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践行了“精神陶炼”的德育主张。“精神陶炼”德育主张通过对合理的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体现出对文化民族性和人主体性重建的思考。这一德育主张在今天的改革实践中,尤其是在和谐新农村的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值得借鉴。
关键词精神陶炼 文化的民族性 农村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除非经过人生坎坷,有着超常生活厚度的志士仁人,是绝不会生发如此伟大、激烈的救世抱负和淑世情怀。这是梁漱溟先生的自白,也是他早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真情实感。乡村建设运动,是梁漱溟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倡导的一场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改良运动,以期改造、建设中国文化和社会。梁先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就教育环节设计了一项重要、鲜明的内容――精神讲话,并在1934年发表的《精神陶炼要旨》一文中讲述了安排精神讲话这一活动的目的、意义等,后自称精神讲话为“精神陶炼”。梁漱溟先生以“精神陶炼”为切入点,着力于德育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精神陶炼”在今天的改革实践中,尤其是农村文化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以民族精神为核心,指点人生态度,讨论人生问题,分析历史文化
1.1 “精神陶炼”的内容
梁漱溟先生对中国问题,有自己的系统看法。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早熟”,或者“理性早启”的问题,这反映了梁先生独有的文化价值系统对他的直接和间接的支配。“文化早熟”、“理性早启”的问题,是梁漱溟先生认识老农村和建设农村的重要依据,也是他“精神陶炼”德育主张的理论基础。
梁漱溟先生通过对乡村教育的改造,试图树立一种乡村大学氛围,对乡村民众进行文化教育,以期救济乡村民众精神的,让乡村人活起来,从而重塑中华文化和中华精神。
“精神陶炼”这一活动大约占课内时间的五分之一和全部课余时间。每天拂晓,乡村民众集合在一起做一段静思。梁漱溟先生或者其他教师要做一段“朝话”,这种“朝话”是进一步思考的材料。民众被要求作日记,对自己的工作、周围环境以及自己本身做出考察和反省,日记定期上交。梁漱溟先生希望通过这种体验方式令乡村民众习惯于在无亲属关系的集体中生活和工作,习惯于艰苦的劳作,明了自己工作的深远意义。
梁漱溟先生在《精神陶炼要旨》一文中谈到“精神陶炼”的内容:合理的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这三部分皆以民族精神为核心。
合理的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的指点,正面讲明民族精神。合理的人生态度是讲中国古人的人生态度,是民族精神;讲修养的方法,也是源于古人,资借于民族精神。天灾与人祸的两种摧毁,国际与国内的两种压迫,使得乡村命运陷于沉沦而面临衰亡,乡村民众知识短浅,无从了解详情和从中发现解决问题之道。教员的责任就是先要顺应乡村民众的心理,稳定他们的意志,以中国的旧道理巩固他们的自信心,以便融洽地与乡村民众沟通;再讲述、传入新的知识和道理来改革以前不适应的一切,以适应现在的世界。
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指出中国文化的特质,领悟民族精神。梁漱溟先生在《精神陶炼要旨》中讲:“中国此刻讲精神陶炼,诗歌、音乐、文学的帮助固然很必要,可是恐怕要多重历史问题的讨论,多用思维,多用脑筋才行,需要领悟民族精神,需要精神奋发才能解决中国人的苦闷。”
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教员应提引乡村民众的生活实际问题,如匪患、兵祸、天旱、时疫、捐重等的盛行,并且商讨解决的办法。或教员指示一条道路,或双方磋商、研究出一个办法来然后鼓舞、激励村民的兴趣、意志。
1.2 “精神陶炼”的功用
梁漱溟先生分析了中国的特殊性,强调以民族精神为“精神陶炼”的主要核心内容,重视中国的传统,并且注重情理和自觉,通过合理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的指点,使乡村民众保持了伦理情谊,也启发了他们人生向上的中国理性。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克服了中国乡村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将乡村民众聚会起来,把共同困难的问题拿出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共同的不幸,促使他们自觉地共同地来解决。在此基础上,大家遇事共同商量合力解决面临的匪患、兵祸、天旱、时疫、粮贱、捐重、烟赌等社会问题,在这种自治的氛围中慢慢生发一种民主政治。通过教员分析中国历史文化,使乡村民众了解到中国文化的精深之处,同时,这些教员也是新知识的传播者,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如良种、机械、农药等带到农村,这也在经济上改良了中国社会。
2 “精神陶炼”德育主张的现实价值和当代意蕴
梁漱溟先生强调“精神陶炼”,实现文化模式与教育模式的统一,并实现从人与社会的文化本质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出发,分析、探讨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和解救办法,从文化层面和途径提出了自成一家的社会教育学说,为中国文化的改造和社会、教育的改造提供了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方法。同时,梁漱溟先生从文化价值的选择转入民族前途的选择,从人生态度的选择转入教育模式的选择,为中国民族文化或民族精神文明(主要是伦理)的重建,提供了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理论根据,反映了中国建设的特殊性,是对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的大胆探索。通过对中国问题现象背后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冷静分析与研究,指出文化的民族性和人的主体性重建应当从乡村建设着手,以乡村教育为根本途径,而且在理论上论证了它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有力地批判了“全盘西化论”、“国粹轮”、“中体西用论”等错误的文化格调,坚定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这些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难能可贵,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精神陶炼”与文化的民族性
“精神陶炼”以重建人的道德主体性作为奋斗目标,企图通过个人的道德觉悟来使整个民族觉悟,从而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处于激烈巨变被人欺侮和宰割的逆境中,使广大乡村自由、散漫、无力、贫困的农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来形成民族的内聚力,使对民族覆亡怀着恐惧心理的人们振作起来,改造自己,改造社会,这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梁漱溟先生把儒家重视人的道德主体性的修身理论,改造并提炼到民族自救和民族自觉这个历史课题上来了。他强调通过“精神陶炼”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来改造旧社会“伦理本位”的人际关系和学习、吸收西方的民主、团体组织、重视个人、经济合作等优点,重视乡村民众文化素质,要求教育先行,并且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农村,这些抓住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当今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确实证明农村不仅是中国经济之本,而且也是中国文化之本,中国社会问题解决必须注重以农村为基本,经济上去了,但文化、教育上不去还是不行,农村政治、经济的改革,必须抓好文化与教育改革,农村改革是社会整体的整体改革,如果只抓表面的、现实的、眼前政治与经济问题,而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深层结构的文化问题,改革势必难以深入。人们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注重农村文化建设问题,重视和反思梁漱溟先生“精神陶炼”活动背后的文化哲学,这是“精神陶炼”活动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2 “精神陶炼”与人的主体性重建
梁漱溟先生把“精神陶炼”作为德育教育模式的考虑,与当时教育思潮中效法英、美、日、德教育模式的各种观点不同,他的参照系是以农业为主并且具有相同于中国民族忧患意识与处境的丹麦。将丹麦的教育与中国的教育作了文化上、历史上的比较,认为丹麦农业之发达与农业合作隆盛,都是得力于复兴民族文化的教育。
梁漱溟先生认为丹麦教育的根本精神是在职业教育与书册学问之外,始终着力于民族文化的传播以觉醒一般民众的精神生活,不断地培养和提高人的生活态度。梁漱溟先生十分赞赏丹麦教育以民族文化来启发人生态度和民族意识的作法,如教授民族历史知识,这极易唤醒有民族覆亡恐惧的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心。又如用国语教学,这对于形成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内聚力也很重要。他认为中国古代“教化”具有丹麦教育的相同性质,但自现代西方教育取替了古代教育之后,就日益脱离中国人生和乡村,一是专重知识技能的训练,二是私人办学为官方办学所取代,死板教条,毫无生活意义。他对此十分不满,批评教育是舍本逐末,重智轻人。他说:“知识技能师生活的工具,是死的;……必待活泼的生命去运用,而后其功乃著。”人是教育的目的;人借助文化工具更好地生活,教育才传递人们以文化,并非人为知识技能而活着而生活。也就是说,生命是本体,知识技能是知识本体之用,人生行谊理性是生命与价值的主体,知识的获得是次要的。“有了内心生活的觉醒,则知识的搜求是容易的。”因此,此后的乡村教育应以人生行谊教育为立足点,着重激发人们向上欲求自拨的人生态度,然后发展其他知识技能。
梁漱溟先生主张以人生行谊教育为基点而展开的“精神陶炼”教育,实则是以重建人的主体性为根本的。因为民族自救在于民族觉悟,而这种“理性”又正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这样民族文化的觉悟,与人的“理性”觉悟统一起来了,文化的民族性和人的主体性重建也统一起来了,由此教育开发,不仅个体的人生态度会得到改造,而且民族文化的根本或泉源即“意欲”也会得到改造。本体发生了变化,适应了激烈剧变的世界环境,则知识技能之用也十分自然成为人的生活的工具了。
2.3 “精神陶炼”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先生非常重视传统儒家的“伦理本位”思想,主张把“精神陶炼”作为人格教育的重要课程开设起来,不仅从教材中引述历史上著名人物的嘉言懿行,而且很重视对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指导,除个别谈话外,还每日举行朝会,由部、班主任进行“精神陶炼”方面的讲话,并详细阅读民众的日记等。他主张通过“精神陶炼”提高乡村民众的道德修养,改变农村的不良风俗习惯。当前,中国要构建和谐农村的新局面,必须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村民的整体素质,这就要求加强德育建设。加强德育建设,始终坚持把德育放在首要位置,把提升精神和学习技能结合起来,在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不断加强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政治素质教育。鼓励村民在自愿拟定和达成公约的基础上建立道德协会,以提高民众的道德风尚。大力提倡如敬老爱幼、礼贤恤贫、扬善抑恶、勤劳俭朴等传统道德,反对诸如赌博斗殴等不良风气。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2]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M].上海:中华书局,1933.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4]宋恩荣.梁漱溟教育文集[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5]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七卷)[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6]董宝良,周洪宇.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7]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
[8]郭云凤.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特点及启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8.
关键词精神陶炼 文化的民族性 农村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除非经过人生坎坷,有着超常生活厚度的志士仁人,是绝不会生发如此伟大、激烈的救世抱负和淑世情怀。这是梁漱溟先生的自白,也是他早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真情实感。乡村建设运动,是梁漱溟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倡导的一场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改良运动,以期改造、建设中国文化和社会。梁先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就教育环节设计了一项重要、鲜明的内容――精神讲话,并在1934年发表的《精神陶炼要旨》一文中讲述了安排精神讲话这一活动的目的、意义等,后自称精神讲话为“精神陶炼”。梁漱溟先生以“精神陶炼”为切入点,着力于德育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精神陶炼”在今天的改革实践中,尤其是农村文化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以民族精神为核心,指点人生态度,讨论人生问题,分析历史文化
1.1 “精神陶炼”的内容
梁漱溟先生对中国问题,有自己的系统看法。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早熟”,或者“理性早启”的问题,这反映了梁先生独有的文化价值系统对他的直接和间接的支配。“文化早熟”、“理性早启”的问题,是梁漱溟先生认识老农村和建设农村的重要依据,也是他“精神陶炼”德育主张的理论基础。
梁漱溟先生通过对乡村教育的改造,试图树立一种乡村大学氛围,对乡村民众进行文化教育,以期救济乡村民众精神的,让乡村人活起来,从而重塑中华文化和中华精神。
“精神陶炼”这一活动大约占课内时间的五分之一和全部课余时间。每天拂晓,乡村民众集合在一起做一段静思。梁漱溟先生或者其他教师要做一段“朝话”,这种“朝话”是进一步思考的材料。民众被要求作日记,对自己的工作、周围环境以及自己本身做出考察和反省,日记定期上交。梁漱溟先生希望通过这种体验方式令乡村民众习惯于在无亲属关系的集体中生活和工作,习惯于艰苦的劳作,明了自己工作的深远意义。
梁漱溟先生在《精神陶炼要旨》一文中谈到“精神陶炼”的内容:合理的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这三部分皆以民族精神为核心。
合理的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的指点,正面讲明民族精神。合理的人生态度是讲中国古人的人生态度,是民族精神;讲修养的方法,也是源于古人,资借于民族精神。天灾与人祸的两种摧毁,国际与国内的两种压迫,使得乡村命运陷于沉沦而面临衰亡,乡村民众知识短浅,无从了解详情和从中发现解决问题之道。教员的责任就是先要顺应乡村民众的心理,稳定他们的意志,以中国的旧道理巩固他们的自信心,以便融洽地与乡村民众沟通;再讲述、传入新的知识和道理来改革以前不适应的一切,以适应现在的世界。
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指出中国文化的特质,领悟民族精神。梁漱溟先生在《精神陶炼要旨》中讲:“中国此刻讲精神陶炼,诗歌、音乐、文学的帮助固然很必要,可是恐怕要多重历史问题的讨论,多用思维,多用脑筋才行,需要领悟民族精神,需要精神奋发才能解决中国人的苦闷。”
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教员应提引乡村民众的生活实际问题,如匪患、兵祸、天旱、时疫、捐重等的盛行,并且商讨解决的办法。或教员指示一条道路,或双方磋商、研究出一个办法来然后鼓舞、激励村民的兴趣、意志。
1.2 “精神陶炼”的功用
梁漱溟先生分析了中国的特殊性,强调以民族精神为“精神陶炼”的主要核心内容,重视中国的传统,并且注重情理和自觉,通过合理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的指点,使乡村民众保持了伦理情谊,也启发了他们人生向上的中国理性。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克服了中国乡村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将乡村民众聚会起来,把共同困难的问题拿出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共同的不幸,促使他们自觉地共同地来解决。在此基础上,大家遇事共同商量合力解决面临的匪患、兵祸、天旱、时疫、粮贱、捐重、烟赌等社会问题,在这种自治的氛围中慢慢生发一种民主政治。通过教员分析中国历史文化,使乡村民众了解到中国文化的精深之处,同时,这些教员也是新知识的传播者,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如良种、机械、农药等带到农村,这也在经济上改良了中国社会。
2 “精神陶炼”德育主张的现实价值和当代意蕴
梁漱溟先生强调“精神陶炼”,实现文化模式与教育模式的统一,并实现从人与社会的文化本质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出发,分析、探讨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和解救办法,从文化层面和途径提出了自成一家的社会教育学说,为中国文化的改造和社会、教育的改造提供了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方法。同时,梁漱溟先生从文化价值的选择转入民族前途的选择,从人生态度的选择转入教育模式的选择,为中国民族文化或民族精神文明(主要是伦理)的重建,提供了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理论根据,反映了中国建设的特殊性,是对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的大胆探索。通过对中国问题现象背后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冷静分析与研究,指出文化的民族性和人的主体性重建应当从乡村建设着手,以乡村教育为根本途径,而且在理论上论证了它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有力地批判了“全盘西化论”、“国粹轮”、“中体西用论”等错误的文化格调,坚定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这些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难能可贵,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精神陶炼”与文化的民族性
“精神陶炼”以重建人的道德主体性作为奋斗目标,企图通过个人的道德觉悟来使整个民族觉悟,从而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处于激烈巨变被人欺侮和宰割的逆境中,使广大乡村自由、散漫、无力、贫困的农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来形成民族的内聚力,使对民族覆亡怀着恐惧心理的人们振作起来,改造自己,改造社会,这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梁漱溟先生把儒家重视人的道德主体性的修身理论,改造并提炼到民族自救和民族自觉这个历史课题上来了。他强调通过“精神陶炼”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来改造旧社会“伦理本位”的人际关系和学习、吸收西方的民主、团体组织、重视个人、经济合作等优点,重视乡村民众文化素质,要求教育先行,并且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农村,这些抓住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当今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确实证明农村不仅是中国经济之本,而且也是中国文化之本,中国社会问题解决必须注重以农村为基本,经济上去了,但文化、教育上不去还是不行,农村政治、经济的改革,必须抓好文化与教育改革,农村改革是社会整体的整体改革,如果只抓表面的、现实的、眼前政治与经济问题,而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深层结构的文化问题,改革势必难以深入。人们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注重农村文化建设问题,重视和反思梁漱溟先生“精神陶炼”活动背后的文化哲学,这是“精神陶炼”活动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2 “精神陶炼”与人的主体性重建
梁漱溟先生把“精神陶炼”作为德育教育模式的考虑,与当时教育思潮中效法英、美、日、德教育模式的各种观点不同,他的参照系是以农业为主并且具有相同于中国民族忧患意识与处境的丹麦。将丹麦的教育与中国的教育作了文化上、历史上的比较,认为丹麦农业之发达与农业合作隆盛,都是得力于复兴民族文化的教育。
梁漱溟先生认为丹麦教育的根本精神是在职业教育与书册学问之外,始终着力于民族文化的传播以觉醒一般民众的精神生活,不断地培养和提高人的生活态度。梁漱溟先生十分赞赏丹麦教育以民族文化来启发人生态度和民族意识的作法,如教授民族历史知识,这极易唤醒有民族覆亡恐惧的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心。又如用国语教学,这对于形成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内聚力也很重要。他认为中国古代“教化”具有丹麦教育的相同性质,但自现代西方教育取替了古代教育之后,就日益脱离中国人生和乡村,一是专重知识技能的训练,二是私人办学为官方办学所取代,死板教条,毫无生活意义。他对此十分不满,批评教育是舍本逐末,重智轻人。他说:“知识技能师生活的工具,是死的;……必待活泼的生命去运用,而后其功乃著。”人是教育的目的;人借助文化工具更好地生活,教育才传递人们以文化,并非人为知识技能而活着而生活。也就是说,生命是本体,知识技能是知识本体之用,人生行谊理性是生命与价值的主体,知识的获得是次要的。“有了内心生活的觉醒,则知识的搜求是容易的。”因此,此后的乡村教育应以人生行谊教育为立足点,着重激发人们向上欲求自拨的人生态度,然后发展其他知识技能。
梁漱溟先生主张以人生行谊教育为基点而展开的“精神陶炼”教育,实则是以重建人的主体性为根本的。因为民族自救在于民族觉悟,而这种“理性”又正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这样民族文化的觉悟,与人的“理性”觉悟统一起来了,文化的民族性和人的主体性重建也统一起来了,由此教育开发,不仅个体的人生态度会得到改造,而且民族文化的根本或泉源即“意欲”也会得到改造。本体发生了变化,适应了激烈剧变的世界环境,则知识技能之用也十分自然成为人的生活的工具了。
2.3 “精神陶炼”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先生非常重视传统儒家的“伦理本位”思想,主张把“精神陶炼”作为人格教育的重要课程开设起来,不仅从教材中引述历史上著名人物的嘉言懿行,而且很重视对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指导,除个别谈话外,还每日举行朝会,由部、班主任进行“精神陶炼”方面的讲话,并详细阅读民众的日记等。他主张通过“精神陶炼”提高乡村民众的道德修养,改变农村的不良风俗习惯。当前,中国要构建和谐农村的新局面,必须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村民的整体素质,这就要求加强德育建设。加强德育建设,始终坚持把德育放在首要位置,把提升精神和学习技能结合起来,在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不断加强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政治素质教育。鼓励村民在自愿拟定和达成公约的基础上建立道德协会,以提高民众的道德风尚。大力提倡如敬老爱幼、礼贤恤贫、扬善抑恶、勤劳俭朴等传统道德,反对诸如赌博斗殴等不良风气。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2]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M].上海:中华书局,1933.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4]宋恩荣.梁漱溟教育文集[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5]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七卷)[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6]董宝良,周洪宇.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7]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
[8]郭云凤.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特点及启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