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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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从怀疑一切前见中得到了他的知识论原则,维柯却在其间看到了虚无主义的危险。维柯认为,要克服笛卡尔的认识论虚无主义,只能依靠“真理与造物相互转化”这个经院哲学的认识论原则。不过,维柯对此原则的使用却是“六经注我”式的:他暗自将它调整为“真理的标准就是做成它本身”。这个调整让他偏离了经院哲学,站到了现代性的立场。借此原则,维柯建立了他的新科学,从数学转向了人事,从自然转向了历史。这一转向,既是维柯对笛卡尔的回应,也是他对人类认识真理的最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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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从怀疑一切前见中得到了他的知识论原则,维柯却在其间看到了虚无主义的危险。维柯认为,要克服笛卡尔的认识论虚无主义,只能依靠“真理与造物相互转化”这个经院哲学的认识论原则。不过,维柯对此原则的使用却是“六经注我”式的:他暗自将它调整为“真理的标准就是做成它本身”。这个调整让他偏离了经院哲学,站到了现代性的立场。借此原则,维柯建立了他的新科学,从数学转向了人事,从自然转向了历史。这一转向,既是维柯对笛卡尔的回应,也是他对人类认识真理的最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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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多重价值判断和复杂道德选择的难民问题日益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国际伦理。难民概念的既有界定使众多苦难状况下的难民群体处于道德模糊地位,这一困境主要来自难民问题在其生成上的道德模糊状态。难民伦理由此形成两种认知走向:以道德断裂为特征的非世界主义和以道德连贯为特征的世界主义。在非世界主义难民伦理的道德言说中,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利益和民族认同,现实主义注重国家利益和权力,主权主义坚守主权原则和不干涉义务,社群主义则以边界内的共同体文化认同和亲缘关系为诉求。世界主义难民伦理论证以道德平等作为理论奠基,强调不平等最小
规范必然性是必然性的一种形态,它与我们的思维、认知、推理以及行动都有密切的关联,是一种在“理由的逻辑空间”中展开的“予求理由”的推论性实践活动。这种推论性实践活动的展开场域既牵涉我们通过符号和概念系统构筑起来的“观念世界”,也有赖于我们的“现实世界”。规范必然性是独立存在的,它既不能还原为自然必然性,也不能等同于形而上学必然性。它处于理性的规范性场域之中,以特有的方式展现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和力量,并作为一种基础必然性,渗透到我们意识与行动中的每一个关键点,构成知识、道德以及制度的逻辑起点。
“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组长篇研究札记,但其理论价值至今没有得到有效挖掘。本文基于对马克思思想历程的全面考察,首先证明两部笔记是内容相关的同一个思想单元,进而将它们整体推进为与《资本论》创作过程的关联,最终指出马克思晚年时期极有可能通过考察现代社会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处于生成过程中的“资本主义”,从而超越了《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角。以此为根据,“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和理论地位需要依据研究过程而非结果来重新估量。
一切哲学认识都是建立在某种前提预设基础之上的,即都包含着“反思的预设原理”。西方自古希腊开始一直到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普遍公设,都可以看作是实现每个人的“美好生活”。而实现“美好生活”,就需要个体和他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达成“和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他特有的政治哲学,所给出的方案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全部政治哲学的普遍公设包含着三个逻辑环节,即“美好生活”-“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全人类的“美好生活”,就需要个体与共同体达成和解;而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
《庄子》书中有两种“自然”概念:第一种是书中直接使用的“自然”一词;第二种是书中没有直接使用“自然”这个概念,却相当于自然界或自然物的大量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庄子》书中并没有相当于今日之“大自然”的对应语,但确有大量对于自然界和自然物的观察、描写和寄怀。
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关于马克思正义论的研究蔚为大观,并围绕马克思正义论是否可能、马克思正义论的内在逻辑、重构马克思正义论的规范性与现实性等展开理论争鸣。这些争鸣与相关阐述构成马克思正义论研究的学术图景,对其进行有效的认知测绘是理解马克思正义论的必经之途。在此基础上,重构一种面向现实问题且符合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论,在遵循历史规律的同时秉持规范性原则,探寻解决公平正义问题的合理思路,是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面对《老子》“道法自然”一语造成的理论困境,历代注家的诠释取向大致有三种:一是主张道无所法;二是主张自然在道之上;三是认为道效法自然并不影响道的终极性。前两种主张是不符合《老子》原意的,对第三种主张,也须辨析。即只有将“自然”理解为一种原则,而不是任何实体或实体的属性、状态,才能维护道的终极性;像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道效法万物之自然”,则会消解道的终极性。
楚竹书《鬼神之明》篇一方面叙述了墨家以“赏善罚暴”关联于“鬼神之明”之说:墨家认为鬼神的认知能力远胜于人,不可隐瞒、不可欺骗,能够超越人的感官束缚而得真知,因此,鬼神可以强制向被赏罚的人群灌输被规定的善恶价值体系。另一方面,鬼神的赏罚又遭到了《鬼神之明》的质疑:鬼神之赏罚并不与善恶具有必然性关联,这一判断之正确赖以成立的前提,是本篇作者认为应以天下所有人的共同认知为真知,此观点乃是源于孟子。
现代社会的一个明显悖谬在于,一方面理性确立了全面彻底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对灵魂、心灵或生命力量的诉求又引发了广泛的精神、灵性和宗教生活复兴热潮。要想对这个典型的时代“征候”进行深刻反思及剖析,有必要重新梳理从迷魅到祛魅、又从祛魅到再魅的精神历程。韦伯对祛魅的原初论述最终陷入不可逆转的命运;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启蒙精神的批判显示出思想何以在极端理性化的废墟之上延续残生;而查尔斯·泰勒对于世俗化兼融史与论的透彻阐释则敞开了另一重可能,即以灵性力量的内在化为视角,重新反思再魅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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