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仓码头位于珠江上游南河道东岸，一排红墙灰瓦的仓库，残留着旧时白蚬壳与上世纪初期贸易港的骸迹。
　　“二打六”成员黄海清在这里的美术馆入口立了一块二维码，9.9元进场，无人监看。馆内面积不大，十分钟能浏览完。还剩4个成员的“二打六”，从2015年开始，“睡”遍了全国40多个废弃的烂尾楼，每处流连不超过5天。离开前，他们搜集所到之地的残骸、碎片，构成了今天展览馆里的主要展品。
　　睡“鬼城”的概念短暂火了一阵子，人们投来的目光更多掺杂着猎奇。而“二打六”的念头很简单：“那么多空置的楼房近在咫尺，却没有一栋真正属于我们”—虽说是睡“鬼城”，实际上是在烂尾楼外搭帐篷，身后就是空旷的大楼，而他们住在楼房外。
　　无论刮风、下雨或下雪。

睡“鬼城”的人

　　“二打六”是粤语里的方言，意思是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小角色。
　　在飞速发展的城市里，他们觉得80后的自己像“小白鼠”，从农村进入城市，看着城市大拆大建，像夹心层一样不断被挤压、流动，“一直在错过，有种边缘的心态”。
　　“鬼城”也像无数不为人所知、所见的“二打六”，不被主流关注，被飞速膨胀的城市规模排除在外，蜷縮在黑暗的都市边缘。
　　近四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城镇化过程，越来越多新规划的区域和建筑，因建造者、资金或规划忽然中断，被逐渐放弃。
　　与此同时，一线城市中心区域的房价高不可攀，北上深的房价一路高走，越来越多人为买一套房子投入毕生心血。
　　2010年前后，黄海清、刘奎纬、潘学城、林超文、陈艺儿、黄秋霞、苇风7个人相继从广东工业大学美术系毕业，合伙租了一间工作室，百来米的平房，1万块租金。
　　这10年间，广州的物价和房价都涨了不少，原本4元就能吃一顿的快餐，过个年的功夫就涨到了10元。
　　“二打六”成员都是85后，都来自广东各小城市，父母都是农民，毕业后两手空空，“没房，没车，没媳妇”。“在以美院为核心的广东艺术圈里，咱们一出校门就跟别人差了一截。”
　　毕业后，身边不少同龄人陆续结婚、买房了，艺术这条路本来难走，“二打六”并非察觉不到焦虑，他们私下聊起房子和“家”的问题，记不得谁忽然提出：全国还有这么多空置的烂尾楼、“鬼城”，都没有人住，不然我们去睡一睡吧？
　　于是，过去的五年内，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鬼城”。
　　第一个“鬼城”是路上偶遇的，他们经过一个化工厂附近的村子，停了下来，决定在旁边找地方搭帐篷，然后开始“生活”：煮方便面，烧水、喝茶，侃天侃地。
　　他们当然也去了全国规模大、知名度高的“鬼城”，比如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康巴什在内蒙古沙漠边缘，驱车在茫茫无边的阔路上，他们觉得实在震撼。冬天下了大雪，他们在雪地上撑起帐篷，躺在白茫茫的地上，耳边是真切的“寂静如雪”。
　　约从2006年起，在煤炭产业带来的资金支撑下，鄂尔多斯开始疯狂开发房地产。短短五六年时间，城市化率从70%跃升至99.05%，同时，城区面积从不足30平方公里拓展为100平方公里，而总人口却远跟不上开发的节奏。
　　通常来讲，居住密度低于10人/平方公里的楼群即被定义为“鬼城”。“鬼楼”还包括延伸出去的大片区域，包括摩天大楼、豪华别墅、公园甚至是公路。
　　“二打六”发现，越往北走，“鬼城”规模越大，房屋越稀疏，平房、公寓越多，而在南方，“鬼城”常常由独栋别墅组成。
　　2015年的南京禄口，“二打六”以直播的方式，第一次将这些废楼呈现在大众眼前。南京禄口机场邻近藏着一片建在农田里的“镂空”废楼，外墙没有任何装饰，裸露出灰褐色毛坯。他们了解到，这里原本要修建一个商场，但是占了良田，算违规。

“二打六”发现，越往北走，“鬼城”规模越大，房屋越稀疏，平房、公寓越多，而在南方，“鬼城”常常由独栋别墅组成。

拾荒的人

　　封门是他们去过最偏僻、最具灵异气质的“鬼城”。这是一个位于河南省沁阳市与晋城市交界处的村子，原名叫风门村，1981年，全村集体迁徙，之后沦为空村。
　　去之前，“二打六”听说不少关于封门的灵异传说。一行7人，一辆车，壮着胆子到了太行山脚，驶过蜿蜒曲折的山坡，步行4个多小时，抵达废楼已是深夜。本以为楼里空无一人，一抬眼竟看到三四个青年坐在楼里，围着火堆，吃着花生米，喝着啤酒。
　　过去问他们在干啥，对方认真回答，“捉鬼！”
　　“二打六”笑了：“我们是来和鬼一块儿住的！”
　　他们怀着十分郑重的仪式感，给不少废楼贴上“门神”。睡完“鬼城”，他们也不是两手空空离开，会从不同楼房里捡回去一些残骸，如废旧的布娃娃，用过的手套、诺基亚手机、工人的背心和小孩的鞋子。或是用艺术的方式把所见所闻留下来：泥塑，雕刻，把一堵留有历史痕迹的墙，一群短暂逗留的马蜂镶刻下来，残骸捡回去，也能用水泥糊起来塑成艺术片，在美术馆里展出。
　　水泥是一种万能材料，象征着建筑工人的血汗。“鬼城”死掉了，人去楼空，但水泥，沙砾和石砖却依然存在，且将永远存在下去。
　　建好的楼房荒废了，但如果把这些来自“鬼城”的砖粉碎、灰尘收集起来，重新凝聚，是不是就像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一种复刻？他们想。
　　在“鬼城”，“二打六”还遇到很多新朋友，比如争抢食物的蚂蚁、比拇指要大的黄蜂、鄂尔多斯的野鸡……它们安静地驻在“鬼城”里，成了新的主人。 　　城市不会轻易泄露自己的过去，但也不会让它们平白无故消失，总有一个地方赤裸呈现着那些被历史遗忘的、钙化封存的残骸。就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所道：“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

寻找家的人

　　2017年，从鄂尔多斯回到广东后，团队里两位女成员之一的陈艺儿请大伙儿吃了一顿饭，正式退出了“二打六”，回到家乡佛山，2800块租了一套四室两厅，专门用一间来画画，而后逐渐有了自己的家，与原来的成员淡了联系。

　　接下来退出的是刘奎纬，因为“欠钱太多了”，回到老家惠州，娶妻生子，找了新工作，逐渐收支平衡，艺术被放在了生活中的次要地位。
　　3年后，团队里另一位女性成员黄秋霞也退出了，到老家清遠当老师，不久前结了婚，做了母亲。
　　大家都逐渐有了自己真正的“家”。
　　2019年，剩下的4个成员在广州遇到了一位投资人，就在海珠区的太古仓建了一家美术馆，这里成为了他们的新“家”。
　　以前来访过的媒体和拍摄团队称“二打六”为“艺术家”，他们哈哈大笑，“艺术渣”。
　　湛江人林超文是几个人当中唯一“长发扎小辫”的那种艺术人，在美术馆里见到他的时候，不是在泡茶就是在大侃艺术，他看上去比同伴们都要健谈，但在镜头里似乎又显得最落寞，好像永远在思考什么问题。
　　他形容自己“总是睡不醒”，不知道正活在现实里还是虚幻中。睡“鬼城”之前的许多年内，他一边画画，一边在广州零零散散地找一些教课工作维持生计，但依然赶不上逐年疯涨的房价，供完了工作室就交不起租，朋友来找自己，只好撒谎称不在。

在“鬼城”，“二打六”还遇到很多新朋友，比如争抢食物的蚂蚁、比拇指要大的黄蜂、鄂尔多斯的野鸡……它们安静地驻在“鬼城”里，成了新的主人。

　　“突然涌现出来的城市和人是没有根的。”黄海清说，他们想起父辈，自己这一代人看似更自由，但也面临着更漂泊的生存状态、更快被时光涤去的脆弱的记忆。他们认为，这和“鬼城”的出现一脉相承。“城市里的流动太快了，人的同情心、感情像是被磨掉了。”
　　这些年来，他们身边越来越多同辈都被“家”绑住了：拼尽一生为了在大城市享有一席之地，家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封闭，越来越狭隘，成了一具具钢筋水泥的躯壳，成了学区房、贷款的代名词。鳞次栉比的高楼里，人就像被压扁的一张纸，互不粘黏，屋檐下的对门邻里，三年五载都说不上一句话。
　　中国城市居民几乎把毕生精力与金钱押在了自己的房子上，据2020年中国广发银行和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份报告，中国城镇居民现有财富中近78%投入住宅地产，“家”与房产的等号被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刚过去的2020年，让不少人开始重新思考“家”的意义和边界，在“二打六”之外，也有人试图解构对“家”的理解。
　　比如有人直接把“家”架空，变成没有地基、产权和物业的移动载体。在深圳工作的陈树，由于买不起房子，便在两年前买了一辆长五米、宽三米左右的房车，“价格不到一套二居室首付的1/3”。
　　被疫情困在家中，房车成了陈树和妻子的独立工作室，支起两个小桌板，坐卧在床上。前厅后卧，中间是可容纳一人的厨房和卫生间，空调、冰箱、污水箱一应俱全。陈树还对车子进行了改造，选用了中巴车底盘，“这样不会被旁人认为是房车，免了很多猎奇的围观”。
　　陈树没想到车子的利用率相当高，“大大提高了我的生活质量”，周末还有时间带孩子去周边海边玩，随时吃住。“成龙电影里好多人住车里，住船上，他们无家可归吗？我不觉得，他们四海为家，很酷。”
　　但—小孩长大后读书怎么办？父母养老怎么办？难道一辈子住房车吗？
　　“好吧，我在东莞买了套房。”他舒一口气，“房车只是‘深圳的家’，不是‘我们的家’，得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