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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晋公谈录》与《孙公谈圃》
魏晋士人喜欢谈玄理，彼此对话，往来争辩，虽有旁听者而无人记录，偶加评论者则有之，这方面的情形现在可以从《世说新语》中知道一个大概；赵宋一朝的士人则喜欢谈论朝廷秘闻、官场故事以及名人轶事，如果发表谈话者是高官或其他名人，则往往会有年辈较轻者着意加以记录，甚至成书。病人总是喜欢谈他的病，从一代精英谈话的主流题材，可以切到当年的脉象，并由此大致推见那个时代的特色。
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有一册《丁晋公谈录（外三种）》，其中就有两种是这一类的谈话记录，它们是丁谓（字公言，966—1037）口述、潘汝士记录整理的《丁晋公谈录》和孙升（字君孚，1037—1099）口述、刘延世记录整理的《孙公谈圃》。
丁谓是北宋前期的高官，当到宰相，他的一些谈话和言论被太常博士潘汝士记录整下来，称为《丁晋公谈录》，这是因为他曾经被封为晋国公，属于难得的高级荣誉，须在书名中表而出之。可是丁谓晚年栽了一个大跟头，发配到崖州等南方边远地区，此后的言论就没有人高兴记录了，只是有些故事在坊间流传。孙升的官阶要低得多，而且因为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而屡遭贬斥，又被列入元祐党人，而他在贬官期间，有一位后进青年刘延世记录了他的若干谈话，并在他去世后整理成书。孙升属于旧党中的朔党，所以他对蜀党领袖苏轼以及洛党诸公也都不大以为然。
在这两本谈话录里，朝廷和官场的故事始终占据中心，其中有些也许可补史书记载之不足，够得上“史料笔记”的资格，而比较有趣的却是一些小故事，能够反映宋代君臣的格调和其时的特色，试从《丁晋公谈录》中略举两条来看——
真宗朝，因宴，有一亲事官失却金楪子一片。左右奏云：“且与决责。”上云：“不可，且令寻访。”又奏云：“只与决小杖。”上云：“自有一百日限，若百日内寻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帝王尚守法如此，为臣子诚合如何？（《真宗守法》）
……洎因奏事忤旨，上怒，就赵手掣奏劄子，挼而掷之。赵徐徐拾之起，以手展开，近前复奏。上愈怒，拂袖起。赵犹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进入取旨。”其胆量也如此。（《赵普器度》）
这两段文字都不长，而意味颇丰富隽永：凡是有法可依的，照有关规定执行，随意从重或从轻皆不当。这一回真宗做得是好的，只是不明白他何以亲自过问丢了一个碟子这样的小事。赵普乃宋初一代名相，其人确有可敬之处。古代当然是专制时代，但在政治秩序正常时，相权对君权尚有某种制衡作用，并不完全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
《孙公谈圃》亦复简而有味，也举两条来看——
国朝谥“文公”者，杨亿、王洙二人。欧阳永叔薨，欲以“文”为谥，时议者谓：“韩愈得‘文’，已为僭矣，修岂可得！”于是谥“文忠”。有曰：“必留与介甫。”绍圣初，荆公果谥“文”。（卷中《国朝谥文公者》）
石曼卿谪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数斛。人迹不到处，以弹弓种之。不数年，桃花遍山谷中。（卷中《石曼卿种桃》）
古代高官的谥号如何，相当于现在之要人去世后官方悼词中那几句结论性的话，家属和当局两边均高度关心，往往斟酌再三，甚或迁延不决，反复博弈。欧阳修虽是文坛领袖，却还达不到谥为“文”的水准，这里颇可考见古人对于“名”的高度重视。
石延年（字曼卿，994～1041）是一位很有个性的诗人，他的弹弓种桃法是一个创造，多块好省兼而有之。景祐二年（1035）他从首都被赶出来通判海州，而其心态平和，还注意绿化荒山，大可敬服。
记录名人的谈话而成书者，后来也还时有所见，最为靠近的例子是钱锺书记录整理的陈衍（1856～1937）谈话录《石语》和余立雄（马来西亚）记录整理的周勋初（1929～）谈话录《师门问学录》。
《巢林笔谈》
近日翻阅的《巢林笔谈》（钱炳寰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之一）是一部无所不谈的笔记集，其作者龚煒（1704—？）是一位没有任何功名也不可能入仕的世家子弟，文笔不错，而学问好像平平，见识也未见突出。
病人喜欢谈他的病，重病人尤其如此，这位龚煒也就喜欢谈科举，谈八股文，牢骚很多，大不服气，内心深处总是有些遗憾。他虽然没有多少高明的见解，但比起那些可谈可不谈的条目来，总算是言之有物了。
龚煒一生多次参加科考，一无所获，一事无成，他后来总结自己的教训说：
廿年制义，抛却半生有用功夫；三黜乡闱，落得九册无名败纸。倪鸿宝先生云：“熊狼之罣柔绳，何时出力乎？”精气消磨，予亦不能复事帖括矣。甲子冬日，书落卷后。（卷三）
《巢林笔谈》书中的各条，一般不注明写作时间，而这一条却特别写出，按甲子是乾隆九年（1744），作者已经过了四十岁，一路失败，毫无起色，他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科举时代沉迷于八股者颇有其人，《儒林外史》里讽刺得很入骨，也许有人会觉得那是小说，或多夸张；其实在当年的实际生活中，这样的股迷相当不少。《巢林笔谈》卷二有一条道：“太仓张钦文先生暮年，已给衣顶，犹日诵时文不休。人怪之，曰：‘我为来生地耳。’”
这是真人真事，而反映士人心态之深，似乎又超过了小说。张老太爷功成名就，已有顶戴花翎，按一般的逻辑他已经完全用不着八股文这块敲门砖了；而仍然每天用功，像个布衣，是为来世做准备——其目光之远大，用意之深刻，大大超越流俗者矣。本条下面还有几句话，就更有意思了：“世有过目成诵者，定从前世苦功来，固是一理。先生子泰基，官翰林，出守景州。”
他认为祖上的功夫可以传給后人，庇荫晚辈。这样看固然是当时流行的迷信，而在潜意识里龚煒也正可以用这一理论解释自己的失败：他的父亲虽然是进士，当过地方官，但功名到手以后大约没有“日诵时文不休”，这就弄得他没有先人的苦功可以继承，于是一再碰壁。
《何 典》 清代上海作家张南庄用吴方言写的小说《何典》一书，流传本来并不广，一直要等到新文学家刘半农将它点校出来并请鲁迅写了一篇序，交北新书局出版（1926年6月）以后，情况才发生很大变化。现在这部小说已经进入经典的行列了，近年来新出的本子有好几种。
刘半农特别推崇《何典》的语言艺术，说书中善用俚言土语，而且能将两个或多个色彩绝不相同的词语紧紧接在一起，产生出特别的效果来。刘半农的行文本来就喜欢雅俗并陈、巧妙配合，所以对张南庄的这种路数大为欣赏。鲁迅的序言则指出《何典》的主要特色在于“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而且“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
《何典》一书读起来很好玩，而且竟然还有可以同鲁迅小说相视而笑的地方。例如鲁迅小说《故乡》里有个搞化妆售货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何典》里早就有过一位“豆腐西施”了。该书第八回写道：“那东村也有一个标致细娘，叫做豆腐西施，虽不能与臭花娘并驾齐驱，却也算得数一数二的美人了。”她被“色鬼”看中，抢去成亲，色鬼夫人“畔房小姐”得知后，醋意化作雷霆，把色鬼打得死去活来，又操起棒棰击中“豆腐西施”的太阳穴，打得她“花红脑子直射”，“遂把一个如花似月的绝世佳人，送到西方路上去了”。《何典》在描写此案善后的文字里，对旧社会司法机关的官官相护、无法无天进行了无情的暴露。小说的“谈鬼物正像人间”，“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象”，这里正是一个好例。
鲁迅写《故乡》的时候，尚未读过《何典》，他是独立地塑造出了自己的“豆腐西施”。据周作人回忆说，“近处豆腐店里大约出过这么一个搔首弄姿的人，在鲁迅的记忆上留下这名号……她的言行大抵是写实的，不过并非出于某一个人。”这个说法应当是可信的。《何典》作者张南庄是上海人，他笔下的老“豆腐西施”大约也是有她生活中的原型，而在吴方言区的不同地方出现同样的绰号也是并不奇怪的事情。
周作人对于《何典》一书亦颇关心，曾指出当时江、浙两省（当时上海隶属于江苏）有一种以俗语编故事的风气：“《何典》作者为上海张南庄，《常言道》序作于虎阜，《岂有此理》作者周竹君是吴人，《皆大欢喜》序亦称是苏人所作，《文章游戏》的编者则仁和缪莲仙也，我们想起明末清初的冯梦龙、金圣叹、李笠翁诸人，觉得这一路真可以有苏杭文学之称，而前后又稍不同……”称为“苏杭文学”固然也未尝不可，恐怕要扩而大之称为“江浙沪文学”更合适，明末至清代这里的下层文人往往有比较多的市民气息。
《诗境浅说》
解释古人之诗并加以赏析有几种常见的方法：注释，评点，专题赏析文章，以及将这种文章汇编起来的所谓“辞典”。最后这种办法近二三十来最为流行，至今仍然层出不穷。
任何东西过度繁荣以后总难免失之于滥，而且那些赏析辞典中的宏文越写越长，越来越有套路：时代框架，诗人生平，本诗背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有关资料，文字往往长而且庸，读来令人昏昏欲睡。只看一两份还能容忍，一多，实在只好再拜而送它走远一点。
老派的赏析文字绝无此种冗长的八股，往往简明深刻，助人神思。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俞陛云先生的《诗境浅说》。此书正、续本旧有开明书店版（1936年、1950年），后来多家出版社重印过，最好的是中华书局2010年的合订整理本，书品最佳，取读最便。
俞陛云（字阶青，1868～1950）是晚清国学大师俞樾（字荫甫，号曲园，1821～1907）之文孙，早年以时文高手著称，光绪戊戌（1898）探花（殿试第三名）及第，为翰林院编修，二十八年（1902）出任四川省副主考；入民国后出任浙江省图书馆长、清史馆协修。他又是颇有成就的诗人，有《蜀輶诗记》、《小竹里馆吟草》、《乐静词》等，所以他来讲古代诗歌，自能探骊得珠，深入浅出。
《诗境浅说》专讲唐的律诗和绝句，单刀直入，简明亲切，例如这里选讲了李商隐的《蝉》：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声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陛云先生将此诗与骆宾王《在狱咏蝉》联系起来加以解说，极得要领。绝句方面如刘长卿（字文房）《弹琴》：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陛云先生解说道：“中郎焦尾之材，伯牙高山之调，悠悠今古，赏音能有几人？况复茂才异等，沉沦于斗升微官，绝学高文，磨灭于蠢蟫断简，岂独七弦古调，弹者无人。文房特借弹琴，一抒其抑塞之怀耳。”最后一句至关重要，近体诗几乎没有不抒情的。鲁迅曾经手书此诗赠给一位日本历史学家。
《诗境浅说》还安排了两编专讲五七言警句，亦复简明到位，发人深省。如温庭筠之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陛云先生分析说：“此二句，乃晓行绝妙之词。句中不著一虚字，而旅行之辛苦，客思之苍凉，自在言外。”
《诗境浅说》原是老人用来教自家孙辈读诗的讲义，早年听讲的孙子俞润民后来曾对当年的情况有过介绍。
家庭教育的好处，是无论讲什么内容，都不必如学校的课堂上须有种种规范和过场，只拣最要紧的话说，投入少，收获多。所以中国的传统历来重视家学；德清俞氏则尤为重视，陛云先生早年学习写文章，就是由祖父俞樾亲自执教的，其讲义称为《曲园课孙草》，前有序言，极为简明中肯；《诗境浅说》原来也是家教教材，书前也有一篇很短的序言——把这两篇序细读一过，就可以知道“家学”是怎么回事，以及德清俞氏何以人才辈出了。
魏晋士人喜欢谈玄理，彼此对话，往来争辩，虽有旁听者而无人记录，偶加评论者则有之，这方面的情形现在可以从《世说新语》中知道一个大概；赵宋一朝的士人则喜欢谈论朝廷秘闻、官场故事以及名人轶事，如果发表谈话者是高官或其他名人，则往往会有年辈较轻者着意加以记录，甚至成书。病人总是喜欢谈他的病，从一代精英谈话的主流题材，可以切到当年的脉象，并由此大致推见那个时代的特色。
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有一册《丁晋公谈录（外三种）》，其中就有两种是这一类的谈话记录，它们是丁谓（字公言，966—1037）口述、潘汝士记录整理的《丁晋公谈录》和孙升（字君孚，1037—1099）口述、刘延世记录整理的《孙公谈圃》。
丁谓是北宋前期的高官，当到宰相，他的一些谈话和言论被太常博士潘汝士记录整下来，称为《丁晋公谈录》，这是因为他曾经被封为晋国公，属于难得的高级荣誉，须在书名中表而出之。可是丁谓晚年栽了一个大跟头，发配到崖州等南方边远地区，此后的言论就没有人高兴记录了，只是有些故事在坊间流传。孙升的官阶要低得多，而且因为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而屡遭贬斥，又被列入元祐党人，而他在贬官期间，有一位后进青年刘延世记录了他的若干谈话，并在他去世后整理成书。孙升属于旧党中的朔党，所以他对蜀党领袖苏轼以及洛党诸公也都不大以为然。
在这两本谈话录里，朝廷和官场的故事始终占据中心，其中有些也许可补史书记载之不足，够得上“史料笔记”的资格，而比较有趣的却是一些小故事，能够反映宋代君臣的格调和其时的特色，试从《丁晋公谈录》中略举两条来看——
真宗朝，因宴，有一亲事官失却金楪子一片。左右奏云：“且与决责。”上云：“不可，且令寻访。”又奏云：“只与决小杖。”上云：“自有一百日限，若百日内寻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帝王尚守法如此，为臣子诚合如何？（《真宗守法》）
……洎因奏事忤旨，上怒，就赵手掣奏劄子，挼而掷之。赵徐徐拾之起，以手展开，近前复奏。上愈怒，拂袖起。赵犹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进入取旨。”其胆量也如此。（《赵普器度》）
这两段文字都不长，而意味颇丰富隽永：凡是有法可依的，照有关规定执行，随意从重或从轻皆不当。这一回真宗做得是好的，只是不明白他何以亲自过问丢了一个碟子这样的小事。赵普乃宋初一代名相，其人确有可敬之处。古代当然是专制时代，但在政治秩序正常时，相权对君权尚有某种制衡作用，并不完全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
《孙公谈圃》亦复简而有味，也举两条来看——
国朝谥“文公”者，杨亿、王洙二人。欧阳永叔薨，欲以“文”为谥，时议者谓：“韩愈得‘文’，已为僭矣，修岂可得！”于是谥“文忠”。有曰：“必留与介甫。”绍圣初，荆公果谥“文”。（卷中《国朝谥文公者》）
石曼卿谪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数斛。人迹不到处，以弹弓种之。不数年，桃花遍山谷中。（卷中《石曼卿种桃》）
古代高官的谥号如何，相当于现在之要人去世后官方悼词中那几句结论性的话，家属和当局两边均高度关心，往往斟酌再三，甚或迁延不决，反复博弈。欧阳修虽是文坛领袖，却还达不到谥为“文”的水准，这里颇可考见古人对于“名”的高度重视。
石延年（字曼卿，994～1041）是一位很有个性的诗人，他的弹弓种桃法是一个创造，多块好省兼而有之。景祐二年（1035）他从首都被赶出来通判海州，而其心态平和，还注意绿化荒山，大可敬服。
记录名人的谈话而成书者，后来也还时有所见，最为靠近的例子是钱锺书记录整理的陈衍（1856～1937）谈话录《石语》和余立雄（马来西亚）记录整理的周勋初（1929～）谈话录《师门问学录》。
《巢林笔谈》
近日翻阅的《巢林笔谈》（钱炳寰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之一）是一部无所不谈的笔记集，其作者龚煒（1704—？）是一位没有任何功名也不可能入仕的世家子弟，文笔不错，而学问好像平平，见识也未见突出。
病人喜欢谈他的病，重病人尤其如此，这位龚煒也就喜欢谈科举，谈八股文，牢骚很多，大不服气，内心深处总是有些遗憾。他虽然没有多少高明的见解，但比起那些可谈可不谈的条目来，总算是言之有物了。
龚煒一生多次参加科考，一无所获，一事无成，他后来总结自己的教训说：
廿年制义，抛却半生有用功夫；三黜乡闱，落得九册无名败纸。倪鸿宝先生云：“熊狼之罣柔绳，何时出力乎？”精气消磨，予亦不能复事帖括矣。甲子冬日，书落卷后。（卷三）
《巢林笔谈》书中的各条，一般不注明写作时间，而这一条却特别写出，按甲子是乾隆九年（1744），作者已经过了四十岁，一路失败，毫无起色，他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科举时代沉迷于八股者颇有其人，《儒林外史》里讽刺得很入骨，也许有人会觉得那是小说，或多夸张；其实在当年的实际生活中，这样的股迷相当不少。《巢林笔谈》卷二有一条道：“太仓张钦文先生暮年，已给衣顶，犹日诵时文不休。人怪之，曰：‘我为来生地耳。’”
这是真人真事，而反映士人心态之深，似乎又超过了小说。张老太爷功成名就，已有顶戴花翎，按一般的逻辑他已经完全用不着八股文这块敲门砖了；而仍然每天用功，像个布衣，是为来世做准备——其目光之远大，用意之深刻，大大超越流俗者矣。本条下面还有几句话，就更有意思了：“世有过目成诵者，定从前世苦功来，固是一理。先生子泰基，官翰林，出守景州。”
他认为祖上的功夫可以传給后人，庇荫晚辈。这样看固然是当时流行的迷信，而在潜意识里龚煒也正可以用这一理论解释自己的失败：他的父亲虽然是进士，当过地方官，但功名到手以后大约没有“日诵时文不休”，这就弄得他没有先人的苦功可以继承，于是一再碰壁。
《何 典》 清代上海作家张南庄用吴方言写的小说《何典》一书，流传本来并不广，一直要等到新文学家刘半农将它点校出来并请鲁迅写了一篇序，交北新书局出版（1926年6月）以后，情况才发生很大变化。现在这部小说已经进入经典的行列了，近年来新出的本子有好几种。
刘半农特别推崇《何典》的语言艺术，说书中善用俚言土语，而且能将两个或多个色彩绝不相同的词语紧紧接在一起，产生出特别的效果来。刘半农的行文本来就喜欢雅俗并陈、巧妙配合，所以对张南庄的这种路数大为欣赏。鲁迅的序言则指出《何典》的主要特色在于“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而且“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
《何典》一书读起来很好玩，而且竟然还有可以同鲁迅小说相视而笑的地方。例如鲁迅小说《故乡》里有个搞化妆售货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何典》里早就有过一位“豆腐西施”了。该书第八回写道：“那东村也有一个标致细娘，叫做豆腐西施，虽不能与臭花娘并驾齐驱，却也算得数一数二的美人了。”她被“色鬼”看中，抢去成亲，色鬼夫人“畔房小姐”得知后，醋意化作雷霆，把色鬼打得死去活来，又操起棒棰击中“豆腐西施”的太阳穴，打得她“花红脑子直射”，“遂把一个如花似月的绝世佳人，送到西方路上去了”。《何典》在描写此案善后的文字里，对旧社会司法机关的官官相护、无法无天进行了无情的暴露。小说的“谈鬼物正像人间”，“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象”，这里正是一个好例。
鲁迅写《故乡》的时候，尚未读过《何典》，他是独立地塑造出了自己的“豆腐西施”。据周作人回忆说，“近处豆腐店里大约出过这么一个搔首弄姿的人，在鲁迅的记忆上留下这名号……她的言行大抵是写实的，不过并非出于某一个人。”这个说法应当是可信的。《何典》作者张南庄是上海人，他笔下的老“豆腐西施”大约也是有她生活中的原型，而在吴方言区的不同地方出现同样的绰号也是并不奇怪的事情。
周作人对于《何典》一书亦颇关心，曾指出当时江、浙两省（当时上海隶属于江苏）有一种以俗语编故事的风气：“《何典》作者为上海张南庄，《常言道》序作于虎阜，《岂有此理》作者周竹君是吴人，《皆大欢喜》序亦称是苏人所作，《文章游戏》的编者则仁和缪莲仙也，我们想起明末清初的冯梦龙、金圣叹、李笠翁诸人，觉得这一路真可以有苏杭文学之称，而前后又稍不同……”称为“苏杭文学”固然也未尝不可，恐怕要扩而大之称为“江浙沪文学”更合适，明末至清代这里的下层文人往往有比较多的市民气息。
《诗境浅说》
解释古人之诗并加以赏析有几种常见的方法：注释，评点，专题赏析文章，以及将这种文章汇编起来的所谓“辞典”。最后这种办法近二三十来最为流行，至今仍然层出不穷。
任何东西过度繁荣以后总难免失之于滥，而且那些赏析辞典中的宏文越写越长，越来越有套路：时代框架，诗人生平，本诗背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有关资料，文字往往长而且庸，读来令人昏昏欲睡。只看一两份还能容忍，一多，实在只好再拜而送它走远一点。
老派的赏析文字绝无此种冗长的八股，往往简明深刻，助人神思。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俞陛云先生的《诗境浅说》。此书正、续本旧有开明书店版（1936年、1950年），后来多家出版社重印过，最好的是中华书局2010年的合订整理本，书品最佳，取读最便。
俞陛云（字阶青，1868～1950）是晚清国学大师俞樾（字荫甫，号曲园，1821～1907）之文孙，早年以时文高手著称，光绪戊戌（1898）探花（殿试第三名）及第，为翰林院编修，二十八年（1902）出任四川省副主考；入民国后出任浙江省图书馆长、清史馆协修。他又是颇有成就的诗人，有《蜀輶诗记》、《小竹里馆吟草》、《乐静词》等，所以他来讲古代诗歌，自能探骊得珠，深入浅出。
《诗境浅说》专讲唐的律诗和绝句，单刀直入，简明亲切，例如这里选讲了李商隐的《蝉》：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声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陛云先生将此诗与骆宾王《在狱咏蝉》联系起来加以解说，极得要领。绝句方面如刘长卿（字文房）《弹琴》：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陛云先生解说道：“中郎焦尾之材，伯牙高山之调，悠悠今古，赏音能有几人？况复茂才异等，沉沦于斗升微官，绝学高文，磨灭于蠢蟫断简，岂独七弦古调，弹者无人。文房特借弹琴，一抒其抑塞之怀耳。”最后一句至关重要，近体诗几乎没有不抒情的。鲁迅曾经手书此诗赠给一位日本历史学家。
《诗境浅说》还安排了两编专讲五七言警句，亦复简明到位，发人深省。如温庭筠之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陛云先生分析说：“此二句，乃晓行绝妙之词。句中不著一虚字，而旅行之辛苦，客思之苍凉，自在言外。”
《诗境浅说》原是老人用来教自家孙辈读诗的讲义，早年听讲的孙子俞润民后来曾对当年的情况有过介绍。
家庭教育的好处，是无论讲什么内容，都不必如学校的课堂上须有种种规范和过场，只拣最要紧的话说，投入少，收获多。所以中国的传统历来重视家学；德清俞氏则尤为重视，陛云先生早年学习写文章，就是由祖父俞樾亲自执教的，其讲义称为《曲园课孙草》，前有序言，极为简明中肯；《诗境浅说》原来也是家教教材，书前也有一篇很短的序言——把这两篇序细读一过，就可以知道“家学”是怎么回事，以及德清俞氏何以人才辈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