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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庸”是儒家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思想之一，同时也是孔子独特的思维方式。孔子坚持“过犹不及”，提倡“时中”，希望以一种中庸的态度去思考问题和指导行动。本文旨在从《论语》原文入手，对孔子的中庸思维方式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中庸 过犹不及 和 时中
“中庸”一直以来都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中庸》一书对这一思想进行过深入的阐述，极大的发挥了其形而上的意义。然而，“中庸”一开始在孔子那里，并不具备太多的形而上意义。《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之语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在孔子那里，并不是一种高深的哲理，而更像是一种普通百姓都应有的德性。同时，中庸作为一种人生智慧，也是孔子习惯性思维的重要方式。在本文中，笔者就以《论语》为依据，对孔子的中庸思维方式进行分析和研究。
1 “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
“中庸”一词，何晏《论语集解》中解释为“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而沿用得更广的是朱熹的解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解释中庸：“中者，无过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无过不及，即达到中道。中庸之道从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形容的就是一种适中、合宜、无过和不及的思考方式以及处理问题的态度。而在《论语》之中，孔子正是把中庸当做了一种行为处事的思维和态度，并没有像后世的思想家那样对中庸做了深奥的学理发挥，把中庸融入生活，是孔子思想的一大特点。
孔子中庸思维方式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是《论语·先进》篇中的一段对话：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贡让孔子评价子张（师）和子夏（商）谁更贤能。子张这个人才高意广，性格偏激，孔子曾评价他“师也辟”（《论语·先进》），所以在这里孔子认为子张“所失常在于过之”；①而“子夏笃信谨守，所失常在于不及”。②子贡听了这个评价，进一步发问，子张的“过”是否比子夏的“不及”要好些？孔子则认为“过犹不及”，“过”和“不及”都是“失中”的表现，都是不合适宜的，只有无过无不及的适中才是好的。而适中，即是孔子所谓的中庸之道。
本着“过犹不及”的中道思维方式，孔子在评价人、事、物，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喜欢持极端的态度，而是“无可无不可的”，喜欢保留一定的余地，不做绝对的判断，以适中为度。例如，诗歌创作要讲究情感的中正，不要过度的宣泄，因此他对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关雎》很是欣赏，认为这才是诗歌创作的中庸境界。又如，在评价人物的时候，孔子并不以偏盖全，抓住某人的某一优点或缺点进行专断，而是全面考虑，综合评价，他对于管仲的评价就突出了这一点。一方面，管仲是存在道德缺陷的，孔子曾评价管仲“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但孔子并不因此就对管仲进行了全面否定，从另一方面来看，孔子还是肯定管仲具有仁德的。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就曾与子路、子贡两名弟子对“管仲是否具有仁德”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辅佐的公子纠被齐桓公杀死后，管仲不仅不以身殉难，反而去辅佐仇人齐桓公，这样的行为怎么能称得上仁呢？而孔子却告诉弟子，管仲如果为公子纠以身殉难，这只是“匹夫匹妇之为谅”，小节小义不能称之为仁；正因为他没有以身殉难，反而去辅佐齐桓公，“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这样的大功绩比起以身殉难的小节小义，才更能称得上仁。孔子甚至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再如，在谏诤问题上，孔子也讲究其中的一个“度”，“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对于君主和朋友，谏诤是应有度的，如果过了度，不仅达不到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适中”是孔子非常提倡的一种态度，因为过和不及都存在缺陷，所以“攻乎异端”（《论语·为政》）的行为并不可取，只有合于度的“中庸”才是合宜的。
既然思维方式是中庸的，那么对于孔子而言，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可以，也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可以，可这是否就意味着孔子的行为是无所可守、毫无原则的呢？什么是孔子所说的“度”呢？简单而言，就是“义”和“礼”。以中庸的方式行事，其必须坚持的标准是符合义与礼的要求。《论语·里仁》篇中孔子有言，“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就是说，君子行为的是非取舍不应当固化，而应以“义”为准则，在各种情况下行动都能够依义而行，做到合宜合理就是符合中道了。此外，“礼”也是制中的条件之一，合于礼，才是合于“中”的行为。《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以礼、义为规范，运用智慧去寻求适中的行为和态度，这样才能达到合适的“度”。所以，孔子的中庸看似无可无不可，但实际上是有原则于其中，与那种无所执守、一味媚人的“乡原”有着根本的区别。孔子运用中庸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思考人生，真正的做到了随遇而安、“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2 “和”的境界
孔子运用“中庸”的方式思考和处理问题，所希望达到的，是一种适度、适中的状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和”的效果。孔子在说到如何使用礼时，也强调过“和”的重要——“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而既然礼是中庸依循的标准之一，那么运用礼来“制中”，也应讲求“和”。“中庸”所说的那种适度的状态，就是需要让某一事件或某一行为中的各种矛盾、各个方面达到和谐的状态。这一思维方式，极大的体现在了孔子的学术创造之中。孔子讨论问题，总是会顾及各个方面所应占有的限度，希望能彼此协调以获得最适宜的结果。比如，在学与思的问题上，他要求学思结合，反对只学不思或只思不学，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论语·为政》）。又比如，在一个人所具有的“文”与“质”两种特性上，孔子要求“文”与“质”所占的比例要适当，也就是要做到“文质彬彬”，否则就会造成或“野”（质胜文）或“史”（文胜质）（《论语·雍也》）的结果。此外，在与人相处的时后，孔子更是要求要互相谦让、无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不过在此要强调的是，孔子虽然强调“和”、强调协调，但并不代表其赞成要同化各种不同的矛盾和方面，他要的是“和而不同”，而不是完全的相同。“和”是君子的特质，而“同”则是小人的特质，所以孔子才会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何晏《论语集解》对此解释得极好，所谓和，是指“心和”，但是“所见各异”，故曰“不同”；而小人的嗜好是相同的，只是因为“各争利，故曰不和”。在“和”之中，差异是被认可的，但应该追求和谐的效果。 3 “时中”的出处之道
孔子的中庸思维，不仅仅体现在他对于人、事、物的评价上，更体现在他的仕隐出处之道上。中庸的思维方式，让他在为人处事、居于乱世时，也可以处于“时中”的状态。所谓“时中”，简单地说就是行动时时能合于中道。“时中”的“中”，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与日偕行、与时俱化的，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采取合宜的行为，才能够达到。后世的孟子在列举圣人时，最为推崇的就是被他称为“圣之时者”的孔子，他赞扬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章句下》），这其实就是对于孔子“时中”境界的最好注解。而孔子本人的确也是这样，在《论语》中记载过这样两个故事：据费邑而畔的公山弗扰要召孔子为其效力，孔子想去，希望能于那里大行其道，但子路却因为弗扰有反叛行为而心中不悦；名声不好的佛肸也要召孔子，孔子仍然愿往，子路还是不高兴。在这两则故事中，都是德行有亏的人要召孔子去当官，虽然孔子后来并未应召，但相比起子路的固执成见，他就通达得多。孔子之所以想去应召，就是想抓住这样的机会去实践其政治理想，而不是固守成见，孤芳自赏。当然，真正应该离去的时候，孔子也是当机立断的，例如，“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一旦发现君主真的不能让其实践政治理想，孔子也不再汲汲于仕途之上。并且，孔子对于自己能够处于“时中”还是颇有信心的，他明确表示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能够自由而正确的决定自己的行为，在孔子看来，只有他自己和他最为赞赏的弟子颜回能够做到。孔子的“时中”正是对待入世或出世的一种态度，能够清醒而智慧的决定自己何时该入世济民、何时又该明哲保身，就是合于中道的行为。
“时中”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通权达变的思想是相贯通的。孔子很强调权变，他曾经说过，“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把是否懂得权、能够权变放到了最高的层次。后世的孟子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十分强调权变的重要。
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孔子中庸的思维方式，无疑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成为体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基本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当代，孔子那种“时中”的境界看起来比较高远难求，但其讲求“和谐”、不偏激的精神却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关键。也许我们不一定总能找到“中”之所在，但尽可能的向其靠拢却可以成为一个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中庸 过犹不及 和 时中
“中庸”一直以来都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中庸》一书对这一思想进行过深入的阐述，极大的发挥了其形而上的意义。然而，“中庸”一开始在孔子那里，并不具备太多的形而上意义。《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之语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在孔子那里，并不是一种高深的哲理，而更像是一种普通百姓都应有的德性。同时，中庸作为一种人生智慧，也是孔子习惯性思维的重要方式。在本文中，笔者就以《论语》为依据，对孔子的中庸思维方式进行分析和研究。
1 “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
“中庸”一词，何晏《论语集解》中解释为“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而沿用得更广的是朱熹的解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解释中庸：“中者，无过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无过不及，即达到中道。中庸之道从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形容的就是一种适中、合宜、无过和不及的思考方式以及处理问题的态度。而在《论语》之中，孔子正是把中庸当做了一种行为处事的思维和态度，并没有像后世的思想家那样对中庸做了深奥的学理发挥，把中庸融入生活，是孔子思想的一大特点。
孔子中庸思维方式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是《论语·先进》篇中的一段对话：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贡让孔子评价子张（师）和子夏（商）谁更贤能。子张这个人才高意广，性格偏激，孔子曾评价他“师也辟”（《论语·先进》），所以在这里孔子认为子张“所失常在于过之”；①而“子夏笃信谨守，所失常在于不及”。②子贡听了这个评价，进一步发问，子张的“过”是否比子夏的“不及”要好些？孔子则认为“过犹不及”，“过”和“不及”都是“失中”的表现，都是不合适宜的，只有无过无不及的适中才是好的。而适中，即是孔子所谓的中庸之道。
本着“过犹不及”的中道思维方式，孔子在评价人、事、物，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喜欢持极端的态度，而是“无可无不可的”，喜欢保留一定的余地，不做绝对的判断，以适中为度。例如，诗歌创作要讲究情感的中正，不要过度的宣泄，因此他对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关雎》很是欣赏，认为这才是诗歌创作的中庸境界。又如，在评价人物的时候，孔子并不以偏盖全，抓住某人的某一优点或缺点进行专断，而是全面考虑，综合评价，他对于管仲的评价就突出了这一点。一方面，管仲是存在道德缺陷的，孔子曾评价管仲“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但孔子并不因此就对管仲进行了全面否定，从另一方面来看，孔子还是肯定管仲具有仁德的。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就曾与子路、子贡两名弟子对“管仲是否具有仁德”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辅佐的公子纠被齐桓公杀死后，管仲不仅不以身殉难，反而去辅佐仇人齐桓公，这样的行为怎么能称得上仁呢？而孔子却告诉弟子，管仲如果为公子纠以身殉难，这只是“匹夫匹妇之为谅”，小节小义不能称之为仁；正因为他没有以身殉难，反而去辅佐齐桓公，“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这样的大功绩比起以身殉难的小节小义，才更能称得上仁。孔子甚至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再如，在谏诤问题上，孔子也讲究其中的一个“度”，“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对于君主和朋友，谏诤是应有度的，如果过了度，不仅达不到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适中”是孔子非常提倡的一种态度，因为过和不及都存在缺陷，所以“攻乎异端”（《论语·为政》）的行为并不可取，只有合于度的“中庸”才是合宜的。
既然思维方式是中庸的，那么对于孔子而言，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可以，也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可以，可这是否就意味着孔子的行为是无所可守、毫无原则的呢？什么是孔子所说的“度”呢？简单而言，就是“义”和“礼”。以中庸的方式行事，其必须坚持的标准是符合义与礼的要求。《论语·里仁》篇中孔子有言，“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就是说，君子行为的是非取舍不应当固化，而应以“义”为准则，在各种情况下行动都能够依义而行，做到合宜合理就是符合中道了。此外，“礼”也是制中的条件之一，合于礼，才是合于“中”的行为。《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以礼、义为规范，运用智慧去寻求适中的行为和态度，这样才能达到合适的“度”。所以，孔子的中庸看似无可无不可，但实际上是有原则于其中，与那种无所执守、一味媚人的“乡原”有着根本的区别。孔子运用中庸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思考人生，真正的做到了随遇而安、“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2 “和”的境界
孔子运用“中庸”的方式思考和处理问题，所希望达到的，是一种适度、适中的状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和”的效果。孔子在说到如何使用礼时，也强调过“和”的重要——“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而既然礼是中庸依循的标准之一，那么运用礼来“制中”，也应讲求“和”。“中庸”所说的那种适度的状态，就是需要让某一事件或某一行为中的各种矛盾、各个方面达到和谐的状态。这一思维方式，极大的体现在了孔子的学术创造之中。孔子讨论问题，总是会顾及各个方面所应占有的限度，希望能彼此协调以获得最适宜的结果。比如，在学与思的问题上，他要求学思结合，反对只学不思或只思不学，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论语·为政》）。又比如，在一个人所具有的“文”与“质”两种特性上，孔子要求“文”与“质”所占的比例要适当，也就是要做到“文质彬彬”，否则就会造成或“野”（质胜文）或“史”（文胜质）（《论语·雍也》）的结果。此外，在与人相处的时后，孔子更是要求要互相谦让、无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不过在此要强调的是，孔子虽然强调“和”、强调协调，但并不代表其赞成要同化各种不同的矛盾和方面，他要的是“和而不同”，而不是完全的相同。“和”是君子的特质，而“同”则是小人的特质，所以孔子才会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何晏《论语集解》对此解释得极好，所谓和，是指“心和”，但是“所见各异”，故曰“不同”；而小人的嗜好是相同的，只是因为“各争利，故曰不和”。在“和”之中，差异是被认可的，但应该追求和谐的效果。 3 “时中”的出处之道
孔子的中庸思维，不仅仅体现在他对于人、事、物的评价上，更体现在他的仕隐出处之道上。中庸的思维方式，让他在为人处事、居于乱世时，也可以处于“时中”的状态。所谓“时中”，简单地说就是行动时时能合于中道。“时中”的“中”，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与日偕行、与时俱化的，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采取合宜的行为，才能够达到。后世的孟子在列举圣人时，最为推崇的就是被他称为“圣之时者”的孔子，他赞扬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章句下》），这其实就是对于孔子“时中”境界的最好注解。而孔子本人的确也是这样，在《论语》中记载过这样两个故事：据费邑而畔的公山弗扰要召孔子为其效力，孔子想去，希望能于那里大行其道，但子路却因为弗扰有反叛行为而心中不悦；名声不好的佛肸也要召孔子，孔子仍然愿往，子路还是不高兴。在这两则故事中，都是德行有亏的人要召孔子去当官，虽然孔子后来并未应召，但相比起子路的固执成见，他就通达得多。孔子之所以想去应召，就是想抓住这样的机会去实践其政治理想，而不是固守成见，孤芳自赏。当然，真正应该离去的时候，孔子也是当机立断的，例如，“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一旦发现君主真的不能让其实践政治理想，孔子也不再汲汲于仕途之上。并且，孔子对于自己能够处于“时中”还是颇有信心的，他明确表示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能够自由而正确的决定自己的行为，在孔子看来，只有他自己和他最为赞赏的弟子颜回能够做到。孔子的“时中”正是对待入世或出世的一种态度，能够清醒而智慧的决定自己何时该入世济民、何时又该明哲保身，就是合于中道的行为。
“时中”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通权达变的思想是相贯通的。孔子很强调权变，他曾经说过，“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把是否懂得权、能够权变放到了最高的层次。后世的孟子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十分强调权变的重要。
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孔子中庸的思维方式，无疑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成为体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基本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当代，孔子那种“时中”的境界看起来比较高远难求，但其讲求“和谐”、不偏激的精神却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关键。也许我们不一定总能找到“中”之所在，但尽可能的向其靠拢却可以成为一个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