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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慧，旅德华人艺术家。1986年获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1987年赴德国留学，从事艺术创作、写作及讲学等活动。她屡次获各种国内国际奖项，拥有许多著名机构及私人收藏
苏州最繁华的老城区平江路上，“王小慧艺术馆”开馆了。
在白墙黑瓦之间，清末山西定襄县知事丁春之的百年老宅，华丽丽变身为这位跨界艺术家的领地。王小慧的摄影、雕塑、装置、影像与新媒体等先锋性与实验性很强的当代艺术作品，经过她的精心设计布局，与这座古建筑物融为一体。步入艺术馆，每一进都自成格局，每一角落都别有情趣。既有明代建筑的古朴之美，又尽情展现着当代艺术的特殊魅力。
王小慧永远是这样优雅迷人。
杨澜说她是独一无二的：“她的艺术既不是很中国，也不是很西方，而只属于她自己。因为有了艺术，生命终于重放异彩。”
1987年，她获得德国奖学金作为访问学者赴德进修，两年后在慕尼黑大学建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如果按部就班，她现在的职业应该是一位建筑师。但是1991年10月30日的那一天，一场无情的车祸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在那场车祸中，她多处受伤：严重脑震荡、鼻骨粉碎性骨折、两条肋骨撞断，从颈椎到腰椎乃至尾骨，都有严重挫伤，而她的爱人俞霖伤势更重，虽及时送至医院抢救，但仍于当天20：42永别了他眷恋的世界，和她。
第二年4月5日清明节，她写下了这样的话：
在树下我烧了我俩的血衣，还有我与婆婆写给他的信，信中我放了我微笑的照片，我祈祷青烟真的能将信寄到他那里去。
我不愿对你说再见
我要对你微笑
我的微笑会对你说
我的一部分将永远在你那里
你的一部分也永远在我这里
就像你爱我的时候那样
永远不变……
爱之深，溢于言表；另一方面，她的选择是：一个人坚强。
梵高说：“艺术家需要痛苦来滋养。”度过那些“欲语泪先流”的日子之后，从这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她迅速站了起来，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在她那本重印了30多遍的畅销书《我的视觉日记》中，她写道：“在觉得挺不过来时，咬紧牙关还总是挺过来了，后来再经历困难时，我便会告诫自己：‘你能挺过来。’”
难以置信，伤痛过后，少了一位女建筑师，却多了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性艺术家。她于世界许多国家的美术馆等机构举办过大量艺术展，作品屡获各类国内国际奖项，并被国际许多著名艺术机构及个人收藏。她出版了50多本个人摄影集和书籍，德国政府授予她“德中友谊奖”，获得瑞士圣·莫瑞兹大师艺术节之“明星艺术家”、SMG“年度国际摄影家奖”、香港《凤凰周刊》评出的“影响世界未来华人榜”五十位人物之一、被网易276万网民选为“年度艺术美丽人物”。
那些充满女性身体与生命感悟的摄影作品，具体，又抽象，从细微之处尽显她独到的观察。那是影像，也是灵与肉、生与死、虚与实的关系，先锋，但又有一种宁静的内核。
从摄影出发，她又拓展着自己艺术的边界。在“梦想计划”里，你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王小慧把这些梦想记录下来，这一回，她放下了自己心爱的照相机，走出《花之灵》女性的世界，奔向一个更宽广的世界。这一回的王小慧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与她的团队一起倾力合作，将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与有梦想青年互动，寻找和记录2010个梦想故事。
从此之后，是一场蜕变。不为艺术而生，却愿为艺术而死。
她说，她的一生就是一场行为艺术。
放弃建筑，拥抱摄影
留学生：你从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一开始学的是建筑，这是你的人生志向吗？
王小慧：当时没办法，我一直想考的其实是艺术学院、电影学院，但是没有招生，只有建筑学和艺术还有点关系，所以就考了同济大学建筑系。
留学生：在德国发生了车祸，那次车祸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小慧：是的，那是一次痛苦的记忆，难以抹去。我失去了我的爱人，对我的身体也造成了大的损伤，在这之后，我重新开始思考我的人生。当然，我以后也不会再开车了。那次事件让我变得更坚强了，也让我明白应该珍惜生命，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他随时都可能会失去，所以应该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留学生：后来决定不再继续建筑专业，而成为一名艺术家？
王小慧：是的，让我真正决定改行的其实是齐格丽特和沃特两位女摄影家，她们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齐格丽特熟悉建筑，当时我就问她：我是应该搞建筑学还是改行搞摄影？我记得她并没有马上回答我，而是踌躇了一番后对我说：“你可以搞摄影。”这话是一锤定音，让我很快下了决心。就这样我参加了德国职业摄影家协会。要进入这个协会有两个标准，一是要用艺术的收入来交税，这条件很难，因为很多艺术家很穷，要靠端盘子开出租车而不是卖作品来挣钱。
德国建筑师人太多了，得到工作许可证很不简单，所以我也很轻松地放弃了大学里的工作。在国外的这些年，我别的没学会，就是学会了放弃，很多很喜欢的东西都已经放弃了。这就像谈恋爱一样，你可能喜欢好几个女人，但是结婚时就只能选一个，这就是放弃。但是事实上，俞霖去世之后，我想放弃建筑就很不容易了，我的导师对我很好，我辞了助教的工作，半年后又给我一个科学助理的工作，待遇比我的讲师还好，不用天天去上课。我当时不知道他对我的照顾，后来他开玩笑时偶然提到的。我听了很感动，在德国我总是遇到好人。后来他又给我申请了一个工作，不仅工资有保障，而且工作清闲，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做职业摄影家收入是不能保障的，但是我不喜欢重复，喜欢挑战，喜欢做感兴趣的事，不想回到学校里去教书。所以最后还是成为了职业摄影家。
摄影：反对晦暗，走向阳光
留学生：就你的摄影作品而言，有一套很著名的照片《花之灵》，以花朵来隐喻女性的性器官，那套照片是否为了表明你的女性立场？ 王小慧：我其实不是一个典型的女性艺术家，我在书里也讲过这一点。至于《花之灵》这套作品，如果了解我整个创作历程的人，就知道，我的这些作品实际要表现的是生命的历程，包括性也是生命的过程。我在这里并没有强调性别，强调的是生命，生命是脆弱的，很容易消失，所以我们要更珍惜生命。
留学生：那你如何看待女性人体的摄影？
王小慧：从西方艺术发展史来看，女人体好像天经地义是绘画和雕塑表现的对象，在宗教艺术品中也有很多，但你会发现，其实她们的作者大部分是男性。也就是说，男性艺术家将女人体作为观看的对象。后来摄影术发明之后，也有很多女性人体摄影，多半也是男性摄影师拍的。我有一个朋友，叫赫尔林德·柯尔伯（Herlinde Koelbl），她在20多年前就拍摄过一本男人体的摄影集，结果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很多人觉得这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好像男人拍女人很正常，女人拍男人就不行。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也有出版社约我拍，说如果我拍男人体的话马上出版，可见那时候这种争议已经很少了，只是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接受这个约稿。
留学生：《我的前世今生》那套照片是为了表现怎样的主题？
王小慧：那倒不是，那是表现中国历史的主题。用这样一个题目是我觉得这个题目挺像我的，很多人说我像是活了100年，有7条生命。“生、死、爱”一直是我创作的主题，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关于死亡的联想》是用另外一种去看沉重些的表达方式。 我只跟自己的灵魂对话，但是这种跟心灵对话的机会也是很难得，好像是去修道院想了几年。
留学生：在二十世纪艺术史中，许多女性艺术家和作家给人的印象比较暴力，比如弗里达和辛迪·舍曼，作为一位当代女性艺术家，你是否也受到她们的影响？
王小慧：其实我不太喜欢辛迪·舍曼，她早期的作品我觉得还比较有意思，但是她后期的作品我不喜欢。她的东西太暴力太灰暗，而我则喜欢比较阳光的艺术。我经历过很多常人不太经历过的事，但为人处事，生活或生命的状态，不是那么灰暗。我妈妈经历过的灾难比我多多了，抗战结束时，她4个亲生孩子和丈夫都死了，全家共有7个亲人去世，她一个人非常艰难，她后来又读大学又工作，还要养孩子，在当时，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年轻女人，去求学，你可以想象其中的难。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地方很相似。我母亲也曾经自杀过（在重庆还有人将她的事改编成戏剧）。在“肃反”、“反右”的时候，她曾经遭受过很多的政治冲击，经历了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从艺术学院的天堂到人间地狱，可是她还能很乐观地面对。大家都觉得她天真，她没有怨恨，对社会也没有什么敌视，这其实都挺不容易的，这方面我可能受到她的影响。我虽然也经历过很多不幸，但我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喜欢生活，对生活还有激情。我不喜欢那些很晦涩、灰暗的艺术品，这世界上灰暗面是很多，只是艺术家怎么去表现它，我更希望艺术能激发人向上之心。
留学生：在中国，另一位重要的摄影师走的是另一种路线的摄影，那就是郎静山。他的照片中有很多中国古典的意趣，你觉得这种摄影是否有中国风格的摄影？
王小慧：我想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他历史的局限，郎静山在他的那个年代当然有实验性的一面，现在有Photoshop很容易，但当时他用暗房做出这样的效果，确实也很了不起。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格，我觉得这有点表面化，只是形式上的模拟，我个人更喜欢神似，有内涵，有内在，而不仅仅是形式。形式现在中国做的人也很多，包括西方的艺术家模仿中国古典的形式都有，所以这些我并不是很欣赏。我觉得艺术不应该走捷径。
留学生：到了这个年纪，你如何看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王小慧：我记得有一次，德国对外关系学院要定一个主题——他们提出叫“现代与传统”，重点是中国。后来他们的主席给我来了一封信，想换一个题目，叫“美国与中国，欧洲怎么办？”他问我可不可以参与，我觉得不好，不太能激起中国艺术家的兴趣，还不如“现代与传统”这个题目。传统和现代，我觉得是相对的，现在我们排的京戏，也不是以前的京戏了，都是在变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血液，但是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根基，它不是凭空而来的。为什么那些经典的东西，大家还会喜欢？必然有它的道理。
电影是我儿时的梦想
留学生：我知道你还有个梦想是电影，你还做了许多电影和纪录片制作编剧方面的工作，1992年为巴伐利亚电视台专题系列片《世界古代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撰写电视脚本《西安与唐代文化 》、《泰山与道教文化》、《峨嵋山与佛教文化》，这是你第一次撰写脚本吗？
王小慧：电影是我儿时的一个梦想，那时候和电影有关的我什么都做，免费都做。我做过片场里的各种工作，烧咖啡、场记、演员、编剧和布景、摄影……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做过。只要能往我的梦想靠近，我会不计成本地去做。其实参加那些剧组特别辛苦，我记得最忙的一次，五个星期没时间洗衣服，最后根本就没有干净衣服穿了，只好去脏衣服里找不是最脏的那一件。连洗头的时间都没有，到家倒头就睡。有的时候来不及卸妆，也没力气脱衣服，太累了。但我觉得无怨无悔，特别喜欢，我从不同角度学到了当导演的技巧，甚至当时还去参加过演员学习班，学做一个演员是什么样的。我走的道路，你说是捷径也好，弯路也好，总之不是科班。科班出身的，老师会教给他们怎么表演，怎么导演，我只能自己去学，自己去摸索，但是我一步步在走近我的梦想。在1993年的时候拍了我的第一个片子，第二年拍了第二个片子。我妈妈在二十多年前过生日的时候，我给她寄了一张照片，我站在开放的梨花前，照片背后抄着《梨花又开放》的歌词，那是我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候的一首歌曲，描写的是妈妈和孩子的关系，我记得有这样几句：“忘不了故乡年年梨花放，染白了山岗我的小村庄，妈妈坐在梨树下纺车嗡嗡响，我爬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过了几年之后，孩子又回到梨树下，花雨漫天飞扬，只是纺车已经不再响了，因为妈妈已经不在人世。很悲伤的一首歌，歌词我挺喜欢的，可是我妈妈不喜欢，她说太悲伤了，她给改了一下，重写了一首，写的是不管你在天涯海角，母亲的心永远在我心上，她的意思是即使妈妈不在了，我们依然可以心灵相通。自从我读大学之后，有30多年没有和妈妈在一起，后来我把妈妈作词的那首歌拍成了一个MTV。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是很艺术化的。 留学生：近期有拍一些什么电影吗？
王小慧：我现在要拍的都是短片，很艺术的电影。我的生活方式也比较艺术。有一个例子可以讲给你听的，2005年“无边界艺术展”上我们搞了一个晚会，我们当时做了8个晚会，都是东西方对话的主题晚会，文学、摄影、建筑等等领域的中外嘉宾，那一天正好也是我父母相识50周年，我就放了一个片子，是个MTV，拍的是我母亲。
跨界的梦想
留学生：你的“梦想计划”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在的关注点已经不局限于摄影本身，而倾向于跨界的艺术创作方式。
王小慧：对，其实我很早就不局限于摄影这个艺术范畴了。做自我介绍时，我喜欢说自己是艺术家而不是摄影师，我一直在做跨界的东西。我2004年的展览叫“无边界”，在那个个展中，展出了我的装置、影像（多媒体和摄影）和雕塑作品，我挺喜欢跨界的创作方式的。“梦想计划”更主要的不是我个人的艺术作品，而是一个群体的艺术作品，这一点在我的作品中还是比较特别的。
留学生：“梦想计划”并不是局限于艺术家，而是所有有梦想的人都能参加？
王小慧：来参加“梦想计划”的有云南来的代表，有山东的，北京的也有，好多城市的人都有过来。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编导，他说他跟几个朋友一起开了家创意店，他们几个都很喜欢这样的活动，问我能不能寄一些资料给他，他想把我们的海报贴在他们的咖啡馆里。而且我们在许多大学里开讲座，他们都说很喜欢这个活动，但是他们有点担心，因为他们不会画画，就问我有什么标准？我说评委不是评你画画好不好，主要是看你想法的好坏，可能更重要。上一次的创意摄影大奖赛也是，全国有26000人参加，好多人觉得我们肯定收不到那么多东西，事实上有创意的人很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最好玩的是一个少年宫的老师带着学生来参赛，结果老师没得奖，学生得奖了。
留学生：“梦想计划”其实完全不是“计划”好的，而是边做边看？
王小慧：对，我觉得行为艺术就是有这点好，它可以不停地完善。梦想也有一个过程，有的时候梦想是可以改变的，随着时间的改变而修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留学生：我注意到，活动中的车模是你设计的，有没有可能以后去设计真正的汽车？
王小慧：我不会设计汽车，不过我们的作品最后会放在一辆真的车上，具体怎么做还没有想好。我们现在做的艺术计划，很多都没有成形，我们一边做一边想。就这个“梦想计划”而言，先做成平面作品，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做法。虽然和宝马也合作了好多年，但是能参与这个活动，我仍然感到非常荣幸。Mini一出来就是艺术品，以前给他们画过车子的有安迪·沃霍尔，毕加索的画也曾经画在宝马车上——是不是他自己画上去的我记不清了。我确实觉得很荣幸，一个艺术家要实现自己的梦想，需要经济上的支持。如果没有经济上的支持，好多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比如说要派摄制组去拍摄，有一些国际评委，每一样东西都需要花钱，而在这个计划中，宝马公司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
苏州最繁华的老城区平江路上，“王小慧艺术馆”开馆了。
在白墙黑瓦之间，清末山西定襄县知事丁春之的百年老宅，华丽丽变身为这位跨界艺术家的领地。王小慧的摄影、雕塑、装置、影像与新媒体等先锋性与实验性很强的当代艺术作品，经过她的精心设计布局，与这座古建筑物融为一体。步入艺术馆，每一进都自成格局，每一角落都别有情趣。既有明代建筑的古朴之美，又尽情展现着当代艺术的特殊魅力。
王小慧永远是这样优雅迷人。
杨澜说她是独一无二的：“她的艺术既不是很中国，也不是很西方，而只属于她自己。因为有了艺术，生命终于重放异彩。”
1987年，她获得德国奖学金作为访问学者赴德进修，两年后在慕尼黑大学建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如果按部就班，她现在的职业应该是一位建筑师。但是1991年10月30日的那一天，一场无情的车祸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在那场车祸中，她多处受伤：严重脑震荡、鼻骨粉碎性骨折、两条肋骨撞断，从颈椎到腰椎乃至尾骨，都有严重挫伤，而她的爱人俞霖伤势更重，虽及时送至医院抢救，但仍于当天20：42永别了他眷恋的世界，和她。
第二年4月5日清明节，她写下了这样的话：
在树下我烧了我俩的血衣，还有我与婆婆写给他的信，信中我放了我微笑的照片，我祈祷青烟真的能将信寄到他那里去。
我不愿对你说再见
我要对你微笑
我的微笑会对你说
我的一部分将永远在你那里
你的一部分也永远在我这里
就像你爱我的时候那样
永远不变……
爱之深，溢于言表；另一方面，她的选择是：一个人坚强。
梵高说：“艺术家需要痛苦来滋养。”度过那些“欲语泪先流”的日子之后，从这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她迅速站了起来，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在她那本重印了30多遍的畅销书《我的视觉日记》中，她写道：“在觉得挺不过来时，咬紧牙关还总是挺过来了，后来再经历困难时，我便会告诫自己：‘你能挺过来。’”
难以置信，伤痛过后，少了一位女建筑师，却多了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性艺术家。她于世界许多国家的美术馆等机构举办过大量艺术展，作品屡获各类国内国际奖项，并被国际许多著名艺术机构及个人收藏。她出版了50多本个人摄影集和书籍，德国政府授予她“德中友谊奖”，获得瑞士圣·莫瑞兹大师艺术节之“明星艺术家”、SMG“年度国际摄影家奖”、香港《凤凰周刊》评出的“影响世界未来华人榜”五十位人物之一、被网易276万网民选为“年度艺术美丽人物”。
那些充满女性身体与生命感悟的摄影作品，具体，又抽象，从细微之处尽显她独到的观察。那是影像，也是灵与肉、生与死、虚与实的关系，先锋，但又有一种宁静的内核。
从摄影出发，她又拓展着自己艺术的边界。在“梦想计划”里，你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王小慧把这些梦想记录下来，这一回，她放下了自己心爱的照相机，走出《花之灵》女性的世界，奔向一个更宽广的世界。这一回的王小慧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与她的团队一起倾力合作，将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与有梦想青年互动，寻找和记录2010个梦想故事。
从此之后，是一场蜕变。不为艺术而生，却愿为艺术而死。
她说，她的一生就是一场行为艺术。
放弃建筑，拥抱摄影
留学生：你从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一开始学的是建筑，这是你的人生志向吗？
王小慧：当时没办法，我一直想考的其实是艺术学院、电影学院，但是没有招生，只有建筑学和艺术还有点关系，所以就考了同济大学建筑系。
留学生：在德国发生了车祸，那次车祸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小慧：是的，那是一次痛苦的记忆，难以抹去。我失去了我的爱人，对我的身体也造成了大的损伤，在这之后，我重新开始思考我的人生。当然，我以后也不会再开车了。那次事件让我变得更坚强了，也让我明白应该珍惜生命，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他随时都可能会失去，所以应该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留学生：后来决定不再继续建筑专业，而成为一名艺术家？
王小慧：是的，让我真正决定改行的其实是齐格丽特和沃特两位女摄影家，她们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齐格丽特熟悉建筑，当时我就问她：我是应该搞建筑学还是改行搞摄影？我记得她并没有马上回答我，而是踌躇了一番后对我说：“你可以搞摄影。”这话是一锤定音，让我很快下了决心。就这样我参加了德国职业摄影家协会。要进入这个协会有两个标准，一是要用艺术的收入来交税，这条件很难，因为很多艺术家很穷，要靠端盘子开出租车而不是卖作品来挣钱。
德国建筑师人太多了，得到工作许可证很不简单，所以我也很轻松地放弃了大学里的工作。在国外的这些年，我别的没学会，就是学会了放弃，很多很喜欢的东西都已经放弃了。这就像谈恋爱一样，你可能喜欢好几个女人，但是结婚时就只能选一个，这就是放弃。但是事实上，俞霖去世之后，我想放弃建筑就很不容易了，我的导师对我很好，我辞了助教的工作，半年后又给我一个科学助理的工作，待遇比我的讲师还好，不用天天去上课。我当时不知道他对我的照顾，后来他开玩笑时偶然提到的。我听了很感动，在德国我总是遇到好人。后来他又给我申请了一个工作，不仅工资有保障，而且工作清闲，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做职业摄影家收入是不能保障的，但是我不喜欢重复，喜欢挑战，喜欢做感兴趣的事，不想回到学校里去教书。所以最后还是成为了职业摄影家。
摄影：反对晦暗，走向阳光
留学生：就你的摄影作品而言，有一套很著名的照片《花之灵》，以花朵来隐喻女性的性器官，那套照片是否为了表明你的女性立场？ 王小慧：我其实不是一个典型的女性艺术家，我在书里也讲过这一点。至于《花之灵》这套作品，如果了解我整个创作历程的人，就知道，我的这些作品实际要表现的是生命的历程，包括性也是生命的过程。我在这里并没有强调性别，强调的是生命，生命是脆弱的，很容易消失，所以我们要更珍惜生命。
留学生：那你如何看待女性人体的摄影？
王小慧：从西方艺术发展史来看，女人体好像天经地义是绘画和雕塑表现的对象，在宗教艺术品中也有很多，但你会发现，其实她们的作者大部分是男性。也就是说，男性艺术家将女人体作为观看的对象。后来摄影术发明之后，也有很多女性人体摄影，多半也是男性摄影师拍的。我有一个朋友，叫赫尔林德·柯尔伯（Herlinde Koelbl），她在20多年前就拍摄过一本男人体的摄影集，结果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很多人觉得这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好像男人拍女人很正常，女人拍男人就不行。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也有出版社约我拍，说如果我拍男人体的话马上出版，可见那时候这种争议已经很少了，只是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接受这个约稿。
留学生：《我的前世今生》那套照片是为了表现怎样的主题？
王小慧：那倒不是，那是表现中国历史的主题。用这样一个题目是我觉得这个题目挺像我的，很多人说我像是活了100年，有7条生命。“生、死、爱”一直是我创作的主题，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关于死亡的联想》是用另外一种去看沉重些的表达方式。 我只跟自己的灵魂对话，但是这种跟心灵对话的机会也是很难得，好像是去修道院想了几年。
留学生：在二十世纪艺术史中，许多女性艺术家和作家给人的印象比较暴力，比如弗里达和辛迪·舍曼，作为一位当代女性艺术家，你是否也受到她们的影响？
王小慧：其实我不太喜欢辛迪·舍曼，她早期的作品我觉得还比较有意思，但是她后期的作品我不喜欢。她的东西太暴力太灰暗，而我则喜欢比较阳光的艺术。我经历过很多常人不太经历过的事，但为人处事，生活或生命的状态，不是那么灰暗。我妈妈经历过的灾难比我多多了，抗战结束时，她4个亲生孩子和丈夫都死了，全家共有7个亲人去世，她一个人非常艰难，她后来又读大学又工作，还要养孩子，在当时，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年轻女人，去求学，你可以想象其中的难。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地方很相似。我母亲也曾经自杀过（在重庆还有人将她的事改编成戏剧）。在“肃反”、“反右”的时候，她曾经遭受过很多的政治冲击，经历了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从艺术学院的天堂到人间地狱，可是她还能很乐观地面对。大家都觉得她天真，她没有怨恨，对社会也没有什么敌视，这其实都挺不容易的，这方面我可能受到她的影响。我虽然也经历过很多不幸，但我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喜欢生活，对生活还有激情。我不喜欢那些很晦涩、灰暗的艺术品，这世界上灰暗面是很多，只是艺术家怎么去表现它，我更希望艺术能激发人向上之心。
留学生：在中国，另一位重要的摄影师走的是另一种路线的摄影，那就是郎静山。他的照片中有很多中国古典的意趣，你觉得这种摄影是否有中国风格的摄影？
王小慧：我想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他历史的局限，郎静山在他的那个年代当然有实验性的一面，现在有Photoshop很容易，但当时他用暗房做出这样的效果，确实也很了不起。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格，我觉得这有点表面化，只是形式上的模拟，我个人更喜欢神似，有内涵，有内在，而不仅仅是形式。形式现在中国做的人也很多，包括西方的艺术家模仿中国古典的形式都有，所以这些我并不是很欣赏。我觉得艺术不应该走捷径。
留学生：到了这个年纪，你如何看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王小慧：我记得有一次，德国对外关系学院要定一个主题——他们提出叫“现代与传统”，重点是中国。后来他们的主席给我来了一封信，想换一个题目，叫“美国与中国，欧洲怎么办？”他问我可不可以参与，我觉得不好，不太能激起中国艺术家的兴趣，还不如“现代与传统”这个题目。传统和现代，我觉得是相对的，现在我们排的京戏，也不是以前的京戏了，都是在变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血液，但是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根基，它不是凭空而来的。为什么那些经典的东西，大家还会喜欢？必然有它的道理。
电影是我儿时的梦想
留学生：我知道你还有个梦想是电影，你还做了许多电影和纪录片制作编剧方面的工作，1992年为巴伐利亚电视台专题系列片《世界古代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撰写电视脚本《西安与唐代文化 》、《泰山与道教文化》、《峨嵋山与佛教文化》，这是你第一次撰写脚本吗？
王小慧：电影是我儿时的一个梦想，那时候和电影有关的我什么都做，免费都做。我做过片场里的各种工作，烧咖啡、场记、演员、编剧和布景、摄影……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做过。只要能往我的梦想靠近，我会不计成本地去做。其实参加那些剧组特别辛苦，我记得最忙的一次，五个星期没时间洗衣服，最后根本就没有干净衣服穿了，只好去脏衣服里找不是最脏的那一件。连洗头的时间都没有，到家倒头就睡。有的时候来不及卸妆，也没力气脱衣服，太累了。但我觉得无怨无悔，特别喜欢，我从不同角度学到了当导演的技巧，甚至当时还去参加过演员学习班，学做一个演员是什么样的。我走的道路，你说是捷径也好，弯路也好，总之不是科班。科班出身的，老师会教给他们怎么表演，怎么导演，我只能自己去学，自己去摸索，但是我一步步在走近我的梦想。在1993年的时候拍了我的第一个片子，第二年拍了第二个片子。我妈妈在二十多年前过生日的时候，我给她寄了一张照片，我站在开放的梨花前，照片背后抄着《梨花又开放》的歌词，那是我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候的一首歌曲，描写的是妈妈和孩子的关系，我记得有这样几句：“忘不了故乡年年梨花放，染白了山岗我的小村庄，妈妈坐在梨树下纺车嗡嗡响，我爬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过了几年之后，孩子又回到梨树下，花雨漫天飞扬，只是纺车已经不再响了，因为妈妈已经不在人世。很悲伤的一首歌，歌词我挺喜欢的，可是我妈妈不喜欢，她说太悲伤了，她给改了一下，重写了一首，写的是不管你在天涯海角，母亲的心永远在我心上，她的意思是即使妈妈不在了，我们依然可以心灵相通。自从我读大学之后，有30多年没有和妈妈在一起，后来我把妈妈作词的那首歌拍成了一个MTV。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是很艺术化的。 留学生：近期有拍一些什么电影吗？
王小慧：我现在要拍的都是短片，很艺术的电影。我的生活方式也比较艺术。有一个例子可以讲给你听的，2005年“无边界艺术展”上我们搞了一个晚会，我们当时做了8个晚会，都是东西方对话的主题晚会，文学、摄影、建筑等等领域的中外嘉宾，那一天正好也是我父母相识50周年，我就放了一个片子，是个MTV，拍的是我母亲。
跨界的梦想
留学生：你的“梦想计划”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在的关注点已经不局限于摄影本身，而倾向于跨界的艺术创作方式。
王小慧：对，其实我很早就不局限于摄影这个艺术范畴了。做自我介绍时，我喜欢说自己是艺术家而不是摄影师，我一直在做跨界的东西。我2004年的展览叫“无边界”，在那个个展中，展出了我的装置、影像（多媒体和摄影）和雕塑作品，我挺喜欢跨界的创作方式的。“梦想计划”更主要的不是我个人的艺术作品，而是一个群体的艺术作品，这一点在我的作品中还是比较特别的。
留学生：“梦想计划”并不是局限于艺术家，而是所有有梦想的人都能参加？
王小慧：来参加“梦想计划”的有云南来的代表，有山东的，北京的也有，好多城市的人都有过来。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编导，他说他跟几个朋友一起开了家创意店，他们几个都很喜欢这样的活动，问我能不能寄一些资料给他，他想把我们的海报贴在他们的咖啡馆里。而且我们在许多大学里开讲座，他们都说很喜欢这个活动，但是他们有点担心，因为他们不会画画，就问我有什么标准？我说评委不是评你画画好不好，主要是看你想法的好坏，可能更重要。上一次的创意摄影大奖赛也是，全国有26000人参加，好多人觉得我们肯定收不到那么多东西，事实上有创意的人很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最好玩的是一个少年宫的老师带着学生来参赛，结果老师没得奖，学生得奖了。
留学生：“梦想计划”其实完全不是“计划”好的，而是边做边看？
王小慧：对，我觉得行为艺术就是有这点好，它可以不停地完善。梦想也有一个过程，有的时候梦想是可以改变的，随着时间的改变而修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留学生：我注意到，活动中的车模是你设计的，有没有可能以后去设计真正的汽车？
王小慧：我不会设计汽车，不过我们的作品最后会放在一辆真的车上，具体怎么做还没有想好。我们现在做的艺术计划，很多都没有成形，我们一边做一边想。就这个“梦想计划”而言，先做成平面作品，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做法。虽然和宝马也合作了好多年，但是能参与这个活动，我仍然感到非常荣幸。Mini一出来就是艺术品，以前给他们画过车子的有安迪·沃霍尔，毕加索的画也曾经画在宝马车上——是不是他自己画上去的我记不清了。我确实觉得很荣幸，一个艺术家要实现自己的梦想，需要经济上的支持。如果没有经济上的支持，好多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比如说要派摄制组去拍摄，有一些国际评委，每一样东西都需要花钱，而在这个计划中，宝马公司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