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作家王朔，便会想起他于1985年发表的小说《浮出海面》中，一处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我”喜欢上了舞蹈演员于晶，就去图书馆翻和她有关的旧报刊，在一份销路很广的刊物封面上，“我”看到于晶的整幅剧照，一边惊奇以前怎么从没注意到，一边动手撕下那幅剧照。然后，“我”把图书管理员叫过来，对他说：“这个杂志的封面不知叫谁撕了。”
　　 书中人动手撕书的那份坦然，让我念念不忘二十多年。后来，从汤姆·拉伯的著作《嗜书瘾君子》中，得知那些“辣手摧书毫不手软”的人，都该被称作“书刽子手”！
　　 嗯，从“痞子作家”到“书刽子手”，真是过渡得毫无违和感。
　　 “偷”是“书刽子手”犯下的另一桩罪行。当看到有博士学位的文学研究助理罗兰，将维多利亚时代大诗人艾许的两封私人信件偷偷带离图书馆时，我瞪大了眼睛，而罗兰却表现得泰然自若：“墙上虽然贴着有关书籍毁损及盗窃的罚则，但他压根就不觉得那些条文和自己有任何关联。他一如往常地走出图书馆”……尽管明白罗兰若不偷走那两封信，A.S.拜雅特便无法完成那本近600页小说《隐之书》，可我还是感到接受无能，并暗自庆幸：幸好这样的“书刽子手”没有让我遇见！但显然，我高兴得太早了。
　　 自打从图书馆借来了《戏剧的快乐》，我就一直沉浸在快乐之中，原因有二：
　　 首先，我误将书作者吉姆·帕特森看成是“吉姆·帕森斯”，对，就是“谢耳朵”的扮演者，虽然明知道傲娇的库珀博士最多可能写一写《M理论的快乐》，可还是心花怒放了一下;其次，比照“在星巴克要买大杯咖啡”，我认为“到图书馆要借死贵的书”，因此不管《戏剧的快乐》内容如何，仅看书封底“定价：98元”我就感觉自己赚到了，嘿嘿！
　　 如果说笑容是一个敞开的手提箱的话，那么翻开《戏剧的快乐》之后，手提箱便被“啪”地一声合上了：因为我又惊又气地发现，书中有四分之一多的书页，都被人用铅笔划上了道道，这是谁家的熊孩子干的好事啊？！
　　 一定是某个修了戏剧理论课的大学生，拿这本书当教材了，因为从小老师就教“不动笔墨不看书”，“要学会批注式阅读”，所以看书时时刻握着一支笔，遇到关键句子和优美句子，就像老牛犁地一般，犁上印迹。可是，如果那是你自己的地，你怎么犁都没人管，公共图书馆的书是所有借阅者共有的读书园地呀，你这么肆无忌惮地犁出歪歪扭扭的印记，你侵犯了其他读者的合法权益，你的公德心知道吗？！
　　 如果能见到那位“线条君”，我很想告诉他：有一种阅读神器叫“便签纸”，有宽有细，宽的便签纸贴在书上，可以将各种阅读感受记在上边（你可以一边写，一边想象自己是毛泽东、列宁或是费马，他们的批注都名留史册）;细的便签纸可以贴在书中精彩的词句段落旁，像插在宝藏旁的小旗，读完这本书，你转身去清理旗帜，便可整理出详尽的读书笔记。一贴小小的便签纸，便可以测出：你是最好的书阅读者，还是最恶的“书刽子手”！
　　 我气呼呼地将《戏剧的快乐》丢到一边，心中充满不快乐，可不读又不甘心，遂准备从书中间没被涂鸦的章节读起，可这就像电影演了一半才进场一样，看得云里雾里呀，唉！我重重地叹口气，然后找出好久不用的橡皮，为了自己也为以后的借阅者能看完整一本书，一行一行一页一页，擦掉那些无礼的铅笔道……
　　 英伦学院派小说的主将戴维·洛奇，一定有过和我同样的遭遇，否则他不会在小说《失聪宣判》中写道，退休教授德斯蒙德·贝茨吃惊地发现，他借的书“有好几段被人用青绿色荧光笔做了标记，不只是在页边上，而且整段文章被逐行彻底涂过！”老教授找到图书管理员，要求把这本书的所有借阅者找出来，一一询问，管理员望着他，仿佛他的精神不正常。
　　 “是否爱惜图书是对文明行为的检验”，老教授承认，自己偶尔也在馆藏图书的页边用铅笔轻轻地做些标记，但是做好笔记之后，他会把它们仔细擦掉，老教授怒斥那些在图书馆的书上“大段大段地重重画线”的人：“那些借阅者显然误以为这样似乎能把文字刻进他们的大脑皮层”？！这种肆无忌惮的破坏行为，最终引得老教授一声叹息：“有太多种方式可以让文明走向灾难性终结！”
　　 据汤姆·拉伯透露，“书刽子手”中不乏声名显赫的名家要人：雪莱曾撕下空白扉页折纸船;达尔文曾为方便携带把一本厚书切成两半;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硬生生拆散一部完整的圣经，挑出自己喜爱的章节段落并成一本……而“名人效应”并不能减轻“书刽子手”的“罪行”，只能减轻他们自身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的分量。
　　 曾有网友号召大家为图书馆拟一个严禁在书上乱写乱画的标语，我试着拟写了一些：“书即容颜的映照，你会画污自己的脸吗？洁净的书面，洁净的心灵！”;“道德养成看细节：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绿地上践踏，不在公共图书上涂鸦”;“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书的每一次损毁，都使文明的阶梯变得岌岌可危”;“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但灯塔也需要细心呵护，否则，它会有熄灭的那一天”……
　　 真心希望这些标语能让“书刽子手”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