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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大亮相
今年2月，历经四年多的孕育筹备，“筹”字尚未抹去的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终于迎来了首批教改实验班的45名新生。3月，在外界期待和质疑交错的目光中，南科大终于正式揭牌开学。近日，南科大再次引来争议。此前一直强调“去行政化”的南科大，其两个副校长职位的选拔，不仅由深圳市委组织部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行选拔，并且在选拔公告中特别注明了相关行政级别是“正局级”。
一所刚刚成立几个月的大学，就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主要源于该校校长朱清时提出的“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办学理念。而这一理念，落在招生培养上，就体现在南科大提出的“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方面，此举也被看作是我国高校教改的首次“试水”。
目前，我国所有高校的学位、文凭均由国家统一授予。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初创的南科大却独树一帜地提出“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有评论指出，这种“离经叛道”正体现出了南科大的改革勇气。除了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外，很多人还为南科大以及准备报考南科大的考生捏了一把汗。那么，南科大的这种“试水”，是不是心血来潮、会不会无章可循呢?
依笔者来看，南科大的尝试并非像批评中说的那样“离经叛道”，更确切地说，南科大此举根本不能算是“改革”，而更应该看做是对办教育、办大学的理性回归。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南科大“自授学位”的探索，’正是我国高等教育未来改革的必经之路。
本应拥有却从未拥有
我国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
“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高等学校根据教学需要，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高等学校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调整津贴及工资分配”：
“高等学校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由此看来，根据《高等教育法》我国高校本应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
同时，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在建设现代学校制度部分，也专门就“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进行了规定。纲要要求，“政府及其部门耍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监管机制，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扩大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在办学模式、育人方式、资源配置、人事管理、合作办学、社区服务等方面的自主权。”这无疑进一步明确，推进大学自主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但遗憾的是，《高等教育法》颁布至今的十多年时间中，上述本应拥有的这些自主权，高校无一项完全拥有。以“自主招生”为例，从2003年起，我国方开始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当年有22所学校获得5％的自主招生改革试点权，可就是对这5％的自主招生改革，高校也没有完全“自主”起来。一方面，招生方案要报教育部门审批，另一方面，自主招生仍与统一高考集中录取嫁接。由于高校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办学自主权，这一本应拥有的权利基本已经被遗忘了。
在过去十年的“两会”上，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一直是教育界代表、委员关注的议题。然而，对于已经写进法律规定的反复提案，所表明的只是依法治教的困境。南科大提出“自主招生”，本质上是落实《高等教育法》，而这样的做法还引来了担忧，足见落实教育法律法规的艰难。
挑战国家学位授予权
除“自主招生”外，南科大引起更大质疑之处在于其提出的“自授学位”。根据《高等教育法》，“自授学位”权并未赋予大学。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
“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也就是说，高校在没有获得国务院授权时，是不能自授学位的。这样一来，南科大“自授学位”，岂不是违法吗?
在《教育规划纲要》中通过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描述我们发现，我国目前实行的“国家统一授予学位”，无疑与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不适应，也有碍“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国家统一授予学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超过300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26.5％)很可能出现以下三种局面。
其一，国家统一授予学位，前提是政府部门要对学校的学位授予权进行评审，这一评审本身，就是一种行政评价，将严重影响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南科大筹建三年，始终未获得“招生权”，就是因为这种审批制度所致。
其二，一些高校获得国家授权之后“一劳永逸”，不再重视教育质量。获得授权的高校，由于可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学位、文凭，因此就可回报给学生一纸“国家承认”的文凭，这也直接造成了近年来大学教育的“空心化”。我国每年600多万大学毕业生，尽管手握国家统一颁发、承认的学历，但有相当部分毕业生，无法得到市场的认可，主要表现为无法顺利就业，学历贬值使近几年不断扩张的高校，处境越来越尴尬。
其三，学历泛滥和学历交易。在计划体制中，国家统一授予学位，与各种人才政策、就业制度紧密衔接，这使得“国家承认”文凭，成为晋升的砝码和身份的象征，由此形成“学历社会”，催生严重的“学历情结”。不少官员和老板，争相读硕士、博士，看重的并不是获得多少教育，而是可以拿到什么文凭，这也造成教育声誉的败坏和学术尊严的丧失。
深入推进教改，取消国家统一授予学位，修订《国家学位条例》将是迟早的事。这一点，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也有明确的描述。由此可见，南科大的“自授学位”，虽与现行学位条例不符，但这不是南科大的问题，而是现行学位条例不适应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需要所致。事实上，在教改规划纲要制订期间，就曾有专家建言，将《教育规划纲要》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由此成为法律文本，使与之相抵触的旧法规失效，这将有助于教改的进一步推进。
南科大能否走通改革之路
虽然南科大的自主招生符合法律，自授学位也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但其改革探索还是存有诸多变数。在笔者看来，南科大的未来有三种可能。 其一，被教育部纳入体制内。南科大没有获得招生资格就开始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这被认为是学校办学的一大风险。目前教育部对南科大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并没有明确说法，这种状态维持一两年是可以的。但已经入校的学生迟早都要毕业，在南科大的招生规模扩大后，就难以再让这种局面继续“暧昧”下去。对此，教育部门很可能采取的一种办法是，在南科大开展教育教学一段时间后，启动对学校的教育教学评估，并根据评价结果，授予南科大学位授予权。如此，这批学生毕业，就将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
其二，被作为非学历教育机构管理。教育部门还可能既不启动对南科大的评估，又不授予其学位授予权，而是按照目前其他教育机构(包括公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的管理模式管理，即学校的招生不通过统一考试，所颁发的学历文凭也不纳入国家承认体系。这种管理基本上就把南科大变为类似留学预科、或者非学历的教育机构。
其三，被作为推进教育改革的试点。这就是依据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结合南科大已经提出的“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思路，修订《学位条例》，探索建立学历认证体系，将南科大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作为大学的一种办学模式，也就是说，认可南科大的自授学位办法。同时，通过专业化的社会中介，对学位的质量进行专业评价、认证。如此，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价体系就打破原有的框架，实现管评办的分离。
我们非常期待第三种可能的出现，这意味着我国下决心进行真教改，而不是将改革停留在《纲要》文本上。但是，从目前的情形看，出现第一种可能的概率很大，如出现这种结果，虽降低了南科大的办学风险，但其改革的探索意义也将大打折扣。对高等教育的行政评估，将由于学位授予权的审批制，继续维持下去，南科大的办学也就将逐步纳入现有的体系。
另外，出现第二种情况也不无可能。假如教育部门默许南科大继续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却不在自授学位方面对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四年之后，南科大的毕业生的学历，就可能不被国内人才政策、就业政策认可，只是相当于继续培训机构的学历。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办学者的态度、学生的反应，以及南科大能坚持多久了。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办学就是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其就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MBA)，但一直未得到国家的承认，其坚持办学培养的学生，获得市场的青睐，也成就了在国内乃至国际商学院中的一流地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办学探索，办出了一所高水平的商学院，却没有对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做出更大的贡献；再就是他们培养的是MBA层次的人才，这与本科教育明显不同。南科大招生规模少时，毕业生的学历得不到认可，他们可以选择去国外求学，也可以不看重学历，但当培养规模扩大时，这就可能成为办学中的大问题。对此，全国
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在今年“两会”期间也表示出担心，
“南方科大的教育依旧是一种精英教育模式，首批学生只有几十人，他们毕业后，至少被国外学校接受、认可没什么问题。四年后，南科大每年要招2000人，这些人毕业后，可能会存在如何被认可的问题。”参照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的发展路径，抛开学历认可这个问题，南科大办学的最
高境界就是，或可在我国能办出一所令国际高等教育认可的小规模一流大学，但却依旧难以撼动原有的教育体制。
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角度看，南科大改革的风险，其实不在于“自授学位”，而在于又重新被要求回到招生、培养、学位授予都需要审批的旧体系，这意味着南科大改革的失败，也意味着我国教改并没有真正按《教育规划纲要》去推进。如果南科大能走通“自授学位”之路，这不但是南科大之幸，更是中国教育之幸。
对于南科大以及中国教育改革来说，应当努力朝着第三种可能去推进，而应尽量避免其他两种可能的发生。朱清时校长称自己是“探索者”，这第三种可能对南科大和我国教改来说，才最具探索与开创意义。
今年2月，历经四年多的孕育筹备，“筹”字尚未抹去的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终于迎来了首批教改实验班的45名新生。3月，在外界期待和质疑交错的目光中，南科大终于正式揭牌开学。近日，南科大再次引来争议。此前一直强调“去行政化”的南科大，其两个副校长职位的选拔，不仅由深圳市委组织部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行选拔，并且在选拔公告中特别注明了相关行政级别是“正局级”。
一所刚刚成立几个月的大学，就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主要源于该校校长朱清时提出的“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办学理念。而这一理念，落在招生培养上，就体现在南科大提出的“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方面，此举也被看作是我国高校教改的首次“试水”。
目前，我国所有高校的学位、文凭均由国家统一授予。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初创的南科大却独树一帜地提出“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有评论指出，这种“离经叛道”正体现出了南科大的改革勇气。除了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外，很多人还为南科大以及准备报考南科大的考生捏了一把汗。那么，南科大的这种“试水”，是不是心血来潮、会不会无章可循呢?
依笔者来看，南科大的尝试并非像批评中说的那样“离经叛道”，更确切地说，南科大此举根本不能算是“改革”，而更应该看做是对办教育、办大学的理性回归。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南科大“自授学位”的探索，’正是我国高等教育未来改革的必经之路。
本应拥有却从未拥有
我国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
“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高等学校根据教学需要，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高等学校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调整津贴及工资分配”：
“高等学校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由此看来，根据《高等教育法》我国高校本应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
同时，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在建设现代学校制度部分，也专门就“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进行了规定。纲要要求，“政府及其部门耍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监管机制，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扩大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在办学模式、育人方式、资源配置、人事管理、合作办学、社区服务等方面的自主权。”这无疑进一步明确，推进大学自主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但遗憾的是，《高等教育法》颁布至今的十多年时间中，上述本应拥有的这些自主权，高校无一项完全拥有。以“自主招生”为例，从2003年起，我国方开始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当年有22所学校获得5％的自主招生改革试点权，可就是对这5％的自主招生改革，高校也没有完全“自主”起来。一方面，招生方案要报教育部门审批，另一方面，自主招生仍与统一高考集中录取嫁接。由于高校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办学自主权，这一本应拥有的权利基本已经被遗忘了。
在过去十年的“两会”上，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一直是教育界代表、委员关注的议题。然而，对于已经写进法律规定的反复提案，所表明的只是依法治教的困境。南科大提出“自主招生”，本质上是落实《高等教育法》，而这样的做法还引来了担忧，足见落实教育法律法规的艰难。
挑战国家学位授予权
除“自主招生”外，南科大引起更大质疑之处在于其提出的“自授学位”。根据《高等教育法》，“自授学位”权并未赋予大学。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
“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也就是说，高校在没有获得国务院授权时，是不能自授学位的。这样一来，南科大“自授学位”，岂不是违法吗?
在《教育规划纲要》中通过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描述我们发现，我国目前实行的“国家统一授予学位”，无疑与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不适应，也有碍“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国家统一授予学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超过300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26.5％)很可能出现以下三种局面。
其一，国家统一授予学位，前提是政府部门要对学校的学位授予权进行评审，这一评审本身，就是一种行政评价，将严重影响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南科大筹建三年，始终未获得“招生权”，就是因为这种审批制度所致。
其二，一些高校获得国家授权之后“一劳永逸”，不再重视教育质量。获得授权的高校，由于可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学位、文凭，因此就可回报给学生一纸“国家承认”的文凭，这也直接造成了近年来大学教育的“空心化”。我国每年600多万大学毕业生，尽管手握国家统一颁发、承认的学历，但有相当部分毕业生，无法得到市场的认可，主要表现为无法顺利就业，学历贬值使近几年不断扩张的高校，处境越来越尴尬。
其三，学历泛滥和学历交易。在计划体制中，国家统一授予学位，与各种人才政策、就业制度紧密衔接，这使得“国家承认”文凭，成为晋升的砝码和身份的象征，由此形成“学历社会”，催生严重的“学历情结”。不少官员和老板，争相读硕士、博士，看重的并不是获得多少教育，而是可以拿到什么文凭，这也造成教育声誉的败坏和学术尊严的丧失。
深入推进教改，取消国家统一授予学位，修订《国家学位条例》将是迟早的事。这一点，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也有明确的描述。由此可见，南科大的“自授学位”，虽与现行学位条例不符，但这不是南科大的问题，而是现行学位条例不适应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需要所致。事实上，在教改规划纲要制订期间，就曾有专家建言，将《教育规划纲要》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由此成为法律文本，使与之相抵触的旧法规失效，这将有助于教改的进一步推进。
南科大能否走通改革之路
虽然南科大的自主招生符合法律，自授学位也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但其改革探索还是存有诸多变数。在笔者看来，南科大的未来有三种可能。 其一，被教育部纳入体制内。南科大没有获得招生资格就开始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这被认为是学校办学的一大风险。目前教育部对南科大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并没有明确说法，这种状态维持一两年是可以的。但已经入校的学生迟早都要毕业，在南科大的招生规模扩大后，就难以再让这种局面继续“暧昧”下去。对此，教育部门很可能采取的一种办法是，在南科大开展教育教学一段时间后，启动对学校的教育教学评估，并根据评价结果，授予南科大学位授予权。如此，这批学生毕业，就将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
其二，被作为非学历教育机构管理。教育部门还可能既不启动对南科大的评估，又不授予其学位授予权，而是按照目前其他教育机构(包括公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的管理模式管理，即学校的招生不通过统一考试，所颁发的学历文凭也不纳入国家承认体系。这种管理基本上就把南科大变为类似留学预科、或者非学历的教育机构。
其三，被作为推进教育改革的试点。这就是依据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结合南科大已经提出的“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思路，修订《学位条例》，探索建立学历认证体系，将南科大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作为大学的一种办学模式，也就是说，认可南科大的自授学位办法。同时，通过专业化的社会中介，对学位的质量进行专业评价、认证。如此，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价体系就打破原有的框架，实现管评办的分离。
我们非常期待第三种可能的出现，这意味着我国下决心进行真教改，而不是将改革停留在《纲要》文本上。但是，从目前的情形看，出现第一种可能的概率很大，如出现这种结果，虽降低了南科大的办学风险，但其改革的探索意义也将大打折扣。对高等教育的行政评估，将由于学位授予权的审批制，继续维持下去，南科大的办学也就将逐步纳入现有的体系。
另外，出现第二种情况也不无可能。假如教育部门默许南科大继续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却不在自授学位方面对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四年之后，南科大的毕业生的学历，就可能不被国内人才政策、就业政策认可，只是相当于继续培训机构的学历。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办学者的态度、学生的反应，以及南科大能坚持多久了。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办学就是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其就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MBA)，但一直未得到国家的承认，其坚持办学培养的学生，获得市场的青睐，也成就了在国内乃至国际商学院中的一流地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办学探索，办出了一所高水平的商学院，却没有对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做出更大的贡献；再就是他们培养的是MBA层次的人才，这与本科教育明显不同。南科大招生规模少时，毕业生的学历得不到认可，他们可以选择去国外求学，也可以不看重学历，但当培养规模扩大时，这就可能成为办学中的大问题。对此，全国
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在今年“两会”期间也表示出担心，
“南方科大的教育依旧是一种精英教育模式，首批学生只有几十人，他们毕业后，至少被国外学校接受、认可没什么问题。四年后，南科大每年要招2000人，这些人毕业后，可能会存在如何被认可的问题。”参照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的发展路径，抛开学历认可这个问题，南科大办学的最
高境界就是，或可在我国能办出一所令国际高等教育认可的小规模一流大学，但却依旧难以撼动原有的教育体制。
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角度看，南科大改革的风险，其实不在于“自授学位”，而在于又重新被要求回到招生、培养、学位授予都需要审批的旧体系，这意味着南科大改革的失败，也意味着我国教改并没有真正按《教育规划纲要》去推进。如果南科大能走通“自授学位”之路，这不但是南科大之幸，更是中国教育之幸。
对于南科大以及中国教育改革来说，应当努力朝着第三种可能去推进，而应尽量避免其他两种可能的发生。朱清时校长称自己是“探索者”，这第三种可能对南科大和我国教改来说，才最具探索与开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