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十八年进士发覆

来源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jsq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明代(1368—1644)是科举取士鼎盛期,二百七十余年间,自洪武四年(1371)始开科取士,之后中辍12年,洪武十七年(1384)重开科举试、洪武十八年(1385)殿试,其后大体上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试,未曾间断,共开科89榜,取进士24595人。其中洪武十八年乙丑科因其进士题名碑被永乐帝朱棣下诏仆倒毁坏,殃及《洪武十八年登科录》失传,故而该榜472名进士在清李周望创编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明洪武至崇祯各科附》(以下简称《碑录初集》)的记载中仅存293名,李周望据方志补阙21名,合计314名,尚缺158名。问题还在于《碑录初集》所收314名进士中尚有错榜和非进士而收录者。目前经常参考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Ⅲ所收洪武十八年榜进士照抄《碑录初集》,在314名基础上,单据方志又补充了108名,共422名,尚阙50名。《索引》对《碑录初集》中的错收进士一个也未予订正,而自称“据地方志补阙123名”(按:其中21人转引自《碑录初集》),无任何其他明代史籍旁证支撑,全为孤证,其可信度又受到怀疑。与明代其余88榜进士名录较齐全、相对可靠相比,《索引》所载洪武十八榜进士录之残阙与缺乏可靠性,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对该榜如何补阙,力求完璧,就成了明代科举史研究中的一个难题。本文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一难题。
  为此,笔者对《索引》、《碑录初集》所据文献进行了考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本溯源,并旁及相关史料,厘清了有关记载洪武十八年乙丑科进士的登科录文献,如明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明张朝瑞《皇明贡举考》、清盛子邺《类姓登科考》等,并找到了朱元璋“御制三诰”(《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明实录》、明王世贞《弁山掌别集》、明萧彦《掖垣人鉴》、明何出光《兰台法鉴》、明谈迁《国榷》、明查继佐《罪惟录》、明焦《献征录》以及《明史》等诸种史籍中有关洪武十八年榜进士的记载,通过对这些记载进行排比、考订,终于梳理出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是目前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洪武十八年榜进士名录的科举文献。《碑录初集》就曾参考该书。俞氏《皇明进士登科考》所记载的洪武十八年进士为472名,与该榜殿试实际录取人数472名完全吻合。为了确证俞氏《皇明进士登科考》所载名录之正确性,本文对该榜每一名进士参稽各种史料,一一予以考实,终于完成了明洪武十八年榜472名进士的发覆,可以说实现了“完璧”的学术追求。下面就《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被毁原因、《明清进士题名碑录》阙失症结所在及洪武十八年榜进士的发覆三个问题论述之。
  
  一、《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被毁原因
  
  进士题名碑源于唐慈恩寺塔题名。初始,出于兴之所至,信手拈来。至唐中宗神龙间(705—707),同年进士于慈恩寺塔下题名,遂成为故事:“进士题名,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皆期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处”。白居易有诗证:“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宋代进士刻石题名,由朝廷出资,立碑于贡院。郡县效仿,本地进士,也立石题名。元代,国子监立进士题名碑。然唐宋元三代进士题名碑多不存,仅元有三座进士题名碑立于北京孔庙。明代进士题名碑沿元之制,立于南京、北京国子监。立于南京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今不复存,也就是说,包括《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在内的前12榜刻石皆不存。现存于北京孔庙的77座进士题名碑始于永乐十三年(1315)榜,迄于崇祯十三年(1640)榜。崇祯十六年杨廷鉴榜未立碑。崇祯十五年史悖榜虽有题名碑,但非进士科,属特用出身科。洪武四年至永乐十年这十二榜不存,有两种情况,一是非人为所毁,一是人为所毁。人为所毁的,就是洪武十八年乙丑丁显榜;其他十一榜今不复存,出于自然原因,但在明代保存时间长,不影响其进士题名碑录、登科录之刊刻,因此广为流传。唯独《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是在“靖难之役”结束,朱棣夺权成功登上皇位后予以毁坏,且由于政治原因,无人敢公开再行刊刻或流传该榜“登科录”。李周望编纂《碑录初集》时,难以找到较完整的该榜“登科录”,致使该榜进士名录残缺不全。
  明成祖朱棣何以要下令仆倒《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呢?嘉靖二十七年(1548)刊刻的《皇明进士登科考》的作者俞宪说:“上(按:此指建文帝)命立题名碑于国子监。革除间,子宁、子澄皆柄用,侵削藩王,靖难师起,以奸党戮之,仆碑削籍,故部本不传。”如上所述,因洪武十八年榜榜眼练子宁、探花黄子澄皆为建文帝削藩出谋划策,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位成功后,即将练子宁、黄子澄等乙丑科进士视为奸党戮之,并命毁坏该榜进士题名碑,予以“削籍”惩处。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曾倡削藩、并且主张先削燕王朱棣的是“顾命大臣”、兵部尚书齐泰。齐泰后被朱棣部下擒获,“被执见成祖,不屈死之,籍九族”。明成祖视齐泰为主犯之一,处以灭九族的酷刑,可见对他恨之入骨。齐泰是明洪武二十一年进士,那为什么不同时仆倒明洪武二十一年进士碑呢?这里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明成祖从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刚刚登基,首先要考虑稳定政局,赢得民心,仆倒进士题名碑在当时可是大事,所打击的不仅仅是一榜、二榜进士,而是整个进士阶层和周围的广大士人。所以,下这个决心并非易事。实际上齐泰、练子宁、黄子澄等进士谋划削藩“图燕”,起了“毁碑”的导火线作用,为了达到杀一儆百、不扩大打击面的目的,明成祖选取了仆倒《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这是因为洪武十八年榜进士在明太祖时已“声名狼藉”,472名进士中居然有149名在太祖朝有犯罪纪录,并在“御制三诰”中都挂名列有罪状,其中有四犯死罪处决的进士王本道、三犯死罪处决的进士罗师贡。显然,洪武十八年乙丑榜进士在洪武间已有臭名昭著之嫌。洪武十八年榜进士玷污了明代进士的声誉。明太祖曾就进士汪麟犯罪评及进士说:“广东道监察御史汪麟、户部主事王肃,系洪武十八年进士。登科之后,朕尝爱惜,分布各司,于公文并不署押,政事与正官一体施行。所以不押字者为何?恐见任官不才,有累进士,所以事虽办而字不押,倘有事务差迟,罪归见任,特意优容进士。其(按:指洪武十八年进士)诸进士不才者多,恩且不怀,独汪麟、王肃尤甚……怀私妄诞,惑乱朝政!”朱元璋《御制大诰三编》在洪武时作为法制教材广为散发,令官民诵读,朝野皆知。故而明成祖独拿《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开刀,而不仆倒内有灭九族之齐泰、灭族之卓敬的《洪武二十一年榜进士题名碑》,原因正是在此。
  
  二、《索引》阙失之症结
  
  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治文史者常用的工具书。该《索引》所录明洪武十八年榜进士分一甲3名、二甲107名(实收102人)、三甲362名(实收188人),共计实收293名。《索引》据地方志补阙123名,据《列卿年表》补4名,据《闽省贤书》补2名,共计补阙129名,该榜进士为472名,《索引》收录422名,尚阙50名。
  阙漏50名未补,是一大问题。但问题还在于:所收录的,有非洪武十八年榜进士,更有非进± 而错录者,且据方志补阙的进士皆系孤证,未能利用明人各种相关科举著作及史籍,差错不少,有失古籍整理规范,直接影响其权威性、可靠性。
  《索引》误收他榜进士者,计有夏铭(善)、朱懋、卓敬、齐泰、吴谦等洪武二十一年榜进士。此外,俞本为建文二年榜进士。
  夏铭(善),《索引》列为三甲132名,而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录入洪武二十一年三甲23名,证以嘉庆《湖南通志》卷九一《选举·明》:“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任亨泰榜夏铭善,溆浦人,监察御史”。
  朱懋,《索引》列为洪武十八年二甲60名,而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列为洪武二十一年三甲76名。明徐懋学《南垣论世考》卷四《国初礼科·给事中》载:“朱懋,河南安阳人,洪武二十一年进士。”嘉靖《彰德府志》卷七《大明·科》载:“洪武二十一年二人:朱懋,安阳,进士,礼科给事中。”
  卓敬,《索引》列为洪武十八年进士三甲70名,而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卷二列为洪武二十一年二甲第1名。明焦兹《献征录》卷三○《户部右侍郎瑞安卓公敬传》载:“卓敬,浙江瑞安人也……洪武戊辰中进士,科给事中……不屈死。”《明史》卷一四一《卓敬传》载:“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除户科给事中……乃斩之,诛其三族。”
  齐泰,原名德。《索引》列为洪武十八年三甲90名,系错榜,实为洪武二十一年二甲进士。明焦《献征录》卷三八《兵部尚书齐泰传》载:“齐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乡贡,明年举进士,历礼部主事……赐名泰……不屈死之,籍九族。”。清盛子邺《类姓登科考》卷一《齐》载:“齐德,更名泰,直隶溧阳县人。二甲,兵部尚书,靖难。”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二一《选举志·进士》三《明》载:“(洪武)戊辰科任亨泰榜齐德,溧水人。”
  吴谦,《索引》列为洪武十八年二甲24名,系错榜,实为洪武二十一年进士。《皇明进士登科考》载:“洪武二十一年戊辰第二甲一十五名赐进士出身吴谦,河南许州人”嘉靖《许州志》卷五《官纪志》第五《选举·进士》载:“高皇帝洪武戊辰吴谦。”
  俞本,《索引》列为洪武十八年三甲72名,系错榜,实为建文二年三甲50名。《建文二年登科录》载:“第三甲七十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五十名俞本,贯直隶太平府芜湖县,民籍,县学生。”《皇明进士登科考》卷二载:“洪武三十三年庚辰(原按:实革除二年,即建文二年)第三甲七十名,赐同进士出身俞本,直隶芜湖县人。”
  此外,《索引》误一人作二人收于同榜的如刘奉,一名刘麟,《索引》不辨,刘麟作洪武十八年三甲100名进士,刘奉作三甲155名进士。正德《饶州府志》卷二《学校·附科贡征辟.乐平兴学·进士》载:“刘麟,一名奉(凤),字仲辉……中洪武乙丑,官贵县丞。”按:《江西通志》也是收刘麟,未收刘奉。《皇明进士登科考》卷二《洪武十八年乙丑》载:“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三百六十二名:刘凤奉,江西乐平县人。”按:刘凤奉,即刘凤,“奉”为阑入。明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二载:“(洪武十八年)第三甲三百六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刘凤,江西乐平县。”
  《索引》单据地方志补,缺乏旁证,至把非进士误作进士收入的如欧阳贞。《索引》所据四库本《江西通志》卷五二《选举志》四《明》:“洪武十八年乙丑丁显榜进士欧阳贞,分宜人。”然而,嘉靖本《江西通志》卷三三《袁州府·科目》却载:“欧阳四年辛亥吴伯宗榜欧阳贞,分宜人。”而今存《洪武四年登科录》并无欧阳贞其人,可以断定欧阳贞非进士。嘉靖《江西通志》卷三三《袁州府·人物·国朝》又载:“欧阳贞,胜古迹字元春,分宜人……乡进士,性冲淡,不乐仕宦。”乡进士”即举人。此条所载是正确的,可从光绪《江西通志》得到印证。光绪《江西通志》卷二七《明举人》载:“洪武四年辛亥乡试欧阳贞,分宜人。”《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类姓登科考》等有关明代登科录著作于洪武十八年榜皆无欧阳贞之名。显然,《索引》仅据四库本《江西通志》而不查《江西通志》几个版本记载之不一致,也未查明代登科录,就贸然据四库本《江西通志》将欧阳贞录入洪武十八年榜进士,有失学术规范,缺乏严肃性。所以,凡《索引》据方志补阙之129名必须重新一一考证,予以确认或订正。至于《索引》所阙50名失补,即属于编者未尽其责的另一个问题了。
  那么,《索引》中洪武十八年乙丑榜存在以上种种问题,原因何在?该书编者在《索引·前言》中称:“(我们)把清乾隆十一年(1746)所刊行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及其所附刊明代诸科,以《进士题名碑》的拓片、《登科录》、名省方志等校订增补,重行汇辑,并加以索引化,供读者检索利用。”据此,笔者对照了《索引》与李周望等编《碑录初集》,事实确是如此,《索引》是照搬了《碑录初集》,凡是《碑录初集》的错误,也是《索引》的错误。洪武十八年榜之三甲名次、所收进士名录,两者完全吻合。即如《碑录初集》“补阙”载:“曹铭、陈思道、张忠、邵永善四人俱见《列卿年表》”,《索引》也是照抄,如“据《列卿年表》补阙四名:张忠、曹铭、邵永善、陈思道”。
  显然,《索引》差错的症结,是依据《碑录初集》。为此,有必要对李周望所编的《碑录初集》予以讨论。
  
  三、《索引》所据《碑录初集》源于《皇明贡举考》
  
  《碑录初集》是专门刊载明清两朝历科进士的题名总录,其体例为:按榜次、甲次列进士姓名、籍贯,是一部简明的明清登科录著作。其创编人为国子监祭酒李周望,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初编成。李周望在《太学进士题名序》中说:“谨录国朝历科题名碑姓氏为初集,俟第增益,使多士观感踊跃,咸知皇教泽深厚,文治郅隆……而元明旧碑之在辟雍(国子监)者,并附录之,备考镜焉。”从李氏所述于康熙五十九年初编《进士题名碑录》时,已收元、明两代进士题名碑“之在辟雍者”之记述可推,《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已不可能保存在当时北京国子监中,自然,《碑录初集》中也不可能出现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录。那么,什么时候在《碑录初集》中出现了洪武十八年榜进士名录呢?从乾隆十年(1745)续刻《碑录初集》的主持人钱维城所作《题识》中可以找到答案:“乾隆十年乙丑,例应续刻本科进士姓名、籍贯……其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两科鸿博姓氏,也依次补刊。又得《明贡举考》于钱唐王君孙芸,自洪武乙丑、戊辰、辛未、甲戌、丁丑,建文庚辰,永乐甲申、丙戌、甲辰凡九科,皆旧《录》所无也,悉为编入,而有明之甲榜始合。”即是说,由李周望创编的《碑录初集》收入洪武十八年榜进士时间为乾隆十一年(1746),其所本为万历初张朝瑞所编《皇明贡举考》。
  《皇明贡举考》共九卷,收录了自明洪武四年至万历十一年历榜进士名录,包括洪武十八年乙丑榜。经过比照,与《碑录初集》所载洪武十八年榜进士甲次、姓名、籍贯除个别字有更改外,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所阙空格排列也相同。《皇明贡举考》据《列卿年表》补阙四名进士“曹铭、陈思道、张忠、邵永善”,《碑录初集》也照搬。唯一不同的是,《碑录初集》补阙增加了17人,置于“曹铭”等四进士 名下,并注明此17人据《台州志》、《温州志》、《金华志》补。由此可以断定,《碑录初集》中洪武十八年榜进士名录抄自张朝瑞《皇明贡举考》。
  可见乾隆十一年钱维城续刻本《碑录初集》所载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录源出万历问张朝瑞编纂的《皇明贡举考》。那么,《皇明贡举考》是不是唯一的、最早的明登科录呢?不是,因为《皇明贡举考》编纂时,参考了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卷一《取士之制》言:“俞宪《登科考》载本诏云:‘策第三场毕后十日面试’。”该书卷一《文体》云:“‘俞氏宪曰:国初以文取士,大概辞达为本。三试文式,至今以为定制。’”可见,俞宪所纂《皇明进士登科考》早于张朝瑞《皇明贡举考》,这就有可能参考了洪武十八年残阙部本《登科录》或它藏之《会试录》。事实正是如此。俞宪《重刻皇明进士登科考叙》云:“是录参考湖、闽诸本而成,至是三梓矣……己酉(按:嘉靖二十八年,1549)移越,梓于越,顾洪武所亡三种,犹为阙典,览者有余憾焉。今年秋,明人(按:指宁波人)章贞叔过予,曰:‘予有是本,而今逸矣,当为君移札范尧卿(按:指宁波天一阁藏书楼楼主范钦)氏可得也。’已而果如约,予乃取校人梓,悉备厥亡,并续庚戌榜三百二十人,另起为卷。于是《录》始大备。”
  
  四、《皇明进士登科考》完整地保存了洪武十八年榜进士
  
  从俞宪“叙”中可以了解到,俞氏初编《皇明进士登科考》时缺洪武三榜,包括洪武十八年乙丑榜,虽经三次重印,皆未能补齐。嘉靖庚戌二十九年,俞氏仕于绍兴,准备重刻,“犹为阙典”。幸而遇到宁波友人章贞叔,经过他的努力,借到宁波天一阁藏书楼楼主范钦所藏明登科录,补上所缺洪武三榜登科录,再增入嘉靖二十九年唐汝楫榜320人,至此,俞宪于嘉靖间所编《皇明进士登科考》自洪武四年榜至嘉靖二十九年榜,共58榜登科录“始大备”。俞宪实际所收洪武十八年榜进士名录并非殿试《洪武十八年登科录》,而是《洪武十八年会试录》。这也说明天一阁藏书中也无礼部本《洪武十八年登科录》,只存是年《洪武十八年会试录》。从而更清楚地说明,由于永乐初仆倒《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禁传部本《洪武十八年登科录》,嘉靖时已看不到一部完整的《洪武十八年登科录》,唯一完整保存的是天一阁藏洪武十八年会试录,此录因俞宪编纂《皇明进士登科考》而得以保存下来。可以说,就被毁的洪武十八年进士榜来说,《皇明进士登科考》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可靠的登科名录,弥足珍贵。
  今存俞氏《皇明进士登科考》收录洪武十八年榜进士472名。明制,会试中式人赴殿试不黜落。除了会试中式后因病等突发原因“殿举”外,一般皆成进士。实际上,洪武十八年赴殿试472人,即“廷对者四百七十二人,擢丁显为第一人”。此472名廷对进士经殿试全部录取。可以说,会试进士数与该榜殿试录取数472名完全吻合。但《皇明进士登科考》卷二所载洪武十八年进士榜有一缺憾,即“廷试名第漫不可分,姑以会试为准”,只有一甲三名丁显、练子宁、黄子澄与二甲第一、第二名马京、齐麟名次可靠。据此可以断定,张朝瑞《皇明贡举考》与李周望初编、钱维城续刻《碑录初集》之三甲名次不可全信。张朝瑞称其编《皇明贡举考》时,参考了俞振才所录残阙部本《洪武十八年登科录》,但该本二甲缺5名,三甲缺182名,即该榜已阙187名,实际收录为285名。今传《皇明贡举考》所载洪武十八年榜进士为293名,比俞振才残阙本多8名,此8名吴谦、戴安、朱懋、卓敬、俞本、齐德(泰)、刘麟、夏铭(善)全部是错榜误收,并为今存李周望等编《碑录初集》照抄,致使一误再误。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张朝瑞编纂《皇明贡举考》既然参考了完整记载洪武十八年榜进士的《皇明进士登科考》,为什么不依该书补阙呢?原因有二,一是明著名史家王世贞认为《皇明进士登科考》“有脱略”:“(洪武乙丑科进士)俞宪《登科考》名姓次序俱以《会试录》为准,然不载杨靖、蹇珞,其脱略可知矣。”王世贞在万历间看到的《皇明进士登科考》可能是一个不完整的版本,因为今存完整的《皇明进士登科考》皆载有杨靖、蹇二进士,不存在“脱略”的问题。也许张朝瑞和王世贞一样,看到的也是不完整的版本,或者受王世贞影响,对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缺乏信任。还有一个原因,《皇明进士登科考》是据天一阁藏《洪武十八年会试录》名次排列,而张朝瑞《皇明贡举考》依俞振才所录残阙部本《洪武十八年登科录》,尽管缺187名,但所存285名系依殿试登科录名次排列,张氏可能抱着宁用残阙殿试录勿用会试录的观念,未采用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从而失去了保存一份完整的洪武十八年榜进士名录的机会。
  总之,相比之下,朱保炯等编《索引》、李周望等编《碑录初集》、张朝瑞编《皇明贡举考》所载洪武十八年榜进士既有残阙,又有误收,亟须补正。而俞宪编《皇明进士登科考》是唯一保存了明洪武十八年榜进入名录的登科录,唯一的缺憾是,其名次按该榜会试录排列。笔者因做《明代登科录》之需,即以《皇明进士登科考》为本,参稽《皇明贡举考》、《明实录》、“御制三诰”、《明史》等多种史籍、方志,予以发覆,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可信的洪武十八年472名进士名录。
其他文献
摘要 教材是供学生学习和阅读的核心课本。从广义上讲,教材还包括同教学活动有关的一切文字材料。教材有三大功用,一是供学生阅读,二是供学生查阅,三是供教师授课参考。对于数量十分庞大的20世纪西方文学而言,文学史就是整个教材的核心构成,其作用就是帮助人们挑选、阅读和学习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文本。写作文学史,首先需要转变文学史就是由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的课本的固有观念,其次需要打破写作文学史的讲义式模式,三是
期刊
摘要 学界一般都以政治代理主义和垂直的公共性来解释当代泰国的“买选票”现象,乡村选举被视为以金钱交易为基础、薄弱的公共性的产物。一个泰国村庄的选举实践向我们展示了公民代表如何与选民建立密切联系,以及地方头人如何在政党、政府部门与村庄之间或者说国家与地方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从而造就发达的公共交往空间。国家试图通过法律约束候选人与选民的交往方式,这必然导致民间社会的抵制。本土的公共性逻辑的可贵之处在于
期刊
[摘要]德里达后期的思想明显转向更具现实性的政治学、法学、伦理学以及神学,他在法学方面不多的发言,却构成了后现代法学的理论基石。特别是他的《法律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在法学、政治学和文学研究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内容涉及法律、正义、暴力、权威及其神秘性等多方面,德里达要通过他的解构揭示出这些关系项之间的复杂连接方式。德里达讨论了法律与语言、正义和暴力的关系,揭示出法律与正义构成的悖论式的解构
期刊
长安是唐帝国的首都,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汇聚之都。当时从东亚、中亚、南亚来的佛教精英也散布在城中大小寺庙,这些寺庙成为当时东亚世界的佛教中心。敦煌位于帝国的西陲,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但由于地当中西交通的孔道,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和贸易中心。由于唐代留存的文献中有大量产生于长安,而敦煌得天独厚地留下了莫高窟精美的壁画和藏经洞丰富的文书,使得我们对于两地文化交往的探讨有了可能。  过去,我们曾经
期刊
[摘要]从研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开始就已经展开了对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是否会影响企业竞争力的争论,至今尚无明确的答案,但是,这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受到它的影响,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虽然这一领域的研究较多,但还存在诸多不足:第一,研究内容不全面:对社会保险研究较多,对社会保障其他项目的研究较少;从影响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因素来看,研究农民工个人因素
期刊
《俄藏敦煌文献》(以下简称《俄藏》)第17册第305—326页间有十余件字书碎片,兹依次揭载如下(见图1至图9):  这些碎片《俄藏》均未定名。由于每件碎片所存条目字数极少,要考定其具体内容难度较大。从外观上观察,这些碎片均属难字注音性质,字体大体相同;原卷上下应有界栏,行间有栏线;字头单行大字,注文多为双行小字(如果两个字头只有一个字有注音,则改用单行小字),其款式亦大同小异。据此可以初步推断上
期刊
[摘要]土地制度是一个时代命题。在20世纪的中国,以土地私有制为主体和以土地公有制为主体的两种土地制度的对峙与冲突是土地制度变迁中的两条主线。而延续千年的平均主义传统原则和多元复合的土地所有制结构成为其贯穿始终的重要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是路径依赖、国家设计和集团博弈合力作用的结果。20世纪中国土地制度独特的变迁轨迹有力地说明,农民意愿与国家决策之间的平衡仍是土地制度变迁的重点之一,而“公平”、“平
期刊
我国古代的藏书文化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至唐宋时期,逐渐形成了官方藏书(公藏)、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四大系统。就官方藏书而言,西汉以前,主要是指皇(王)室藏书。至西汉,最高统治者通过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书之府”,始有皇室藏书与中央官府藏书之分。但直到唐代,皇室藏书同中央官府藏书在藏书机构、处所、服务对象等方面,没有严格的界
期刊
社会救济作为一种以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是在民间慈善互助活动以及官方赈灾济贫活动的基础上,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救济的实践活动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社会救济的基本理念主要源于儒家及佛家宣扬的慈善观念,在这种理念基础之上的社会救济偏重于爱民、怜民、养民,尽管这种救济活动源远流长并产生了丰厚的救济思想,但终究不能将社会救济活动导人
期刊
文化视野下的跨世纪寻踪  ——纪念郁达夫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富阳召开  陈力君 李杭春  2006年12月6日至9日,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馆、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承办的郁达夫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富阳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以“传统与现代——郁达夫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为中心议题,从不同角度对郁达夫的生平与婚姻、文化人格与文学风格、古典情结与现代气质、文学创作与文学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