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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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整合“反连接”概念及其流变的基础上,通过对18位具有“反连接行为”受访者的访谈发现,个体的反连接行为是由于长时间、全平台的数字劳动造成的,而个体的劳动过载与劳动异化源于结构性的社会加速.个体(用户)在与“加速社会”和“平台”的关系中作为资源的产出者既受到来自互联网连接文化的诱惑,也承受着社会加速的压力,因此“断开”连接作个体对自身劳工化的“反抗”,可以被比作一种“数字罢工”.虽然个体通过节点切换、空间规训和接口关闭等三种“罢工”方式暂缓了过度劳动的异化病症,削弱了社会加速带来的压力与紧张感,但作为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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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学院,北京100024;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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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整合“反连接”概念及其流变的基础上,通过对18位具有“反连接行为”受访者的访谈发现,个体的反连接行为是由于长时间、全平台的数字劳动造成的,而个体的劳动过载与劳动异化源于结构性的社会加速.个体(用户)在与“加速社会”和“平台”的关系中作为资源的产出者既受到来自互联网连接文化的诱惑,也承受着社会加速的压力,因此“断开”连接作个体对自身劳工化的“反抗”,可以被比作一种“数字罢工”.虽然个体通过节点切换、空间规训和接口关闭等三种“罢工”方式暂缓了过度劳动的异化病症,削弱了社会加速带来的压力与紧张感,但作为一种功能性减速,反连接仍是个体为融入加速社会而选择的一种“减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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