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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何廉，最早是读胡适日记和《独立评论》“编辑后记”了解的。胡适第一次和何廉会面是在1931年2月12日，《独立评论》创刊后，何廉也是其撰稿人之一，何廉自己曾说：“我们两人（指和翁文灏）在该刊创刊初期，常为之写稿，募集资金以维持刊物的经营，该刊召开的双周会议常在胡适寓邸或清华俱乐部举行。”胡适在自己主编的那期常推出“微博式”编辑后记，对何廉的文章也曾有过精致的短评。第九十二期（1934年3月18日出版）何廉有文，胡适在后记的头条即重磅推出此文：“白银问题是今日的绝大问题，我们早就想请专家学者替《独立评论》撰文讨论。现在何廉先生寄来了一篇七千字的长文来，我们非常感谢。”
最近，看到刚刚出版的《何廉回忆录》（1949年赴美后晚年在美的口述历史），立即买了一本，看后自觉收获很大。既然是因胡适先生“得知”何先生，自然首先关注有关胡先生的“记载”。没想到何先生道出了一段连胡先生自己都不知晓的胡先生的关键“史实”，胡先生出使美国的可能又一动因：何先生对胡先生性命担忧的劝说。抗战爆发后，胡适于1937年7月12日上庐山，当天即对蒋介石谏言抗战，并对蒋介石下定决心对日作战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蒋下山后，胡适被汪精卫一伙人包围，在他们的影响下诱导下，随即又抛出了大战前再作一次外交努力的主张，并在下山后陷入了“低调俱乐部”，成为汪精卫一伙人劝蒋“求和”的主要游说者。而就在这个时刻，蒋介石断然当面派胡适出使美国，利用胡适在美国政文两界的影响力，呼吁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当然蒋也想利用此抽掉汪精卫一伙人的“理论核心”，打掉汪精卫利用胡适在文化界对“和”的推广。胡适面对蒋介石的派遣，一时犹豫不决，一是对自己出使美国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心中没底，毕竟没有从事过外交工作，二是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刻离开国家有逃避之嫌。但对他亦友亦生的傅斯年得知后却对他来了一次哭谏，后来胡适说自己的出使美国傅的“哭”起到了促使他下定决心的作用。这些都是通常的说法，蒋派胡适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傅斯年哭谏固然有为国而哭的感情，还有没有私人性的想法？何先生的记载“有”，而且何先生也成了一个“因素”。“那些懂得现代战争的人觉得，我们不能打日本。胡适说，我们得记住，我们多少是个中世纪的国家，是无法打一支现代化的军队的。他这样的公开声明，引起了某些军人对他立场的误解。在委员长家里的一次会上，他说我们必须知道和日本交战的后果。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觉得要作这样姿态的发言，还真得具有相当大的胆量。胡发完言后，桂系的一位将军黄绍竑站起来和他争辩。会后我去张群家，黄将军正在那里，他说胡适是个卖国贼，理当枪毙。后来我把黄绍竑说胡适的话告诉了傅斯年。我们这些胡适的朋友，都担心有的军人兴许会对胡采取行动。我不知道委员长是出自他自己的主动，还是接受了别人的建议，几天后，他决定把胡适派去美国做宣传工作，争取美国在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中支援中国……对这样的决定，胡适的朋友们是感到高兴的，他摆脱了危险，并能以新的身份确实为中国政府办些事”。
何先生的“回忆”还印证了一些重要史实。傅斯年先生曾两次怒批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一次是在抗战初期国民参政会上批孔祥熙，“‘十年生聚佐中兴’（这是一个什么人送孔的寿联），几乎把抗战的事业弄垮”，虽然蒋介石亲自宴请他希望平息此事，但他仍然不依不饶，终于把孔掀下台；一次是1947年2月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不走一切垮了”，何先生评价此文对“1949年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是有很大关系的”，也就是说起到极大的民意“催化作用”。现在有人在评价此孔、宋二人此段历史时试图给他们说点好话，可何先生的回忆确切无误地印证了傅“大炮”怒批的正确性。1938年初，何廉担任农本局总经理和经济部次长，孔不仅是行政院长，更是农本局理事会理事长，简直就是何的直接顶头上司，但何先生要想见到这位孔院长，向他汇报工作，却万分之难。一天他向同是经济部次长的秦汾发牢骚，秦告诉他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给孔的随从送“门包”，而且要“三五百元”。何不由得感叹：“在1938年这个钱数是我自己付不起的”，由于是谈工作，最后只好由经济部作为一种公务费用支付了事。一件小事即可看出孔祥熙的不堪。而傅斯年后文的出现更是与何廉有着直接的关联。1946年6月，何廉辞去政府工作，“十年的政府工作使我破了产”，无奈之下，妻子把她父亲给她的珍贵的《三希堂》摹本都卖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何廉想到企业界或金融界工作一个时期，同时想在南京上海一带办一个像《独立评论》一样的期刊以及成立一个经济研究所，在金城银行经理戴自牧的赞助下，他在南京创办了《世纪评论》，说服耶鲁大学博士张纯明担任编辑，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所。《世纪评论》1947年1月创刊，办刊宗旨说明，它不像《独立评论》那样对撰稿人所持的各种独立的观点不表示态度，而是在政治立场上坚持民主，在经济立场上主张综合体制的有计划的发展，既反对政府拥有并经营工业，又反对像19世纪早期在欧洲盛行的对私营企业完全自由放任的制度。杂志一出来，即得到社会的公认，傅斯年也写来一封信给予赞扬，何回信向他约稿，不久，何在南京遇到傅斯年，他告诉何，准备给杂志写稿，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何廉表示同意，没过两天傅斯年把稿子送给了张纯明，这就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杂志一问世不到半天即在市面找不到了，一部分是读者买走的，更多的是被政府的人收购了，为了让此文产生更大的影响，何廉立即拿着此文找到《大公报》老板胡霖，将此文交给了胡，《大公报》第二天即作了刊登。此文已经成了上个世纪杂文的经典，但由于牵涉到当时较多政治经济的荒诞举措，大多数读者固然为傅的文气酣畅而称赏，但要想深入理解却不是易事，何廉关于此段回忆恰好为此文作了非常详尽的注解，同时也为那段历史从一个局内人、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作了非常详尽的注解。
何廉回忆录另一重要价值在于他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从政经历，写出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想在当时体制内实现报国愿望，推动国家走上建设轨道梦想的破灭以及由此带来的思考。何廉1895年出生于湖南邵阳县一户中等地主家庭。1919年5月，何廉去美国留学。四年的洛杉矶波姆那学院的大学生活，他一边在图书馆打工，一边刻苦攻读，开阔的视野，锻炼了思想，并在萨姆纳教授“社会改革”课程的影响下，选择主修经济学，毕业后，被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录取。他主修经济学，兼修社会学，参加了凯纳教授的社会自存和社会自续研究班，参加了费暄教授的物价指数的调查工作，帮他编制每周商品批发价格指数和每周股票市场价格指数，不仅使自己有了制订物价指数的良好训练，而且获得了做调查工作的要领和技巧。在亚当斯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关于美国和英国所得税征收比较的研究生论文，经亚当斯帮助，去美国税务局工作的两个多月，获得了税收工作的实际经验。 1926年6月，何廉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回国。虽然暨南大学开出300元的月薪，南开大学月薪仅为180元，但考虑到京津地区系中国当时文化中心，教育水准较一般地区为高，他直奔南开，担任商科的财政学和统计学教授。在南开他很受张伯苓校长的欣赏与器重，开了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公司理财学、经济学原理等课程，倡议南开成立了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创立了南开经济学院和经济研究所，探讨和评价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存在的实际问题，收集与中国经济有关的以各种文字写成的材料，编成《南开中国经济文集》，开展经济统计资料方面的编制与分析工作，对山东、河北的人口向东北边疆迁移进行研究，到1931年秋季，他又将研究范围扩大，转向农业经济、乡村工业和华北地区的地方政府与财政，促使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另外几所著名高校联合成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以山东济宁县为基地，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培训方式，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农村复兴运动培养急需训练有素的人才，在《大公报》上开设了第一个经济专栏《每周统计》，出版了《南开统计周刊》、《政治经济学报》、《南开社会与经济季刊》和《南开指数》等有影响的经济学出版物，不仅使南开大学的经济学教学规范化，而且将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促进了经济学教学的中国化，更奠定了中国经济统计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基础。
正是由于他这些方面的贡献，随着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走进国民政府，他也受到国民政府甚至蒋介石的青睐，于1936年7月末担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办公厅政务处处长，负责协调行政院所属各部和各省市与行政院之间有关工作。上任不久，他就感到办公程序的不合理以及行政院中盛行的裙带风的难以对付，随后，在蒋介石的要求与支持下，他对政府负责经济建设的机构、所开展的经济建设工作、财政收支三个方面问题开展了调研，尽力之所能去搜集一切材料，形成剖析非常全面的报告，1937年5月末呈送蒋介石，并向蒋建议政府在工业发展上应该针对当时形势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不应该铺开太大的摊子去和私营企业竞争，可之后“我再也不知这些报告的去向”。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经济部次长，农产调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接管实业部属下的农本局。在农本局，为了发展大后方的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以支持支撑抗战，他大胆地将经济学的设想运用于中国落后的农村现实，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他在粮食收购、分配以及用人上坚持原则，反对征收农民储存在农本局仓库里的粮食以损害普通农民利益，特别是坚决不加入国民党组织，抵制在农本局设立国民党党团组织，终于换来指控：分配米时徇私情，给大学和教育机构的米多于给党的机构的米，属下不老实，拿来许多仓库里的柑桔供自己享受。不仅农本局的人遭到关押审问，自己也被军统拘禁，没有审查出一点问题，但还是被蒋介石撤销了职务，农本局也遭解散。
虽然从1941年离开农本局后，他“是一个中国政局和经济情势的旁观者”，但并没有放弃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仍然忧心忡忡地运用自己的方式分析着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的一系列政经决策的败招：国民政府为了获得非通货膨胀性收入，发行1亿美元的美金储蓄券，以及以美国1942年借给中国的5亿美元为保证发行的同样数额的公债，并开始卖黄金给公众，何廉分析认为，这都是大错误，不仅过高地估价了中国的通货，而且给那些大发战争财的人提供了一个良机，他们从中可以捞到更多的钱，而这些人只能是一小撮“特殊人物”；此时国民政府银行拒绝给工业企业贷款，认为这能抑制通胀，何廉发现，减少工业的贷款，对约束通货膨胀没有丝毫用处，相反却加速了通胀，因为当工业家发现囤积、倒卖商品和贵重金属比从事工业生产更为保险且更有利可图时，他们再也不肯扩大再生产，而是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不仅从根本上危害了国家经济发展，而且对通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不在其位，这些思考难以上达，即使上达也难以起到作用，他只好通过美国特使转达。
可能蒋介石仍然感受到他的“苦心”，随后派他考察西北经济，1944年1月又让他担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主管经济设计，他力排众议，坚持中国战后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在混合经济中的有计划地发展，起草了《（战后）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草案》，所谓混合经济是指既不能完全由政府控制搞国营企业，也不能完全依靠私营企业，中国的工业发展应沿着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两条路线进行，国营企业不能占得太多，它只能在这些方面进行“独占”：邮政电讯、军工、造币、铁路和大规模的水力发电厂等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基础性全域性的工业，应该鼓励私营企业，可以经营国营企业所经办的以外的任何企业，应该允许外资加入，虽然对在任何合资企业中，对外资所占比重不应有限制，但任何外资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规定，同时规定，在政府供职的人禁止经营和管理任何在其监管职能范围内的企业。在此基础上，他又开始着手编制了战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可随着内战的愈演愈烈，宋子文接手行政院长，《草案》和计划虽然获得蒋介石的认可，他多次建议，如果要是真心诚意进行经济建设工作的话，总统有责任将纲要公开宣布，以获得私人和外国资本的支持，但最后的结局是，宋子文要了100份英文本，蒋介石让他打印1000份分发政府官员外，同以前的建议一样再也没有了下文。
何廉在回忆这些往事时，时时直言着自己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的思考。虽然他对蒋介石的器重有感激之情，但常常通过事例和自己的分析毫不掩饰地表达着对蒋的失望与批判。他说蒋是一个信赖人而不重视制度的人，如果一个人和他接近，那个人就可以受到他的庇护；蒋介石不是国家从事经济建设的理想的领导者，他主要是一个具有中世纪思想意识的人，他对经济建设的认识和19世纪的李鸿章、张之洞没有多大不同。他在全书的最后全面分析了国民党丧失人心的原因。任何政府要掌握政权，必须得到民众的大部分或者民众领导界的支持，北伐期间，人民支持了国民党，他们成功了，可到1949年国民党在人民群众中哪里还能找得到支持，原因在哪？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虽然国民党建立了政权，但并没有什么社会计划和经济计划；新政权内部国民党员和其他分子的冲突没有停息；平民百姓中的明智之士，特别是知识分子，至少可说对两个不健康的事态发展感到巨大焦虑，即政权向个人独裁发展的倾向，以及孔、宋在财政金融界的势力的兴起，他们勾结，不断扩张“官僚资本主义”；抗战虽然使人们重新集合到蒋介石身边，但战争一开展，政府政策的施展，给人们带来的只是一系列失望和幻想的破灭：征兵工作中的偏私做法和贪污受贿，以及由于政府不能提出任何战时财政政策而导致的令人沮丧的极度通货膨胀，使人民群众离心离德；党内幕后政治争斗，统一战线之间的幕后冲突，他举“装备精良的胡宗南部队没有参加任何抗击日本的战斗”为例，使知识分子幻想破灭；统制措施的加强特别是陈立夫采取的针对有影响知识界人士的思想管制的加紧，背离了这一大批人，到1940年初，能找到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人已经少而又少了。抗战胜利后，政府人员贪污腐化蔓延与日俱增，政府大员放任贪欲，“小萝卜头”们上行下效，随着货币改革与查抄没收外汇和金银做法的强制推行，连上海少数有产阶级也收回了对这个政权的支持，而各级军官用军费投机贪污自肥，士兵平均只一两块钱的微薄军饷，只能使他们毫无斗志并很容易投降或被击溃。
读着这些来自一个身处美国曾经对它寄予过希望且为之贡献过心智者的分析，甚至觉得比我们有关历史书的分析更全面，关于经济结构的观点、人心向背的观点甚至对我们现在也有所启迪。当然，我们更应该设身处地去解读何廉的心态，我想到两句诗：“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他之回国是想用自己的所学培养国家有用之材，他之投入政府，是想用自己所学规范国家经济建设，推动社会民生改善，他用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态度努力了，然而面对那样一个政权与时世，他只能越来越失望。他只能选择离开，以一个无奈悲剧者的身影离开。
这仅仅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无奈与悲剧么？
最近，看到刚刚出版的《何廉回忆录》（1949年赴美后晚年在美的口述历史），立即买了一本，看后自觉收获很大。既然是因胡适先生“得知”何先生，自然首先关注有关胡先生的“记载”。没想到何先生道出了一段连胡先生自己都不知晓的胡先生的关键“史实”，胡先生出使美国的可能又一动因：何先生对胡先生性命担忧的劝说。抗战爆发后，胡适于1937年7月12日上庐山，当天即对蒋介石谏言抗战，并对蒋介石下定决心对日作战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蒋下山后，胡适被汪精卫一伙人包围，在他们的影响下诱导下，随即又抛出了大战前再作一次外交努力的主张，并在下山后陷入了“低调俱乐部”，成为汪精卫一伙人劝蒋“求和”的主要游说者。而就在这个时刻，蒋介石断然当面派胡适出使美国，利用胡适在美国政文两界的影响力，呼吁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当然蒋也想利用此抽掉汪精卫一伙人的“理论核心”，打掉汪精卫利用胡适在文化界对“和”的推广。胡适面对蒋介石的派遣，一时犹豫不决，一是对自己出使美国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心中没底，毕竟没有从事过外交工作，二是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刻离开国家有逃避之嫌。但对他亦友亦生的傅斯年得知后却对他来了一次哭谏，后来胡适说自己的出使美国傅的“哭”起到了促使他下定决心的作用。这些都是通常的说法，蒋派胡适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傅斯年哭谏固然有为国而哭的感情，还有没有私人性的想法？何先生的记载“有”，而且何先生也成了一个“因素”。“那些懂得现代战争的人觉得，我们不能打日本。胡适说，我们得记住，我们多少是个中世纪的国家，是无法打一支现代化的军队的。他这样的公开声明，引起了某些军人对他立场的误解。在委员长家里的一次会上，他说我们必须知道和日本交战的后果。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觉得要作这样姿态的发言，还真得具有相当大的胆量。胡发完言后，桂系的一位将军黄绍竑站起来和他争辩。会后我去张群家，黄将军正在那里，他说胡适是个卖国贼，理当枪毙。后来我把黄绍竑说胡适的话告诉了傅斯年。我们这些胡适的朋友，都担心有的军人兴许会对胡采取行动。我不知道委员长是出自他自己的主动，还是接受了别人的建议，几天后，他决定把胡适派去美国做宣传工作，争取美国在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中支援中国……对这样的决定，胡适的朋友们是感到高兴的，他摆脱了危险，并能以新的身份确实为中国政府办些事”。
何先生的“回忆”还印证了一些重要史实。傅斯年先生曾两次怒批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一次是在抗战初期国民参政会上批孔祥熙，“‘十年生聚佐中兴’（这是一个什么人送孔的寿联），几乎把抗战的事业弄垮”，虽然蒋介石亲自宴请他希望平息此事，但他仍然不依不饶，终于把孔掀下台；一次是1947年2月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不走一切垮了”，何先生评价此文对“1949年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是有很大关系的”，也就是说起到极大的民意“催化作用”。现在有人在评价此孔、宋二人此段历史时试图给他们说点好话，可何先生的回忆确切无误地印证了傅“大炮”怒批的正确性。1938年初，何廉担任农本局总经理和经济部次长，孔不仅是行政院长，更是农本局理事会理事长，简直就是何的直接顶头上司，但何先生要想见到这位孔院长，向他汇报工作，却万分之难。一天他向同是经济部次长的秦汾发牢骚，秦告诉他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给孔的随从送“门包”，而且要“三五百元”。何不由得感叹：“在1938年这个钱数是我自己付不起的”，由于是谈工作，最后只好由经济部作为一种公务费用支付了事。一件小事即可看出孔祥熙的不堪。而傅斯年后文的出现更是与何廉有着直接的关联。1946年6月，何廉辞去政府工作，“十年的政府工作使我破了产”，无奈之下，妻子把她父亲给她的珍贵的《三希堂》摹本都卖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何廉想到企业界或金融界工作一个时期，同时想在南京上海一带办一个像《独立评论》一样的期刊以及成立一个经济研究所，在金城银行经理戴自牧的赞助下，他在南京创办了《世纪评论》，说服耶鲁大学博士张纯明担任编辑，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所。《世纪评论》1947年1月创刊，办刊宗旨说明，它不像《独立评论》那样对撰稿人所持的各种独立的观点不表示态度，而是在政治立场上坚持民主，在经济立场上主张综合体制的有计划的发展，既反对政府拥有并经营工业，又反对像19世纪早期在欧洲盛行的对私营企业完全自由放任的制度。杂志一出来，即得到社会的公认，傅斯年也写来一封信给予赞扬，何回信向他约稿，不久，何在南京遇到傅斯年，他告诉何，准备给杂志写稿，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何廉表示同意，没过两天傅斯年把稿子送给了张纯明，这就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杂志一问世不到半天即在市面找不到了，一部分是读者买走的，更多的是被政府的人收购了，为了让此文产生更大的影响，何廉立即拿着此文找到《大公报》老板胡霖，将此文交给了胡，《大公报》第二天即作了刊登。此文已经成了上个世纪杂文的经典，但由于牵涉到当时较多政治经济的荒诞举措，大多数读者固然为傅的文气酣畅而称赏，但要想深入理解却不是易事，何廉关于此段回忆恰好为此文作了非常详尽的注解，同时也为那段历史从一个局内人、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作了非常详尽的注解。
何廉回忆录另一重要价值在于他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从政经历，写出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想在当时体制内实现报国愿望，推动国家走上建设轨道梦想的破灭以及由此带来的思考。何廉1895年出生于湖南邵阳县一户中等地主家庭。1919年5月，何廉去美国留学。四年的洛杉矶波姆那学院的大学生活，他一边在图书馆打工，一边刻苦攻读，开阔的视野，锻炼了思想，并在萨姆纳教授“社会改革”课程的影响下，选择主修经济学，毕业后，被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录取。他主修经济学，兼修社会学，参加了凯纳教授的社会自存和社会自续研究班，参加了费暄教授的物价指数的调查工作，帮他编制每周商品批发价格指数和每周股票市场价格指数，不仅使自己有了制订物价指数的良好训练，而且获得了做调查工作的要领和技巧。在亚当斯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关于美国和英国所得税征收比较的研究生论文，经亚当斯帮助，去美国税务局工作的两个多月，获得了税收工作的实际经验。 1926年6月，何廉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回国。虽然暨南大学开出300元的月薪，南开大学月薪仅为180元，但考虑到京津地区系中国当时文化中心，教育水准较一般地区为高，他直奔南开，担任商科的财政学和统计学教授。在南开他很受张伯苓校长的欣赏与器重，开了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公司理财学、经济学原理等课程，倡议南开成立了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创立了南开经济学院和经济研究所，探讨和评价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存在的实际问题，收集与中国经济有关的以各种文字写成的材料，编成《南开中国经济文集》，开展经济统计资料方面的编制与分析工作，对山东、河北的人口向东北边疆迁移进行研究，到1931年秋季，他又将研究范围扩大，转向农业经济、乡村工业和华北地区的地方政府与财政，促使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另外几所著名高校联合成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以山东济宁县为基地，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培训方式，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农村复兴运动培养急需训练有素的人才，在《大公报》上开设了第一个经济专栏《每周统计》，出版了《南开统计周刊》、《政治经济学报》、《南开社会与经济季刊》和《南开指数》等有影响的经济学出版物，不仅使南开大学的经济学教学规范化，而且将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促进了经济学教学的中国化，更奠定了中国经济统计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基础。
正是由于他这些方面的贡献，随着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走进国民政府，他也受到国民政府甚至蒋介石的青睐，于1936年7月末担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办公厅政务处处长，负责协调行政院所属各部和各省市与行政院之间有关工作。上任不久，他就感到办公程序的不合理以及行政院中盛行的裙带风的难以对付，随后，在蒋介石的要求与支持下，他对政府负责经济建设的机构、所开展的经济建设工作、财政收支三个方面问题开展了调研，尽力之所能去搜集一切材料，形成剖析非常全面的报告，1937年5月末呈送蒋介石，并向蒋建议政府在工业发展上应该针对当时形势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不应该铺开太大的摊子去和私营企业竞争，可之后“我再也不知这些报告的去向”。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经济部次长，农产调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接管实业部属下的农本局。在农本局，为了发展大后方的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以支持支撑抗战，他大胆地将经济学的设想运用于中国落后的农村现实，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他在粮食收购、分配以及用人上坚持原则，反对征收农民储存在农本局仓库里的粮食以损害普通农民利益，特别是坚决不加入国民党组织，抵制在农本局设立国民党党团组织，终于换来指控：分配米时徇私情，给大学和教育机构的米多于给党的机构的米，属下不老实，拿来许多仓库里的柑桔供自己享受。不仅农本局的人遭到关押审问，自己也被军统拘禁，没有审查出一点问题，但还是被蒋介石撤销了职务，农本局也遭解散。
虽然从1941年离开农本局后，他“是一个中国政局和经济情势的旁观者”，但并没有放弃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仍然忧心忡忡地运用自己的方式分析着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的一系列政经决策的败招：国民政府为了获得非通货膨胀性收入，发行1亿美元的美金储蓄券，以及以美国1942年借给中国的5亿美元为保证发行的同样数额的公债，并开始卖黄金给公众，何廉分析认为，这都是大错误，不仅过高地估价了中国的通货，而且给那些大发战争财的人提供了一个良机，他们从中可以捞到更多的钱，而这些人只能是一小撮“特殊人物”；此时国民政府银行拒绝给工业企业贷款，认为这能抑制通胀，何廉发现，减少工业的贷款，对约束通货膨胀没有丝毫用处，相反却加速了通胀，因为当工业家发现囤积、倒卖商品和贵重金属比从事工业生产更为保险且更有利可图时，他们再也不肯扩大再生产，而是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不仅从根本上危害了国家经济发展，而且对通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不在其位，这些思考难以上达，即使上达也难以起到作用，他只好通过美国特使转达。
可能蒋介石仍然感受到他的“苦心”，随后派他考察西北经济，1944年1月又让他担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主管经济设计，他力排众议，坚持中国战后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在混合经济中的有计划地发展，起草了《（战后）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草案》，所谓混合经济是指既不能完全由政府控制搞国营企业，也不能完全依靠私营企业，中国的工业发展应沿着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两条路线进行，国营企业不能占得太多，它只能在这些方面进行“独占”：邮政电讯、军工、造币、铁路和大规模的水力发电厂等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基础性全域性的工业，应该鼓励私营企业，可以经营国营企业所经办的以外的任何企业，应该允许外资加入，虽然对在任何合资企业中，对外资所占比重不应有限制，但任何外资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规定，同时规定，在政府供职的人禁止经营和管理任何在其监管职能范围内的企业。在此基础上，他又开始着手编制了战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可随着内战的愈演愈烈，宋子文接手行政院长，《草案》和计划虽然获得蒋介石的认可，他多次建议，如果要是真心诚意进行经济建设工作的话，总统有责任将纲要公开宣布，以获得私人和外国资本的支持，但最后的结局是，宋子文要了100份英文本，蒋介石让他打印1000份分发政府官员外，同以前的建议一样再也没有了下文。
何廉在回忆这些往事时，时时直言着自己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的思考。虽然他对蒋介石的器重有感激之情，但常常通过事例和自己的分析毫不掩饰地表达着对蒋的失望与批判。他说蒋是一个信赖人而不重视制度的人，如果一个人和他接近，那个人就可以受到他的庇护；蒋介石不是国家从事经济建设的理想的领导者，他主要是一个具有中世纪思想意识的人，他对经济建设的认识和19世纪的李鸿章、张之洞没有多大不同。他在全书的最后全面分析了国民党丧失人心的原因。任何政府要掌握政权，必须得到民众的大部分或者民众领导界的支持，北伐期间，人民支持了国民党，他们成功了，可到1949年国民党在人民群众中哪里还能找得到支持，原因在哪？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虽然国民党建立了政权，但并没有什么社会计划和经济计划；新政权内部国民党员和其他分子的冲突没有停息；平民百姓中的明智之士，特别是知识分子，至少可说对两个不健康的事态发展感到巨大焦虑，即政权向个人独裁发展的倾向，以及孔、宋在财政金融界的势力的兴起，他们勾结，不断扩张“官僚资本主义”；抗战虽然使人们重新集合到蒋介石身边，但战争一开展，政府政策的施展，给人们带来的只是一系列失望和幻想的破灭：征兵工作中的偏私做法和贪污受贿，以及由于政府不能提出任何战时财政政策而导致的令人沮丧的极度通货膨胀，使人民群众离心离德；党内幕后政治争斗，统一战线之间的幕后冲突，他举“装备精良的胡宗南部队没有参加任何抗击日本的战斗”为例，使知识分子幻想破灭；统制措施的加强特别是陈立夫采取的针对有影响知识界人士的思想管制的加紧，背离了这一大批人，到1940年初，能找到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人已经少而又少了。抗战胜利后，政府人员贪污腐化蔓延与日俱增，政府大员放任贪欲，“小萝卜头”们上行下效，随着货币改革与查抄没收外汇和金银做法的强制推行，连上海少数有产阶级也收回了对这个政权的支持，而各级军官用军费投机贪污自肥，士兵平均只一两块钱的微薄军饷，只能使他们毫无斗志并很容易投降或被击溃。
读着这些来自一个身处美国曾经对它寄予过希望且为之贡献过心智者的分析，甚至觉得比我们有关历史书的分析更全面，关于经济结构的观点、人心向背的观点甚至对我们现在也有所启迪。当然，我们更应该设身处地去解读何廉的心态，我想到两句诗：“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他之回国是想用自己的所学培养国家有用之材，他之投入政府，是想用自己所学规范国家经济建设，推动社会民生改善，他用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态度努力了，然而面对那样一个政权与时世，他只能越来越失望。他只能选择离开，以一个无奈悲剧者的身影离开。
这仅仅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无奈与悲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