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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正文之前，不妨回忆一下马克西姆·高尔基印象里的中国。他在卷帙浩繁、史诗气魄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里描写了一个细节：李鸿章到俄国后，在彼得堡参观博览会，这位洋务派大臣居然在大庭广众面前“呸”的一声，将一口痰吐在前呼后拥的保镖脚下，令俄国人面面相觑。这是他小说中与中国相关的一个场景（现在看来这个细节耐人寻味，我们在公共场合的不文明举止，早就“名扬四海”了）。在中国最革命的年代，也是高尔基最走红时，这部小说却很少被提及，形同“禁书”，只有地级市以上图书馆收藏一套，原因是该书自然主义的性描写之繁多和详尽，堪比《金瓶梅》。笔者通读过高尔基几乎所有作品，也包括上高一时在苏州市图书馆阅览室里，和许多人一起排队借阅这部小说。
高尔基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喜欢搜集中国牙雕和其他工艺品，曾多次撰文声援中国的革命事业。可以说，中国人了解苏俄社会和十月革命，很大程度是通过他的作品。高尔基的作品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被译介到中国。他的革命性为中共领袖所推崇，也因此，鲁迅被誉为“中国的高尔基”。
【列宁的诤友，革命文学的旗帜】
高尔基是靠自己的作品崛起的。由于作品获得的巨大成功，其声誉与日俱增，成了列宁的亲密朋友。他得到了革命领袖的肯定，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苏俄作家的引路旗帜，也是革命作家中唯一可与托尔斯泰和契诃夫齐名的大作家。
高尔基特别看重知识分子，认为俄罗斯的前途在知识分子身上。利用自己的身份，他千方百计地保护俄国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二月革命成功后，他认为应该发展经济、科学、文化。列宁所憎恶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的《声明》，就是在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刊发的，高尔基本人还在那一版上写了一篇《无法沉默》的政论，指名道姓批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这一时期的高尔基写过许多批评革命的文章，其见解之大胆、锐利令人震惊。这些文章收录在《不合时宜的思想里》，余一中译，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有人要抓高尔基，列宁不允许。高尔基也曾与列宁吵架闹翻，1922年，一走意大利养病了之。但他们即使吵架，也不会变成敌我关系，仍然是知己和诤友。高尔基在寒冷中呼吸困难。年轻时失恋，他曾开枪自杀，结果子弹没打到心脏，却射中了肺部，他的一叶肺片被自己打掉，而另一叶肺片也已被香烟熏得差不多了。他在温暖的意大利蛰居写作，超脱俗务，逍遥自在。高尔基在意大利还为列宁写了一部出色的传记。1924年2月4日，离列宁逝世不到一个月，《列宁》回忆录就完稿了。全书虽不足4万字，但是高尔基却写出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历史人物，一个用大写字母起头的‘人’”。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多次邀请高尔基回国。高尔基也有此意，他说：布尔什维克独裁得太厉害了，应该给他们带进一点民主。当然，斯大林的想法和高尔基不一样。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受到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的抵触和反对，他知道高尔基对农民的看法一直不好，高尔基认为农民是非常愚昧的，对他们需要强制，只有知识分子才是俄国进步的精华。
斯大林十分看重高尔基这种正能量和影响力，把他视为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能够凝聚和号召苏联作家、提升苏联文学的整体影响力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他想通过高尔基把广大文化界人士团结在苏联共产党周围，成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重要队伍。
斯大林觉得高尔基会支持他。1928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欢迎高尔基回国的运动，发动各行各业的人给高尔基写信，连少先队员和中小学生也被动员起来。孩子们的话是直截了当的，他们写道：“您为什么要住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而不返回苏联。”苏联政府也给他去了正式信函，热情洋溢地请他回国担任重要工作。
在这样的情狀下，高尔基只有响应号召一条道可走。他放弃舒适的避世写作生活，从意大利回到苏联，投入政治。事实证明，高尔基并不只是关在屋子中埋头写小说的文学天才，他从丰厚的生活中来，他也是贯彻执行苏共路线方针的好帮手，是合群的政治天才。
【“那里的主人不是我，而是莫斯科苏维埃”】
回国后，在斯大林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高尔基不只在政治上得以重用，在生活上更得到超规格的优待，享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等特权待遇。高尔基一家的全部生活必需品，与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由内务部的专门机关负责供应，他吸的烟是特地从埃及订购的。
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内为他提供了一幢花园式洋房，在莫斯科郊外和克里米亚为他建造了两幢豪华别墅，供他避寒。更为特殊的是，为了方便高尔基前往克里米亚休假和出国采风，还为他准备了一节经过专门改装的专用列车车厢，可以随时挂上火车头出发。1928年回国后，高尔基在1929年至1933年都被允许去意大利继续过冬，以避开苏联的严寒，随行的还有两名苏联医生，负责在途中对他进行护理，全部费用由苏联政府“买单”。
在苏联，平时仅为高尔基一人服务的工作人员就多达30多人。然而，高尔基并不那么心安理得。他在豪华别墅中说：“那里的主人不是我，而是莫斯科苏维埃。”
斯大林给予的特权还有：高尔基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告诉内务部长亚戈达，或者指示亚戈达，亚戈达必须满足。也就是说，高尔基有根据自己的判断调动和“指挥”内务部的权限。
当然，苦孩子出身的高尔基不会因为自己的生活之事动用特权，他天性谦逊节俭不张狂。现在，在如此殊荣面前，他对自己的特权极为冷静，甚至没有半点欣喜，他多次婉言谢绝享用特权和生活奢侈品，内务部回答他：“苏联只有一个高尔基，全世界无产阶级只有一个高尔基。”
高尔基经常受邀访问社会各界，接触到的当然是歌舞升平、精心组织好的正面景象。从他回国的第一天起，内务部就在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高尔基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很丰富，让他能够被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所折服，引以为豪，并迅速成为其中一员。他常被带去参观国际旅行社精心准备的专门用来给外国游客观看的窗口。在莫斯科郊外的博尔舍夫和柳别尔齐，有两个由劳改释放人员组建的农庄，高尔基特别感兴趣。那里的农庄工人们总是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预先编排好的发言欢迎高尔基。而发言人在提出自己如何回到诚实的生活中来时，总要衷心感谢两个人——高尔基和斯大林。劳改释放人员的子女们，则上台高声朗诵高尔基的作品片断。这一切，令高尔基感动得热泪盈眶。 高尔基很富同情心，被内务部长亚戈达一眼洞穿，由此专门定制一项特殊活动：每年陪他去视察一次监狱。在那里，一些想争取提前释放的刑事犯被挑选出来，专门向作家汇报自己犯罪的前因后果，以及在党的教育下，获释后将如何开始新的诚实生活的打算。陪同高尔基前去的“契卡”人员，总是手拿铅笔和笔记本，恭敬地望着高尔基，只要作家一点头，就马上记下犯人的姓名，然后向狱方下达释放命令。有时候，如果犯人很年轻，所说的话又使高尔基特别满意，作家就会提出请求，要给这位青年犯人在专供劳改释放人员就业的模范公社里安排一个工作。
斯大林有时也亲自出马，与高尔基联络感情。他常和莫洛托夫一起到高尔基家，喝酒、聊天、朗诵诗歌，营造亲密无间的友善气氛。斯大林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命令，表彰高尔基对俄罗斯文学的巨大贡献。每年重大节日，斯大林都要接见高尔基。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每一次盛大的庆祝宴会上，只要高尔基在场，他总要频频举杯，向这位“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和“布尔什维克的忠诚朋友”表示最真挚的祝贺。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高尔基的故乡、大工业城市下诺夫哥罗德更名为高尔基市，下诺夫哥罗德州也相应更名为高尔基州。几乎所有城市的剧院也更名为高尔基剧院。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高尔基回国后创办了《我们的成就》《苏联建设》等杂志，还主办了《文艺学习》杂志，培养文学新兵，指导自学成才的作家。內务部还让高尔基领导一个写作小组，负责编写苏维埃工业史，歌颂苏维埃的建设高潮。高尔基主张多说成绩少写缺点，文化界在政治宣传上要配合斯大林的“肃反”和“劳改”政策。高尔基的这些文学理念，斯大林很欣赏。
高尔基努力扮演好文化界政治活动家角色，努力按照“规定动作”行事。1929年6月20日至22日，高尔基去参观索洛韦茨劳改营。那天，犯人们都换上干净的衣服，所有犯人看报纸都故意倒着拿，暗示高尔基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假的。高尔基有敏锐的观察力，不会看不出问题来，他把一个人的报纸正过来，但什么也没说，只是背过身去流出同情的眼泪。考察过后，高尔基向外界发表《索洛韦茨劳改营》的文章，说该劳改营的“情况是美好的”。
1930年初，苏联报刊公布了一则枪毙48人的消息，这些人被指控实施了导致饥荒的犯罪行为。高尔基怒不可遏，马上找到亚戈达，抗议苏共嫁祸于人，滥杀无辜。1930年底，国际民主作家协会邀请高尔基入会并出席会议。亚戈达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告诉高尔基，苏共中央政治局反对他前去参加这种大会，因为该协会部分成员曾因此事联名向国际人权保护联盟递交了一份反苏照会。政治局希望高尔基维护自己祖国的声誉，并警告污蔑诽谤者。
这件事让高尔基左右为难。不错，他是向亚戈达谴责甚至抗议过政府的残忍行为，但那是家丑不可外扬的谈话，而现在面临的，是要不要保护苏维埃祖国的声誉，使之不受资本主义世界围攻的问题。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无产阶级政权高于个人荣誉，高尔基致信世界民主作家协会，声明拒绝加入该协会，并谴责该协会的部分成员对苏联的敌视和攻击。他补充说：他确信被苏联枪毙的那些人是罪有应得。
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到来了，高尔基成为舆论先行的不二人选。1930年11月，高尔基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为斯大林1930年代即将开始的大镇压运动鸣锣开道作舆论宣传。这句话后来成为大镇压最具鼓动性的口号。
【“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
但高尔基毕竟是作家，良知不可能泯灭。在夜深人静回到作家身份时，他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思想倾向，不再是唯唯诺诺的政治大臣。
在革命浪漫主义事业的推进过程中，并不全是诗情画意的，高尔基必须以现实主义心态看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然而，作家与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会出现感情和立场的分歧——苏联的工业化发展速度超过了西方，发展过程的悲壮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从这个层面理解，就是政治家、历史学家。但高尔基不是，他看到推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全国性的大饥荒席卷而来，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村涌进城市沿街乞讨，苦难的旧景又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上演了。高尔基见此情景，表现出极度的惊愕和不安，陷入痛苦的精神自责。
他了解俄罗斯人民，可以像看一本翻开的书一样，从人们的脸上看透他们的内心世界，知晓他们的喜乐好恶，看到那些使他们不安和慌乱的根源。工人们有着一张张因吃不饱而瘦削蜡黄的脸，铁路上有一列列押送“富农”去西伯利亚劳改的棚户列车。高尔基思索良久，认为天灾是其次，决策错误是主要的。
不久，为了加米涅夫的事，高尔基和斯大林彻底翻脸。加米涅夫原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宁的亲密战友，可是后来让斯大林搞得什么都不是了。高尔基向斯大林求情，让加米涅夫参与文学工作，斯大林给了面子，让加米涅夫当了世界文学所所长兼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没想到1934年12月1日民望极高的“政敌”基洛夫遇刺，斯大林动了杀机，借此清除异己，几天后，加米涅夫被捕，说他和季诺维也夫是谋杀凶手。高尔基知道后非常震惊，打电话给斯大林，斯大林以冰冷讥讽的口吻说：高尔基先生，不是您教导我们，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吗？这个问题请您不要过问了。
高尔基接到苏共中央指示：为《真理报》撰写署名文章谴责个人恐怖。在斯大林看来，高尔基的文章将成为人民作家反对“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宣言和檄文。高尔基对此十分清醒，他当面予以拒绝，并说：“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
国家恐怖主义的景象，高尔基是无法平静面对的：在随后开展的大镇压运动中，苏联党的高级干部大多被当作敌人毫不留情地处死。列宁死后留下的政治局委员7人中，有5人以“外国间谍”罪名处死，一人被逼死；1930年至1941年，苏联政府中26名部长只剩6人未被杀，苏联红军的5名元帅被杀死了3名，16名集团军司令被杀死15人，4名舰队司令全部杀光，29名军政委中25人被杀，15名二级分舰队指挥官中9人被杀，17名一、二级集团军政委杀得一个不剩。 “斯大林”的俄文本意是“钢铁”，斯大林演示着革命的铁面无情：在党的高层潜伏着阶级敌人的大量代理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只有刀光剑影消灭他们，别无他法。原来，专政的手段决不是鲜花美酒的欢乐宴请。
【不想彻底成为“御用文人”】
高尔基写过列宁的传记，非常成功。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他也想借高尔基之笔，在全世界读者面前塑造列宁接班人的光辉形象。
回国后，高尔基答应给斯大林写传记，并用几个月时间研究了大量资料。然而，高尔基此时正处在与斯大林加速离心离德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优秀作家，高尔基的内心深处仍埋藏着人本、良知与理性，尽管被政治和行政事务暂时催眠，但尚未彻底枯死。当他清醒地思考现实时，觉得写这样的传记太肉麻了，他并不想彻底成为“御用文人”，因而迟迟下不了笔，无法进入状态。
高尔基开始挣扎，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抗争。然而，关进笼子的雄鹰，要飞回湛蓝的天空，谈何容易。高尔基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拒绝做事。尽管不能说真话，但至少可以不说假话，不昧良心。艰难的不合作选择，伴随的必然是路途危险。斯大林十分不满，但人是他欢迎回来的，无产阶级伟大作家的形象是他树立起来的，斯大林不便立即发作。
高尔基仍然为加米涅夫求情，并径直去了内务部，对亚戈达直陈自己的看法。斯大林听完汇报后，为了打消作家的疑虑，使高尔基能够把书稿写下去，终于下令放人。由于高尔基的干预，还有几位老布尔什维克也免去了被继续监禁或流放之苦，但高尔基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革命的钢铁战车在呼啸碾压前行。
1930年代中期，又有大批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外人士被秘密逮捕，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一天高尔基外出散步，被一位陌生妇女拦住，经过交谈后得知，这位妇女的丈夫，就是高尔基在革命前就认识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现在被判了5年刑，她和患有重病的女儿正受到被驱逐出莫斯科的威胁。她哀求高尔基救救她，让她们能在莫斯科有个安身之地。高尔基听后悲愤交集，立即给内务部打电话，要求放出她的丈夫，并保证她们的生活不受影响。内务部早就为高尔基的一次次干预恼火了，小报告打到斯大林那儿，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就要被伟大作家弄瘫痪啦，内务部到底是谁说了算？这一次，斯大林不愿再“开恩”了，他告诉内务部，今后高尔基来说情，均可置之不理。
高尔基发现，他的话不灵了，他也已经不是斯大林的座上客了，他再也见不到斯大林了。斯大林也已意识到，高尔基不会按照他的預想去写可以在全世界读者面前宣传他光辉形象的书了。
不过，如果下任务给高尔基，先写几篇文章，也是好的。内务部奉斯大林之命，向高尔基交代了这样的任务：十月革命节即到，请高尔基为《真理报》写一篇有关列宁和斯大林革命友谊和思想传承的文章。高尔基的原则性是不可动摇的，他不写命题作文，所以，斯大林得到的回答是：高尔基拒不接受这一任务。
【没有公开的笔记】
到1934年初，斯大林意识到，高尔基不会成为革命需要的驯服工具。
此时的内务部，已经成为看管高尔基的内务部。他们对高尔基实行社会资源的严密控制和封锁，使他与世隔绝，企图让思想的鱼离开水而窒息毙命。高尔基只能见到几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人，如果高尔基提出想见某个人，而此人恰是斯大林憎恶的人，那么，这个人立即就会被打发走，从莫斯科消失，永远不会让高尔基见到。
1934年夏末，高尔基像往年一样，申请去意大利过冬，他此时想的是躲避政治寒冬。但斯大林洞若观火，明白高尔基将一去不复返，断然拒绝，高尔基的专列也没有了。
高尔基被变相软禁起来。不能站在同一条战壕，就成了两个人的战斗，这是高尔基必然输掉的战斗。高尔基从此失去了自由，每天形单影只住在豪华宾馆，四周死一样的沉寂，他沉默不语，精神非常痛苦。作家脱离了生活，他的呼吸就失去了意义。
高尔基最终有限度地屈服了，他试着写一些斯大林喜欢的散文、政论文，但斯大林对他还是冷淡，这不是斯大林需要的传记。高尔基郁郁寡欢，他病了，病死于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心脏病等并发症。但，这只是医生病历上记载的死因。高尔基之死，一直是个谜。
有一个版本解密：高尔基死在一个女人的怀里，她是高尔基的秘书兼情人穆拉。耸人听闻的说法是，高尔基死前吃了一颗含毒的糖，穆拉实际上是内务部的卧底，这是内务部给高尔基送来的一盒精美糖果——推演当时的残酷无情斗争，这不是不可能的。
高尔基的第一任妻子因为怕受牵连跟他离婚，第二任妻子也因为坚决反对他违逆领袖意愿冒险拯救受难的文人，担惊受怕，感情崩溃。而穆拉会多国语言，美得如一幅画，气韵深沉如一首诗，既智慧又勤劳，处事永远沉稳不惊。高尔基特别欣赏年轻的27岁的穆拉面对苦难的淡定和坚强，于是将她留下。1919年，相处不到两个月，51岁的高尔基就不可遏制地爱上了穆拉。于是，高尔基跟妻子结束了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进而向穆拉求婚，但穆拉委婉拒绝，理由是她不确定高尔基和她的两个孩子能否互相接受。苏联是“杯水主义”的婚姻观，不必看重婚姻的一张纸，不结婚但可以在一起生活，穆拉成了高尔基的情人和秘书，替他管理大家庭和出版业务。
1920年初的一天，穆拉试图从俄罗斯偷渡芬兰边境回家乡爱沙尼亚，被俄罗斯边防军抓获，高尔基亲自前往莫斯科，甚至找到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领导人。1921年，他带上被释放的穆拉和大家庭，前往意大利的索兰托定居。在异乡，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但穆拉每年都要回爱沙尼亚看望自己的孩子——实际上是去内务部汇报高尔基的情况。1928年夏天，与高尔基在一起生活8年的穆拉突然消失了，事先没有任何迹象。高尔基按照穆拉之前说过的地址寻找，那里没有穆拉，也没有孩子。
1934年，被软禁多年的高尔基，还是迟迟不动笔写传记。斯大林让部下给高尔基动真格来个警告，于是，他的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突然因感冒而丧命。有一种说法是契卡干的。老年丧子，情何以堪。遭此重创，高尔基深受致命打击，精神和健康状况急转直下。1936年6月1日，他到墓地探视儿子，回来便开始咳嗽发烧。6月3日，高尔基迷糊中听到有人呼唤自己，摇动他的臂膀，似乎是失踪了8年的情人和秘书穆拉。高尔基不愿睁开眼睛，不想看她的面容，但穆拉却在他耳边忏悔…… 出生于爱沙尼亚的穆拉，很早就被培养当契卡特工，十月革命后，她跟丈夫罗卡特潜入苏维埃共和國活动，被契卡抓获。契卡以罗卡特的性命为要挟，要她去引诱高尔基，掌控他的一切动态。但随着1922～1928年与高尔基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她真的不可抑制地爱上了高尔基，这让她很痛苦，而契卡们还如鬼魅般在周围盯着，她只好选择离开，去英国继续特工工作和定居。
当穆拉向高尔基倾诉完衷肠，推开卧室门走出来时，契卡头目亚戈达在门外等着她，给了她几颗糖果：“要么你让高尔基吃下，你可以活。要么你把它吃下，但高尔基还是要死。”穆拉是将生死置之度外才到莫斯科的，她没想过可以活着离开。为了拯救高尔基，她不动声色接下糖果，自己没吃，当然也没给高尔基吃。她守在高尔基病榻前，保护高尔基不被下毒手。
当时，高尔基身边有两个值夜班的年轻医生。穆拉没想到，主治医生雅戈达也是个契卡，18日凌晨2时左右，他趁她支撑不住瞌睡过去，哄骗半夜醒来的高尔基将糖吃下。高尔基马上心力衰竭，穆拉被惊醒，冲到床前，但为时已晚，高尔基已不能言语，他的表情万分痛苦，又万分迷惑。2时30分左右，高尔基停止呼吸。
斯大林将高尔基的死定案成反党阴谋集团的暗杀所为。1937年12月，三个医生中，一个被判监禁25年，另外两个被处死。
穆拉后来逃离苏联，隐居英国。此后，她促成了高尔基许多著作在西方的发表，包括长达四卷的未完成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本书高尔基前后写了20年。1936年后，它成了穆拉的伴侣，依靠它，她反反复复地回忆与高尔基在一起的8年时光，直到1974年去世。
高尔基说过：天总会亮起来的，别伤心哭泣，我们都会幸福的。
也有一个版本，意思完全不一样，说高尔基临死之前，斯大林两次来探望他、关心他——斯大林的探望对高尔基有着神奇的康复作用。高尔基在6月8日已奄奄一息，斯大林来探望，高尔基出人意料地在病床上欠起身子，坐了起来，目光完全是正常的。他突然开口说话，对斯大林说要写一部《国内战争史》，还谈到法国文学的发展……
高尔基的骨灰安葬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中。笔者见过，列宁陵墓后边的克里姆林宫红墙里，只安放苏共中央高级领导人。
高尔基的死，注定是谜案。1936年正是苏联肃反的开局之年，苏联历史上一场持续多年的残酷大清洗在此时拉开序幕，高尔基或许是这个剧本中钦定的悲剧角色。
有意味的是，高尔基去世后，内务部人员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几本珍藏的笔记，记录了高尔基的心声。内务部人员将笔记交给高层领导，高层领导看了脸色铁青，气得破口大骂：“狼毕竟是狼，喂得再好也总想往森林里跑！”
高尔基的这些笔记，至今没有公开。
（作者系文史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高尔基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喜欢搜集中国牙雕和其他工艺品，曾多次撰文声援中国的革命事业。可以说，中国人了解苏俄社会和十月革命，很大程度是通过他的作品。高尔基的作品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被译介到中国。他的革命性为中共领袖所推崇，也因此，鲁迅被誉为“中国的高尔基”。
【列宁的诤友，革命文学的旗帜】
高尔基是靠自己的作品崛起的。由于作品获得的巨大成功，其声誉与日俱增，成了列宁的亲密朋友。他得到了革命领袖的肯定，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苏俄作家的引路旗帜，也是革命作家中唯一可与托尔斯泰和契诃夫齐名的大作家。
高尔基特别看重知识分子，认为俄罗斯的前途在知识分子身上。利用自己的身份，他千方百计地保护俄国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二月革命成功后，他认为应该发展经济、科学、文化。列宁所憎恶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的《声明》，就是在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刊发的，高尔基本人还在那一版上写了一篇《无法沉默》的政论，指名道姓批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这一时期的高尔基写过许多批评革命的文章，其见解之大胆、锐利令人震惊。这些文章收录在《不合时宜的思想里》，余一中译，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有人要抓高尔基，列宁不允许。高尔基也曾与列宁吵架闹翻，1922年，一走意大利养病了之。但他们即使吵架，也不会变成敌我关系，仍然是知己和诤友。高尔基在寒冷中呼吸困难。年轻时失恋，他曾开枪自杀，结果子弹没打到心脏，却射中了肺部，他的一叶肺片被自己打掉，而另一叶肺片也已被香烟熏得差不多了。他在温暖的意大利蛰居写作，超脱俗务，逍遥自在。高尔基在意大利还为列宁写了一部出色的传记。1924年2月4日，离列宁逝世不到一个月，《列宁》回忆录就完稿了。全书虽不足4万字，但是高尔基却写出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历史人物，一个用大写字母起头的‘人’”。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多次邀请高尔基回国。高尔基也有此意，他说：布尔什维克独裁得太厉害了，应该给他们带进一点民主。当然，斯大林的想法和高尔基不一样。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受到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的抵触和反对，他知道高尔基对农民的看法一直不好，高尔基认为农民是非常愚昧的，对他们需要强制，只有知识分子才是俄国进步的精华。
斯大林十分看重高尔基这种正能量和影响力，把他视为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能够凝聚和号召苏联作家、提升苏联文学的整体影响力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他想通过高尔基把广大文化界人士团结在苏联共产党周围，成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重要队伍。
斯大林觉得高尔基会支持他。1928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欢迎高尔基回国的运动，发动各行各业的人给高尔基写信，连少先队员和中小学生也被动员起来。孩子们的话是直截了当的，他们写道：“您为什么要住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而不返回苏联。”苏联政府也给他去了正式信函，热情洋溢地请他回国担任重要工作。
在这样的情狀下，高尔基只有响应号召一条道可走。他放弃舒适的避世写作生活，从意大利回到苏联，投入政治。事实证明，高尔基并不只是关在屋子中埋头写小说的文学天才，他从丰厚的生活中来，他也是贯彻执行苏共路线方针的好帮手，是合群的政治天才。
【“那里的主人不是我，而是莫斯科苏维埃”】
回国后，在斯大林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高尔基不只在政治上得以重用，在生活上更得到超规格的优待，享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等特权待遇。高尔基一家的全部生活必需品，与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由内务部的专门机关负责供应，他吸的烟是特地从埃及订购的。
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内为他提供了一幢花园式洋房，在莫斯科郊外和克里米亚为他建造了两幢豪华别墅，供他避寒。更为特殊的是，为了方便高尔基前往克里米亚休假和出国采风，还为他准备了一节经过专门改装的专用列车车厢，可以随时挂上火车头出发。1928年回国后，高尔基在1929年至1933年都被允许去意大利继续过冬，以避开苏联的严寒，随行的还有两名苏联医生，负责在途中对他进行护理，全部费用由苏联政府“买单”。
在苏联，平时仅为高尔基一人服务的工作人员就多达30多人。然而，高尔基并不那么心安理得。他在豪华别墅中说：“那里的主人不是我，而是莫斯科苏维埃。”
斯大林给予的特权还有：高尔基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告诉内务部长亚戈达，或者指示亚戈达，亚戈达必须满足。也就是说，高尔基有根据自己的判断调动和“指挥”内务部的权限。
当然，苦孩子出身的高尔基不会因为自己的生活之事动用特权，他天性谦逊节俭不张狂。现在，在如此殊荣面前，他对自己的特权极为冷静，甚至没有半点欣喜，他多次婉言谢绝享用特权和生活奢侈品，内务部回答他：“苏联只有一个高尔基，全世界无产阶级只有一个高尔基。”
高尔基经常受邀访问社会各界，接触到的当然是歌舞升平、精心组织好的正面景象。从他回国的第一天起，内务部就在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高尔基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很丰富，让他能够被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所折服，引以为豪，并迅速成为其中一员。他常被带去参观国际旅行社精心准备的专门用来给外国游客观看的窗口。在莫斯科郊外的博尔舍夫和柳别尔齐，有两个由劳改释放人员组建的农庄，高尔基特别感兴趣。那里的农庄工人们总是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预先编排好的发言欢迎高尔基。而发言人在提出自己如何回到诚实的生活中来时，总要衷心感谢两个人——高尔基和斯大林。劳改释放人员的子女们，则上台高声朗诵高尔基的作品片断。这一切，令高尔基感动得热泪盈眶。 高尔基很富同情心，被内务部长亚戈达一眼洞穿，由此专门定制一项特殊活动：每年陪他去视察一次监狱。在那里，一些想争取提前释放的刑事犯被挑选出来，专门向作家汇报自己犯罪的前因后果，以及在党的教育下，获释后将如何开始新的诚实生活的打算。陪同高尔基前去的“契卡”人员，总是手拿铅笔和笔记本，恭敬地望着高尔基，只要作家一点头，就马上记下犯人的姓名，然后向狱方下达释放命令。有时候，如果犯人很年轻，所说的话又使高尔基特别满意，作家就会提出请求，要给这位青年犯人在专供劳改释放人员就业的模范公社里安排一个工作。
斯大林有时也亲自出马，与高尔基联络感情。他常和莫洛托夫一起到高尔基家，喝酒、聊天、朗诵诗歌，营造亲密无间的友善气氛。斯大林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命令，表彰高尔基对俄罗斯文学的巨大贡献。每年重大节日，斯大林都要接见高尔基。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每一次盛大的庆祝宴会上，只要高尔基在场，他总要频频举杯，向这位“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和“布尔什维克的忠诚朋友”表示最真挚的祝贺。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高尔基的故乡、大工业城市下诺夫哥罗德更名为高尔基市，下诺夫哥罗德州也相应更名为高尔基州。几乎所有城市的剧院也更名为高尔基剧院。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高尔基回国后创办了《我们的成就》《苏联建设》等杂志，还主办了《文艺学习》杂志，培养文学新兵，指导自学成才的作家。內务部还让高尔基领导一个写作小组，负责编写苏维埃工业史，歌颂苏维埃的建设高潮。高尔基主张多说成绩少写缺点，文化界在政治宣传上要配合斯大林的“肃反”和“劳改”政策。高尔基的这些文学理念，斯大林很欣赏。
高尔基努力扮演好文化界政治活动家角色，努力按照“规定动作”行事。1929年6月20日至22日，高尔基去参观索洛韦茨劳改营。那天，犯人们都换上干净的衣服，所有犯人看报纸都故意倒着拿，暗示高尔基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假的。高尔基有敏锐的观察力，不会看不出问题来，他把一个人的报纸正过来，但什么也没说，只是背过身去流出同情的眼泪。考察过后，高尔基向外界发表《索洛韦茨劳改营》的文章，说该劳改营的“情况是美好的”。
1930年初，苏联报刊公布了一则枪毙48人的消息，这些人被指控实施了导致饥荒的犯罪行为。高尔基怒不可遏，马上找到亚戈达，抗议苏共嫁祸于人，滥杀无辜。1930年底，国际民主作家协会邀请高尔基入会并出席会议。亚戈达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告诉高尔基，苏共中央政治局反对他前去参加这种大会，因为该协会部分成员曾因此事联名向国际人权保护联盟递交了一份反苏照会。政治局希望高尔基维护自己祖国的声誉，并警告污蔑诽谤者。
这件事让高尔基左右为难。不错，他是向亚戈达谴责甚至抗议过政府的残忍行为，但那是家丑不可外扬的谈话，而现在面临的，是要不要保护苏维埃祖国的声誉，使之不受资本主义世界围攻的问题。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无产阶级政权高于个人荣誉，高尔基致信世界民主作家协会，声明拒绝加入该协会，并谴责该协会的部分成员对苏联的敌视和攻击。他补充说：他确信被苏联枪毙的那些人是罪有应得。
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到来了，高尔基成为舆论先行的不二人选。1930年11月，高尔基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为斯大林1930年代即将开始的大镇压运动鸣锣开道作舆论宣传。这句话后来成为大镇压最具鼓动性的口号。
【“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
但高尔基毕竟是作家，良知不可能泯灭。在夜深人静回到作家身份时，他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思想倾向，不再是唯唯诺诺的政治大臣。
在革命浪漫主义事业的推进过程中，并不全是诗情画意的，高尔基必须以现实主义心态看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然而，作家与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会出现感情和立场的分歧——苏联的工业化发展速度超过了西方，发展过程的悲壮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从这个层面理解，就是政治家、历史学家。但高尔基不是，他看到推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全国性的大饥荒席卷而来，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村涌进城市沿街乞讨，苦难的旧景又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上演了。高尔基见此情景，表现出极度的惊愕和不安，陷入痛苦的精神自责。
他了解俄罗斯人民，可以像看一本翻开的书一样，从人们的脸上看透他们的内心世界，知晓他们的喜乐好恶，看到那些使他们不安和慌乱的根源。工人们有着一张张因吃不饱而瘦削蜡黄的脸，铁路上有一列列押送“富农”去西伯利亚劳改的棚户列车。高尔基思索良久，认为天灾是其次，决策错误是主要的。
不久，为了加米涅夫的事，高尔基和斯大林彻底翻脸。加米涅夫原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宁的亲密战友，可是后来让斯大林搞得什么都不是了。高尔基向斯大林求情，让加米涅夫参与文学工作，斯大林给了面子，让加米涅夫当了世界文学所所长兼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没想到1934年12月1日民望极高的“政敌”基洛夫遇刺，斯大林动了杀机，借此清除异己，几天后，加米涅夫被捕，说他和季诺维也夫是谋杀凶手。高尔基知道后非常震惊，打电话给斯大林，斯大林以冰冷讥讽的口吻说：高尔基先生，不是您教导我们，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吗？这个问题请您不要过问了。
高尔基接到苏共中央指示：为《真理报》撰写署名文章谴责个人恐怖。在斯大林看来，高尔基的文章将成为人民作家反对“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宣言和檄文。高尔基对此十分清醒，他当面予以拒绝，并说：“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
国家恐怖主义的景象，高尔基是无法平静面对的：在随后开展的大镇压运动中，苏联党的高级干部大多被当作敌人毫不留情地处死。列宁死后留下的政治局委员7人中，有5人以“外国间谍”罪名处死，一人被逼死；1930年至1941年，苏联政府中26名部长只剩6人未被杀，苏联红军的5名元帅被杀死了3名，16名集团军司令被杀死15人，4名舰队司令全部杀光，29名军政委中25人被杀，15名二级分舰队指挥官中9人被杀，17名一、二级集团军政委杀得一个不剩。 “斯大林”的俄文本意是“钢铁”，斯大林演示着革命的铁面无情：在党的高层潜伏着阶级敌人的大量代理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只有刀光剑影消灭他们，别无他法。原来，专政的手段决不是鲜花美酒的欢乐宴请。
【不想彻底成为“御用文人”】
高尔基写过列宁的传记，非常成功。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他也想借高尔基之笔，在全世界读者面前塑造列宁接班人的光辉形象。
回国后，高尔基答应给斯大林写传记，并用几个月时间研究了大量资料。然而，高尔基此时正处在与斯大林加速离心离德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优秀作家，高尔基的内心深处仍埋藏着人本、良知与理性，尽管被政治和行政事务暂时催眠，但尚未彻底枯死。当他清醒地思考现实时，觉得写这样的传记太肉麻了，他并不想彻底成为“御用文人”，因而迟迟下不了笔，无法进入状态。
高尔基开始挣扎，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抗争。然而，关进笼子的雄鹰，要飞回湛蓝的天空，谈何容易。高尔基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拒绝做事。尽管不能说真话，但至少可以不说假话，不昧良心。艰难的不合作选择，伴随的必然是路途危险。斯大林十分不满，但人是他欢迎回来的，无产阶级伟大作家的形象是他树立起来的，斯大林不便立即发作。
高尔基仍然为加米涅夫求情，并径直去了内务部，对亚戈达直陈自己的看法。斯大林听完汇报后，为了打消作家的疑虑，使高尔基能够把书稿写下去，终于下令放人。由于高尔基的干预，还有几位老布尔什维克也免去了被继续监禁或流放之苦，但高尔基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革命的钢铁战车在呼啸碾压前行。
1930年代中期，又有大批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外人士被秘密逮捕，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一天高尔基外出散步，被一位陌生妇女拦住，经过交谈后得知，这位妇女的丈夫，就是高尔基在革命前就认识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现在被判了5年刑，她和患有重病的女儿正受到被驱逐出莫斯科的威胁。她哀求高尔基救救她，让她们能在莫斯科有个安身之地。高尔基听后悲愤交集，立即给内务部打电话，要求放出她的丈夫，并保证她们的生活不受影响。内务部早就为高尔基的一次次干预恼火了，小报告打到斯大林那儿，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就要被伟大作家弄瘫痪啦，内务部到底是谁说了算？这一次，斯大林不愿再“开恩”了，他告诉内务部，今后高尔基来说情，均可置之不理。
高尔基发现，他的话不灵了，他也已经不是斯大林的座上客了，他再也见不到斯大林了。斯大林也已意识到，高尔基不会按照他的預想去写可以在全世界读者面前宣传他光辉形象的书了。
不过，如果下任务给高尔基，先写几篇文章，也是好的。内务部奉斯大林之命，向高尔基交代了这样的任务：十月革命节即到，请高尔基为《真理报》写一篇有关列宁和斯大林革命友谊和思想传承的文章。高尔基的原则性是不可动摇的，他不写命题作文，所以，斯大林得到的回答是：高尔基拒不接受这一任务。
【没有公开的笔记】
到1934年初，斯大林意识到，高尔基不会成为革命需要的驯服工具。
此时的内务部，已经成为看管高尔基的内务部。他们对高尔基实行社会资源的严密控制和封锁，使他与世隔绝，企图让思想的鱼离开水而窒息毙命。高尔基只能见到几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人，如果高尔基提出想见某个人，而此人恰是斯大林憎恶的人，那么，这个人立即就会被打发走，从莫斯科消失，永远不会让高尔基见到。
1934年夏末，高尔基像往年一样，申请去意大利过冬，他此时想的是躲避政治寒冬。但斯大林洞若观火，明白高尔基将一去不复返，断然拒绝，高尔基的专列也没有了。
高尔基被变相软禁起来。不能站在同一条战壕，就成了两个人的战斗，这是高尔基必然输掉的战斗。高尔基从此失去了自由，每天形单影只住在豪华宾馆，四周死一样的沉寂，他沉默不语，精神非常痛苦。作家脱离了生活，他的呼吸就失去了意义。
高尔基最终有限度地屈服了，他试着写一些斯大林喜欢的散文、政论文，但斯大林对他还是冷淡，这不是斯大林需要的传记。高尔基郁郁寡欢，他病了，病死于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心脏病等并发症。但，这只是医生病历上记载的死因。高尔基之死，一直是个谜。
有一个版本解密：高尔基死在一个女人的怀里，她是高尔基的秘书兼情人穆拉。耸人听闻的说法是，高尔基死前吃了一颗含毒的糖，穆拉实际上是内务部的卧底，这是内务部给高尔基送来的一盒精美糖果——推演当时的残酷无情斗争，这不是不可能的。
高尔基的第一任妻子因为怕受牵连跟他离婚，第二任妻子也因为坚决反对他违逆领袖意愿冒险拯救受难的文人，担惊受怕，感情崩溃。而穆拉会多国语言，美得如一幅画，气韵深沉如一首诗，既智慧又勤劳，处事永远沉稳不惊。高尔基特别欣赏年轻的27岁的穆拉面对苦难的淡定和坚强，于是将她留下。1919年，相处不到两个月，51岁的高尔基就不可遏制地爱上了穆拉。于是，高尔基跟妻子结束了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进而向穆拉求婚，但穆拉委婉拒绝，理由是她不确定高尔基和她的两个孩子能否互相接受。苏联是“杯水主义”的婚姻观，不必看重婚姻的一张纸，不结婚但可以在一起生活，穆拉成了高尔基的情人和秘书，替他管理大家庭和出版业务。
1920年初的一天，穆拉试图从俄罗斯偷渡芬兰边境回家乡爱沙尼亚，被俄罗斯边防军抓获，高尔基亲自前往莫斯科，甚至找到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领导人。1921年，他带上被释放的穆拉和大家庭，前往意大利的索兰托定居。在异乡，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但穆拉每年都要回爱沙尼亚看望自己的孩子——实际上是去内务部汇报高尔基的情况。1928年夏天，与高尔基在一起生活8年的穆拉突然消失了，事先没有任何迹象。高尔基按照穆拉之前说过的地址寻找，那里没有穆拉，也没有孩子。
1934年，被软禁多年的高尔基，还是迟迟不动笔写传记。斯大林让部下给高尔基动真格来个警告，于是，他的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突然因感冒而丧命。有一种说法是契卡干的。老年丧子，情何以堪。遭此重创，高尔基深受致命打击，精神和健康状况急转直下。1936年6月1日，他到墓地探视儿子，回来便开始咳嗽发烧。6月3日，高尔基迷糊中听到有人呼唤自己，摇动他的臂膀，似乎是失踪了8年的情人和秘书穆拉。高尔基不愿睁开眼睛，不想看她的面容，但穆拉却在他耳边忏悔…… 出生于爱沙尼亚的穆拉，很早就被培养当契卡特工，十月革命后，她跟丈夫罗卡特潜入苏维埃共和國活动，被契卡抓获。契卡以罗卡特的性命为要挟，要她去引诱高尔基，掌控他的一切动态。但随着1922～1928年与高尔基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她真的不可抑制地爱上了高尔基，这让她很痛苦，而契卡们还如鬼魅般在周围盯着，她只好选择离开，去英国继续特工工作和定居。
当穆拉向高尔基倾诉完衷肠，推开卧室门走出来时，契卡头目亚戈达在门外等着她，给了她几颗糖果：“要么你让高尔基吃下，你可以活。要么你把它吃下，但高尔基还是要死。”穆拉是将生死置之度外才到莫斯科的，她没想过可以活着离开。为了拯救高尔基，她不动声色接下糖果，自己没吃，当然也没给高尔基吃。她守在高尔基病榻前，保护高尔基不被下毒手。
当时，高尔基身边有两个值夜班的年轻医生。穆拉没想到，主治医生雅戈达也是个契卡，18日凌晨2时左右，他趁她支撑不住瞌睡过去，哄骗半夜醒来的高尔基将糖吃下。高尔基马上心力衰竭，穆拉被惊醒，冲到床前，但为时已晚，高尔基已不能言语，他的表情万分痛苦，又万分迷惑。2时30分左右，高尔基停止呼吸。
斯大林将高尔基的死定案成反党阴谋集团的暗杀所为。1937年12月，三个医生中，一个被判监禁25年，另外两个被处死。
穆拉后来逃离苏联，隐居英国。此后，她促成了高尔基许多著作在西方的发表，包括长达四卷的未完成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本书高尔基前后写了20年。1936年后，它成了穆拉的伴侣，依靠它，她反反复复地回忆与高尔基在一起的8年时光，直到1974年去世。
高尔基说过：天总会亮起来的，别伤心哭泣，我们都会幸福的。
也有一个版本，意思完全不一样，说高尔基临死之前，斯大林两次来探望他、关心他——斯大林的探望对高尔基有着神奇的康复作用。高尔基在6月8日已奄奄一息，斯大林来探望，高尔基出人意料地在病床上欠起身子，坐了起来，目光完全是正常的。他突然开口说话，对斯大林说要写一部《国内战争史》，还谈到法国文学的发展……
高尔基的骨灰安葬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中。笔者见过，列宁陵墓后边的克里姆林宫红墙里，只安放苏共中央高级领导人。
高尔基的死，注定是谜案。1936年正是苏联肃反的开局之年，苏联历史上一场持续多年的残酷大清洗在此时拉开序幕，高尔基或许是这个剧本中钦定的悲剧角色。
有意味的是，高尔基去世后，内务部人员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几本珍藏的笔记，记录了高尔基的心声。内务部人员将笔记交给高层领导，高层领导看了脸色铁青，气得破口大骂：“狼毕竟是狼，喂得再好也总想往森林里跑！”
高尔基的这些笔记，至今没有公开。
（作者系文史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