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一词颇不寻常，它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很高，作为人称，和姓名一起使用，既可以近指，如一句平常的招呼语：“王老师，你好!”也可以远指，如“王老师去上海了”。“老师”和“教师”一样，还可以用于指称一般的教育工作者，如“老师应该爱护学生”；或某一教育工作者群体，如“我们学校的老师很严格”。不过在这种用法中，似乎“老师”更加口语化。大凡可以使用“教师”一词的地方，也可以用“老师”取而代之。然而称“王教师”或说“教师，你好”，却是不符合汉语的语用习惯的。因为教师是他称，只能用于远指。也就是说，只有当某人或者某一类人成为我们的陈述对象而不是言语对象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称其为教师。
　　像“老师”这样积淀了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词语，它的很多细微精妙之处存乎日常语用之际，若不深加体察，难以领会。乍看起来，“老师”和“律师”、“医师”、“工程师”、“技师”一样，都属于具有相同结构形式的词汇，而且，都用来指称那些具有专门职业技术能力、从事专门职业的人。然而，“老师”的“师”和“律师”、“医师”、“工程师”、“技师”这些名称中的“师”在含义上有重大的区别。老师可以简称为师，而且可以作为词根形成新词，如“先师”、“恩师”、“启蒙师”、“一字师”等，这说明在“老师”这个词中，决定词义的词素是“师”，而在“律师”、“医师”、“工程师”、“技师”等词中，决定词义的词素是“律”、“医”、“工程”、“技”等，也就是说，在“老师”中，“师”是词根，而在“律师”等词中，“师”是词缀。“老师”的“师”，意为“能给人指导、值得学习和效仿的人”，而律师的“师”则指“掌握了某种专门技术的人”。“老师”是一个具有比较明显的感情色彩的称呼，宣称并且在心里认可某人是老师，意味着对这个人在学识和人格方面的肯定、尊敬和推崇；“律师”、“医师”、“工程师”、“技师，，等称呼则纯粹是中性的。“律师”指“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教师”指“从事教这种工作的人”。职业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职业选择本身没有道德含义，因此，任何人不可能因为从事某种职业这件事情本身而赢得别人在道德上的尊敬。所以，“教师”同“律师”一样，是一个中性的称呼。在汉语语境中，老师比教师含义更丰富。“老师”的称谓，表达出对教师的尊重，更表达了一种社会期望：老师，是经师，也是人师。“老师”的称谓，源于一种古老的传统，这个传统曾经由韩愈做过精练的概括：“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一、唐宋以前儒家文献中的“老师”
　　
　　“老师”联言最早见于《春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氐而军。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吾闻之，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迟速唯命，不然纾我。老师费财，亦无益也。’”此处“老”本为形容词，“衰老、疲惫”的意思，用为动词，意为“使……疲惫”；“师”指“军队”；“老师”联言，意指军队出征日久而疲惫。从词源上讲，这个“老师”的用法与现代汉语中的“老师”一词没有关系。
　　“老师”用来指称教育者最早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期“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苟卿最为老师。齐尚循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严格来说，这里“老师”还不是一个词。其中，“老”是一个形容词，意为年老辈尊；“师”是一个名词，意为“精通学术、技艺的人”，约相当于现代的“大师”之“师”。荀卿50岁时游学齐国稷下学宫，当时前辈学者如田骈、慎到、接子等皆已过世，与荀卿同游稷下的邹衍、邹爽等人都较荀子年轻，所以，荀卿“最为老师”。《史记》“最为老师”的说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汉刘向《荀卿书录》、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荀子游学稷下学宫之事，都使用了“最为老师”的断语。到了唐宋时期，或许与兴起于唐朝中叶的古文运动有关，“老”、“师”二字经常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词，指年高德劭、学识渊博的学者。如唐韩愈《读荀》：“圣人之道，不传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说干时君，纷纷藉藉相乱，六经与百家之说错杂，然老师大儒犹在。火于秦，黄老于汉，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扬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书，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又如唐郑少微《悯相如赋》：“拾厄灰之断简，搜屈壁之遗文；纷齐鲁之老师，徒骋辩于说铃。”再如宋欧阳修《时世论》：“司马迁之于学也，杂博而无所择，然其去周、秦未远，其为说必有老师宿儒之所传，其曰‘周道缺而《关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
　　在以上所引唐宋时期的材料中，“老师”与“大儒”、“宿儒”对言，不再特指荀卿，而是泛指硕学大儒，这为“老师”进一步演变为对一般教师的尊称准备了条件。然而，这里的“老师”与现代汉语里的“老师”相比，在语法上还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老师大儒”的“老”字有实义，而现代“老师”的“老”字只是个词头。“老”的虚化是在唐朝通过另一条途径完成的。
　　
　　二、唐宋时期宗教用语中的“老师”
　　
　　宗教的传播必须通过宗教教育的方式来进行。宗教之被称作“教”，是很确当的。中国古代的世俗教育一般称作“学”，因为儒家教育重在学习者的“深造自得”；而宗教教义、教规的传授，往往采取传教者对初入教者一对一面授的方式，而且，宗教教育重在培养信仰，并不鼓励学习者独立思考，更不允许对教义产生怀疑，进行批判，所以，宗教教育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教”。既然宗教是“教”，那么称传教者为师，学教者为徒，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尊传教者为师者，征诸文献，较早的有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其≮论仙》篇云：“进趋尤有不达者焉，稼穑犹有不收者焉，商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无功者焉。况乎求仙，事之难者，为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两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师，又何足以定天下之无仙乎?”佛教在东汉时传入我国，其传教者亦称师。文献中较早记载的有三国时支谦所译《佛开解梵志阿訇经》：“到鼓车城外树下坐。比聚有豪贤梵志。名费迦沙。明晓经书星宿运度。所问皆答。有五百弟子。弟子中第一者，名阿訇。阿訇问师言：今有佛来。人称其德。名盖天地。不识斯何人也。费迦沙言：吾闻是释种。国王太子。厥兴无师自著经化。阿訇言：若无师者，名誉何美。又国王子。多訇淫好乐。安肯涂行降志乞食。诲人不倦。将是真人乎。愿师可行观其道德。”然而尊道、释两家传教者为“老师”，却是到了唐朝才有的事情。这与汉语发展史有关。如王力先生认为：
　　词头“老”字来源于形容词“老”字，最初是表示年老或年长的意思。后来由这种形容词
　　“老”字逐渐虚化成词头。词头“老”字可以用于人和动物两方面。这两种“老”字都是在唐代产
　　生的。某些称谓之前可以加词头“老”字，例如“老姊”、“老兄”。这些都见于唐代的史料。《晋
　　书·郭奕传》：“大丈夫岂当以老姊求名?”《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也要老兄定当”。这个
　　“老”字不像是表示年长的意思，而仅仅是一个词头。 　　“老”字有了作词头的功能之后，“老师”才有可能像“老兄”、“老姊”那样作为近指的称呼使用。不过，“老师”之称，终唐、宋两代，都只用于指称宗教的传教者，而不用于世俗的教育者。用于道教传教者而见于诗词的有宋赵希汰《沁园春·寿处州吴雨岩》词：“持节淅东，六十年前，紫阳老师。看粟移七郡，功深到处，棠阴一道，民尚思之。心印亲传，雨岩来括，寅岁幸无庚子饥。仁同亲，更备存先具，仓积千斯。”见于文章者如唐杨凌《瞿童述》：“洞源曰：‘十年易居，昔贤遗旨，吾有志矣。今汝去，何时复见?’答曰：‘期十八年。’洞源欲留之不克，即声命同观道士朱灵曰：‘朱老师看仙人来。’”用于佛教传教者而见于诗词的如唐王建《送山人二首》：“嵩山古寺离来久，回见溪桥野叶黄。辛苦老师看守处，为悬秋药闭空房。”见于文章的如《景德传灯录》卷七：“师一日谓众曰：‘虚空为鼓，须弥为椎。什么人打得。’众无对。(有人举似南泉。南泉云：‘王老师不打遮破鼓。’法眼别云：‘王老师不打。’)”
　　
　　三、“老师”成为门生对座主的尊称
　　
　　明王世贞《觚不觚录》云：“至分宜当国，而谀者称老翁，其厚之甚者称夫子。此后门生称座主俱日老师。”由此可知，当明神宗万历之世，门生称座主为老师已成习俗，而嘉靖之前，尚无此事，始作俑者，为严嵩拜相后的门生。门生称严嵩为“老师”，固然可视为阿谀奉承，因为“老师宿儒”原来是对历史上儒家学术教育大师的泛称，荀子、董仲舒、郑玄、马融、扬雄之辈，庶几可以当之，用于在世之人，史无前例。但是，称严嵩为“老师”，也别有缘故。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拜武英殿大学士，领礼部尚书，人值文渊阁，时年六十有余，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罢相，则已经是八十多岁。严嵩当国20年，皆在六十岁后，呼之老翁，称之夫子，誉之老师，除了因其位高权重而媚之之外，也的确是由于严嵩年岁很大。“老师”之“老”，并非完全虚化的词头。
　　然而，自司马迁称赞荀卿“最为老师”以来，“宿儒老师”之句不绝于史传，这使“老师”具有了某种特定的含义，“老”字除了表示年高之外，也意味着德劭。在儒家文化中，年龄本身就与道德有关联。儒家重孝，重孝必尊老，《礼记》所谓“上齿”，就是通过乡饮酒礼来培养年轻人对长辈的尊敬。儒家厚古，重视传统，年长者见多识广，对传统的体认和把握一般来说较年轻人深切，因此为人处世更能符合传统道德的要求。“长者”一词本来指年龄大或辈分高的人，但是由于年龄与道德之间的关联，“长者”又可引申为德高望重之人。“老师”之“老”在严嵩之后，也产生了一种意义的偏移，即由年龄之“老”向学问、道德之“老”的过渡。这种过渡完成的标志，就是“老师”成为一般门生对座师的尊称，而不管座师是否像严嵩一样，真的是年过六旬。
　　既然“老师”成为门生对座师的尊称，那么，从语法上看，“老师”之“老”就失去了原来“年老”的本义而虚化了，成为一个词头。然而，作为词头的“老”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语言承载着历史，“老师”之“老”从司马迁第一次使用它时就具有的那种“道德高尚和学识渊博”的含义，在历史的长河中，通过人们反复运用，已经不可磨灭地固着在它上面，尽管有些模糊，但是一个稍有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人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所以，在严嵩被他的门生们称做“老师”之后，热心仕途，急于靠着座师的提携而登进的士子们纷纷效仿。明朝嘉靖之后，门生称座师为“老师”，已成习俗。见于文章者如万历年间王阳明弟子钱德洪《答论年谱书》：“吾师开悟后学，汲汲求人，终未有与之敌体承领者。临别之时，稍承剖悉，但得老师一期望而已，未尝满其心而去也。数十年来，因循岁月，姑负此翁。”见于戏曲的如汤显祖《牡丹亭》第五十三出：“[侥侥犯[净]则他是御笔亲标第一红，柳梦梅为梁栋。[外]敢不是他?[净]是晚生本房取中的。[生]是苗老师哩，救门生一救![净笑介]你高吊起文章巨公，打桃枝受用。告过老公相，军校，快请状元下吊。[贴放，生叫“疼煞”介][净]可怜，可怜!是斯文倒吃尽斯文痛，无情棒打多情种。[生]他是我丈人。[净]原来是倚太山压卵欺鸾凤。”见于小说的如冯梦龙《警世通言》第十八卷：“只是如今是个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谁说他胸中才学?若是三家村一个小孩子，粗粗里记得几篇烂旧时文，遇了个盲试官，乱圈乱点，睡梦里偷得个进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门生，称老师，谭天说地，谁敢出个题目将带纱帽的再考他一考么?”见于文人笔记的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又如江西临江人朱琏，为御史时，媚张江陵，为人幕第一客。闻其在家，却忠厚安静，邹南皋先生，亦与相善。此张雨若(汝霖)兵部为予言者，张曾令其地，知之甚详。朱为江陵辛未门生，即留夺情时，言‘老师不听主上挽留，徇私负国，门生便人疏参老师矣’，即其人是也。”
　　
　　四、“老师”成为一般教师的尊称
　　
　　在一个重视礼仪的国度里，如何依据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而给对方一个合适的称谓，这是一件令人颇为踌躇的事情。中国古代盛行宗法制度，家族观念向来很强，因此，有把亲属间称谓外推至整个社会的倾向。一般男性社会成员之间，平辈的称兄道弟，长一辈的可以叔伯相称，再长一辈的则称爷祖，一般都能够为对方接受。然而中国古代又是一个专制社会，政府官员备受尊重，所以对他们切不可随便攀亲附贵，以官衔称呼之，是最妥当的选择。另有一种人，非亲非官，但是与自己的关系又非常密切，那就是排在天地君亲之后的师。明代以前，弟子一般称老师为先生。先生，先我而生者也。既先我而生，则为尊长；既先我而生，则先我而知，可为我师。所以，用先生称呼老师，适得其宜。然而，先生之称，不只用于老师，自先秦以来，先生已成为对以学问能力见长的人表示尊敬的通用称谓。先生一词，并不能表达出弟子与师之间独特的关系。
　　“一日为师，终生如父”，古代教育主要采取个别教学的形式，师生朝夕宴处，多有情同父子者。孟子说孔子死后，子贡“筑室场屋，独居三年”，为孔子守孝，谅不是虚语。弟子如何称呼师，才能最好地表达出对师的尊敬和爱戴?直接称师吧，一则师之含义过于广泛，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皆可以称师；二则一个师字，单音成词，用做称呼，总是有些别扭。既然门生可以称座师为老师，那么，弟子为什么不可以称教导自己的教师为老师呢?老师由专指座师，过渡到一般教师的尊称，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始作俑者，为阿谀奉承之徒，但继起仿效者，不得视为附庸风雅。因为一个词语一经使用于某个特殊的场合，它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普遍含义。“老师”一词用于奸相严嵩本不恰当，但是，既然用过了，“老师”一词因此而获得的新的含义就此固定下来，其他人完全可以抛开严嵩及其门生，而就“老师”新获得的含义使用它。
　　“老师”由门生对座师的尊称变为一般弟子对先生的尊称，经历了词义的又一次扩张，“老”之“道德高尚、学识渊博”的含义仍然保存着，但是，由于使用范围的扩展，对被称呼者在道德学识上的要求遂有所降低。尤其在学识方面，大抵已不再有特别的要求，能够胜任教学工作，即可当“老师” 之名。不过，道德方面的要求还是很高，对那些不能为人师表的教师，我们可以说这个人不配做老师。
　　“老师”的这一变化虽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也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演变过程。先是有弟子投帖拜师，与科举无关，亦称老师。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程鹏起”条云：“后石得罪，田东洲(乐)秉中枢，捕程笞数十，论戍逃归。至今往来南北，携数十女优，及恶少数辈，遇豪家即令演剧，以博缠头。间有挑之者，旋使荐枕，连宵阅日，恬不知耻，又遍拜荐绅名公称弟子。余尝遇之广坐中，历指其扮戏诸妇曰：‘此为邹尔瞻老师所爱，此为顾叔时老师所赏。’以一漏网健儿，污蔑贤者至此，而荐绅先生，异哉。”既言“遍拜荐绅名公称弟子”，则邹尔瞻、顾叔时为程鹏起所拜老师无疑。
　　明清官学教官，太学有祭酒、司业，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训导。但是，至迟在清朝中叶，各级官学里的学生也开始称教官为老师。如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七回：
　　忙过几日，匡超人又进城去谢知县。知县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礼，留着吃了酒饭，叫他拜做
　　老师。事毕回家，学里那两个门斗，又下来到他家说话。他请了潘老爹来陪。门斗说：“学里老
　　爷要传匡相公去见，还要进见之礼。”匡超人恼了，道：“我只认得我的老师!他这教官我去见他
　　做甚么?有甚么进见之礼!”潘老爹道：“二相公，你不可这样说了。我们县里老爷虽是老师，是
　　你拜的老师，这是私情。这学里老师是朝廷制下的，专管秀才。你就中了状元，这老师也要认
　　的。怎么不去见?你是个寒士，进见礼也不好争，每位封两钱银子去就是了。”当下约定日子，
　　先打发门斗回去。
　　书院自唐宋兴盛以来，掌教者多称山长，清代中后期，出现了以“老师”称山长的情况。如成书于嘉庆年间的《红楼复梦》第六十八回：“钦差的那位翰林院待诏程大人公馆就在城外，祝筠差家人们过去伺候，又送了极盛酒席，预备两幅全执事，都是八抬大轿：一处是明早接钦差大人到坟上宣读圣旨祭文；一处是请紫阳书院掌教老师，原任光禄寺大堂孙大人明早祭后土。”
　　官学教官、书院山长皆可以称老师，这表明老师已经有成为教师通称的迹象，反映在日常语言实践中，老师可以在借喻的意义上指称一般的教导者。如咸丰年间成书的《花月痕》第十四回：“秋痕晓得他们为难，荷生也笑道：‘我倒不意秋痕也会这般调侃人。’痴珠笑道：‘这是老师化导之功。’又说得大家笑了。”又第十六回：“众人齐赞道：‘好!应结局了。此结倒不容易，要结得通才好!’荷生道：‘这一结我要秋痕慢慢想去。’采秋道：‘做出老师样来了。’秋痕低了头，想有半晌，说道：‘我有一句，可用不可用，大家商量罢。’就写道……”
　　清末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新式学堂，教师通称教习。但教习主要是一种他称，师生之间面对面的称呼，于洋教习大抵只可称先生，于汉教习则先生、老师皆可。《江南储才学堂规条》云：“学堂为礼法之所，而应对进退尤为弟子职，各学生于总办教习前均宜执师生礼，总办竞称总办，教习则称老师或称先生，如或相遇应垂手侍立，与言则敬对，不言则趋退。其于洋教习则举手加额作礼。”不能称洋教习为老师，这一方面是因为洋务派要应对顽固派对他们“奉夷人为师”的指责，另一方面也符合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在洋务派看来，为富国强兵的目的，不能不学习西方的语言和科学技术，但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又不可完全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观念。结果是洋教习虽有教师之实，但不可当老师之名。洋务派首领奕就曾说过：“况雇觅洋人不过与之讲究其法，并奏明不修弟子之礼，此折业经发抄，矮仁岂有不知?乃一则日‘师事夷人’，再则曰‘奉夷为师’，辄臆造师名，阻人向往。”
　　清末官学中的教官和洋务学堂中的汉人教习多为正途出身，有官阶爵品，所以，其时“老师”之称仍有明显的座师痕迹。大量的私塾、蒙学和义学的教师因为没有取得科举功名，就只能称先生，而不能称老师。但是，到了20世纪初，新式学堂普遍设立，师资匮乏，全部用正途出身的官员担任教习已经不可能了。而且，科举制度取消以后，“学而优则仕”的原则由于清末冗官为患，大量留学生回国，新式学堂毕业生激增等原因，也已经无法实行。这样一来，“老师”的称谓才伴随着近代教育的发展最终脱去与科举制度的关联，不再具有座师的含义，而成为对一般教师的尊称。尽管私塾教师仍然只称先生，但是，国立小学教师已经可以称老师了。鲁迅在《立论》一文中有这样的话：“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鲁迅此文作于1925年，至少可证在1925年之前，小学校的教师可称老师。
　　20世纪初的幼稚园中，教师也称老师。如薛钟泰在《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校的幼稚园》一文中写道：“起立向园中所树的国旗行鞠躬礼，同时唱‘升旗歌’(原名‘这个自由的标志’)。再向老师行礼，唱‘老师你早歌’，歌中，并令儿童轮流学鞠躬的做法，每一儿童做毕，教师常拍手鼓励他。”
　　大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既可称先生，亦可称老师。共和国成立之后，先生之称开始有了微妙的含义。在教育部门之外，“同志”取代先生、女士成为党内干部乃至一般社会成员之间最常用的称呼，但是对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则仍称先生，既表示尊敬，又显示出区别。如果说同志之称是新时代的象征，那么，先生之名则显然可以看成是旧时代的遗留。影响所及，在高等学校中，解放前即已成名的教授，如果不是共产党员，也一概称之为先生，同样有着表示尊敬和保持距离的双重意思。先生的名称和当时激进的时代精神是不和谐的。在旧时代，只有具备了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才可以称作先生，这和欧美国家成年男性都可称Mister大异其趣。进入新时代，以前的所谓下等人在新的制度设定中，应该反过来成为社会的主人，新社会的基本目标是平等，“同志”之称最能体现这种精神，也更易为一般群众所接受。而先生之称，由于与等级观念相关联，与平等的时代精神相悖谬，遭到新社会的冷落，正在情理之中。不过，世易时移，改革开放以后，先生的称呼首先在商业领域，既而在除政坛之外的社会各个领域重新获得了它原有的含义，高校教师中，能被称作先生的多为年高硕学者，不称老师，而称先生，显得格外的尊敬。
　　然而，在中小学，经过新时代急剧的观念变革之后，先生的称呼被彻底摒弃了，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生的称呼已恢复了它昔日的尊严，而老师还是继续作为中小学教师唯一的称呼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