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每年都收到上千件政协委员提案，办复率达90%以上，惟独有一件为出租车司机减轻负担的提案，连续提了三年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上海市政协委员章继浩锲而不舍，近日在政协会议上第四次提交了提案。
　　
　　出租车行业不和谐
　　
　　章继浩指出，由于出租车行业的特殊性，推行承包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承包指标是否合理十分关键。现在使用的指标是十多年前制订的，当时车价贵（桑车20万元）、利率高（年息8％）、油价低（1.5元/升）、出租车少、生意旺。现在情况相反：车价低（仅10万多元）、年息低（仅3％）、油价贵（已近4元/升）、车多且路堵、生意难做，指标却没变，因此，为完成指标再保证自己收入，许多出租车司机不得不长时间疲劳驾驶，给自己和乘客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每次坐出租车，章继浩都要和出租车司机聊一聊，几年下来，他已调查过近200名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向他反映：现在两个人一辆车，一年上缴的指标钱，基本上已够买一辆新车及支付两个人的生活费用了。
　　章继浩为司机们算了一笔账：现在上海出租车司机营业额约42元/小时，法定工时168小时/月；如果正常不加班，营收7056元/月，扣除指标5500元、油耗1200元（油价以3.07元/升计算），共上交6789元，仅剩365元。由于出租车是停人不停车，所以每月必有10多个小时不能直接拉客（如修车、交接班或去车队交指标等），但这部分无收入时间，出租车公司仍按有效益的时间计算，因此真正扣除上缴后，出租车司机每月收入所剩无几。
　　为了确保生活，出租车司机就不得不加班。目前，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工作时间达到270小时/月（以每月15天、每天18小时计算），是法定工作时间的160%，可收入11340元，扣除上缴及汽油6700元，净收入4640元/月。
　　章继浩认为，这一收入是驾驶员以牺牲休息和合法利益“换来”的。
　　
　　出租车公司旱涝保收
　　
　　每次出国考察，章继浩都不忘看看国外的出租车行业，据他了解，出租车行业在国际上是收入稳定的微利行业，利润率一般只有6%～8%。而上海出租车公司的利润率却在12%左右，前几年还达到了15%。
　　如此高的利润，却不用承担经营风险，因为风险都在承包合同中让出租车司机承担了。因此不少出租车公司机构重叠、效率不高，但管理人员却有较高的福利待遇与较好的办公条件，一些并非高新技术人才的“高级管理人员”，年薪达十万元左右，甚至几十万元。
　　即便如此，有的出租车公司与驾驶员还只签承包合同，不签劳务合同，以承包为名不执行《劳动法》；有的仅为驾驶员支付很少的社保费用，不按正常收入缴费，甚至只按社会最低工资收入者的标准缴“二金”；有的把正常用工转化为接受劳务外派用工，以“节约”支出；大多数驾驶员无权享受国家规定的法定假期，甚至生病了还强撑着出车。
　　日本每日新闻社一位驻沪记者曾经在报道中这样描述上海“的哥”的辛酸：“由于油价上涨，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也开始采取自救措施。首先是尽量不开空调，除了客人要求开空调时打开空调外，其他的场合尽量不开。最绝的自救措施就是‘推车’，过去在宾馆等处排队等客时发动机一般都不灭火，现在则是排好了队马上就灭火。前面的出租车移动后，后面的司机并不发动车辆，而是下车将车推到前面的位置去，司机们用力推车的场面特别令人同情。”
　　“正因为如此，上海出租车司机不足的矛盾日趋突出。上海巴士公司甚至破例推出一项奖励制度：凡本公司司机，若能向公司介绍一位司机，奖励1000元，此举在司机中成为热门话题。虽说没人愿意当出租车司机，但并不是说没有客人。每到傍晚、雨天，出租车都不好打。客人说出租车不够多，司机则埋怨收入太少。这种情况只能说是处于二者之间的出租车公司经营体制不好，上海出租车行业存在的问题因为原油价格上涨而暴露了出来。”
　　
　　出租车司机减负难
　　
　　章继浩连续三年为出租车司机减负提案，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一度，他曾经怀疑自己的这项提案是否合理？今年上海市政协会议召开前夕，他在上海市政协网站“提案工作论坛”上发表了《出租车驾驶员的负担究竟合理否？》的帖子，他在帖中说：“是不是我的思维有问题，否则为何三年毫无进展？我今年还要不要再提这个提案呢？”
　　帖子发出后，上海市很多政协委员支持他今年再提。上海市政协委员吴敏、曾乐才、石学耕、顾国强等认为，出租车司机负担重的问题由来已久，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影响出租车司机群体的安定。大家还撰写附议，对出租车司机的工作考核、公司管理制度等提出了补充。
　　“如果没有其他政协委员的支持，也许今年我已经没有勇气第四次提了。”章继浩说。早在2001年，他就对上海市出租车行业的定位和驾驶员的待遇问题进行建言，结果石沉大海；2003年，他再次对出租车驾驶员工资待遇问题撰写提案，有关主管部门前后答复了三次，每次都不一样。第一次答复说“驾驶员月收入处于中上水平，每月2500元”；第二次答复说“一般为1500元”；第三次答复说“实际收入为1200元”，结果也没有什么进展。
　　考虑到个人的力量太小，章继浩去年又以“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名义对减轻出租车司机负担进行提案，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上海市出租车管理处、五大出租汽车公司和司机劳模代表共同开了座谈会。会上五大公司叫苦连天，说自己的负担如何重，而本应是会议主角的司机代表只简单说了几句。散会后，他们私下向章委员承认“自己不敢讲”。此次座谈会后，上海出租车司机减负问题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事实上，出租车司机劳动强度大、行业风险高、待遇保障低，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一些媒体甚至将出租车司机称为现代版的“骆驼祥子”。
　　尽管目前我国对出租车的管理模式是公司化经营好还是私人经营好，仍有许多争论，但有一个事实有目共睹：出租车司机受出租车公司的“行业盘剥”十分严重，而出租车公司又受到政府的总量控制，不是所有的经营者都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充分竞争。因此，这其中会形成“权利经济”，很容易孳生“计划经济的腐败”。
　　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城郊接合部“黑车”很多，对于他们的整治，有关专家认为“堵”不如“疏”，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过分盘剥已经迫使一些司机不惜以身试法，这也是造成城市黑车“野火烧不尽”的直接原因。
　　章继浩还指出，由于出租车是第二公交，尤其在上海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它的定位更应是普通市民的代步工具，因此不能走“换好车型、调高价格”的途径。同时，行业主管部门也不能把应由政府承担的一些管理职能转嫁到企业，导致企业成本加大。如车站码头的出租车管理等工作，不应由骨干企业分摊负责。此外，还应加快研发和使用性能完好的小排量车型作为出租车，既可节约能源、减少污染、降低市民负担，驾驶员也可因用车人数增多而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