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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白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观念受到儒和道的深刻影响，但李白从来不是标准的儒家。李白思想中占支配地位的是道家。功成身退理想是李白儒貌道骨的体现。
[关键词] 庄屈 李白 儒道 思想
晚清诗人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极为精警。但在李白的人格和思想中起主导作用、占支配地位的是儒还是道?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研究李白，就不能不从他的作品中探讨他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本文试图通过李白从政生涯和创作历程对其思想状况作一考察，探讨儒道对于李白的意义。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在中国历朝历代思想界均占据主流地位，李白也无例外地沾染儒风。在其著述中对儒家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政治思想表示了明确的赞同，抱持积极的入世态度。
“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赠韦秘书子春》)：“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慧，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对孔夫子的敬仰之情亦表露无疑：
“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余亦不火食，游梁同在陈”(《送侯十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五十九首其一)，“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终歌》)
李白对自己实现政治理想、经邦济世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才干亦非常自负：
“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冒别王司马嵩》)臣……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迹，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为宋中丞自荐表》)：“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二)》)。
终李白一生。秉持儒家奋发有为的入世态度，从未放弃干谒求仕，一直在努力寻求由布衣而卿相、一飞冲天的人世之路。为此，他不惜违背自己“不屈已，不干人”的处世准则，赴东都洛阳向玄宗进献《明堂赋》，干谒广汉太守、益州长史、荆州长史，干谒玉真公主、秘书监贺知章等等，真可谓“遍干诸候”、“历抵卿相”。为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做出不懈的努力。
但细细考察他的言行，我们却可以发现，李白从来不是个标准的儒家。
李白抱有入世济代、立不朽功业之心，然终其一生，从未提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具体的政见、策论。探寻李白从政生涯，更没有展现出儒家应有的政治情怀。
李白一生曾两度涉入政坛，即中年应诏翰林和晚年入永王李磷幕府。
中年应诏翰林，是李白生平中最接近权力中心的一次。天宝元年受玉真公主等的推荐，李白被玄宗召八长安，待遇极为优渥：“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流夜郎赠辛判官》)。
从目前的史料记载来看，在长安三年间，李白游离于政治以外，不仅没有提出有价值的时政方略或政治建议，而且与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均若即若离。连当时权倾朝野的李林甫，对李白本人、对李白的政治主张也从无褒贬之词。有学者认为玄宗仅赏识李白的文才，以文学侍臣视之，“昔子之入秦也，上方览《子虚》之赋，喜相如同时。”(独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使李白英雄无用武之地。但从李白后来所作诗文来看，他极为留恋长安时期的生活，没有表露对玄宗以文学侍臣待之而有所不满，反而沉醉于个人功名恩遇之中：“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
入永王幕府，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政治错误。同为诗人，当时高适远隔千里就看到了李磷的发展及其必败的结局，他对肃宗“陈江东利害，且言磷必败”(《旧唐书》卷111《高适传》)。而李白身处永王军中，近在咫尺，却对永王政治野心浑然不觉，其政治上的幼稚显露无遗。这恐怕与其自称的“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迹，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的儒者、政治家形象难以相符。
儒家主张三纲五常，强调君臣之间的从属关系，遵循严格的等级观念。奉儒守官的杜甫恪守儒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李白却主张君臣之间是“主客关系”，渴盼平交诸侯，“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
李白赞同儒家的政治理想，但却以纵横家的心态来实现这种理想。他不想做章句腐儒，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求仕老路，而是想象“八十西来钓渭滨”的姜太公，因缘际会，由布衣而卿相，大鹏展翅，扶摇万里。卓然立不世之功：“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李白羡慕历史上出身寒微却终能一飞冲天的市井浪子韩信(“淮阴市井笑韩信’《行路难》)、贫贱者冯谖(“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行路难》)、奴隶者伊挚(“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羡慕用屠沽兴贩者姜尚(“君不见朝歌屠臾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粱甫吟》)。他所崇敬的人格典范是纵横家鲁仲连。但李白虽极力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政治、军事才能，相信“为士者终有遇合之时”，却又缺少纵横家所必需具备的实际的政治才能。
宋代的儒者对李白多所责难。王安石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置李白于第四，“蔡天启尝问为何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识卑鄙，其中言酒色盖什八九。’”王安石的评论作为有宋一代关于李白争论的发端，此后对李白的批评贯穿宋代数百年始末。苏辙则认为：“李白诗类其为人，俊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自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据江淮，自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苕溪渔隐丛话》卷五)，宋儒从纯正的儒家立场和价值观念出发，对李白剖析不可谓不深刻。应该承认，一方面李白颇有儒风，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要求“济苍生”、“安黎元”，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对李白人格的形成并没有起到支配的作用。事实上，李白自幼深受道家思想薰陶，成年后又入道教，做道教徒，贯穿李白一生。虽百折千回而 不改其志的是道家思想。
李白崇道首先是受时代潮流的驱使。唐代崇道，盛唐尤甚。唐代统治者奉老子李耳为祖先，道教被列为儒、道、佛三教之首。唐玄宗竭力尊崇、扶持道教，下诏令长安、洛阳及全国各州均置玄元皇帝庙：宠幸道教人士，赏赐丰厚：玄宗对奉道之人亦青眼有加，贺知章曾请度为道士，玄宗令百官饯行，又亲自题诗作贺，贺氏之荣，盛极一时。李白青少年时期所在的四川地区，是当时道教中心之一。这种浓厚的崇道氛围对李白世界观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
李白的身世、性格特征与成长环境使其与道家思想上产生强烈共鸣。李父从碎叶而移居四川，又系经商为生，商人们“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张籍《估客乐》)，奔波东西，见多识广，无拘无束，与道家云游四海、追求自由的精神相合，李氏家族从未强调以儒家学说教导子弟。故李白生长在比较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中：“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道家特别是庄子追求自由、个性解放，不受礼教所束缚，不为富贵所羁绊，追求自然、真率、崇高的美，深得李白青睐，自内心深处高度共鸣。《庄子·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李白《拟古其八》“：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拟古其三》云：“石火无留光，还如世中人。即事已如梦，后来我谁身?”思想上一脉相承《拟古其十》云“：琴弹松里风，杯劝天上月。风月长相知。世人何倏忽。”《感兴第五》云：“吹笙坐松风，泛瑟窥海月。”《对酒》云：“劝君莫拒杯，春风笑人来。桃李如旧识，倾花向我开。流鸾啼碧树，明月窥金垒。”深得《庄子·德充符》中的“与物为”的精髓。《月下独酌》其一：“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与《庄子·齐物论》中罔两和景相互问答的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白的一生，无论是初出茅庐的少年时代、养望待时的青壮年、进入仕途乃至仕途受挫的中晚年时期，均热衷于游仙访道。与道家结下不解之缘，结识了司马承祯、吴筠、元丹邱、胡紫阳等当世名道，与他们谈玄论道，酬唱往还，搡术修身。他炼过大丹，受过符箓，还曾送妻子许氏去学道。直至晚年流放夜郎归来，仍念念不忘“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甚至“倾家事金鼎”《避地司空原言怀》)。他醉心于道家所倡导的浮云富贵，粪土王侯，遗世独立，隐逸求仙，追求自由的精神。他在多首诗作中表现出轻王侯、重自由、蔑视权贵的思想。“出则平交王侯，遁则俯视巢许”、“手持一支菊，调笑两千石”、“戏万乘若僚友”，使显宦脱靴贵妃捧砚，决不“摧眉折腰事权贵”。
李白通过吟咏仙人的自由生活和情景，表达自己想要超越现实追求自由的理想，体现了他对道教文化的尊崇。现存李白千余首诗作中，游仙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答王十二》)“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梦游天姥吟留别》)。“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清舟”(《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人间不可以托些，吾将采药于蓬邱”(《悲清秋赋》)，“客有鹤上仙，飞飞凌太虚。扬言碧云里，自道灭期多”(《古风》其七)。李白游仙，古人亦有评论：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公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而求之，欲耗壮心遣馀年也。”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亦云：“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蹑太清，或欲挟两龙而凌倒影，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游八极，或欲结交王子晋，或欲高揖卫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或欲餐金光于安期，岂非因贺季真有谪仙之目，而因为是以信其说耶?抑身不用，郁郁不得志而思高举远引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家的哲学思想构架，对李白之影响非同一般。可谓是道根深植，道骨傲然。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虽然与佛徒也有密切接触，对名僧也有厚谊，虽然也受到佛家思想的薰染。但其终生相从。至老初衷未改的仍然是道家。李白少量释家题材作品的确通于禅境。但多数佛教题材的诗歌把佛教理论道家化。即用道家与道教的眼光来观照审视佛教的诸种表现，进而把它们彻底地仙化。如“望极九霄迥，赏幽万壑通。目皓沙上月，心清松下风。玉斗横网户，银河耿花宫”(《秋夜宿龙门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览云测变化，弄水穷清幽。叠嶂隔遥海。当轩写归流。诗成傲云月，佳趣满吴洲。”(《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等，到佛教寺院里寻“佳趣”，明显注入了强烈的道教仙境意识。在李诗《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中。更是把庄子的齐物论与佛教的空无观、禅定说相混同，把佛家理论道家化。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系统地阐述了他所衷心向往的理想人生模式：功成——名遂——身退”：
“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日：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映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慧，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
这种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模式，正是李白庄屈并心，儒貌道骨的真实写照。盛唐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道家的清新、玄奥和追求自然造化使李白的自我主体意识得到极度的张扬，他高度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他的宏伟志愿就是“奋其智慧，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政治理想的具体体现。但李白的出发点从来不是儒家的，李白并未认真研读儒家的政治思想，虽然搬来儒家的政治鸿图。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却被李白设定为近似于纵横家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更无法按照儒家的政治主张拿出具体的施政方略。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人格上李白从未遵照儒家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与其说提出这个人生理想是接受儒家政治理念的结果，倒不如说实现这个理想的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浮五湖，戏沧州”。万变不离其宗，李白终生追寻的人生的归宿、最高的理想境界始终是神仙世界，道教乐土。
儒貌道骨——这是李白最真实的写照。
[关键词] 庄屈 李白 儒道 思想
晚清诗人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极为精警。但在李白的人格和思想中起主导作用、占支配地位的是儒还是道?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研究李白，就不能不从他的作品中探讨他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本文试图通过李白从政生涯和创作历程对其思想状况作一考察，探讨儒道对于李白的意义。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在中国历朝历代思想界均占据主流地位，李白也无例外地沾染儒风。在其著述中对儒家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政治思想表示了明确的赞同，抱持积极的入世态度。
“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赠韦秘书子春》)：“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慧，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对孔夫子的敬仰之情亦表露无疑：
“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余亦不火食，游梁同在陈”(《送侯十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五十九首其一)，“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终歌》)
李白对自己实现政治理想、经邦济世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才干亦非常自负：
“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冒别王司马嵩》)臣……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迹，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为宋中丞自荐表》)：“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二)》)。
终李白一生。秉持儒家奋发有为的入世态度，从未放弃干谒求仕，一直在努力寻求由布衣而卿相、一飞冲天的人世之路。为此，他不惜违背自己“不屈已，不干人”的处世准则，赴东都洛阳向玄宗进献《明堂赋》，干谒广汉太守、益州长史、荆州长史，干谒玉真公主、秘书监贺知章等等，真可谓“遍干诸候”、“历抵卿相”。为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做出不懈的努力。
但细细考察他的言行，我们却可以发现，李白从来不是个标准的儒家。
李白抱有入世济代、立不朽功业之心，然终其一生，从未提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具体的政见、策论。探寻李白从政生涯，更没有展现出儒家应有的政治情怀。
李白一生曾两度涉入政坛，即中年应诏翰林和晚年入永王李磷幕府。
中年应诏翰林，是李白生平中最接近权力中心的一次。天宝元年受玉真公主等的推荐，李白被玄宗召八长安，待遇极为优渥：“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流夜郎赠辛判官》)。
从目前的史料记载来看，在长安三年间，李白游离于政治以外，不仅没有提出有价值的时政方略或政治建议，而且与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均若即若离。连当时权倾朝野的李林甫，对李白本人、对李白的政治主张也从无褒贬之词。有学者认为玄宗仅赏识李白的文才，以文学侍臣视之，“昔子之入秦也，上方览《子虚》之赋，喜相如同时。”(独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使李白英雄无用武之地。但从李白后来所作诗文来看，他极为留恋长安时期的生活，没有表露对玄宗以文学侍臣待之而有所不满，反而沉醉于个人功名恩遇之中：“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
入永王幕府，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政治错误。同为诗人，当时高适远隔千里就看到了李磷的发展及其必败的结局，他对肃宗“陈江东利害，且言磷必败”(《旧唐书》卷111《高适传》)。而李白身处永王军中，近在咫尺，却对永王政治野心浑然不觉，其政治上的幼稚显露无遗。这恐怕与其自称的“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迹，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的儒者、政治家形象难以相符。
儒家主张三纲五常，强调君臣之间的从属关系，遵循严格的等级观念。奉儒守官的杜甫恪守儒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李白却主张君臣之间是“主客关系”，渴盼平交诸侯，“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
李白赞同儒家的政治理想，但却以纵横家的心态来实现这种理想。他不想做章句腐儒，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求仕老路，而是想象“八十西来钓渭滨”的姜太公，因缘际会，由布衣而卿相，大鹏展翅，扶摇万里。卓然立不世之功：“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李白羡慕历史上出身寒微却终能一飞冲天的市井浪子韩信(“淮阴市井笑韩信’《行路难》)、贫贱者冯谖(“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行路难》)、奴隶者伊挚(“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羡慕用屠沽兴贩者姜尚(“君不见朝歌屠臾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粱甫吟》)。他所崇敬的人格典范是纵横家鲁仲连。但李白虽极力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政治、军事才能，相信“为士者终有遇合之时”，却又缺少纵横家所必需具备的实际的政治才能。
宋代的儒者对李白多所责难。王安石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置李白于第四，“蔡天启尝问为何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识卑鄙，其中言酒色盖什八九。’”王安石的评论作为有宋一代关于李白争论的发端，此后对李白的批评贯穿宋代数百年始末。苏辙则认为：“李白诗类其为人，俊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自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据江淮，自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苕溪渔隐丛话》卷五)，宋儒从纯正的儒家立场和价值观念出发，对李白剖析不可谓不深刻。应该承认，一方面李白颇有儒风，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要求“济苍生”、“安黎元”，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对李白人格的形成并没有起到支配的作用。事实上，李白自幼深受道家思想薰陶，成年后又入道教，做道教徒，贯穿李白一生。虽百折千回而 不改其志的是道家思想。
李白崇道首先是受时代潮流的驱使。唐代崇道，盛唐尤甚。唐代统治者奉老子李耳为祖先，道教被列为儒、道、佛三教之首。唐玄宗竭力尊崇、扶持道教，下诏令长安、洛阳及全国各州均置玄元皇帝庙：宠幸道教人士，赏赐丰厚：玄宗对奉道之人亦青眼有加，贺知章曾请度为道士，玄宗令百官饯行，又亲自题诗作贺，贺氏之荣，盛极一时。李白青少年时期所在的四川地区，是当时道教中心之一。这种浓厚的崇道氛围对李白世界观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
李白的身世、性格特征与成长环境使其与道家思想上产生强烈共鸣。李父从碎叶而移居四川，又系经商为生，商人们“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张籍《估客乐》)，奔波东西，见多识广，无拘无束，与道家云游四海、追求自由的精神相合，李氏家族从未强调以儒家学说教导子弟。故李白生长在比较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中：“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道家特别是庄子追求自由、个性解放，不受礼教所束缚，不为富贵所羁绊，追求自然、真率、崇高的美，深得李白青睐，自内心深处高度共鸣。《庄子·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李白《拟古其八》“：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拟古其三》云：“石火无留光，还如世中人。即事已如梦，后来我谁身?”思想上一脉相承《拟古其十》云“：琴弹松里风，杯劝天上月。风月长相知。世人何倏忽。”《感兴第五》云：“吹笙坐松风，泛瑟窥海月。”《对酒》云：“劝君莫拒杯，春风笑人来。桃李如旧识，倾花向我开。流鸾啼碧树，明月窥金垒。”深得《庄子·德充符》中的“与物为”的精髓。《月下独酌》其一：“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与《庄子·齐物论》中罔两和景相互问答的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白的一生，无论是初出茅庐的少年时代、养望待时的青壮年、进入仕途乃至仕途受挫的中晚年时期，均热衷于游仙访道。与道家结下不解之缘，结识了司马承祯、吴筠、元丹邱、胡紫阳等当世名道，与他们谈玄论道，酬唱往还，搡术修身。他炼过大丹，受过符箓，还曾送妻子许氏去学道。直至晚年流放夜郎归来，仍念念不忘“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甚至“倾家事金鼎”《避地司空原言怀》)。他醉心于道家所倡导的浮云富贵，粪土王侯，遗世独立，隐逸求仙，追求自由的精神。他在多首诗作中表现出轻王侯、重自由、蔑视权贵的思想。“出则平交王侯，遁则俯视巢许”、“手持一支菊，调笑两千石”、“戏万乘若僚友”，使显宦脱靴贵妃捧砚，决不“摧眉折腰事权贵”。
李白通过吟咏仙人的自由生活和情景，表达自己想要超越现实追求自由的理想，体现了他对道教文化的尊崇。现存李白千余首诗作中，游仙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答王十二》)“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梦游天姥吟留别》)。“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清舟”(《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人间不可以托些，吾将采药于蓬邱”(《悲清秋赋》)，“客有鹤上仙，飞飞凌太虚。扬言碧云里，自道灭期多”(《古风》其七)。李白游仙，古人亦有评论：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公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而求之，欲耗壮心遣馀年也。”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亦云：“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蹑太清，或欲挟两龙而凌倒影，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游八极，或欲结交王子晋，或欲高揖卫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或欲餐金光于安期，岂非因贺季真有谪仙之目，而因为是以信其说耶?抑身不用，郁郁不得志而思高举远引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家的哲学思想构架，对李白之影响非同一般。可谓是道根深植，道骨傲然。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虽然与佛徒也有密切接触，对名僧也有厚谊，虽然也受到佛家思想的薰染。但其终生相从。至老初衷未改的仍然是道家。李白少量释家题材作品的确通于禅境。但多数佛教题材的诗歌把佛教理论道家化。即用道家与道教的眼光来观照审视佛教的诸种表现，进而把它们彻底地仙化。如“望极九霄迥，赏幽万壑通。目皓沙上月，心清松下风。玉斗横网户，银河耿花宫”(《秋夜宿龙门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览云测变化，弄水穷清幽。叠嶂隔遥海。当轩写归流。诗成傲云月，佳趣满吴洲。”(《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等，到佛教寺院里寻“佳趣”，明显注入了强烈的道教仙境意识。在李诗《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中。更是把庄子的齐物论与佛教的空无观、禅定说相混同，把佛家理论道家化。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系统地阐述了他所衷心向往的理想人生模式：功成——名遂——身退”：
“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日：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映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慧，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
这种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模式，正是李白庄屈并心，儒貌道骨的真实写照。盛唐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道家的清新、玄奥和追求自然造化使李白的自我主体意识得到极度的张扬，他高度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他的宏伟志愿就是“奋其智慧，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政治理想的具体体现。但李白的出发点从来不是儒家的，李白并未认真研读儒家的政治思想，虽然搬来儒家的政治鸿图。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却被李白设定为近似于纵横家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更无法按照儒家的政治主张拿出具体的施政方略。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人格上李白从未遵照儒家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与其说提出这个人生理想是接受儒家政治理念的结果，倒不如说实现这个理想的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浮五湖，戏沧州”。万变不离其宗，李白终生追寻的人生的归宿、最高的理想境界始终是神仙世界，道教乐土。
儒貌道骨——这是李白最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