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服装的具体形制、结构不尽相同，但每个时代的冬、夏服装在样式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会按照节令在层次上进行增减和调整。比如《唐六典·尚书户部》中记载的唐代官员四季标准服饰，均包括袍、衫、袴、裈。夏天穿着单衫、单袴，随着气温逐渐降低，会添加半臂、长袖等中层衣，或加上披风、斗篷等外套;冬天则换成夹袍、夹袴，并添加棉袄子一件;为防止头部受寒，还会戴上暖耳、卧兔、昭君套等配件;遇到重大节日，则会换上隆重的礼服。
　　由于样式类似，人们便在面料上大做文章。中国数千年来不断发展的织造技艺，形成了从极轻薄的葛、纱、罗类织物到厚重的锦、绒、皮类织物等多样的品种，为人们适应不同的季节提供了丰富的选择。随着四季节令的改变，人们大体上依照纱、罗、绸、缎，单、夹、棉、皮的次序更换不同材料和厚度的服装。夏天穿轻透的纱、罗、葛制成的单衣，冬天自然要换上厚重的棉衣、裘皮等。
　　衣物上瑰丽生动的印染、刺绣图案，也被用来表达各种吉祥寓意，形成“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局面。人们还会顺应节气、节令，更换应景图案和相应的题材。冬季由于节日和庆祝活动众多，服饰上的应景纹样也更为绚丽多彩。
　　衣料：暑去寒来，裘衣轮换
　　在棉花普及之前，丝绵是贵族重要的御寒衣料。湖北江陵马山楚墓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均出土过早期的絮有丝绵的袍服。明代以来，棉花得到广泛种植，棉织衣物逐渐增多，普通百姓的冬衣也变得讲究起来。到了明后期，人们一般在十月初四后陆续换上纻丝衣、夹衣、棉衣，小雪以后加羊绒衣物，还会戴上暖耳等防冻。
　　在古代，比较讲究的御寒之物还有动物的皮毛。早在《诗经》中就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的句子，可见古人使用裘皮的历史非常悠久。狐、虎、豹、熊、犬、羊、鹿、貂等各种兽皮均可制裘，其中以狐裘、貂裘、豹裘最为珍贵。《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有一狐白裘，值千金，天下无双。”用纯白狐腋下的皮毛制成的“狐白裘”，一裘值千金。
　　到了清代，裘皮的分类更为细致，甚至按照时序做了详尽的划分。如清代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就有详细的记录：“衣冠定制，寒暑更换，皆有次序。由隆冬貂衣起，凡黑风毛袍褂，如玄狐、海龙等，皆在期内应穿。由此换白风毛，如狐皮、猞猁、倭刀之类，再换羊灰鼠，再换灰鼠，再换银鼠，再换寒羊皮，皮衣至此而止。再换则棉者、袂者、单者……以视天气之冷暖。”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也提到：“至于要谈起皇帝所穿的春夏秋冬四季衣服来，也真够麻烦人的……最讨厌的，就是得按一年二十四个节令的转移，来穿适合于节气的衣服。”溥仪的牢骚正反映了清代君臣按照时令节气改变着装的制度。故宫博物院保留了一份溥仪1921年的《穿戴档》，从中可以看到，溥仪在秋末以后的更衣次序大致如下：从九月初十换棉袍褂，二十二日换小羊皮袍褂，二十七日换银鼠皮袍褂;到十月立冬后，初三换灰鼠皮袍褂，初八换洋鼠皮袍褂，初十换天马皮袍褂，二十六日换青白肷皮袍褂，十一月初一换貂皮褂……最寒冷的十一月、十二月，基本都穿着貂皮度过。到了正月，雨水节气以后，再依次从青白肷皮、天马皮、洋灰鼠皮……次第而减。一年下来，需要更换接近30种不同面料的衣物，光裘皮就要更换13次。
　　纹样：绵羊太子与岁寒应景
　　古代衣料纹样的一大特色，便是随节气、节令更换应景图案或相应的题材，以顺应天时、祈求平安。尤其是到了冬季，节庆众多，因此发展出不少岁寒应景纹样，用在吉庆盛装和首饰上，绚丽多彩，新奇别致。
　　杜甫有诗云：“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是阳气生发之日，所以也叫“阳生”。古人常用羊口吐瑞气的图案寄寓“阳生”之意。阳生纹样不仅可以单独使用，还可以搭配龙、蟒、鸾、凤等主题纹样，多用于宫廷之中的华丽吉服。
　　明代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详细记录了每个季节应更换的衣服材质以及不同月份的时令节日所使用的应节图案，其中提到宫内冬至着装：“冬至节，宫眷内臣皆穿阳生补子蟒衣。”“自正旦灯景以至冬至阳生，万寿圣节，各有应景蟒纻。”
　　阳生纹样还衍生出一种“绵羊太子圖”，又称“绵羊引子图”或“九阳消寒图”。图中有一骑着绵羊的少年，头戴胡帽，肩扛梅枝，梅枝上挂一鹊笼，背景则是松、竹、梅等冬季植物。《酌中志》称冬至节“室中多画绵羊引子画贴”，这类画帖是明清宫中盛行的冬日应景画，在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均有遗存。
　　明杂剧《庆丰年五鬼闹钟馗》中有对“绵羊太子”装扮的详细描述，“狐帽、膝襕曳撒、比甲、闹妆茄带、梅枝鹊笼”，和现存的实物图像完全一致。
　　绵羊引子、梅花同时也被用作冬至衣料和首饰图案。《酌中志》中记载：“铎针……冬至则阳生、绵羊引子、梅花……此所谓铎针者，单一枚，有居官帽中央者是也。”传世妆花缎中多有绵羊引子图案，出土首饰中也可见实例。
　　松、竹、梅等植物也是冬季服饰上常用的图案。梅有朵梅、折枝梅、串枝梅，有时也和其他题材组合构图，如与蜂、松、竹等搭配。在宫廷中，梅花常搭配龙、蟒、凤，构成奢华的吉服图案，这就是帝后、嫔妃和贵臣们所专用的了。
　　礼服：不停更衣的冬至大典
　　在日常生活之外，古代还有不少特别的冬日礼服，异常讲究。比如冬至这天，从帝王到文武百官，各式礼服都会轮番亮相。
　　冬至从汉代起就被视为重大节日，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据《淮南子·时则训》记载：“冬至日，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岁。”唐宋时期，朝廷会在这一天举行郊祀仪式。南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里的“十一月冬至”条也说：“此日宰臣以下，行朝贺礼。士夫庶人，互相为庆。太庙行荐黍之典，朝廷命宰执祀于圜丘。”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 莫重于郊祀。”以唐代为例，冬至这一天，最隆重的仪式就是皇帝的南郊祭天大典了。祭天时，皇帝所穿的礼服“大裘冕”，实际上是一件朴素无纹饰的黑色大皮草，却是历代所有礼服中最古老、规格最高的。大裘冕以黑羊皮制成，“以象天色之玄”。“冕无旒，衣无章”，即没有任何纹样和装饰，这是为了体现对上天“报本反始”的崇敬之心，使用质朴庄重的礼服行礼，以示天子不忘圣古的谦恭之心。
　　祭天结束，皇帝换上“通天冠服”回宫，紧接着还要参加盛大的冬至大朝会。东汉蔡邕的《独断》曰：“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冬至举行的大朝会，是为昭示君道长久，也是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礼之一。皇帝在大朝会上所穿的服装为“朝服”，衣物结构和冕服一样，只是颜色为赤红色;和着冕服时头上戴冕不同，朝服需配冠，比如唐代天子戴通天冠，皇太子、诸王戴远游三梁冠，文官戴进贤冠，武官、侍臣戴武弁冠，御史则戴法冠。
　　在一天繁缛的礼仪结束之后，皇帝终于可以脱下配件繁多的礼服，换上较为休闲的“常服”：上身为赭黄色圆领紧身窄袖袍，头戴幞头巾子，腰系革带，脚穿皮靴。这是源自北朝的常服装扮，便于日常活动，是帝王、百官穿着最频繁的服装。
　　不过，冬季祭天时，无纹饰的大皮草和华丽的衮冕该如何选择，一直存在争议，早在两大礼书《周礼》和《礼记》之中便有抵牾。《礼记》认为应当穿华丽的花色“衮冕”，《周礼》则坚持应当穿皮草“大裘”祭天。到底是“以质为贵”，用质朴的裘皮大衣，还是“以文为贵”，用华丽的衮服，自汉以后，被喋喋不休争论了上千年。
　　初唐显庆元年（656年），长孙无忌与若干修礼官曾向高宗进言，认为虽然冬天天子穿裘合理，但夏季祭礼再穿就太荒唐，而衮冕符合《礼记》的说法，冬夏都可穿，于是请求废止大裘制。这个建议被高宗和武则天认可。北宋神宗时恢复了大裘制，但在党争的背景下，象征礼法的礼服制度也随之变动，大裘制几启几废。最后的解决方案则是二者套穿，“内质而外文”，祭天时将衮服披在大裘外边，“王之祀天，内服大裘，外被龙衮”。明初，大裘制被朱元璋再次废止，仅保留衮冕，终结了这一千古难题。
　　作为规格最高的大礼服，大裘制应当是源自上古时期部落首领在冬季穿裘皮的传统。有意思的是，清代服制中有一种叫“端罩”的皮质外褂，是帝王和高级官员在冬季代替衮服、补褂的礼服，仿佛大裘之制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