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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奥动会对于经济不发达的穷国来说,路费无疑是一大难题。
旧中国一共派代表团参加过3届奥运会,即1932年的第10届,1936年的第11届和1948年的第14届。
第10届时,张学良赞助数千美元而成行,那是因为只有3个人的代表团,而且坐海轮往返,花不了多少钱。然而到第11届和14届时,规模大、人数多了,由于钱不够又没有人赞助,只好由中国足球队到东南亚跑码头去筹款。
海外的华侨散居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过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在东南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东南亚华侨踊跃购买的一张张门票,才把中国代表团送到奥运会去。
第11届奥运会于1936年8月1日至16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共有49个国家的4066名运动员参加。中国派出一个人数较多的代表团,总领队王正廷,总教练马约翰,正式运动员69名,其中男子67人,女子2人,分别参加田径、足球、篮球、游泳、举重、举击、竞走、自行车等项比赛。另有一个9人(6男、3女)组成的武术表演团和一个由37人组成的赴欧体育考察团。如此算来,三项相加共计115人,那么所需相关的费用也就不会少了。
据说,此次中国代表团出国的经费预算是22万元,政府拨17万元,其余5万元则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去募集。预算的币类,有的回忆文章说为法币。募集约占总预算的1/4。募集部分,向各省市政府的著名人士募捐获3万元,但还缺2万元。这时就只好派中国足球队先期到东南亚踢球挣门票去了。当时的中国足球队颇具实力,而且深受东南亚华侨的喜爱。例如,1928年,华侨林珠光就曾出资邀请上海乐华队访问菲律宾;1929年,上海乐华队受侨商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邀出访南洋各岛时,踢球多达29场,所到之处,大受欢迎。
柏林的奥运会8月1日才开幕,但为了筹款中国足球队只好提前3个月出发。5月2日,他们靠向印尼华侨借来的开拔费乘船离开上海,然后先后到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亚、缅甸、印度等地进行访问比赛来筹款。
据当年的中国足球队队员孙锦顺回忆,在6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赛中,当地华侨热情接待了他们。每到一地,都是华侨事先联系并负责安置。胜了球,华侨就拉着球员的手,热泪盈眶,表示祝贺,有的甚至邀请他们到家中作客吃饭,共享喜悦。即便有所闪失,华侨也能体谅并从各方面给予鼓励。两个多月中,中国足球队一共踢了24场球,胜21场,平3场。由于华侨积极购买门票,一共筹得20多万港元。当时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的经费十分紧张,不仅连一名随队的医生都请不起,而且每个队员只发西装一件、长裤一条、皮鞋一双、衬衣一件、领带一条、草帽一顶,其它除运动衣外均需自备。尽管中国足球队并不宽绰,但他们为了顾全大局,还是从募得的款项中,向国内汇去10多万港元以解燃眉之急。
7月9日,中国足球队在印度的孟买,会合了从国内出发的田径、游泳、篮球、举重等代表队,一起继续乘船西行。他们入红海,过苏伊士运河,经地中海,转意大利威尼斯,再改乘火车,至7月22日才抵达柏林。这真是一场艰难的征战。
1940年12届和1944年的第13届奥运会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举办,所以第14届于1948年7月29日至8月14日在英国的首都伦敦举行。在一些书籍中,每届奥运会的参加国及运动员略有出入,这可能是统计的尺度有些不同。据赵长杰主编的《奥林匹克进展》一书说,此届共有59个国家和地区的4099名运动员参赛,而中国的运动员有33名,其中篮球10名,足球18名,田径3名,游泳1名,自行车1名。
由于第14届奥运会是在战后不久举办,战争的创伤仍随处可见,当时的英国连修建奥运村的钱都没有,只好将运动员安置在军营、学校甚至私人家中。当时中国内战又起,其中的困难也就更大了。此次率领中国队的总领队仍为王正廷,总干事则为董守义。关于中国代表团的经费问题,董守义在后来的回忆中曾经谈到。
他说,原先的总预算15万美元,拟由政府、社会人士和华侨这三方面各筹5万美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实际能支配的经费只有预算的1/3。
向政府申请的5万美元,4个月中,在上海、南京之间跑了25次,在各大衙门奔走41次,最后才得到2.5万美元。向社会人士筹募部分,上海企业家钟玉亭、顾乾麟、顾家振、王统元四人各捐20亿法币。当时的法币贬值得很利害,1948年5月10日,50亿法币折合为2.5万美元,然而到6月4日时又贬值一半。尽管如此,这几笔捐款还是解决了不少问题。
至于华侨方面的捐款,原先主要把希望放在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身上。胡文虎,为祖籍福建永定的客家人,其永安堂虎标万金油发迹于缅甸的仰光,后以新加坡为中心,创办了辐射中国内地和东南亚的药业王国,并创办了《星洲日报》、《星岛日报》等10余家冠以星字头的星报系列。这位办事十分精明的侨商提出捐款的条件是,中国足球队18名运动员中,要从他供养的星岛队选拨12人参加。用一己的球队去代表国家,如此功利的条件自然谈不拢,最后只好作罢。这样一来,华侨方面的筹款,只好通过足球队到东南亚踢球赚取门票的方法进行。
1948年4月下旬,中国足球队在香港集合,临近出发时,曾与香港队作祭旗赛筹措开拔旅费。4月30日下午乘机离港,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飞抵菲律宾、泰国、越南、新加坡、印尼、印度,分别在6个国家作35场筹款比赛。35场比赛,胜25场,平5场,负5场,可谓战果辉煌。
中国足球队征战东南亚所到之处,都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并得到大力支持。在菲律宾,全队住在马尼拉郊外由华侨安排的宿舍里,受到细心的照顾。抵达泰国首都曼谷时,当时华侨数万人在机场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越南的西贡,上万名球迷买不到票而不愿意离去,很多人只好爬到场外的树上观看。在新加坡,曾参加第11届奥运会的华侨国脚包家平和蔡文礼,多次上门谈论球事沦桑,令人感叹不已。在印尼的时间长达近月,他们访问过雅加达、万隆、三宝垄、泗水、孟加锡等5个城市,观众70%以上为华侨。其中在泗水,售价7盾半一张的球票,几经转让后竟涨到70盾。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市的时候,华侨前往机场迎接,并按当时习俗,为每个队员脖子戴上鲜艳的花环,使他们感到天涯海角处处有亲人。
正是由于广大华侨的踊跃购票,使得中国足球队不仅解决了自身的路费及必要的开销,而且还能给中国代表团上缴一些费用。更值得一提的是,8月14日第14届奥运会结束,中国足球队因缺少回国川资,几乎流落街头，好不容易从英国华侨处借得部分路费才启程回国。为了璧还这笔借款,中国足球队只好在返国途经泰国曼谷时,从8月16日至8月24日,继续卖艺,连踢5场球获取相应的票款后,才于9月抵达香港。
虽然每届中国均派出由数十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但除符保卢在第11届能够进入撑竿跳高复赛之外,其余的均未进入复赛,因此就更加谈不上什么名次了。足球也是如此。第11届时,中国队与英国队比赛,以0比2受挫;第14届时,与土耳其队交手,竟以0比4败北。这两届均在初赛中被淘汰。尽管如此,在这两届奥运会中,中国足球队到东南亚卖艺,为筹措中国体育代表团赴会经费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华侨为此倾注的热情也将永留史册。
旧中国一共派代表团参加过3届奥运会,即1932年的第10届,1936年的第11届和1948年的第14届。
第10届时,张学良赞助数千美元而成行,那是因为只有3个人的代表团,而且坐海轮往返,花不了多少钱。然而到第11届和14届时,规模大、人数多了,由于钱不够又没有人赞助,只好由中国足球队到东南亚跑码头去筹款。
海外的华侨散居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过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在东南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东南亚华侨踊跃购买的一张张门票,才把中国代表团送到奥运会去。
第11届奥运会于1936年8月1日至16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共有49个国家的4066名运动员参加。中国派出一个人数较多的代表团,总领队王正廷,总教练马约翰,正式运动员69名,其中男子67人,女子2人,分别参加田径、足球、篮球、游泳、举重、举击、竞走、自行车等项比赛。另有一个9人(6男、3女)组成的武术表演团和一个由37人组成的赴欧体育考察团。如此算来,三项相加共计115人,那么所需相关的费用也就不会少了。
据说,此次中国代表团出国的经费预算是22万元,政府拨17万元,其余5万元则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去募集。预算的币类,有的回忆文章说为法币。募集约占总预算的1/4。募集部分,向各省市政府的著名人士募捐获3万元,但还缺2万元。这时就只好派中国足球队先期到东南亚踢球挣门票去了。当时的中国足球队颇具实力,而且深受东南亚华侨的喜爱。例如,1928年,华侨林珠光就曾出资邀请上海乐华队访问菲律宾;1929年,上海乐华队受侨商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邀出访南洋各岛时,踢球多达29场,所到之处,大受欢迎。
柏林的奥运会8月1日才开幕,但为了筹款中国足球队只好提前3个月出发。5月2日,他们靠向印尼华侨借来的开拔费乘船离开上海,然后先后到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亚、缅甸、印度等地进行访问比赛来筹款。
据当年的中国足球队队员孙锦顺回忆,在6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赛中,当地华侨热情接待了他们。每到一地,都是华侨事先联系并负责安置。胜了球,华侨就拉着球员的手,热泪盈眶,表示祝贺,有的甚至邀请他们到家中作客吃饭,共享喜悦。即便有所闪失,华侨也能体谅并从各方面给予鼓励。两个多月中,中国足球队一共踢了24场球,胜21场,平3场。由于华侨积极购买门票,一共筹得20多万港元。当时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的经费十分紧张,不仅连一名随队的医生都请不起,而且每个队员只发西装一件、长裤一条、皮鞋一双、衬衣一件、领带一条、草帽一顶,其它除运动衣外均需自备。尽管中国足球队并不宽绰,但他们为了顾全大局,还是从募得的款项中,向国内汇去10多万港元以解燃眉之急。
7月9日,中国足球队在印度的孟买,会合了从国内出发的田径、游泳、篮球、举重等代表队,一起继续乘船西行。他们入红海,过苏伊士运河,经地中海,转意大利威尼斯,再改乘火车,至7月22日才抵达柏林。这真是一场艰难的征战。
1940年12届和1944年的第13届奥运会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举办,所以第14届于1948年7月29日至8月14日在英国的首都伦敦举行。在一些书籍中,每届奥运会的参加国及运动员略有出入,这可能是统计的尺度有些不同。据赵长杰主编的《奥林匹克进展》一书说,此届共有59个国家和地区的4099名运动员参赛,而中国的运动员有33名,其中篮球10名,足球18名,田径3名,游泳1名,自行车1名。
由于第14届奥运会是在战后不久举办,战争的创伤仍随处可见,当时的英国连修建奥运村的钱都没有,只好将运动员安置在军营、学校甚至私人家中。当时中国内战又起,其中的困难也就更大了。此次率领中国队的总领队仍为王正廷,总干事则为董守义。关于中国代表团的经费问题,董守义在后来的回忆中曾经谈到。
他说,原先的总预算15万美元,拟由政府、社会人士和华侨这三方面各筹5万美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实际能支配的经费只有预算的1/3。
向政府申请的5万美元,4个月中,在上海、南京之间跑了25次,在各大衙门奔走41次,最后才得到2.5万美元。向社会人士筹募部分,上海企业家钟玉亭、顾乾麟、顾家振、王统元四人各捐20亿法币。当时的法币贬值得很利害,1948年5月10日,50亿法币折合为2.5万美元,然而到6月4日时又贬值一半。尽管如此,这几笔捐款还是解决了不少问题。
至于华侨方面的捐款,原先主要把希望放在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身上。胡文虎,为祖籍福建永定的客家人,其永安堂虎标万金油发迹于缅甸的仰光,后以新加坡为中心,创办了辐射中国内地和东南亚的药业王国,并创办了《星洲日报》、《星岛日报》等10余家冠以星字头的星报系列。这位办事十分精明的侨商提出捐款的条件是,中国足球队18名运动员中,要从他供养的星岛队选拨12人参加。用一己的球队去代表国家,如此功利的条件自然谈不拢,最后只好作罢。这样一来,华侨方面的筹款,只好通过足球队到东南亚踢球赚取门票的方法进行。
1948年4月下旬,中国足球队在香港集合,临近出发时,曾与香港队作祭旗赛筹措开拔旅费。4月30日下午乘机离港,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飞抵菲律宾、泰国、越南、新加坡、印尼、印度,分别在6个国家作35场筹款比赛。35场比赛,胜25场,平5场,负5场,可谓战果辉煌。
中国足球队征战东南亚所到之处,都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并得到大力支持。在菲律宾,全队住在马尼拉郊外由华侨安排的宿舍里,受到细心的照顾。抵达泰国首都曼谷时,当时华侨数万人在机场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越南的西贡,上万名球迷买不到票而不愿意离去,很多人只好爬到场外的树上观看。在新加坡,曾参加第11届奥运会的华侨国脚包家平和蔡文礼,多次上门谈论球事沦桑,令人感叹不已。在印尼的时间长达近月,他们访问过雅加达、万隆、三宝垄、泗水、孟加锡等5个城市,观众70%以上为华侨。其中在泗水,售价7盾半一张的球票,几经转让后竟涨到70盾。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市的时候,华侨前往机场迎接,并按当时习俗,为每个队员脖子戴上鲜艳的花环,使他们感到天涯海角处处有亲人。
正是由于广大华侨的踊跃购票,使得中国足球队不仅解决了自身的路费及必要的开销,而且还能给中国代表团上缴一些费用。更值得一提的是,8月14日第14届奥运会结束,中国足球队因缺少回国川资,几乎流落街头，好不容易从英国华侨处借得部分路费才启程回国。为了璧还这笔借款,中国足球队只好在返国途经泰国曼谷时,从8月16日至8月24日,继续卖艺,连踢5场球获取相应的票款后,才于9月抵达香港。
虽然每届中国均派出由数十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但除符保卢在第11届能够进入撑竿跳高复赛之外,其余的均未进入复赛,因此就更加谈不上什么名次了。足球也是如此。第11届时,中国队与英国队比赛,以0比2受挫;第14届时,与土耳其队交手,竟以0比4败北。这两届均在初赛中被淘汰。尽管如此,在这两届奥运会中,中国足球队到东南亚卖艺,为筹措中国体育代表团赴会经费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华侨为此倾注的热情也将永留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