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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9月，向守志由第二炮兵司令员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到1990年在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离休。在此13年间，羊维忠、刘万勤、赵挺3人曾经先后担任过他的秘书。
一个冬日的午后，三位曾经的秘书向我讲起了他们当年在向守志首长身边亲身经历的一件件“小事”。
一、生活中的“小事”
1978年，南京军区在扬州召开人防工作会议，向守志副司令员率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住在华侨宾馆，伙食按会议的统一标准，宾馆做啥就吃啥。会务人员认为，这样首长的伙食太差了，便向宾馆提出为首长加几个菜，改善改善伙食。用餐时，将军发现了餐桌上的变化，严肃地说，我们是来工作的，生活上不能搞特殊，大家能吃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吃了？标准不能变！
上世纪70年代，物资还很匮乏。向司令身边的一个管理员，打电话让司令部管理局给将军准备一点质量好些的米、面、油等。这事不知怎么让他知道了，便把管理员叫来明确交待，不能搞特殊化，又郑重其事地对夫人张玲叮嘱了一番。
有一次，他去军区城西湖农场检查工作。临离开农场前，农场官兵给他的车上装了一些土特产，大家觉得这些东西又不值几个钱，纯粹是农场同志的一点心意。向司令知道后，立即制止：“同志们的心意我收下了，但一颗花生也不能带回南京。‘小口子’绝对不能开！”
“刘秘书，别忘了缴伙食费哦！”刘万勤回忆说，跟向司令下部队每离开一个单位时，将军都会提醒他一句。
赵挺当秘书时，一次随向司令员去十二军出差，由于行程紧张，离开时匆忙，忘了缴伙食费。上车后，首长问起缴伙食费没有，赵秘书实话实说，并说“回去后就补上。”回到南京后，赵秘书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寄伙食费。几天后，赵秘书拿着伙食费收据向将军汇报，此事才算结束。
舟桥三十一旅在无锡驻防时，有几个直属分队营区就坐落在华藏寺几幢破旧的房子里。由于历史的原因，僧侣已不知去向，寺庙也已名存实亡，除了几幢破旧的房子外，还存留了一对石狮子。那年，部队调防到南京，连队官兵感到这对石狮子既无人管，也无人要，同时出于好玩，也出于纪念，就把石狮子随部队一起带到了南京。向司令到舟桥旅视察工作时得知此事，一向温文尔雅的将军立即变了脸：你们知不知道部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寺庙的东西你们也能拿？很快，这对石狮子就完璧归赵。
二、身边人的“小事”
从枪林弹雨走过来的将军，由于特殊的经历往往造就了特殊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有的将军很难“伺候”，动辄训人。对这些，在军区司令部工作的羊维忠多有耳闻。因此，他在工作中对大首长们总是“敬而远之”，从不往首长身边“蹭”。
向守志将军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后，组织上偏偏选定羊维忠给将军当首任秘书。羊维忠没有半点欣喜，曾以保障不好影响首长工作为由推脱。
上任第一天，将军和蔼地对羊维忠说“欢迎你来我身边工作！”随后，关切地询问他个人和家庭情况，并说，我这个人一不抽烟，二不嗜酒，也没有什么坏脾气，你只管大胆工作，天长日久，你就了解我了。
将军一席话，使羊维忠的顾虑烟消云散，之前的种种担心和顾虑纯属多余。
在此后的工作中，將军耐心细致地给羊秘书传帮带。当办事出现偏差时，也总是心平气和地分析经验教训，教给处理方法。“做秘书工作，要牢牢记住‘快、准、严、细、实’这五个字。”将军耐心细致地向没有秘书工作经验的羊维忠传授做秘书的诀窍，并给他以鼓励。
羊维忠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这么一件事儿：
有一年在上海搞演习，保密室一位新入伍的战士在首长的文件袋上作标注时，把将军的姓氏写成了“项”字，文件袋送到将军手上后被将军发现。
在首长身边工作，居然把首长的姓氏写错，保密室竟然无人发现，这确实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低级错误。更何况，这事又发生在军事演习这么严肃的工作中。
“把保密员喊过来！” 将军不怒自威。
万东宝顶着一头密密的汗珠来到首长面前，头都不敢抬。将军问，为什么把我的姓写成这个“项”字？为保护那名新战士，作战参谋让保密员万东宝顶包。万东宝怯怯地说，我不知道首长的姓是哪个xiang。
在首长身边工作竟然没弄明白首长的姓，显然，这个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
看万东宝紧张的样子，将军平复了语气说：在军区机关的同志一定要树立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写错我的姓名事小，但作风粗疏事大，真要打起仗来是要出大事的，弄不好要掉脑袋的。古今中外的战史上，粗心大意方面的教训都很多，一定要吸取教训啊！
事后，细心的将军又让羊秘书找万东宝谈谈，让他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年轻人嘛，吸取教训就好。
万东宝原以为自己要背个处分的，没想到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这件事对万东宝和那位新战士的一生影响很大。此后，他再也未犯过作风粗疏的错误。
向司令员对身边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又尽量不让他们承受不应有的委屈。
聂凤智任司令员时，一位退休的军委老首长来南京，驾驶员把军委老首长送到军区党办楼下后，考虑到党办楼下场地狭小，便按惯常的做法把车子开到了停车场。但没想到这次首长们会见很快结束了，聂司令员陪同军委老首长下楼时，正巧向守志副司令员的车子停在党办楼下，聂司令员为了不让军委老首长久等，便喊向副司令员的驾驶员把车开过来送首长。由于气候寒凉，车内门窗都是关着的，聂司令员喊了好几声，司机韩明宏也没有听到，便没有把车开过去。
军区最高首长喊一辆车子，驾驶员竟然“无动于衷”！这事传起来便有些邪乎。军区司令部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知悉此事后，准备处理这个驾驶员。
向守志副司令员知道后，亲自找韩明宏了解情况，弄清真实情况后，当面向聂司令员作了说明，把司机韩明宏留在了部队。 三、下部队的“小事”
军区首长平时下部队视察工作或春节等重大节日慰问，通常是去成建制的野战部队，这些单位驻地集中、官兵人数多，集合起来满满一操场，坐下来满满一礼堂，无论是会操、军事表演、训练考核，还是开会，军歌声声，威武雄壮。
但向司令却常常去一些小散单位。
向守志司令员常说，仓库、医院、人武部、干休所等等，都是部队“大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工作同样重要，同样要严格管理，同样要给予关心爱护。
有一年，向司令员去江西检查工作时，来到地处赣南大山里的一个边远小县人武部，详细地询问部长、政委，当地平战结合怎么样？民兵预备役工作怎么样？与地方党委、政府的关系是否融洽？还亲切地询问干部职工工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这个人武部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首长光临过。部长、政委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汇报工作时话都说不成句儿，一个劲儿地向首长表决心。
大别山区，是一块红色的革命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初期首次授衔，大别山地区产生了252名开国将军。全国十大将军县，有五个在大别山区。
后来，不少离休老干部在大别山地区干休所颐养天年。但那里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医疗、交通较落后，保障条件较差。有一年，向守志司令员与傅奎清政委一道去干休所看望老干部，不料，一位老红军竟当着两位军区首长的面哭了起来。
原来，除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差之外，干休所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也不好，该做的保障工作没做好，许多老干部都有意见。一向很少发火的向司令员，当场对干休所的领导拍了桌子：组织上安排你们来干休所工作，是要你们为老干部服务的，不是要你们为自己服务的，更不是要你们当官做老爷、来享受的！
他随即确定，由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牵头，组成工作组到该干休所进行调查整顿。回到军区，又专门召开老干部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改进老干部工作。
四、信访无“小事”
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虽然主人公的名字已无从追寻，但故事的情节已深深地刻在赵挺秘书记忆深处。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一个刚由战士提干不久的年轻军官，腿部受重伤被截肢。这位年轻的伤残军官在医院疗伤期间，与一位护士产生了感情，并喜结良缘。年轻军官出院后，被安排转业到地方荣军院。但他的妻子却没有随调，天各一方，由于人生地不熟，生活极为不便。把妻子调到身边来，是解决其生活困难的最好办法。但其多方投告，都没有解决。后来，这位伤残退役军官，便给向守志司令员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和诉求。
向守志司令员收到这封信后，立即批示要求军区干部部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他指出，解决好伤残军人的困难，不仅是对他们流血奉献理所当然的回报，对其他人、对社会也有着极大的影响。现在是太平了，但只要有国家存在，总有一天还是会打仗的。伤残军人的事情办不好，以后国家有难，谁还会挺身而出，为国效力呢？
干部部的同志经过调查，发现这位退役伤残军官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提出的诉求也是合情合理的。通过与有关部门协调，很快把他的爱人调到了身边，解决了一家人的难题。
这件事之后，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根据向司令员的指示，对各部队参加对越作战牺牲与伤残官兵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普查，在政策范围内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一些遗留问题作了很好的解决。
向守志将军在“文革”中曾历经磨难，因此，他十分重视和支持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赵挺清楚地记得，他当秘书时，对如何办理各地写给向司令员的信件有着明确的约定。凡是信封上写着“亲收”“亲启”的，皆由首长本人拆阅，其他来信一般由他代为拆阅、处理，但如果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信，则不管信封上如何标注，必须一律报由首长本人处理。那几年，向司令员一年大约批示人民来信千余封，平均每天都有好几封，相当一部分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信。向司令员对这些信不是一批了之，而是追踪干部部和保卫部对信中事实的甄别，及后续解决措施的落实情况。凡政策规定要解决的必须解决;凡能够解决的合理诉求，也要解决;凡限于客观条件不能解决的、以及不合理的诉求，都要向当事人说明情况。
1970年，一位干部受到错误处理，被取消军籍，退回安徽安庆原籍。从1974年起，这位干部及其家人就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待到“文革”结束，本以为看到了希望，但得到的却是“这不属于冤假错案，不在平反之列”的答复。这位干部身心备受摧残，度日如年，眼睛也失明了。
在别人的指点下，这位干部最后投书向守志司令员。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根据向司令员的批示，军区干部部、某集团军政治部和安徽省军区抽调得力人员组成工作组，专门调查处理这位干部同批10多人所反映的问题。在听取调查情况汇报后，向司令当即批示“此事应予纠正。请干部部办理”。
1986年，工作组再次登门给这家人带去了南京军区政治部的正式文件，明确表示当年对这批人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应予赔礼道歉，并彻底纠正”，恢复军籍，按照部队相应规定安排离职休养;恢复原有的职级待遇，并每人上调一级;补发所有扣除的薪金，其间所有应该发放的衣物等军需品，一律折算成现金补发;向上级反映问题的往返差旅费、伙食費以及其他费用，一次性补助;一次性发给住房修缮改造资金。
当工作组的同志向当事人宣读这份文件时，那位失明的军官双眼流出了滚烫的热泪。至此，离开部队17年后，这位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恢复军籍，重新成了一名军人。鉴于这名同志已经双目失明，由军区卫生部为其办理了“一级伤残军人”证书。不久，南京军区委托安徽省军区，为其补授了解放勋章。
（贺震，曾为南京军区司令部机关处长，现为江苏省作协会员、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
一个冬日的午后，三位曾经的秘书向我讲起了他们当年在向守志首长身边亲身经历的一件件“小事”。
一、生活中的“小事”
1978年，南京军区在扬州召开人防工作会议，向守志副司令员率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住在华侨宾馆，伙食按会议的统一标准，宾馆做啥就吃啥。会务人员认为，这样首长的伙食太差了，便向宾馆提出为首长加几个菜，改善改善伙食。用餐时，将军发现了餐桌上的变化，严肃地说，我们是来工作的，生活上不能搞特殊，大家能吃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吃了？标准不能变！
上世纪70年代，物资还很匮乏。向司令身边的一个管理员，打电话让司令部管理局给将军准备一点质量好些的米、面、油等。这事不知怎么让他知道了，便把管理员叫来明确交待，不能搞特殊化，又郑重其事地对夫人张玲叮嘱了一番。
有一次，他去军区城西湖农场检查工作。临离开农场前，农场官兵给他的车上装了一些土特产，大家觉得这些东西又不值几个钱，纯粹是农场同志的一点心意。向司令知道后，立即制止：“同志们的心意我收下了，但一颗花生也不能带回南京。‘小口子’绝对不能开！”
“刘秘书，别忘了缴伙食费哦！”刘万勤回忆说，跟向司令下部队每离开一个单位时，将军都会提醒他一句。
赵挺当秘书时，一次随向司令员去十二军出差，由于行程紧张，离开时匆忙，忘了缴伙食费。上车后，首长问起缴伙食费没有，赵秘书实话实说，并说“回去后就补上。”回到南京后，赵秘书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寄伙食费。几天后，赵秘书拿着伙食费收据向将军汇报，此事才算结束。
舟桥三十一旅在无锡驻防时，有几个直属分队营区就坐落在华藏寺几幢破旧的房子里。由于历史的原因，僧侣已不知去向，寺庙也已名存实亡，除了几幢破旧的房子外，还存留了一对石狮子。那年，部队调防到南京，连队官兵感到这对石狮子既无人管，也无人要，同时出于好玩，也出于纪念，就把石狮子随部队一起带到了南京。向司令到舟桥旅视察工作时得知此事，一向温文尔雅的将军立即变了脸：你们知不知道部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寺庙的东西你们也能拿？很快，这对石狮子就完璧归赵。
二、身边人的“小事”
从枪林弹雨走过来的将军，由于特殊的经历往往造就了特殊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有的将军很难“伺候”，动辄训人。对这些，在军区司令部工作的羊维忠多有耳闻。因此，他在工作中对大首长们总是“敬而远之”，从不往首长身边“蹭”。
向守志将军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后，组织上偏偏选定羊维忠给将军当首任秘书。羊维忠没有半点欣喜，曾以保障不好影响首长工作为由推脱。
上任第一天，将军和蔼地对羊维忠说“欢迎你来我身边工作！”随后，关切地询问他个人和家庭情况，并说，我这个人一不抽烟，二不嗜酒，也没有什么坏脾气，你只管大胆工作，天长日久，你就了解我了。
将军一席话，使羊维忠的顾虑烟消云散，之前的种种担心和顾虑纯属多余。
在此后的工作中，將军耐心细致地给羊秘书传帮带。当办事出现偏差时，也总是心平气和地分析经验教训，教给处理方法。“做秘书工作，要牢牢记住‘快、准、严、细、实’这五个字。”将军耐心细致地向没有秘书工作经验的羊维忠传授做秘书的诀窍，并给他以鼓励。
羊维忠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这么一件事儿：
有一年在上海搞演习，保密室一位新入伍的战士在首长的文件袋上作标注时，把将军的姓氏写成了“项”字，文件袋送到将军手上后被将军发现。
在首长身边工作，居然把首长的姓氏写错，保密室竟然无人发现，这确实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低级错误。更何况，这事又发生在军事演习这么严肃的工作中。
“把保密员喊过来！” 将军不怒自威。
万东宝顶着一头密密的汗珠来到首长面前，头都不敢抬。将军问，为什么把我的姓写成这个“项”字？为保护那名新战士，作战参谋让保密员万东宝顶包。万东宝怯怯地说，我不知道首长的姓是哪个xiang。
在首长身边工作竟然没弄明白首长的姓，显然，这个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
看万东宝紧张的样子，将军平复了语气说：在军区机关的同志一定要树立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写错我的姓名事小，但作风粗疏事大，真要打起仗来是要出大事的，弄不好要掉脑袋的。古今中外的战史上，粗心大意方面的教训都很多，一定要吸取教训啊！
事后，细心的将军又让羊秘书找万东宝谈谈，让他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年轻人嘛，吸取教训就好。
万东宝原以为自己要背个处分的，没想到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这件事对万东宝和那位新战士的一生影响很大。此后，他再也未犯过作风粗疏的错误。
向司令员对身边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又尽量不让他们承受不应有的委屈。
聂凤智任司令员时，一位退休的军委老首长来南京，驾驶员把军委老首长送到军区党办楼下后，考虑到党办楼下场地狭小，便按惯常的做法把车子开到了停车场。但没想到这次首长们会见很快结束了，聂司令员陪同军委老首长下楼时，正巧向守志副司令员的车子停在党办楼下，聂司令员为了不让军委老首长久等，便喊向副司令员的驾驶员把车开过来送首长。由于气候寒凉，车内门窗都是关着的，聂司令员喊了好几声，司机韩明宏也没有听到，便没有把车开过去。
军区最高首长喊一辆车子，驾驶员竟然“无动于衷”！这事传起来便有些邪乎。军区司令部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知悉此事后，准备处理这个驾驶员。
向守志副司令员知道后，亲自找韩明宏了解情况，弄清真实情况后，当面向聂司令员作了说明，把司机韩明宏留在了部队。 三、下部队的“小事”
军区首长平时下部队视察工作或春节等重大节日慰问，通常是去成建制的野战部队，这些单位驻地集中、官兵人数多，集合起来满满一操场，坐下来满满一礼堂，无论是会操、军事表演、训练考核，还是开会，军歌声声，威武雄壮。
但向司令却常常去一些小散单位。
向守志司令员常说，仓库、医院、人武部、干休所等等，都是部队“大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工作同样重要，同样要严格管理，同样要给予关心爱护。
有一年，向司令员去江西检查工作时，来到地处赣南大山里的一个边远小县人武部，详细地询问部长、政委，当地平战结合怎么样？民兵预备役工作怎么样？与地方党委、政府的关系是否融洽？还亲切地询问干部职工工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这个人武部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首长光临过。部长、政委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汇报工作时话都说不成句儿，一个劲儿地向首长表决心。
大别山区，是一块红色的革命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初期首次授衔，大别山地区产生了252名开国将军。全国十大将军县，有五个在大别山区。
后来，不少离休老干部在大别山地区干休所颐养天年。但那里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医疗、交通较落后，保障条件较差。有一年，向守志司令员与傅奎清政委一道去干休所看望老干部，不料，一位老红军竟当着两位军区首长的面哭了起来。
原来，除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差之外，干休所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也不好，该做的保障工作没做好，许多老干部都有意见。一向很少发火的向司令员，当场对干休所的领导拍了桌子：组织上安排你们来干休所工作，是要你们为老干部服务的，不是要你们为自己服务的，更不是要你们当官做老爷、来享受的！
他随即确定，由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牵头，组成工作组到该干休所进行调查整顿。回到军区，又专门召开老干部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改进老干部工作。
四、信访无“小事”
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虽然主人公的名字已无从追寻，但故事的情节已深深地刻在赵挺秘书记忆深处。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一个刚由战士提干不久的年轻军官，腿部受重伤被截肢。这位年轻的伤残军官在医院疗伤期间，与一位护士产生了感情，并喜结良缘。年轻军官出院后，被安排转业到地方荣军院。但他的妻子却没有随调，天各一方，由于人生地不熟，生活极为不便。把妻子调到身边来，是解决其生活困难的最好办法。但其多方投告，都没有解决。后来，这位伤残退役军官，便给向守志司令员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和诉求。
向守志司令员收到这封信后，立即批示要求军区干部部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他指出，解决好伤残军人的困难，不仅是对他们流血奉献理所当然的回报，对其他人、对社会也有着极大的影响。现在是太平了，但只要有国家存在，总有一天还是会打仗的。伤残军人的事情办不好，以后国家有难，谁还会挺身而出，为国效力呢？
干部部的同志经过调查，发现这位退役伤残军官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提出的诉求也是合情合理的。通过与有关部门协调，很快把他的爱人调到了身边，解决了一家人的难题。
这件事之后，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根据向司令员的指示，对各部队参加对越作战牺牲与伤残官兵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普查，在政策范围内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一些遗留问题作了很好的解决。
向守志将军在“文革”中曾历经磨难，因此，他十分重视和支持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赵挺清楚地记得，他当秘书时，对如何办理各地写给向司令员的信件有着明确的约定。凡是信封上写着“亲收”“亲启”的，皆由首长本人拆阅，其他来信一般由他代为拆阅、处理，但如果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信，则不管信封上如何标注，必须一律报由首长本人处理。那几年，向司令员一年大约批示人民来信千余封，平均每天都有好几封，相当一部分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信。向司令员对这些信不是一批了之，而是追踪干部部和保卫部对信中事实的甄别，及后续解决措施的落实情况。凡政策规定要解决的必须解决;凡能够解决的合理诉求，也要解决;凡限于客观条件不能解决的、以及不合理的诉求，都要向当事人说明情况。
1970年，一位干部受到错误处理，被取消军籍，退回安徽安庆原籍。从1974年起，这位干部及其家人就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待到“文革”结束，本以为看到了希望，但得到的却是“这不属于冤假错案，不在平反之列”的答复。这位干部身心备受摧残，度日如年，眼睛也失明了。
在别人的指点下，这位干部最后投书向守志司令员。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根据向司令员的批示，军区干部部、某集团军政治部和安徽省军区抽调得力人员组成工作组，专门调查处理这位干部同批10多人所反映的问题。在听取调查情况汇报后，向司令当即批示“此事应予纠正。请干部部办理”。
1986年，工作组再次登门给这家人带去了南京军区政治部的正式文件，明确表示当年对这批人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应予赔礼道歉，并彻底纠正”，恢复军籍，按照部队相应规定安排离职休养;恢复原有的职级待遇，并每人上调一级;补发所有扣除的薪金，其间所有应该发放的衣物等军需品，一律折算成现金补发;向上级反映问题的往返差旅费、伙食費以及其他费用，一次性补助;一次性发给住房修缮改造资金。
当工作组的同志向当事人宣读这份文件时，那位失明的军官双眼流出了滚烫的热泪。至此，离开部队17年后，这位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恢复军籍，重新成了一名军人。鉴于这名同志已经双目失明，由军区卫生部为其办理了“一级伤残军人”证书。不久，南京军区委托安徽省军区，为其补授了解放勋章。
（贺震，曾为南京军区司令部机关处长，现为江苏省作协会员、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