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北京的房价远远超过成都，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成都的房价曾经跟北京不相上下。
　　 1930年，成都大学教授吴虞的女儿吴棱在成都支矶石街看房，两进院，十间房，大门外两棵泡桐，前院两棵桂树，房后空地上还栽着三棵楠树，房子宽敞，环境清幽，卖家要价4900元（大洋，下同）。
　　 同样在1930年，吴虞的同事张幼房在成都九思巷买房，三进院，占地一亩有余，8000元成交。还是1930年，川康边防司令冷寅东在成都前卫街买房，买的是成都师范大学校长龚道耕的产业，那是一幢超级豪宅，像王府一样气派，成交价是28000元。
　　 几千块大洋买一所像模像样的院落，几万块大洋买一所美轮美奂的府邸，这就是当时成都的行情。
　　 北京的行情大体上也是这样子。1932年，老舍为了让母亲晚年住得舒心，在北京太平湖旁边买下一处宅子，十间大北房，一所大院子，花了3000元。郁达夫的哥哥郁曼陀在阜成门内巡捕厅胡同（即现在的民康胡同）买过一处宅子，两进院，九间房，他是1920年购买的，花了2200元，1930年找人估价，价值5000元。
　　 1926年张作霖入关，把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北大街路西的顺承王府征用为大元帅府，几年后他把这座府邸买下来作为私宅，花了7万块大洋。1932年，辅仁大学购买恭亲王府的朗润园，那所花园曾经是和珅的产业，占地40亩，以108根金条的价格成交，折合9万块大洋。
　　 一所大院卖到几千块，一座王府卖到几万块，这样的房价到底是高还是低呢？看看当时的收入水平就知道了。
　　 1930年，成都大学教授吴虞的月薪是120元。1931年，郁达夫的哥哥郁曼陀同时在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法政大学、东吴大学和司法讲习所等五个地方担任刑法教授，平均月入450元。1933年，沈从文受教育部邀请编写中小学教科书，月薪150元。
　　 1934年，胡适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系教授，每周授课6小时，开出的月薪是500元。鲁迅逝世以前在上海定居，北新书局每月支付版税200元，中央研究院每月支付生活费300元，再加上他平常写专栏的稿费收入，平均每月进账在700元以上。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名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凭他们的收入水平，买房简直就跟买菜一样容易：鲁迅不吃不喝积攒一年就能在北京買两进院子，吴虞不吃不喝积攒一年就能在成都买一进院子。据我所知，鲁迅在北京买过两所四合院，前一所给了周作人，后一所给了他母亲和他的前妻朱安，而吴虞则在成都不停地买房，从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他竟然先后购置了四所院子。
　　 他们买房如此容易，到底是因为收入太高呢，还是因为房价太低？我觉得两种因素都有，但更关键的因素恐怕还是他们的收入太高了。
　　 叶兆言先生说过：“在上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阔绰过，差不多也都穷困过。”知识分子最阔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和法币严重贬值以前，那时候所有的大学教授和知名作家都有能力靠薪水买豪宅，那时候重视知识，重视教育。当然，到了全面抗战以后，战火连绵，物价飞涨，教授曾经的高工资和作家曾经的高版税都被疯狂的通货膨胀抛得远远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一个囤铁皮的老太太，那正是知识分子穷困潦倒的时候，但那并非当时统治者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