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的北美，英国人拥有的只是一个虚构的属国。就像是一堆随意镶嵌的拼贴，这些殖民地被毫无规则地拼接在了一起。每一块被组装进来的拼贴图案都是因为机缘巧合刚好赢得了某场战争，这些殖民地的布局不曾依照任何计划。它们从未有过掌舵的专制君主，无论仁慈与否，来将整个体系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相反，这里的殖民地体系一直保持着它原有的样子——分散并且多样化，与其说是一个属国，不如说更像是一个联盟或邦联。
　　美国包括多个省份，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议程、经济和风土人情。最终起来反抗的十三个殖民地各不相同，他们对自己的边界、宗教信仰和内部由谁来管理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以英国人的角度来看，似乎每一个殖民地都充满了恼人的争吵——敌对派系之间为了权力和地位吵得不可开交。要是在威斯敏斯特能有一位英雄般的政治家，情愿先埋头了解美国的详细情况，然后再超出这些细枝末节，拿出一套明智的全新程序来取代乔治·格伦维尔（1763年至1765年曾任英国首相）那些有缺陷的提议，对属国进行改造，就有可能在财政或军事上创建出新秩序來，但是并没有这样的英雄。
　　在18世纪70年代初，伦敦的政治精英很少会想到美国。看他们买的报纸就会清楚这一点，这和当今政客们与媒体之间的紧密关系是一样的。完全商业化了的英国媒体寻求为读者带来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因此各家报纸都热切注视着欧洲大陆上发生的每一场阴谋，却只留给殖民地豆腐块大小的专栏。这种不对称的存在是危险的，美国人追踪英格兰的新闻就像上瘾了一般，不断寻找表明英国政府想法的线索；而英国人只有在受到某种刺激后才会不得不去看一下美国的新闻。虽然出现了印花税危机，还有接下来的汤森德关税之争，英国国王和他的部长们也不觉得有任何理由需要去深入研究美国的事务。他们的目光落在了别的地方，在欧洲和亚洲。而环视美国，一些观察家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看法，另一些看到的只有危险和不确定性。
　　随着美国最终危机的日益临近，英国的乐观者们找到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发言人——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他是当时英国首相诺斯勋爵（1770年至1782年出任英国首相）的朋友。吉本后来在1774年进入下议院，投票支持对英属北美地区实施最严厉的制裁。当时他正着手撰写罗马衰亡史的第一卷。这本讽刺叙事书大部分都持有怀疑的态度，其中一些是令人震惊的，这本书里有这样一篇文章《概述罗马帝国在西方的衰落》，作者写了一个有关进步和繁荣的快乐故事。
　　身处舒适的书房，在吉本看来，未来没有什么好恐惧的——大英帝国不会像罗马那样。在这位学者的所见之处，到处都是智慧的成果和进步。他看到这些成果正撒向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将新旧两个大陆都包裹其中。在艺术、科学、工业、商业，甚至是外交领域，吉本看到英国人在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领导下取得了无止尽的成就。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所谓的“万国公法”。虽然欧洲似乎总是动荡不安，吉本坚信理性最终会占上风。在每一个王国，尤其是他自己所在的国度里，他看到受到启蒙的人民和他一样相信和平与节制。欧洲已渐渐形成了权力的平衡，没有哪一个国家处于完全支配的地位。英国海军英武地站在一方随时待命，吉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得出一个他所谓的“一个令人愉快的结论”：“人类真正的财富、幸福、知识，也许还有美德都随着过去的每一个时代而增加，并且仍在继续增加着”。
　　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执笔代表了英国精英中的精英。他用庄严的句法传达了一个宁静而充满希望的愿景。但爱德华·吉本是一个可以用20年闲暇时间来写书的文人。对诺斯勋爵和英国内阁，这些英国贸易和事物的操作者来说，未来看起来却不那么乐观。在心情更好的时候，他们能与吉本的乐观产生共鸣，像他一样认为英国代表着进步。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心境会非常不同，因为他们环视全球，到处可见的是不法行为和冲突。
　　在18世纪70年代初，英国首相诺斯和他的同僚感到他们眼下的基本形势发生了变化，而且他们也说不准事情会如何收场，正如他们无法追踪密西西比河的潮流那样。出了英吉利海峡，英国国王和他的部长们几乎没有任何可以信任的朋友，反而有许多敌人和竞争对手。到处都是预言战争的黑暗言论。在孟加拉，英国建立了另一个属国，由东印度公司来出面经营。但是往好了说，这个公司的策略是可疑的，而往坏了说，这个公司是在腐败中自掘坟墓。对公司的管理没有目光长远的改革，英国内阁担心有一天印度可能会完全落入那些与法国结盟的印度贵族手中。而在离家更近的欧洲，他们看到的只有一片混乱。
　　（摘编自《大英帝国的崩溃与美国的诞生》，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