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本名黄薇，曾用名南君、黄维英，1912年2月27日出生于福建龙岩的一个书香世家。在集美女子师范学校（中学）毕业后，我母亲就在《厦门日报》发表了一篇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文章。1933年，她只身前往日本东京，考入了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本科）。从1936年开始，我母亲就在中共东京支部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她是多个进步团体的领导成员。这期间，她还为上海的《妇女生活》杂志写稿，并采访了当时在日本隐居的郭沫若。
　　1938年4月，我母亲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回到武汉，参加了由武汉新闻界发起成立的战地记者团，她与范长江、陆诒等人一同前往徐州前线，由此开始了记者生涯。
　　华侨记者的身份，使我母亲接触到很多知名人士。从徐州前线突围回来后，新华日报社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会，许多新闻界、出版界的重要人士参加。后来在战时陪都重庆，我母亲采访和结识了许多知名人士，包括叶挺、邓颖超、冯玉祥、宋美龄等人，她还遇到了美国记者斯诺。

在延安受到毛主席宴请

　　1938年6月下旬，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我母亲随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一起前往延安进行采访。延安有关部门对华侨记者的到来非常重视，安排大家参观抗大、鲁艺，还有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小学、新中华报社、印刷厂、边区法院、监狱、银行、医院、图书馆和被服厂等地方。
　　这段时间，在一个军民联欢的晚会上，毛主席和一位老乡来到我母亲身后坐下。稍后，毛主席问道：“是黄薇小姐吗？”我母亲说：“是。”毛主席随即与我母亲握手寒暄。之后不久，7月的一天，我母亲和另外两位华侨记者在一个兼具办公和会客的窑洞里，与毛主席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毛主席高度赞扬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精神，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并指出：我们的力量会越来越大，最终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
　　8月上旬的一个中午，毛主席设宴招待我母亲和另外两位华侨记者。毛主席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亲切地说：“今天请你们吃一顿便饭，可以随便谈谈。”对于当时的延安来说，这个便饭已经是比较丰盛的了。听我母亲说，有好几样菜，还有一盘鸡肉。据说是附近的老乡得知毛主席要请客，特意把自家喂养的鸡送来了。毛主席吃得很少，谈得很多。

　　当毛主席得知我母亲的老家在福建龙岩时，便问道：“在龙岩什么地方？”我母亲说：“在龙门镇赤水桥村，是一座二层楼房，大门前竖立着三根石刻的大旗杆（清朝翰林的标志）。”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我曾经到过那里，还在那里住了几天，记得围墙内还有一个不小的池塘。”我母亲说：“可惜我那时已经去厦门集美学校读书了，如果在家乡见到毛主席，一定会跟随共产党去干革命。”毛主席点点头说：“嗯，有可能。”然后又谈到我母亲想留在延安的事，毛主席建议她还是做记者比较好，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也是为祖国抗战作贡献。

在根据地与白求恩长谈

　　我母亲听从毛主席的建议于1938年8月中旬随同陕甘宁边区慰问参观团前往敌后根据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慰问团走访了山西和华北的40多个县，行程达数千里之远。这期间，我母亲有两次差一点就牺牲了。有一次，她在房间里煤气中毒，幸亏抢救及时;另一次，她在行军途中下马休息时，刚刚解下缠在手上的缰绳，马因为受惊掉下了悬崖。
　　慰问团到过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驻地，到过八路军总部，我母亲见到了贺龙、聂荣臻、萧克、左权等许多军事将领和党政领导。可惜的是，由于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等领导去延安开会，未能与他们见面。
　　这期间，我母亲三次见到了白求恩大夫。9月下旬，慰问团到达晋察冀边区所在地五台县军区司令部，受到了热烈欢迎。聂荣臻司令员把白求恩大夫引见给我母亲。白求恩大夫个子高大，身穿八路军棉军服，戴着棉军帽，显得很精神。过了几天，我母亲一行来到一个伤兵医院，白求恩大夫正在给一个伤员做手术，现场没见护士，除了翻译员之外，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在帮忙。因为事事都要通过翻译，动作太慢，来不及应付，所以翻译员索性自己动手，传递各种手术用具，同时还指导老乡们进行消毒、上药和包扎。由于白求恩大夫太忙，我母亲一行又要赶路出发，结果这一次又没能进行采访。其后没过多久，在一个军分区的司令部里，我母亲又遇到了白求恩，他们正好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当天寒风凛冽，白求恩却像小孩子般东奔西走，背着照相机，拍摄各种镜头。
　　吃过晚饭，在一盏摇曳的煤油灯下，我母親如约采访了白求恩。白求恩讲述了他过去的经历，还风趣地讲了他来中国的经过，“乘飞机、坐火车、坐汽车、骑马、骑毛驴子，还走了不少的路，中国实在太大了！”他看到了我们的前线，也看到过我们的后方，他对中国抗日战争始终怀着必胜的信念。白求恩说：“八路军战士是我所见到的最英勇、最坚强的人！”谈话结束的时候，白求恩大夫再三叮嘱我母亲：“向后方人士和海外侨胞呼吁，多多捐助些医疗用品，输送到前方去！”
　　参观采访后，我母亲来到重庆，连续写了100多篇通讯，刊登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和《星洲晚报》上。其中一篇《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是海外媒体最早介绍白求恩事迹的文章。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大夫不幸殉职。我母亲随即写了一篇文章《悼念白求恩大夫》，刊登在1939年12月4日的《新华日报》上。12月21日，毛主席写下《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评价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精神。

到中南海参加政协工作

　　我母亲在重庆进行三年的采访和报道之后，又在菲律宾编辑了六年的抗日报纸。1947年11月，我母亲成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首任总编辑，这是她从事新闻工作的最后一站。
　　1949年3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我母亲来到北平。她先后出席了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之后，她来到位于中南海怀仁堂西侧的中央统战部报到，开始了新的工作。当时是供给制，住的是集体宿舍，衣服是统一发的，每人每月有三元钱的生活费（我母亲说这已经相当富裕了），伙食分为大、中、小灶，我母亲吃中灶，八个人一桌。晚饭之后，她们经常结伴儿去湖边散步，有时遇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她们会无拘无束地上前请教。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我母亲被派去作为华侨代表团的联络员。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十多位华侨代表陆续来到北平。政协筹备会结束后，我母亲陪同陈嘉庚和其他四位代表，到北方十多个城市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参观考察。陈嘉庚是著名的华侨领袖，我母亲是他创办的集美学校的学生，所以平时叫他“校主”，其他人与他的关系各不相同，叫法也不相同，但在正式场合都叫他“先生”。对于陈嘉庚的到来，各地都很重视，主要领导人都到车站迎送，还有宴请和座谈。
　　陈嘉庚很讲效率，每到一地他都不愿意过多休息，而是抓紧时间去看市容。他每天早上、晚上都出去散步。他衣着朴素，饮食简单，午餐和晚餐只要三菜一汤，而且以蔬菜为主，各地接待人员虽过意不去，但都遵循。陈嘉庚对各地方方面面都很关心，了解得很具体，他还随时记下一些内容，对于讲解中感到不够确切的地方，他就提出疑问，希望予以核实。
　　陈嘉庚对我国战后重建工作极为重视，他认为从一开始就要做好比较完善的规划，城市建设要有长远的打算，多留空地，开辟花园和运动场，放宽马路，路边种花植树，住宅也应当改良。他还将自己写的《住屋与卫生》的小册子送给各地有关领导作为参考。回到北平后，周恩来专门抽出时间听取了陈嘉庚的观感和意见。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开幕式上，我母亲走上主席台，代表海外华侨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献旗献花、向大会致贺词。第一届政协会议结束之后，我母亲回到中央统战部工作。1950年夏天，我母亲被派到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央党校）工作，负责组织华侨干部训练班，受学院教育长杨献珍直接领导。1951年春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我母亲调到该部工作，直至1982年离休。离休后，我母亲应约写了回忆文章，整理了回忆录，出版了著作。2000年3月16日，我母親因突发心脏病在家中去世，享年88岁。
　　（责任编辑 叶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