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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营企业家中,刘永好曾创下无数个第一:第一批走出国门;第一批发起成立民生银行的人之一;第一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个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路径选择
2010年年初,无论是在两会前接受众多媒体的群访,还是4月份几家媒体的小型采访,刘永好一直在反复讲述震后第一个除夕的故事:刘与家人、同事来到震源地映秀镇,联合了几十个企业家朋友,为受灾群众带去现金、汤圆、火腿肠、肉品等。
而那个除夕,恰逢温家宝总理赴灾区视察工作、慰问农民,总理见到刘永好等发放救灾物资和年货时非常高兴,肯定了新希望集团的工作和刘永好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与此相关联的两个细节是:在2010年两会上,刘永好提及新希望集团把2009年利润增量的10%用作对员工的鼓励。在场的温家宝总理带头鼓掌。而在2008年两会期间,刘永好就猪肉涨价问题积极建言,受到温家宝总理的点名表扬。
刘永好最早被公众关注,是在2001年,他以首富的面貌出现。而在2007年的时候,刘永好居第14名,财富为290亿元。在被调侃为“杀猪榜”的“胡润百富榜”上,此类“常胜将军”只有3位,刘永好、荣智健和楼忠福。
刘永好曾创下无数个第一:第一批走出国门的民营企业,第一批发起成立银行(民生银行)的民营企业之一。另外,他还是第一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个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民营企业家。
作为四届连续当选的政协委员,他的新希望百亿帝国是如何成就的?
陈斌在《前程密码》一书中说:“对于刘永好而言,左手握着政治资源,右手捏着企业资源,不该做的事情,他一件都不做,该做的事情,再困难也要做下去,这才是中国企业界最缺乏的‘大智慧’。”
从新希望集团的起家史里,我们亦能获悉刘永好对政治的敏感。
在进入农业行业之前,均为大学生的刘氏四兄弟造出了中国第一台音响,起名“新意音响”。刘永好拿着音响来到乡下想和生产队合作,他们出技术和管理,人家出钱,工厂一家一半。
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报到公社之后,公社书记一句话就否定了,“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刘氏兄弟的梦想就此搁浅。于是他们进入养殖业,养殖业不像音像行业,对资金的需求量不大,技术含量也不高。
刘永好和兄弟们在自家的阳台上养起了鹌鹑。鹌鹑越养越多,下的蛋也越来越多。每天下班回家,刘永好和二哥刘永行就骑着自行车沿街叫卖。那时候刘永好还有一个教师的身份,偶尔碰到自己的学生,面子上难免有些挂不住。
刘永好兄弟们一商量,干脆去古家村办一个良种场吧。 为了确保自己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拉社会主义后腿”,他跑到县里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钟光林,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
“没啥子问题嘛!”钟光林很开明,但紧跟着提了一个条件:“你们要带起10户专业户。”这个没有问题,刘永好这样想。
1991年,在“育新良种场”的基础上组建成都希望集团后,不堪社会压力,刘永好兄弟向四川新津县委领导提出,想把企业“送给国家”。需要交代的是:那一年,成都希望集团的产值已经超过亿元。经济实力不断壮大,政治上却毫无地位。
接下来的故事是:成都新希望集团并没有捐献给政府。中央下发15号文件,规定把私有经济群体,交由全国各地的工商联管理,而在此之前,工商联是管理国有企业的。业内专家指出:中央15号文件意味着私有经济群体,开始被正式纳入中国的政治体制中。
当然,刘永好兄弟在政治上的谨慎,与他们童年的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
刘氏家族本是巴县(今重庆市沙坪坝区)的一个名门望族,只是到清朝末年逐渐衰败。刘永好的父亲刘大镛自幼聪明好学,从小就在私塾为富家子弟做伴读。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刘大镛早年参加过地下党,但“文革”时受到冲击,被迫在山上放羊。“文革”后期,刘永好的父亲去世。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非公经济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得以改善。1993年,刘永好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界推选出的政协委员,出席了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
刘永好曾对媒体阐述过自己被推荐当全国政协委员的情景。一天,四川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干部找到刘永好,说准备推荐他为全国政协委员,“没过多久就让我填了表”。10月,作为来自企业界的惟一代表,他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身份的变化,使刘永好的人生舞台扩大了很多倍。
有心插柳
1993年,刘永好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希望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这促成了两年后中国民生银行的创立。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在北京正式挂牌,经叔平任董事长,刘永好为副董事长。
关于刘永好出任民生银行副董事长,《暗战民生银行》一文中披露了以下细节:民生银行的创始股东总数多达59个,董事也多达19人(其中持股董事12人),还有8人(其中持股监事7人)成为监事。董事长无可争议,可在众多股东中挑选出一个副董事长,就难了。中央统战部推荐的人选是刘永好。
当时的希望集团只是第13大股东,比他投钱多的股东有的是。股东们七言八语,不服气。后来统战部的领导对董事们说了句,“没什么好争的,这就是‘中国特色’。”刘永好1993年成为民营企业家中第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并于同年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政治上靠得住,企业办得也不错,于是如愿当选首届副董事长。
关于民生银行,其实还有一段趣话。当年刘氏兄弟创业的时候,银行连1000块钱都不肯贷给他们。于是有人戏言,“君子报仇,10年不晚”,10年之后,刘永好就要捣腾出一个民营银行和国有银行抢饭碗。当然,这只是坊间调侃。
一次,刘永好去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有一位企业家给了他一个忠告:“银行的钱不好用,银行就是在你不缺钱时给你钱,最缺钱时使劲把你往崖下推的那个人。”实际上,就连自己占大股的民生银行,刘永好也没有贷过一分钱的款。
熟知刘永好的人说,刘是一个对机会和趋势极为敏感的商人。一度他在金融与地产投资热潮中收益颇丰,从2006年下半年到2007年10月,新希望集团持有的民生银行股份,市值一年间涨了200%!
刘永好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大展宏图,直到2008年,不少在大牛市中一度狂热的企业相继陷入资金链危机,资本大鳄魏东跳楼谢世,人们似乎看到了刘永好稳妥、务实的一面。
刘永好一直强调他的坚持,强调下乡插队的经历对他有多么重要。下乡插队的经历培养了刘永好耕种的心态:播下种子,不断浇水施肥,只有等待足够的时间才能收货。
刘永好其人
接近刘永好的人这样描述他:这是一个“到哪儿都睡得着”的人、“不讲究吃穿”、有种中国农民的朴实劲。
刘永好的青少年时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那个年代,解决温饱是主要问题。他在16岁时想吃的是红薯白米饭,后来成为老师后最想吃的是回锅肉。到现在这习惯仍未改变,每次出差,就点麻婆豆腐、回锅肉、蚂蚁上树3样菜。
如同饮食习惯一样,他的发型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央视的主持人曾拿刘永好的发型打趣,说他最不喜欢的行业就是理发业。刘永好从来没去烫过头,每次都是花个5块钱或10块钱剪一下。
此外,刘永好不喜欢穿西服,身上的T恤衫和休闲裤加起来不过几十块钱。
2000年12月初,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邀请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海南兴宝集团总裁张兴民、新浪网总裁王志东、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做一个节目, 主持人突然发现他们4人脚上穿的鞋不一样。主持人问张兴民:你脚上穿的皮鞋是什么牌子,花多少钱买的?
张兴民告诉主持人:我这是鳄鱼牌皮鞋,花8000多元钱买的。
主持人又转身问刘永好:请问刘先生,你买的皮鞋是什么牌子的?花了多少钱?
刘永好笑笑: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我这是从摊摊买下来的,花了100 多块钱。
每次坐飞机出行,他也只坐经济舱,当然机票最好是打折的。他把自己比作不会喝酒、不会抽烟、不会跳舞、不会打麻将、不会对明星和名牌感兴趣的“二百五”。
老友王石调侃刘永好:“你不能总是一副赚钱机器的样子,你应该有自己的爱好和特长。”结果,刘永好立即就搬出自己诸多特长:“我会打毛衣、做爆米花,还会用布头做千巴衣。”据说,年少时刘永好做的千巴衣,还卖到了西藏,“做法就是把一条一条的布,熨直了,然后一针一线地连起来。”后来,他开玩笑:“不过,这些好像都是过时了的?”
事实上,性格活跃的刘永好,最大的特长是与人沟通。1982 年,当刘永好兄弟4人开始创业时,他们就按照各自的特长进行了分工。每当集团对外事务需要家族发言人时,最善言辞的刘永好就会出面,而公司的销售与市场这一块也归他管辖。
曾在刘永好身边工作过的一位人士表示,刘永好每次接受采访之前都要和他商量台词、形象,慢慢地他都变成“导演”了。很容易联想到的是早期接受媒体采访时,刘每次出场都是同样的开场白:“小时候最盼望的是一星期能吃上一顿回锅肉。”
当然,这么多年,刘永好还是有些细微的变化。伴随着他的事业越做越大,其下属建议:“刘总呀,你也不带个头。你看看人家做房地产的,都穿皮鞋、穿西装、打领带,连走路都很有姿势。你的破桑塔纳得换成奔驰了。”
刘永好想:“以前自己只做农业产业,现在做的金融投资业、房地产业、零售业,这些都是城市产业,给外界好的形象是个关键。”于是,接受了下属的建议。
刘永好的变化不仅仅是外在的变化,在面对媒体时,他诙谐幽默的一面,似乎已经不需要再“导演”了。
2003年3月,全国两会政协委员驻地华润饭店,刘永好召开记者见面会,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有香港媒体记者提出一个刁钻的问题,“随着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进行,刘先生是否考虑过20年后担任中国的政府总理?”
坐在前排的记者看见刚刚还笑对提问的刘永好,眉头上皱起一个不明显的川字,但转瞬即逝,他用惯有的语速作了巧妙的回答,大意是:作为商人,他更希望探讨商业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新希望在内的中国企业将有更好的发展。
说话间,刘永好已恢复了惯常的微笑。
他与他们的同和异
“我很高兴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阳光的。”这是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成为2001年“中国首富”后参加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时说的一句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个又一个民营企业家,或因盲目扩大而尾大不掉,或因固步自封而决策失误,或因恶性竞争而血本无归,而刘永好和他的新希望,却一直没有陷入过这样的窘境。
多年来,作为第一代企业家,刘永好的名字一直与鲁冠球放在一起。
鲁冠球主宰了万向集团从一个小乡镇企业发展成国内最大民营企业之一的全过程。鲁冠球的万向早期就很好地解决了产权问题,是最为成功的模式。
1969年成立的万向启动资金全部来自于鲁冠球个人投入的4000元,但在那个年代不得不戴上一顶集体企业的红帽子。1983年,鲁冠球与当地政府之间达成了承包的契约关系。
1988年,鲁冠球又进一步采取“花钱买不管”的战术,从当时企业的3000万净资产中划出1500万作为当地政府的投资,与政府之间确立了投资关系,让万向变成一个股份化的企业。
鲁冠球聪明地绕开了最敏感的地带,并没有为自己争取个人股份。
1991年,在搞好国有企业成为新一轮改革主方向的时候,鲁冠球提出“老虎出山好,猴子照样跳”,为乡镇企业打气;1992年,他提出“花钱买不管”,要求通过资产清晰的方式剪断乡镇企业与当地乡镇政府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
也就是这一年,刘氏4兄弟分家,老大刘永言转向高科技产业,老三陈育新(刘永美)留守新津基地并涉足房地产业,而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齐力在全国发展饲料业。他们4人平均划分资产,各占整个集团25%的股份。
1995年,刘永行与刘永好再次明晰了产权,以长江为界,刘永行主持东方希望,刘永好坐镇南方希望。自此,刘氏兄弟彻底分家。分家之后,四弟刘永好发展最快。1997年,他剥离南方希望集团中部分资产并追加投资,以16亿元注册资本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希望集团。次年,新希望A股上市。
刘氏兄弟的做法应该是中国企业史上最平淡却又最完美的分家一幕了。2010年的清明节,刘永好与3位哥哥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美),相约在上海踏青。4个人走出去,羡煞旁人。 “怎么刘家会有4个这样的儿子?”此时,这4位兄弟的身家,加起来“已经达到1000 亿元”。
鲁冠球身边的人介绍,多年来,鲁冠球养成一个习惯:每当一个知名企业出现大的起落,他就让下属收集各种资料,将高层召集到自己不足15平米的办公室里,和大家一起分析这个企业为什么会倒掉。
与鲁冠球相同的是:刘永好也有一个秘书班子,专门为他搜集各种信息。对于一个有很大规模的企业来说,紧跟社会发展非常重要,而作为企业领袖应该不断去学习新的东西,这样才能站得更高,才能更好地掌舵企业。刘永好爱读书,最近他刚刚把克林顿的《My life》又读了一遍。
早年德隆系掌门唐万新曾提出要打造一个庞大的农产业帝国的想法,只不过因其身陷囹圄而成为空谈。在德隆系覆灭之后,德隆系干将、金新信托总裁以及友联的第一任执行总裁王宏道出了唐的真实想法:“当时房地产并未赚到钱,进军农业只是朝向获取政策倾斜优惠而做的姿态。”
如果非要在刘永好与唐万新之间总结出什么相似性,无非就是农业、地产、金融等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而对具体业务板块的不同价值取向,则是两人最大的差别。除了农牧业,刘永好先后在房地产、天然气和化工能源领域亦有投资。
一度,刘永好给外界造成过“不务正业”的印象。但他曾经用飞机来形容自己的事业版图:公司总部是这架飞机的头,确定方向和实施决策;饲料业是这架飞机的身子,处于主要产业的位置;金融是飞机的左翼,房地产是飞机的右翼,而正在初步踏入的高科技等领域是机尾。
2008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新希望的核心还是大农业,金融只是一项财务投资而已,那一年,新希望上市公司的饲料收入仍占公司总收入的45%。
关于刘永好的常青法则,财经作家吴晓波做出了归纳:过去30年中,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有一些人与政界走得相当近,互动良好,却没有爆发丑闻,他们不止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比如,鲁冠球、吴仁宝、柳传志、王石、马云、刘永好、尹明善等等。
这些企业家都是处理政商关系的高手,他们的秘诀似乎在于:与政府走得很近,但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很近,绝不形成金钱上的对价输送关系。
而在刘永好看来,做企业,就好像综艺节目中的孤岛生存游戏。有些人怕吃苦,倒下去了;有些人在独木舟上行走,没有踩好,倒下去了;有些人关键时候跑不动,被老虎、狮子吃了。总之,竞争就是这样的,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是明确的,所以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倒下去也没有什么可惜,因为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现实社会中有很多例子,从独木舟上翻下去,下去了就是下去了,再翻过来非常难。
路径选择
2010年年初,无论是在两会前接受众多媒体的群访,还是4月份几家媒体的小型采访,刘永好一直在反复讲述震后第一个除夕的故事:刘与家人、同事来到震源地映秀镇,联合了几十个企业家朋友,为受灾群众带去现金、汤圆、火腿肠、肉品等。
而那个除夕,恰逢温家宝总理赴灾区视察工作、慰问农民,总理见到刘永好等发放救灾物资和年货时非常高兴,肯定了新希望集团的工作和刘永好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与此相关联的两个细节是:在2010年两会上,刘永好提及新希望集团把2009年利润增量的10%用作对员工的鼓励。在场的温家宝总理带头鼓掌。而在2008年两会期间,刘永好就猪肉涨价问题积极建言,受到温家宝总理的点名表扬。
刘永好最早被公众关注,是在2001年,他以首富的面貌出现。而在2007年的时候,刘永好居第14名,财富为290亿元。在被调侃为“杀猪榜”的“胡润百富榜”上,此类“常胜将军”只有3位,刘永好、荣智健和楼忠福。
刘永好曾创下无数个第一:第一批走出国门的民营企业,第一批发起成立银行(民生银行)的民营企业之一。另外,他还是第一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个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民营企业家。
作为四届连续当选的政协委员,他的新希望百亿帝国是如何成就的?
陈斌在《前程密码》一书中说:“对于刘永好而言,左手握着政治资源,右手捏着企业资源,不该做的事情,他一件都不做,该做的事情,再困难也要做下去,这才是中国企业界最缺乏的‘大智慧’。”
从新希望集团的起家史里,我们亦能获悉刘永好对政治的敏感。
在进入农业行业之前,均为大学生的刘氏四兄弟造出了中国第一台音响,起名“新意音响”。刘永好拿着音响来到乡下想和生产队合作,他们出技术和管理,人家出钱,工厂一家一半。
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报到公社之后,公社书记一句话就否定了,“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刘氏兄弟的梦想就此搁浅。于是他们进入养殖业,养殖业不像音像行业,对资金的需求量不大,技术含量也不高。
刘永好和兄弟们在自家的阳台上养起了鹌鹑。鹌鹑越养越多,下的蛋也越来越多。每天下班回家,刘永好和二哥刘永行就骑着自行车沿街叫卖。那时候刘永好还有一个教师的身份,偶尔碰到自己的学生,面子上难免有些挂不住。
刘永好兄弟们一商量,干脆去古家村办一个良种场吧。 为了确保自己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拉社会主义后腿”,他跑到县里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钟光林,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
“没啥子问题嘛!”钟光林很开明,但紧跟着提了一个条件:“你们要带起10户专业户。”这个没有问题,刘永好这样想。
1991年,在“育新良种场”的基础上组建成都希望集团后,不堪社会压力,刘永好兄弟向四川新津县委领导提出,想把企业“送给国家”。需要交代的是:那一年,成都希望集团的产值已经超过亿元。经济实力不断壮大,政治上却毫无地位。
接下来的故事是:成都新希望集团并没有捐献给政府。中央下发15号文件,规定把私有经济群体,交由全国各地的工商联管理,而在此之前,工商联是管理国有企业的。业内专家指出:中央15号文件意味着私有经济群体,开始被正式纳入中国的政治体制中。
当然,刘永好兄弟在政治上的谨慎,与他们童年的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
刘氏家族本是巴县(今重庆市沙坪坝区)的一个名门望族,只是到清朝末年逐渐衰败。刘永好的父亲刘大镛自幼聪明好学,从小就在私塾为富家子弟做伴读。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刘大镛早年参加过地下党,但“文革”时受到冲击,被迫在山上放羊。“文革”后期,刘永好的父亲去世。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非公经济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得以改善。1993年,刘永好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界推选出的政协委员,出席了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
刘永好曾对媒体阐述过自己被推荐当全国政协委员的情景。一天,四川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干部找到刘永好,说准备推荐他为全国政协委员,“没过多久就让我填了表”。10月,作为来自企业界的惟一代表,他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身份的变化,使刘永好的人生舞台扩大了很多倍。
有心插柳
1993年,刘永好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希望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这促成了两年后中国民生银行的创立。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在北京正式挂牌,经叔平任董事长,刘永好为副董事长。
关于刘永好出任民生银行副董事长,《暗战民生银行》一文中披露了以下细节:民生银行的创始股东总数多达59个,董事也多达19人(其中持股董事12人),还有8人(其中持股监事7人)成为监事。董事长无可争议,可在众多股东中挑选出一个副董事长,就难了。中央统战部推荐的人选是刘永好。
当时的希望集团只是第13大股东,比他投钱多的股东有的是。股东们七言八语,不服气。后来统战部的领导对董事们说了句,“没什么好争的,这就是‘中国特色’。”刘永好1993年成为民营企业家中第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并于同年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政治上靠得住,企业办得也不错,于是如愿当选首届副董事长。
关于民生银行,其实还有一段趣话。当年刘氏兄弟创业的时候,银行连1000块钱都不肯贷给他们。于是有人戏言,“君子报仇,10年不晚”,10年之后,刘永好就要捣腾出一个民营银行和国有银行抢饭碗。当然,这只是坊间调侃。
一次,刘永好去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有一位企业家给了他一个忠告:“银行的钱不好用,银行就是在你不缺钱时给你钱,最缺钱时使劲把你往崖下推的那个人。”实际上,就连自己占大股的民生银行,刘永好也没有贷过一分钱的款。
熟知刘永好的人说,刘是一个对机会和趋势极为敏感的商人。一度他在金融与地产投资热潮中收益颇丰,从2006年下半年到2007年10月,新希望集团持有的民生银行股份,市值一年间涨了200%!
刘永好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大展宏图,直到2008年,不少在大牛市中一度狂热的企业相继陷入资金链危机,资本大鳄魏东跳楼谢世,人们似乎看到了刘永好稳妥、务实的一面。
刘永好一直强调他的坚持,强调下乡插队的经历对他有多么重要。下乡插队的经历培养了刘永好耕种的心态:播下种子,不断浇水施肥,只有等待足够的时间才能收货。
刘永好其人
接近刘永好的人这样描述他:这是一个“到哪儿都睡得着”的人、“不讲究吃穿”、有种中国农民的朴实劲。
刘永好的青少年时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那个年代,解决温饱是主要问题。他在16岁时想吃的是红薯白米饭,后来成为老师后最想吃的是回锅肉。到现在这习惯仍未改变,每次出差,就点麻婆豆腐、回锅肉、蚂蚁上树3样菜。
如同饮食习惯一样,他的发型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央视的主持人曾拿刘永好的发型打趣,说他最不喜欢的行业就是理发业。刘永好从来没去烫过头,每次都是花个5块钱或10块钱剪一下。
此外,刘永好不喜欢穿西服,身上的T恤衫和休闲裤加起来不过几十块钱。
2000年12月初,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邀请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海南兴宝集团总裁张兴民、新浪网总裁王志东、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做一个节目, 主持人突然发现他们4人脚上穿的鞋不一样。主持人问张兴民:你脚上穿的皮鞋是什么牌子,花多少钱买的?
张兴民告诉主持人:我这是鳄鱼牌皮鞋,花8000多元钱买的。
主持人又转身问刘永好:请问刘先生,你买的皮鞋是什么牌子的?花了多少钱?
刘永好笑笑: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我这是从摊摊买下来的,花了100 多块钱。
每次坐飞机出行,他也只坐经济舱,当然机票最好是打折的。他把自己比作不会喝酒、不会抽烟、不会跳舞、不会打麻将、不会对明星和名牌感兴趣的“二百五”。
老友王石调侃刘永好:“你不能总是一副赚钱机器的样子,你应该有自己的爱好和特长。”结果,刘永好立即就搬出自己诸多特长:“我会打毛衣、做爆米花,还会用布头做千巴衣。”据说,年少时刘永好做的千巴衣,还卖到了西藏,“做法就是把一条一条的布,熨直了,然后一针一线地连起来。”后来,他开玩笑:“不过,这些好像都是过时了的?”
事实上,性格活跃的刘永好,最大的特长是与人沟通。1982 年,当刘永好兄弟4人开始创业时,他们就按照各自的特长进行了分工。每当集团对外事务需要家族发言人时,最善言辞的刘永好就会出面,而公司的销售与市场这一块也归他管辖。
曾在刘永好身边工作过的一位人士表示,刘永好每次接受采访之前都要和他商量台词、形象,慢慢地他都变成“导演”了。很容易联想到的是早期接受媒体采访时,刘每次出场都是同样的开场白:“小时候最盼望的是一星期能吃上一顿回锅肉。”
当然,这么多年,刘永好还是有些细微的变化。伴随着他的事业越做越大,其下属建议:“刘总呀,你也不带个头。你看看人家做房地产的,都穿皮鞋、穿西装、打领带,连走路都很有姿势。你的破桑塔纳得换成奔驰了。”
刘永好想:“以前自己只做农业产业,现在做的金融投资业、房地产业、零售业,这些都是城市产业,给外界好的形象是个关键。”于是,接受了下属的建议。
刘永好的变化不仅仅是外在的变化,在面对媒体时,他诙谐幽默的一面,似乎已经不需要再“导演”了。
2003年3月,全国两会政协委员驻地华润饭店,刘永好召开记者见面会,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有香港媒体记者提出一个刁钻的问题,“随着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进行,刘先生是否考虑过20年后担任中国的政府总理?”
坐在前排的记者看见刚刚还笑对提问的刘永好,眉头上皱起一个不明显的川字,但转瞬即逝,他用惯有的语速作了巧妙的回答,大意是:作为商人,他更希望探讨商业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新希望在内的中国企业将有更好的发展。
说话间,刘永好已恢复了惯常的微笑。
他与他们的同和异
“我很高兴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阳光的。”这是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成为2001年“中国首富”后参加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时说的一句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个又一个民营企业家,或因盲目扩大而尾大不掉,或因固步自封而决策失误,或因恶性竞争而血本无归,而刘永好和他的新希望,却一直没有陷入过这样的窘境。
多年来,作为第一代企业家,刘永好的名字一直与鲁冠球放在一起。
鲁冠球主宰了万向集团从一个小乡镇企业发展成国内最大民营企业之一的全过程。鲁冠球的万向早期就很好地解决了产权问题,是最为成功的模式。
1969年成立的万向启动资金全部来自于鲁冠球个人投入的4000元,但在那个年代不得不戴上一顶集体企业的红帽子。1983年,鲁冠球与当地政府之间达成了承包的契约关系。
1988年,鲁冠球又进一步采取“花钱买不管”的战术,从当时企业的3000万净资产中划出1500万作为当地政府的投资,与政府之间确立了投资关系,让万向变成一个股份化的企业。
鲁冠球聪明地绕开了最敏感的地带,并没有为自己争取个人股份。
1991年,在搞好国有企业成为新一轮改革主方向的时候,鲁冠球提出“老虎出山好,猴子照样跳”,为乡镇企业打气;1992年,他提出“花钱买不管”,要求通过资产清晰的方式剪断乡镇企业与当地乡镇政府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
也就是这一年,刘氏4兄弟分家,老大刘永言转向高科技产业,老三陈育新(刘永美)留守新津基地并涉足房地产业,而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齐力在全国发展饲料业。他们4人平均划分资产,各占整个集团25%的股份。
1995年,刘永行与刘永好再次明晰了产权,以长江为界,刘永行主持东方希望,刘永好坐镇南方希望。自此,刘氏兄弟彻底分家。分家之后,四弟刘永好发展最快。1997年,他剥离南方希望集团中部分资产并追加投资,以16亿元注册资本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希望集团。次年,新希望A股上市。
刘氏兄弟的做法应该是中国企业史上最平淡却又最完美的分家一幕了。2010年的清明节,刘永好与3位哥哥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美),相约在上海踏青。4个人走出去,羡煞旁人。 “怎么刘家会有4个这样的儿子?”此时,这4位兄弟的身家,加起来“已经达到1000 亿元”。
鲁冠球身边的人介绍,多年来,鲁冠球养成一个习惯:每当一个知名企业出现大的起落,他就让下属收集各种资料,将高层召集到自己不足15平米的办公室里,和大家一起分析这个企业为什么会倒掉。
与鲁冠球相同的是:刘永好也有一个秘书班子,专门为他搜集各种信息。对于一个有很大规模的企业来说,紧跟社会发展非常重要,而作为企业领袖应该不断去学习新的东西,这样才能站得更高,才能更好地掌舵企业。刘永好爱读书,最近他刚刚把克林顿的《My life》又读了一遍。
早年德隆系掌门唐万新曾提出要打造一个庞大的农产业帝国的想法,只不过因其身陷囹圄而成为空谈。在德隆系覆灭之后,德隆系干将、金新信托总裁以及友联的第一任执行总裁王宏道出了唐的真实想法:“当时房地产并未赚到钱,进军农业只是朝向获取政策倾斜优惠而做的姿态。”
如果非要在刘永好与唐万新之间总结出什么相似性,无非就是农业、地产、金融等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而对具体业务板块的不同价值取向,则是两人最大的差别。除了农牧业,刘永好先后在房地产、天然气和化工能源领域亦有投资。
一度,刘永好给外界造成过“不务正业”的印象。但他曾经用飞机来形容自己的事业版图:公司总部是这架飞机的头,确定方向和实施决策;饲料业是这架飞机的身子,处于主要产业的位置;金融是飞机的左翼,房地产是飞机的右翼,而正在初步踏入的高科技等领域是机尾。
2008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新希望的核心还是大农业,金融只是一项财务投资而已,那一年,新希望上市公司的饲料收入仍占公司总收入的45%。
关于刘永好的常青法则,财经作家吴晓波做出了归纳:过去30年中,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有一些人与政界走得相当近,互动良好,却没有爆发丑闻,他们不止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比如,鲁冠球、吴仁宝、柳传志、王石、马云、刘永好、尹明善等等。
这些企业家都是处理政商关系的高手,他们的秘诀似乎在于:与政府走得很近,但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很近,绝不形成金钱上的对价输送关系。
而在刘永好看来,做企业,就好像综艺节目中的孤岛生存游戏。有些人怕吃苦,倒下去了;有些人在独木舟上行走,没有踩好,倒下去了;有些人关键时候跑不动,被老虎、狮子吃了。总之,竞争就是这样的,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是明确的,所以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倒下去也没有什么可惜,因为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现实社会中有很多例子,从独木舟上翻下去,下去了就是下去了,再翻过来非常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