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年届49岁的崔永元而言，这句话有着实实在在的指向意义。就在一场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的签约仪式上，他宣布：告别央视，回归母校，下半辈子只做口述历史。
此前十年，崔永元在口述历史道路上的摸索堪称孤独，而如今推动中国口述历史完成从个人业余热情到进入学术领域的转变，崔永元几乎仅凭一己之力。
十年，两个亿
十年前，口述历史在中国几近无人问津。2002年，着迷于纪录片制作的崔永元，偶然发现了口述历史。似乎是因为看到了比纪录片更能无限接近历史以及历史中个人的途径，这一发现对于同时处在抑郁症和精神困顿双重黑暗中的崔永元而言，无疑意味着一次光亮的照进。
自此，他开始凭借自己的影响力集合团队，有意识地开展中国口述历史影像收集整理工作，迄今，已收集并持续收集包括战争、电影、音乐、外交、留学、知青等6个以上门类的口述历史影像记录；目前已采访了重要历史见证的高龄嘉宾约4000人，采访足迹遍布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朝鲜、美国等地，逐渐形成了中国大陆内容最为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源库，并在国际上产生显著影响力。
局外人也许无法想像，他从一开始就是赤手空拳，走到今天依然是一文不名；但整个团队所采访的4000多人、录制的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这组数字依然每天在增长），却是代表过去百年历史的无价之宝。这批资料的搜集和录制耗去的2亿元，全部是崔永元四处“要”来的，其间所经历的人情冷暖和几乎走不下去的艰辛，他都极少向外界提起。
“整个口述历史全是由我们自筹资金完成的，就是我说到的这些朋友在这十年里帮了我们两亿资金来做这件事。今年春节刚过，我们又开始提醒他们，钱不够用了，跟我们合作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个无底洞。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来掺和、还来做？因为这个真的不是个人的，不是崔永元的，也不是传媒大学的，他是整个国家的、整个民族的。它的价值今天还看不出来，但有一天它的价值显现出来的时候，这些资料千百年都会流传下去。”
从一个人到全社会
根据协议，中国传媒大学将提供一座约8000平方米的独立大楼，用于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研究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博物馆则会把崔永元团队收集到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面向传媒大学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研究机构、个人免费开放，还将举行一系列展览。
面对“为何选择将口述历史研究所设在校园”这一问题，崔永元解释道：“首先这是一个国际惯例，一个学术机构必须依托一定的学术力量和氛围，并能够继续以大学为基础开展相关课程。”而另一方面，校园内以学生为主题的志愿者力量也是崔永元计划之内的资源之一。“我希望同学们将来能到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做志愿者，我们有大量的内容需要校对。可以告诉你一个数字，我们有500万张老照片，咱们就算每张照片上就一个人，也有500万个人，我们要把这些人都搞清楚。”
“所谓知史而后兴”，崔永元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社会中亟待长成的力量所能接触到的历史，不再仅仅是宏大的，而是个体的，爱恨情仇、风花雪月甚至鸡毛蒜皮的。“现在随便到我的磁带库里拿出一盘磁带，随便抽出一个采访笔录看看，那里面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根本不是我们这代人能经历的。接触这些以后，你还可能因为评不上金话筒奖而跳楼吗？”
“不能静下心来思考的民族，是危险的。”正如一个口述历史研究所的成立，让崔永元10年的个人化行为走向社会，而一个口述历史研究所在一所校园的出现，也许能从思想深处给一代人埋下种子。
触动：国外口述历史保护
崔永元如何与口述历史相遇，还要从2001年说起。那年崔永元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看到人家有口述历史资料库，据说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张学良的资料。“很快，工作人员就调出一段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整整30分钟，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就辞职。’”这段视频，给崔永元很大的刺激。
“我很惊讶，日本有海量的口述历史材料，而且很多和中国有关。”还有一次是在东京旧书一条街淘书，崔永元和书店的店员聊天，店员让他看一面墙，墙上都是书，写的是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崔永元拿着书一看傻眼了，有讲各民族家具的，有介绍各民族房屋的，有研究民族服饰的……“我问他这些东西都有实物吗？他说，都有。在哪？都在日本。”当店员告诉崔永元这些书全是日本学者写的后，内心五味杂陈的他站在那面墙前，半天都迈不动步子。
也许就从那一刻起，崔永元开始意识到，抢救历史意味着什么：只有你的历史不再支离破碎兵荒马乱，你的人民才有尊严，你的国家才足够体面。
此后，崔永元先后去美国、欧洲和日本多次探访西方口述历史研究现状，而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刺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48年开设口述历史研究室，并由此奠定了哥大在之后60余年口述历史领域的世界范围学术权威性和广泛影响力；日本早稻田大学则是亚洲地区口述历史收集最为丰富的著名高等学府，不但广泛收集了日本近现代社会发展历史，而且收集了包括中国等东亚国家在内的大量口述历史资料，仅其中国部分，已远比中国丰富、完整。
但是在中国，口述历史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跟我参观的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比，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
所以崔永元不愿意总是接受采访，与浩瀚得如流沙一般匆匆远去的珍贵记忆相比，眼前的纷扰与名利太不值一提。他的团队曾以每天4个小时的速度连续多天采访谢晋导演，十几天后，谢晋去世，说起来崔永元觉得真是庆幸，但也真觉得痛心。“有多少人因为赶不上采访，就去了。”而一个人的离开，就可能意味着，几百年后人们所看到的今天，就少了那么一个维度。崔永元的野心，在几百年之后。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2012.4.2
此前十年，崔永元在口述历史道路上的摸索堪称孤独，而如今推动中国口述历史完成从个人业余热情到进入学术领域的转变，崔永元几乎仅凭一己之力。
十年，两个亿
十年前，口述历史在中国几近无人问津。2002年，着迷于纪录片制作的崔永元，偶然发现了口述历史。似乎是因为看到了比纪录片更能无限接近历史以及历史中个人的途径，这一发现对于同时处在抑郁症和精神困顿双重黑暗中的崔永元而言，无疑意味着一次光亮的照进。
自此，他开始凭借自己的影响力集合团队，有意识地开展中国口述历史影像收集整理工作，迄今，已收集并持续收集包括战争、电影、音乐、外交、留学、知青等6个以上门类的口述历史影像记录；目前已采访了重要历史见证的高龄嘉宾约4000人，采访足迹遍布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朝鲜、美国等地，逐渐形成了中国大陆内容最为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源库，并在国际上产生显著影响力。
局外人也许无法想像，他从一开始就是赤手空拳，走到今天依然是一文不名；但整个团队所采访的4000多人、录制的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这组数字依然每天在增长），却是代表过去百年历史的无价之宝。这批资料的搜集和录制耗去的2亿元，全部是崔永元四处“要”来的，其间所经历的人情冷暖和几乎走不下去的艰辛，他都极少向外界提起。
“整个口述历史全是由我们自筹资金完成的，就是我说到的这些朋友在这十年里帮了我们两亿资金来做这件事。今年春节刚过，我们又开始提醒他们，钱不够用了，跟我们合作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个无底洞。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来掺和、还来做？因为这个真的不是个人的，不是崔永元的，也不是传媒大学的，他是整个国家的、整个民族的。它的价值今天还看不出来，但有一天它的价值显现出来的时候，这些资料千百年都会流传下去。”
从一个人到全社会
根据协议，中国传媒大学将提供一座约8000平方米的独立大楼，用于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研究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博物馆则会把崔永元团队收集到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面向传媒大学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研究机构、个人免费开放，还将举行一系列展览。
面对“为何选择将口述历史研究所设在校园”这一问题，崔永元解释道：“首先这是一个国际惯例，一个学术机构必须依托一定的学术力量和氛围，并能够继续以大学为基础开展相关课程。”而另一方面，校园内以学生为主题的志愿者力量也是崔永元计划之内的资源之一。“我希望同学们将来能到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做志愿者，我们有大量的内容需要校对。可以告诉你一个数字，我们有500万张老照片，咱们就算每张照片上就一个人，也有500万个人，我们要把这些人都搞清楚。”
“所谓知史而后兴”，崔永元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社会中亟待长成的力量所能接触到的历史，不再仅仅是宏大的，而是个体的，爱恨情仇、风花雪月甚至鸡毛蒜皮的。“现在随便到我的磁带库里拿出一盘磁带，随便抽出一个采访笔录看看，那里面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根本不是我们这代人能经历的。接触这些以后，你还可能因为评不上金话筒奖而跳楼吗？”
“不能静下心来思考的民族，是危险的。”正如一个口述历史研究所的成立，让崔永元10年的个人化行为走向社会，而一个口述历史研究所在一所校园的出现，也许能从思想深处给一代人埋下种子。
触动：国外口述历史保护
崔永元如何与口述历史相遇，还要从2001年说起。那年崔永元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看到人家有口述历史资料库，据说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张学良的资料。“很快，工作人员就调出一段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整整30分钟，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就辞职。’”这段视频，给崔永元很大的刺激。
“我很惊讶，日本有海量的口述历史材料，而且很多和中国有关。”还有一次是在东京旧书一条街淘书，崔永元和书店的店员聊天，店员让他看一面墙，墙上都是书，写的是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崔永元拿着书一看傻眼了，有讲各民族家具的，有介绍各民族房屋的，有研究民族服饰的……“我问他这些东西都有实物吗？他说，都有。在哪？都在日本。”当店员告诉崔永元这些书全是日本学者写的后，内心五味杂陈的他站在那面墙前，半天都迈不动步子。
也许就从那一刻起，崔永元开始意识到，抢救历史意味着什么：只有你的历史不再支离破碎兵荒马乱，你的人民才有尊严，你的国家才足够体面。
此后，崔永元先后去美国、欧洲和日本多次探访西方口述历史研究现状，而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刺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48年开设口述历史研究室，并由此奠定了哥大在之后60余年口述历史领域的世界范围学术权威性和广泛影响力；日本早稻田大学则是亚洲地区口述历史收集最为丰富的著名高等学府，不但广泛收集了日本近现代社会发展历史，而且收集了包括中国等东亚国家在内的大量口述历史资料，仅其中国部分，已远比中国丰富、完整。
但是在中国，口述历史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跟我参观的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比，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
所以崔永元不愿意总是接受采访，与浩瀚得如流沙一般匆匆远去的珍贵记忆相比，眼前的纷扰与名利太不值一提。他的团队曾以每天4个小时的速度连续多天采访谢晋导演，十几天后，谢晋去世，说起来崔永元觉得真是庆幸，但也真觉得痛心。“有多少人因为赶不上采访，就去了。”而一个人的离开，就可能意味着，几百年后人们所看到的今天，就少了那么一个维度。崔永元的野心，在几百年之后。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201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