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今夏的上海夏季音乐节上，将迎来一位重量级的女大提琴家，她就是娜塔莉亚·古特曼（Natalia Gutman）。在申城的音乐舞台上，我们欣赏过罗斯特罗波维奇和麦斯基的精彩演释，领略过俄罗斯大提琴学派的华美风采。不过，以往世界一流的女性大提琴家来的不多，而古特曼更是首度登临沪上，这对于申城乐迷而言可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啊！
古特曼这个名字，听起来颇有几分男性特征，它对于沪上的大多数乐迷来说或许还相当陌生。然而，在国际乐坛这个名字却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且闻名遐迩。是啊，古特曼，这个姓氏曾经几乎给娜塔莉亚带来过灾难；也还是这个姓氏，日后却为她赢得了无数的荣誉和尊重。1958年，正值豆蔻年华的古特曼已经“小荷才露尖尖角”，在苏联的乐坛上已小有名气了。某一天，她的母亲被莫斯科爱乐乐团团长的助理叫到了办公室，悄悄地对她说：“你的女儿非常有才华，潜力无可限量。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忠告：为了她今后的前途着想，要将她的姓氏改一改。”什么？改姓氏？为什么？这位助理的建议是善意的，同为一名犹太人，他深知古特曼这个典型的犹太姓氏在当时掌握着艺术家生杀大权的当权者的有色眼镜里会怎样阻碍这棵艺术幼苗的前景和发展。当母亲把这个建议告诉年方十六岁的娜塔莉亚时却遭到了女儿的坚决拒绝。她认为这个姓氏是家族荣誉的象征，是无可取代的。在德语中，Gutman的含义是“高尚情操的人”。娜塔莉亚说：“我的祖父就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惨遭不测的。我因这个姓氏而变得坚强，我为此感到骄傲。我不想改变这个姓氏，因为这是祖父留给我的。”
事实证明她的坚持是多么的正确。家族种姓代表着人格的尊严，家族的荣耀。不消十年，当古特曼这个姓氏为国际乐坛所知晓时，娜塔莉亚已经站在了代表着最高荣誉的慕尼黑国际音乐大赛的领奖台上，作为大提琴比赛的状元接受了组委会授予她的金质奖章。对于这位大提琴艺术家而言，这似乎是她人生的一种必然。
娜塔莉亚·古特曼1942年出生于苏联位于伏尔加河中游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的首府喀山，但从童年起她就随全家迁往首都莫斯科，并在那儿学习和成长。古特曼的家庭可谓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世家，她的母亲是钢琴家，外祖父是小提琴一代宗师奥尔的学生，而她的外祖母更厉害，也是一位小提琴家，并且是奥尔和约阿希姆的双料弟子。不过，在童年时代对古特曼影响最大的还数她的继父、大提琴家罗曼·沙波日尼科夫（Roman Sapozhnikov)，古特曼从小就是听着继父在家里为学生上课的琴声长大的。在她五岁那年，继父给了她一把童琴，她就此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启蒙。“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沙波日尼科夫，他是一位著名的俄罗斯大提琴教师，曾经编写过许多大提琴教材。当然，我也跟我的外祖父阿尼西姆·伯林学了四年，他更多的是给予我对于经典作品的熏陶和认识。”
十五岁那年，古特曼以优异的成绩考进苏联最著名的中等音乐学校——格涅辛音乐学校（Gnesin Institute of Music），在那里她遇见了人生中第一位真正的老师加琳娜·柯楚卢波娃（Galina Kozolupova，1935－ ）。柯楚卢波娃也是名门之后，她的父亲谢苗·柯楚卢波夫（Simeon Kozolubov，1884－1961)是俄罗斯大提琴学派奠基人、有“大提琴界的沙皇”之称的大卫朵夫（Davidoff Stradivarius）的再传弟子，自1921到1961的整整四十年时间里他一直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大提琴教授，门下弟子难以计数，其中声誉最彰者当属罗斯特罗波维奇以及自己的这个女儿。由于古特曼的继父也曾是柯楚卢波夫的学生，因而很显然，古特曼并没有因更换老师的原因而被强迫去适应新的教学方式。古特曼说：“我刚开始跟加琳娜学习时对她简直是又爱又怕。由于我的继父在我学琴的头三年里已经让我接触了大量的大提琴文献，所以当加琳娜接手教我时，发现我的技巧已相当成熟了。她在指导我拉琴时我们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但即便如此，艺无止境，我还是从她那儿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在学习上古特曼真的很幸运，当她升入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时，她的主课老师竟然是罗斯特罗波维奇，又一位柯楚卢波夫的嫡派传人！当然，更为幸运的是罗氏是一位真正的演奏大师，不仅能言传，而且能身教。尽管由于要频繁地出国巡演，古特曼的课程经常被中断，但这也是所有师从著名表演艺术家的学生们不可避免的“幸福的烦恼”。罗大师对古特曼的提点教益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课总是非常生动形象。他对我的个性发展采取容忍甚至是鼓励的态度，有时还会在我练习时大声地喊叫，激发我的情绪。”在罗氏的精心栽培与呵护下，古特曼的琴艺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1962年，年仅二十岁的古特曼在本国举行的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得了大提琴的第三名，第一次引起了国际乐坛的注意。五年后的1967年，刚刚走上职业演奏艺途的她更是在慕尼黑国际音乐比赛上技压群雄，荣获金奖，顿时成为万众瞩目的乐坛新星。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在这项赛事上她还与同胞钢琴家阿里克谢·纳塞特金（Aleksey Nasedkin，1942－ ）摘取了二重奏奖项的金牌。指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最直接影响了日后古特曼对于室内乐演奏持之以恒的参与和热爱。
古特曼与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关系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师生之情，他们成了一对亦师亦友的知音。但恰恰是这种亲密关系却给正欲大展宏图的古特曼带来了麻烦。事实上，从1969年起她就发现自己被当局有意识地限制出境了。也许唯一的理由就是她有一个犹太人的姓氏！“他们总是试图削弱犹太音乐家的事业和影响。”尤其是自1974年罗斯特罗波维奇离开祖国后，她更是被当局打入另册，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干脆禁止她出国，刚刚起步的国际音乐交流事业不得不戛然而止，为时长达九年之久！
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事业上的失意却间接促成了娜塔莉亚·古特曼爱情上的收获。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她邂逅了一位长相英俊、极富音乐才华的小提琴家，他就是比自己小四岁的奥列格·卡冈。
奥列格·卡冈（Oleg Kagan)1946年出生于苏联远东的萨哈林地区，七岁时随全家迁居到拉脱维亚的首府里加。卡冈八岁时师从约阿希姆·布朗（Joachim Braun，1929- )学小提琴，五年后被送往莫斯科音乐学院跟随小提琴家鲍里斯·库茨涅佐夫（Boris Kuznetsov)继续深造。1965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的首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上，卡冈一举夺魁，载誉而归。三年后的1968年，在莱比锡巴赫国际音乐比赛上，他再一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名列榜首。当他的老师库茨涅佐夫去世后，卡冈开始师从伟大的奥伊斯特拉赫，并成为奥氏门下与克莱默、克里莫夫（Valery Klimov）、皮卡依曾以及小奥伊斯特拉赫齐名的“奥门五杰”之一。卡冈不仅独奏技艺出众，而且从二十五岁起就与苏联的钢琴巨匠里赫特组成二重奏从事室内乐演奏。当他与古特曼结为伉俪后，这个二重奏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钢琴三重奏组，并且是苏联乐坛上继享誉世界的奥伊斯特拉赫、奥伯林（Lev Oborin）、克努舍维茨基（Sviatoslav Knushevitsky）和柯冈、吉列尔斯、罗斯特罗波维奇这两个钢琴三重奏之后最富盛名、活动时间也最长的一个钢琴三重奏组。
卡冈夫妇俩不仅是音乐舞台上令人艳羡的高超艺术家，也是音乐生活中异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与乐坛的当代作曲家都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和友谊。他们视肖斯塔科维奇为精神上的导师，与他过从甚密，当1975年肖氏去世后他们夫妇俩被挑选为在他的葬礼上担任演奏者，彼此之间的相知与信任可见一斑。而俄罗斯当代另一位杰出的作曲家施尼特凯也堪称是他们的心灵知音，施尼特凯非常欣赏古特曼和卡冈夫妇的艺术才华，曾将自己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和《第二大协奏曲》题献给了卡冈，同样也将《第一大提琴协奏曲》题献给了古特曼。
提起《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的诞生，还有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古特曼在接受一次采访时回忆了当时的情形：“这部作品创作于1986年，当时正值施尼特凯大病初愈。这场病危险极了，医院甚至已宣告了他临床死亡。然而，他却奇迹般地复活了。他将这视为第二次生命，两个月后就着手创作这部协奏曲。当然这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因为医生禁止他工作。他们不会懂得音乐创作所给予施尼特凯的生命意义。作品完成后我去医院探望他，他问我是否能首演这部协奏曲。我感到了极大的荣耀，尤其是这部作品是在这样一种特殊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它不是一首普通的协奏曲。在协奏曲的最后，作曲家采用了巴洛克时代的宗教众赞歌旋律，以表达他内心对上帝的感恩。他把作品称为是‘大慈大悲的命运的礼物’。”自然，古特曼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它最具权威的诠释者。
古特曼的演奏继承了俄罗斯学派的技术特点，音色浑厚饱满，技巧精湛扎实。虽说她是一位女性，然而其演奏却如同她的姓氏那样颇有男子气概，没有忸怩作态的矫情，反而充溢着从容的自信。她演奏的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等许多二十世纪伟大的大提琴协奏曲都是她的老师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保留曲目。当被问及她的演奏是否受其老师影响时，她的回答是：“我的目标就是要与他演奏得不一样，尽管我喜爱他的演释。虽然他的诠释堪称经典，但我却宁愿从作曲家的总谱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从他的录音中。”1985年，她与阿巴多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在英国演奏了普罗科菲耶夫的《大提琴交响协奏曲》。英国《每日电讯报》作了如下评价：“甚至罗氏本人也没有将这部作品演释得如此出色，在这场演出中他已完全被自己这位昔日弟子的光芒所遮盖。”古特曼具有极好的视谱和背谱功力，这得益于苏联严格扎实的音乐教学体系。她主张在练琴时既要快拉——即不让自己有思考，品味的时间尽可能地快，这有助于培养一种纯熟自然、连贯流畅的演奏思维；同时也要慢拉——即在技术完备的前提下仔细地对作品揣摩，雕琢表现的细节，使之达到作曲家所要表达的情感诉求。
“对于我而言，音乐是给予我的最好报答”，这是古特曼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的，她仿佛就是为音乐而生的。他们夫妇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移居德国，积极地活跃于西方音乐舞台。1989年，正当她丈夫卡冈在演奏事业上达到顶峰之际，却不幸遭受了癌症的侵袭。他先后做了几次外科手术，顽强地与病魔抗争，并且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带着病痛继续在欧洲巡演。卡冈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同年7月在慕尼黑郊外的特格尔思举行的国际音乐艺术节上，这个艺术节是他与妻子古特曼共同发起创办的。在第一届艺术节上卡冈演奏了莫扎特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这也许是这位小提琴家留给我们的遗音绝响。1990年7月15日，卡冈在德国去世，年仅四十四岁。丈夫去世后，古特曼决心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她将艺术节视为是对丈夫怀念的最好方式。每年7月她总要邀请她和亡夫的一干艺术家好友来到位于阿尔卑斯山脚的特格尔思湖畔，以乐会友。
德国的Live Classics唱片公司是一家专门制作、发行现场录音的唱片公司，而卡冈夫妇的绝大部分演奏录音都由它制作发行。在这些唱片中，除了古特曼演奏的经典的海顿、舒曼、德沃夏克等协奏曲以及贝多芬的奏鸣曲外，还有她具代表性的肖斯塔科维奇的二首协奏曲、肖邦和拉赫玛尼诺夫的奏鸣曲、她与卡冈合作的勃拉姆斯《A小调双重协奏曲》、拉威尔和古拜杜丽娜的小提琴和大提琴奏鸣曲以及梅西安的《末日四重奏》等，都非常值得评鉴和收藏。如今，这位当代大提琴乐坛的女大师虽已年届七十，但依旧宝刀未老，在世界各地展现她的艺术风采。她曾说：“当我演奏时，我的内心总能听到我的外祖父、继父、我的亲密合作伙伴卡冈、里赫特以及我的老师罗斯特罗波维奇在与我交谈。”因而，《波士顿环球报》将她形象地称为是“一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俄罗斯大提琴家”!
古特曼这个名字，听起来颇有几分男性特征，它对于沪上的大多数乐迷来说或许还相当陌生。然而，在国际乐坛这个名字却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且闻名遐迩。是啊，古特曼，这个姓氏曾经几乎给娜塔莉亚带来过灾难；也还是这个姓氏，日后却为她赢得了无数的荣誉和尊重。1958年，正值豆蔻年华的古特曼已经“小荷才露尖尖角”，在苏联的乐坛上已小有名气了。某一天，她的母亲被莫斯科爱乐乐团团长的助理叫到了办公室，悄悄地对她说：“你的女儿非常有才华，潜力无可限量。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忠告：为了她今后的前途着想，要将她的姓氏改一改。”什么？改姓氏？为什么？这位助理的建议是善意的，同为一名犹太人，他深知古特曼这个典型的犹太姓氏在当时掌握着艺术家生杀大权的当权者的有色眼镜里会怎样阻碍这棵艺术幼苗的前景和发展。当母亲把这个建议告诉年方十六岁的娜塔莉亚时却遭到了女儿的坚决拒绝。她认为这个姓氏是家族荣誉的象征，是无可取代的。在德语中，Gutman的含义是“高尚情操的人”。娜塔莉亚说：“我的祖父就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惨遭不测的。我因这个姓氏而变得坚强，我为此感到骄傲。我不想改变这个姓氏，因为这是祖父留给我的。”
事实证明她的坚持是多么的正确。家族种姓代表着人格的尊严，家族的荣耀。不消十年，当古特曼这个姓氏为国际乐坛所知晓时，娜塔莉亚已经站在了代表着最高荣誉的慕尼黑国际音乐大赛的领奖台上，作为大提琴比赛的状元接受了组委会授予她的金质奖章。对于这位大提琴艺术家而言，这似乎是她人生的一种必然。
娜塔莉亚·古特曼1942年出生于苏联位于伏尔加河中游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的首府喀山，但从童年起她就随全家迁往首都莫斯科，并在那儿学习和成长。古特曼的家庭可谓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世家，她的母亲是钢琴家，外祖父是小提琴一代宗师奥尔的学生，而她的外祖母更厉害，也是一位小提琴家，并且是奥尔和约阿希姆的双料弟子。不过，在童年时代对古特曼影响最大的还数她的继父、大提琴家罗曼·沙波日尼科夫（Roman Sapozhnikov)，古特曼从小就是听着继父在家里为学生上课的琴声长大的。在她五岁那年，继父给了她一把童琴，她就此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启蒙。“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沙波日尼科夫，他是一位著名的俄罗斯大提琴教师，曾经编写过许多大提琴教材。当然，我也跟我的外祖父阿尼西姆·伯林学了四年，他更多的是给予我对于经典作品的熏陶和认识。”
十五岁那年，古特曼以优异的成绩考进苏联最著名的中等音乐学校——格涅辛音乐学校（Gnesin Institute of Music），在那里她遇见了人生中第一位真正的老师加琳娜·柯楚卢波娃（Galina Kozolupova，1935－ ）。柯楚卢波娃也是名门之后，她的父亲谢苗·柯楚卢波夫（Simeon Kozolubov，1884－1961)是俄罗斯大提琴学派奠基人、有“大提琴界的沙皇”之称的大卫朵夫（Davidoff Stradivarius）的再传弟子，自1921到1961的整整四十年时间里他一直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大提琴教授，门下弟子难以计数，其中声誉最彰者当属罗斯特罗波维奇以及自己的这个女儿。由于古特曼的继父也曾是柯楚卢波夫的学生，因而很显然，古特曼并没有因更换老师的原因而被强迫去适应新的教学方式。古特曼说：“我刚开始跟加琳娜学习时对她简直是又爱又怕。由于我的继父在我学琴的头三年里已经让我接触了大量的大提琴文献，所以当加琳娜接手教我时，发现我的技巧已相当成熟了。她在指导我拉琴时我们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但即便如此，艺无止境，我还是从她那儿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在学习上古特曼真的很幸运，当她升入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时，她的主课老师竟然是罗斯特罗波维奇，又一位柯楚卢波夫的嫡派传人！当然，更为幸运的是罗氏是一位真正的演奏大师，不仅能言传，而且能身教。尽管由于要频繁地出国巡演，古特曼的课程经常被中断，但这也是所有师从著名表演艺术家的学生们不可避免的“幸福的烦恼”。罗大师对古特曼的提点教益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课总是非常生动形象。他对我的个性发展采取容忍甚至是鼓励的态度，有时还会在我练习时大声地喊叫，激发我的情绪。”在罗氏的精心栽培与呵护下，古特曼的琴艺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1962年，年仅二十岁的古特曼在本国举行的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得了大提琴的第三名，第一次引起了国际乐坛的注意。五年后的1967年，刚刚走上职业演奏艺途的她更是在慕尼黑国际音乐比赛上技压群雄，荣获金奖，顿时成为万众瞩目的乐坛新星。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在这项赛事上她还与同胞钢琴家阿里克谢·纳塞特金（Aleksey Nasedkin，1942－ ）摘取了二重奏奖项的金牌。指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最直接影响了日后古特曼对于室内乐演奏持之以恒的参与和热爱。
古特曼与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关系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师生之情，他们成了一对亦师亦友的知音。但恰恰是这种亲密关系却给正欲大展宏图的古特曼带来了麻烦。事实上，从1969年起她就发现自己被当局有意识地限制出境了。也许唯一的理由就是她有一个犹太人的姓氏！“他们总是试图削弱犹太音乐家的事业和影响。”尤其是自1974年罗斯特罗波维奇离开祖国后，她更是被当局打入另册，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干脆禁止她出国，刚刚起步的国际音乐交流事业不得不戛然而止，为时长达九年之久！
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事业上的失意却间接促成了娜塔莉亚·古特曼爱情上的收获。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她邂逅了一位长相英俊、极富音乐才华的小提琴家，他就是比自己小四岁的奥列格·卡冈。
奥列格·卡冈（Oleg Kagan)1946年出生于苏联远东的萨哈林地区，七岁时随全家迁居到拉脱维亚的首府里加。卡冈八岁时师从约阿希姆·布朗（Joachim Braun，1929- )学小提琴，五年后被送往莫斯科音乐学院跟随小提琴家鲍里斯·库茨涅佐夫（Boris Kuznetsov)继续深造。1965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的首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上，卡冈一举夺魁，载誉而归。三年后的1968年，在莱比锡巴赫国际音乐比赛上，他再一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名列榜首。当他的老师库茨涅佐夫去世后，卡冈开始师从伟大的奥伊斯特拉赫，并成为奥氏门下与克莱默、克里莫夫（Valery Klimov）、皮卡依曾以及小奥伊斯特拉赫齐名的“奥门五杰”之一。卡冈不仅独奏技艺出众，而且从二十五岁起就与苏联的钢琴巨匠里赫特组成二重奏从事室内乐演奏。当他与古特曼结为伉俪后，这个二重奏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钢琴三重奏组，并且是苏联乐坛上继享誉世界的奥伊斯特拉赫、奥伯林（Lev Oborin）、克努舍维茨基（Sviatoslav Knushevitsky）和柯冈、吉列尔斯、罗斯特罗波维奇这两个钢琴三重奏之后最富盛名、活动时间也最长的一个钢琴三重奏组。
卡冈夫妇俩不仅是音乐舞台上令人艳羡的高超艺术家，也是音乐生活中异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与乐坛的当代作曲家都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和友谊。他们视肖斯塔科维奇为精神上的导师，与他过从甚密，当1975年肖氏去世后他们夫妇俩被挑选为在他的葬礼上担任演奏者，彼此之间的相知与信任可见一斑。而俄罗斯当代另一位杰出的作曲家施尼特凯也堪称是他们的心灵知音，施尼特凯非常欣赏古特曼和卡冈夫妇的艺术才华，曾将自己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和《第二大协奏曲》题献给了卡冈，同样也将《第一大提琴协奏曲》题献给了古特曼。
提起《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的诞生，还有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古特曼在接受一次采访时回忆了当时的情形：“这部作品创作于1986年，当时正值施尼特凯大病初愈。这场病危险极了，医院甚至已宣告了他临床死亡。然而，他却奇迹般地复活了。他将这视为第二次生命，两个月后就着手创作这部协奏曲。当然这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因为医生禁止他工作。他们不会懂得音乐创作所给予施尼特凯的生命意义。作品完成后我去医院探望他，他问我是否能首演这部协奏曲。我感到了极大的荣耀，尤其是这部作品是在这样一种特殊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它不是一首普通的协奏曲。在协奏曲的最后，作曲家采用了巴洛克时代的宗教众赞歌旋律，以表达他内心对上帝的感恩。他把作品称为是‘大慈大悲的命运的礼物’。”自然，古特曼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它最具权威的诠释者。
古特曼的演奏继承了俄罗斯学派的技术特点，音色浑厚饱满，技巧精湛扎实。虽说她是一位女性，然而其演奏却如同她的姓氏那样颇有男子气概，没有忸怩作态的矫情，反而充溢着从容的自信。她演奏的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等许多二十世纪伟大的大提琴协奏曲都是她的老师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保留曲目。当被问及她的演奏是否受其老师影响时，她的回答是：“我的目标就是要与他演奏得不一样，尽管我喜爱他的演释。虽然他的诠释堪称经典，但我却宁愿从作曲家的总谱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从他的录音中。”1985年，她与阿巴多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在英国演奏了普罗科菲耶夫的《大提琴交响协奏曲》。英国《每日电讯报》作了如下评价：“甚至罗氏本人也没有将这部作品演释得如此出色，在这场演出中他已完全被自己这位昔日弟子的光芒所遮盖。”古特曼具有极好的视谱和背谱功力，这得益于苏联严格扎实的音乐教学体系。她主张在练琴时既要快拉——即不让自己有思考，品味的时间尽可能地快，这有助于培养一种纯熟自然、连贯流畅的演奏思维；同时也要慢拉——即在技术完备的前提下仔细地对作品揣摩，雕琢表现的细节，使之达到作曲家所要表达的情感诉求。
“对于我而言，音乐是给予我的最好报答”，这是古特曼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的，她仿佛就是为音乐而生的。他们夫妇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移居德国，积极地活跃于西方音乐舞台。1989年，正当她丈夫卡冈在演奏事业上达到顶峰之际，却不幸遭受了癌症的侵袭。他先后做了几次外科手术，顽强地与病魔抗争，并且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带着病痛继续在欧洲巡演。卡冈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同年7月在慕尼黑郊外的特格尔思举行的国际音乐艺术节上，这个艺术节是他与妻子古特曼共同发起创办的。在第一届艺术节上卡冈演奏了莫扎特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这也许是这位小提琴家留给我们的遗音绝响。1990年7月15日，卡冈在德国去世，年仅四十四岁。丈夫去世后，古特曼决心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她将艺术节视为是对丈夫怀念的最好方式。每年7月她总要邀请她和亡夫的一干艺术家好友来到位于阿尔卑斯山脚的特格尔思湖畔，以乐会友。
德国的Live Classics唱片公司是一家专门制作、发行现场录音的唱片公司，而卡冈夫妇的绝大部分演奏录音都由它制作发行。在这些唱片中，除了古特曼演奏的经典的海顿、舒曼、德沃夏克等协奏曲以及贝多芬的奏鸣曲外，还有她具代表性的肖斯塔科维奇的二首协奏曲、肖邦和拉赫玛尼诺夫的奏鸣曲、她与卡冈合作的勃拉姆斯《A小调双重协奏曲》、拉威尔和古拜杜丽娜的小提琴和大提琴奏鸣曲以及梅西安的《末日四重奏》等，都非常值得评鉴和收藏。如今，这位当代大提琴乐坛的女大师虽已年届七十，但依旧宝刀未老，在世界各地展现她的艺术风采。她曾说：“当我演奏时，我的内心总能听到我的外祖父、继父、我的亲密合作伙伴卡冈、里赫特以及我的老师罗斯特罗波维奇在与我交谈。”因而，《波士顿环球报》将她形象地称为是“一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俄罗斯大提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