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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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时“手沾墨水口来尝,信仰味道终觉甜”的佳话仍被人们传颂着

  2020年是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100周年。它的翻译和出版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也是历史的选择。

“四大金刚”与“一师风潮”


  1919年6月,在五四运动的热潮中,陈望道从日本回到祖国。9月,他开始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下称“一师”)任教。
  当时,和陈望道一起担任国文教员的有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他们4人因积极提倡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被称为“四大金刚”。
  在进步开明的经亨颐校长支持下,陈望道与其他进步教员一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之中。他在国文教学领域进行了大胆改革,提倡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传授注音字母,并引进刚在《新青年》上发表不久的《狂人日记》作为教材。
  陈望道是一师革新的灵魂和核心。他支持施存统、宣中华、俞秀松等进步学生创办刊物、成立社团、宣传新思想。一师主办的《浙江新潮》在创刊号上转载了日本杂志的一幅“社会路线图”,指出新社会改造的方向终将走向“布尔什维克”;第2期发表了施存统的《非孝》,被反動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多次派员查办,责令开除施存统,还以所谓“非孝”、“废孔”等罪名,对陈望道等教员予以撤职查办,调换校长,甚至停学整顿。
  这在浙江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最终触发了“一师风潮”。“一师风潮”结束后,“四大金刚”除了李次九外,都来到上海。当时的上海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各国侨民聚居,产业工人集中,旧军阀的势力相对薄弱,各种救国救民之道在此交汇融合,各种思想在此互动碰撞。这对在各地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由于陈望道的号召力,一师的毕业生不断来到上海,加入“外国语学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者与骨干成员。他们积极参与早期党团组织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奠定了基础。

避免“假社会主义”干扰


  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正赶上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兴起。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宣传社会主义的读物,点燃了不少年轻人心中的社会主义火种。
  在这股热潮中,很多留日学生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陈望道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吸收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精华。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以社会组织、阶级战争、劳动问题为基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陈望道等留日学生避免了各种“假社会主义”的侵袭和干扰,也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少走了弯路。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无产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变得十分迫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出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准备工作。
  陈独秀到达上海后,立即会见《星期评论》《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刊的编辑人员,与沈玄庐、邵力子等人一拍即合,决定由陈望道来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

  1920年3月,邵力子出面向陈望道发出邀稿函,并随函寄去了日文版及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北伐战争时“随军散发”


  1920年4月底,陈望道携译稿来到上海。但不久后,《星期评论》被停刊,无法按原定计划连载发表译文。筹备建党的陈独秀接过了《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任务。5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告成立,一个重要工作内容就是研究《共产党宣言》,审校陈望道的首译本。
  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和资助下,以上海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者同盟”成立。同盟设有“革命局”,下设出版部、情报宣传部和组织部等机构。陈独秀指定、委托郑佩刚全权负责出版部工作。郑佩刚在租来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成立了又新印刷所。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又新印刷所诞生,第一版印了1000本,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9月,又印第二版。陈望道回忆:“上海书店也曾出版。第一版印千把本,奉送,有很多地方翻印。到北伐战争时印得更多,随军散发。”

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事件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对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通过这本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时在上海参加早期党组织活动的林伯渠回忆:“头两次座谈,就是我与陈独秀、沈定一三人,以后几次邓中夏、李汉俊也参加了,互相交谈的依据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大会的几个决议文件。”
  上海早期党组织还将全译本寄往全国各地,使得马克思主义真理、共产主义思想在各地传播,形成燎原之势,指导并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进程,推动了普通民众的觉醒。
  1920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创办“文化书社”,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又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带领研究会成员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研究俄国革命,并与北京、上海早期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还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开展讨论。
  1921年7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说:“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刊印我们的出版物。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董必武回忆湖北早期党组织的情况时说:“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马列主义的东西是很少的,当时有个《共产党宣言》翻译本,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是陈望道译的。”
  李达回忆起草一大宣言的过程时说:“大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这宣言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语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纲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精神制定的;我们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把《共产党宣言》引入中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金卫东荐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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