为主，而在21世纪的现在，文学材料的选择则更注重文学价值和艺术性。可见，在不同的主流诗学的影响下，译者对文学材料的选择是不同的。
2.主流诗学操纵下的翻译语言
在翻译语言这方面，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逐渐代替文言文成为正宗的语言，文学翻译中的语言形式也随之而变。我国早期的翻译家伍光建就是用白话翻译外国作品的开创者之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白话也经历了大发展，对同一文学作品的翻译，对比后来的译者和伍光建的译作，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历史差异。
霍桑的小说《教长的黑面纱》，至今已经有很多复译本，我们举个例子说明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语言。
Mr Hooper had the reputation of a good preacher，but not an energetic one：the mild，persuasive influences，rather than to drive them thither by the thunders of the Wold.
伍译：胡普尔原有讲经好手的名誉，却不以演讲有力闻名；他努力用和平婉劝的潜力赢得他的听众向天上走，不肯用《圣经》的雷电般的话领导他们。
聿译：胡波牧师布道称职，为人所公认，但他并不擅长辞令。他力求通过温和的感化作用引导人们朝向天堂，而不是用奔雷般的言辞，鞭策他们前往。
对比两个版本，在语言这方面，显然后者要比前者流畅、自然。可见，翻译语言也带有深深的时间烙印。
3.主流诗学操纵下的翻译策略
在翻译的具体手法方面，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译者忠实于原著精神、风格的直译。在随后的历史时期，翻译理论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译者的翻译手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对比以上两种翻译，我们可以看到，伍译将“reputation”直译为“名誉”和“闻名”；而后者以直意相结合的方式翻译。
随着翻译理论的多元化，翻译的策略已经逐渐跳出了“忠实”“对等”的框架，尤其是翻译“文化转向”的兴起，更是为翻译提供了多种翻译方法。
三、译者个体诗学操纵下的文学翻译
翻译诗学认为，翻译不是复制，而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在这种再创作的过程中，译者被赋予了充分的自由，译者的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操纵了文学的翻译。在这部分，笔者主要从译者的翻译企图、译者的个体翻译诗学观和翻译审美心理机制三个方面探讨译者的个体诗学对文学翻译的操控。
1.译者的翻译企图对文学翻译的操纵
翻译的目的论认为，翻译都是有目的性的，翻译是建立在原文文本基础之上有意图的跨文化交际。译者的翻译企图是多样性的，而且在翻译过程中要兼顾多方面的因素，以便达到特定目的的成功翻译。
例如，译者在将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翻译成粤剧《英雄叛国》上演时，改动了故事情节，删减了角色独白，处理了价值观主题，以便于该戏剧符合粤剧的需要及观众的期待。再如，郁达夫在翻译美国小说《拜金艺术》时，将原作者反映一些美国社会时事的部分全部删去不译，因为该部分不符合中国国情，也没有多大趣味。 由此可见，不同的翻译目的会产生文本翻译的差异，达到对文学翻译的操纵。
2.译者的个体诗学观对翻译的操纵
译者不同的个体诗学观使得他们对待文学作品时有自己的翻译理念，不同的个体诗学观外化出来的翻译原则也是不相同的。西方译论中，有我们熟悉的“翻译三原则”、“动态对等”；国内有我们熟悉的“信达雅”、“神似”、“化境”等翻译的标准；翻译“文化转向”之前，翻译一直遵循“忠实”的原则，而转向之后，译者提出了“创造性叛逆”的理论，使得翻译摆脱了“忠实”“对等”的枷锁，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注入了新的血液。
例如，《尤利西斯》的两个中译本，金褆的翻译忠实于原文，以等效为主要目标，即使目标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相同的阅读感受；而另一译者萧乾则在翻译中着重于易读，使译文尽可能流畅、口语化。
在不同的个体诗学观面前，即使同一个文学文本，也会出现风格迥异的译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译者的个体翻译诗学观对文学翻译的操纵。
3.译者审美心理机制对翻译的操纵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是主体，审美对象是原作和作者。译者根据自己对审美对象产生的审美心理机制，将自己的审美感受用译语表达出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审美心理机制，包括感知、情感、想象和联想等，深刻感受和体会原作，继而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尽可能忠实地表达原作。
例如，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诗人从民歌中提取了题材和生活内容，幽默而又韵味深厚地形成了独特的诗歌意境；著名的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在《人生与翻译》中也谈到，他翻译李煜、白居易有着自己的情感体验。李煜为宋朝的阶下囚，许渊冲所在的时代也是战火连绵，国破家亡，因此共同的遭遇引起了译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在翻译时融入了自己深沉真挚的情感。
四、翻译诗学操纵下的文学翻译启示
加拿大女性主义批评家Sherry将“翻译诗学”看做是文化层面的，认为翻译诗学诗属于文化多元主义的审美实现，采用与当代社会身体相似的方法。Douglas Robinson提出了“翻译身体学”的概念，即翻译的对等不是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对等，而是以个体的身体反应作为标准。翻译诗学通过对文学翻译的操纵，体现了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目的，以此达到翻译的等值。此外，翻译诗学对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也作出了历史性的回答。翻译诗学对文学翻译的操纵更加印证了翻译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文学翻译应该注重文学作品艺术生命在目标语中的延展。雪莱提到，给了适当的气候、土壤，种子总是会发芽开花的，哪怕开出来的不是同一种紫罗兰（袁筱一，许均，1995）。所以，在文学翻译中不存在“不可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New York：Routledge，1992：26.
[2]Robinson.D.The Translator’s turn[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21-22.
[3]袁筱一，许均.“翻译诗学辩”[J].外语研究，1995，（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