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鲁迅先生在日本东京筹办文艺杂志《新生》，参加者有许寿裳、周作人和袁文薮，也许还有一个陈师曾，此外便再也举不出什么人来了。近几年来，我们却从日本增田涉先生的著作中得知苏曼殊是《新生》的同人之一，他在所著《鲁迅的印象》一书中，专门立有《苏曼殊是鲁迅的朋友》一章，其中有云：
　　
　　“他(指鲁迅)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又说，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很清楚，据说是混血儿。……我问道，他能说日本话吗？回答说，非常好，跟日本人说的一样。实际上，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同人之一。问那是谁？就是苏曼殊……这时候，知道了他是鲁迅的朋友却不免有些惊讶。我问了种种关于苏曼殊的话，可是除了上述的浪漫不羁的生活，和章太炎的关系那一些之外，再问不出别的了。”(据锺敬文译本，一九八○年五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凡是稍稍了解苏曼殊的生平和作品的人，看了这段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恐怕也将难免“有些惊讶”。从鲁迅和苏曼殊两人各自在生活态度和文学实践上截然不同的表现看来，这两人的名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是从他们后来各不相同的情况着眼，是纵观两人的一生而得到的印象。而增田涉提供的资料，却只限于他们青年时代在东京的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我以为，在那具体的几年之间，鲁迅和苏曼殊相识，曼殊并成为《新生》的同人，这是完全可能的。
　　现在，我想为增田先生的这段记载作点补充说明。
　　鲁迅于一九○二年四月抵日本东京，旋入弘文学院；苏曼殊亦于是年由横滨第一次来到东京，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次年，鲁迅仍在弘文；曼殊转入成城学校，参加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不久回上海。一九○四年四月，鲁迅弘文学院结业，九月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一九○六年三月退学，决定弃医从文，在东京开始文学活动。此三年中，曼殊仅一九○六年夏赴日本省母，不久即归国。从一九○二年到此时，两人见面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到了一九○七年，鲁迅在东京从事文学工作，筹办文艺杂志《新生》，苏曼殊这年旧历元旦东渡，先与章太炎同住东京牛区民报社，后又与刘申叔、何震夫妇同住小石川区天义报社，八月至上海，十一月初又往日本。一九○八年，鲁迅在东京，夏间与许寿裳、钱玄同、龚未生、周作人等八人每星期日前往民报社听章太炎讲文字学，参加光复会；苏曼殊是年上半年在东京，为《民报》撰文，八月归上海，“十二月十一日东渡，与张卓身、龚薇生、罗黑芷、沈兼士同寓东京小石川，榜其门曰智度寺。”(柳亚子：《重订苏曼殊年表》)这两年中，鲁迅寓居东京，苏曼殊亦以在东京的时间为多，两人才有可能结识。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师友，如章太炎，鲁迅和他的关系不用说了；曼殊亦与章熟识，他所著的《梵文典》及何震所辑《曼殊画谱》，都有章写的序言，他的译诗也多得章的润色。又如陶焕卿和龚未生，是鲁迅的朋友，光复会的同志，而曼殊与此二人曾于一九○六年在芜湖皖江中学同事，因学校发生风潮，他们相偕离校赴沪(见曼殊当年八月致刘三书)。一九○七年徐锡麟事件发生后，陶、龚亡命日本，常来鲁迅和周作人同住的寓所晤谈。在这些时候，鲁迅在民报社，或在自己的寓所里，都有机会和苏曼殊会见。事实上，他们的确是相识的。周作人曾说：“苏子谷在东京时曾见过面，朋友们中间常常谈起‘老和尚’的事情。”(《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与清末文坛》)又说：“香山苏子谷集华英译诗《文学因缘》，以一册见遗。”(《艺文杂话》，载一九一四年二月《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二期)周作人还有一篇《罗黑子手札跋》，也谈到苏曼殊。周作人于一九○六年秋赴日本后，即与鲁迅同住于东京本乡区汤岛的伏见馆，以后迁居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和本乡区西片町的“伍舍”，三年之中，两人均同住一处，曼殊来访时，鲁迅应亦在座。在回答增田涉的问话时，鲁迅说苏曼殊的日本话说得“非常好，跟日本人说的一样。”(又一九三二年五月致增田涉信中也说：“曼殊和尚的日语非常好，我以为简直象日本人一样。”)如非亲自听过曼殊说日本话的不能有如此语气。柳亚子《重订苏曼殊年表》载一九○八年曼殊曾与张卓身、龚薇生、罗黑芷、沈兼士同寓东京小石川区“智度寺”，而周作人的这篇跋文也提到了龚未生、罗黑子、沈兼士等人，这是很有意思的，合起来看，有助于我们对“曼殊曾随未生来”的背景的了解。
　　一九○七和一九○八年及其前后数年间，鲁迅和苏曼殊已经分别在东京及国内发表过一些创作或翻译的文学作品。鲁迅曾编译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一九○三)，翻译法国嚣俄(雨果)的随笔《哀尘》(一九○三)和美国路易斯·托伦的科学幻想小说《造人术》(一九○五)，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以上均一九○七年作)和《破恶声论》(一九○八)等论文，又出版过《月界旅行》(一九○三)、《地底旅行》(一九○六)两种单行本及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二册(一九○九)。苏曼殊则译述了嚣俄的《惨社会》(一九○三)，翻译过拜伦的《星耶峰耶俱无生》、《去国行》、《哀希腊》等诗，并编译出版《文学因缘》(一九○八)和《拜伦诗选》(一九○九)两书。此外，他还在《民报》、《天义报》刊布所画《岳鄂王游池州翠微亭图》、《女娲像》等(一九○七)，并在上海《国民日日报》开始发表旧体诗(一九○三)。当时两人在文艺上各有表现，想来是会相互引起注意的。在这里，我当然没有将鲁迅和苏曼殊相提并论的意思。但曼殊很早就不为传统的旧文学观念所囿，而能放眼世界，留心异域的文学，并动手来翻译，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文学兴趣上，他们当时也有共同之处。青年时期的鲁迅非常喜欢拜伦，曾说读了拜伦的诗而使他“心神俱旺”。曼殊也是拜伦的崇拜者，“尝谓拜伦足以贯灵均太白”(一九一○年致高天梅书)。
　　再如嚣俄，苏曼殊于一九○三年译述《惨社会》，连载于上海《国民日日报》，一九○四年上海镜今书局出版单行本，改名《惨世界》。鲁迅也于一九○三年翻译了嚣俄的随笔《哀尘》。据周作人说，鲁迅很早就爱读嚣俄的作品，梁启超在日本办的“《新小说》上登过嚣俄的照片，就引起鲁迅的注意，搜集日译的中篇小说《怀旧》(讲非洲人起义的故事)来看，又给我买来美国出版的八大本英译雨果选集。”(《鲁迅与清末文坛》)这些都说明他们当时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对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叫喊复仇和反抗的”文学，具有相同的感应。
　　鲁迅自己说过，那时候，“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呐喊·自序》)苏曼殊应该就是这少数几个“治文学和美术”的“同志”之一。他治文学，擅绘事，通英、日文和梵文，在彼时的东京，在那“冷淡的空气中”，的确可算是特殊的人物了。他与鲁迅、周作人既然相识，那么，当鲁迅等筹办《新生》的时候，自然可能邀他参加；即不然，在相遇时说一声，我们正筹办杂志，请给我们写稿吧。只要曼殊表示同意(我一时想不出他有理由拒绝)，就可以算作同人了。“五四”以后的许多文学团体，都没有严密的组织章程，何况清末没有办成的《新生》。
　　综上所述，我认为增田涉的那段记载是可信的。
　　但到后来，不过数年，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苏曼殊思想感情上本来就相当浓烈的那种感伤颓废的因素积极发展，他一时曾有过的那一点求新上进的热情迅速衰退，沉溺于做《寄调筝人》那样的旧体诗，渐渐与拜伦无缘。这位与鲁迅处在同一时代(他只比鲁迅小三岁)，而且在短期内有某些契合的文学家，最后在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上，都与鲁迅绝不相同，成为我们现在所见的这样一位狂放不羁的旧式才子型的文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很早就不再有丝毫关系了。所以鲁迅从来没有在文章里说过他们相识，口头上除了异国友人增田涉外，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二十年后，当有人冒用鲁迅的名义在杭州孤山曼殊墓上题诗“吊老友曼殊”，说什么“待到它年随公去”，鲁迅便不得不声明“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三闲集·在上海的鲁迅启事》)，明确地表示了对苏曼殊的态度。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