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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操控学派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从而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文尝试以操控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李霁野和黄源深的《简·爱》译本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对其翻译过程中措辞的影响和操控。
关键词：措辞 操控理论 改写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在过去的翻译研究中，“忠实”是评判一部译作的唯一标准。直到19世纪80年代，操控派开始倡导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他们认为，文化在翻译研究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本身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翻译，其人生观和文化观会直接影响翻译过程。本文将从操控理论的角度对比分析《简·爱》的两个中译本。
一理论依据：操控理论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勒菲弗尔等提出了“文化转向”。在这种转向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这一重大成果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之后，勒菲弗尔又提出了一套涉及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的翻译理论体系——改写理论。他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的解释：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翻译是异质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媒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往往首先是两种意识形态的交流。当观念从他文化进入本土文化时，其意义已经得到了再创造。从这一点来说，翻译决不是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文化交流活动。因此，意识形态左右着翻译的每一个环节，并干涉着译者的具体翻译策略；可见翻译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尽管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并非绝对化，翻译家们会采取种种手法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他们的话语权和诗学技巧。但毫无疑问的是，当翻译研究的视角从语言转向文化后，意识形态，这个一定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产物，像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翻译实践。（王东风，2000：6）
勒费弗尔认为：“诗学分为两方面，一是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等一系列文学因素；二是观念，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一个社会中，如果诗学已经形成，那就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写作手段和功能特点。” （Lefevere，2004：26）译者往往以自己文化的诗学来重新改写原文，目的是为了迎合目的语读者和他的译作在译语文化系统中的成功接受。
勒费弗尔给赞助人下的定义是：“赞助人，即任何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有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Lefevere，2004：26）；“赞助人可以是个人，群体，宗教派别，社会阶级，政党，出版社，各种媒介”（Lefevere，2004：20）。赞助人无时无刻都在操控着翻译活动，是研究翻译作品不可忽视的要素。
二《简·爱》和两个中译本诞生的背景
《简·爱》是19世纪英国女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之一，它的问世曾经轰动了19世纪的文坛。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中第一个对爱情、生活、社会以及宗教都采取了独立自主的积极进取态度，和敢于斗争、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女性形象；小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美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小说通过描写简·爱和罗切斯特先生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位敢于同命运和习俗抗争，追求独立、平等、自由的坚强的女性形象，同时也揭示了宗教的虚伪、贵族的奢侈、冷酷与造作。中国读者对《简·爱》的阅读与接受，首先得益于诸多翻译家的译介之功。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30年代迄今，《简·爱》的汉译本已逾20余种。丰富多样的译本，既为读者分析理解小说文本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同时也折射出我国不同时期的文化语境。本文将以李霁野和黄源深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两部译本在各自的时代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有一定的代表性。
李霁野（1904-1997），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五四”新文学翻译是继西学翻译高潮之后涌现出的又一次新的翻译高潮，它把翻译事业同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彻底改变了“五四”以前翻译界那种混乱的、无原则的落后现象，扫荡了不良的译风，从而奠定了我国现实主义翻译路线的基础。同时，培养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专业翻译家，李霁野便是其中之一。他们在鲁迅、周作人、瞿秋白、茅盾等翻译大师的积极影响下，主张“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原则，是典型的直译派。直译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一场翻译方法论上的革命，是我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1934年，李霁野翻译了《简·爱》，译本一经问世便受到热捧，被当时的读者称为不可错过的外国文学翻译名著。该版本还被称为“民国版李译《简·爱》”，作家茅盾称其“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句法”，具有“谨慎细腻流利”的特点。
黄源深（1940-），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上海翻译协会副会长，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翻译家，由他翻译的《简·爱》同样获得了成功。许多人称其实现了外国文学艺术与中国现代文学理念的完美统一。也就是说，其译作既保留了原作的风格和内涵，又达到了中国文学标准，特别是在措辞上删减、添加非常灵活自如，是典型的意译派，其目的就是既不违背原作思想，又能符合汉语表达的要求。
三对比分析两个中译本中的措辞操控
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时代主流诗学以及不同的赞助人会对译者的措辞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样的段落，同样的词语，两个译本却着很大的差别，但又都能反映各自时代的特色，赢得读者的好评。下面就以操控理论为基础，具体对比分析两个译本中的措辞。
1意识形态对措辞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当今的读者来说一些陌生的、或者说过时的词汇在20世纪早期却广为人们接受。
例1：a profound stillness pervaded the vicinity.（71）
李：四近非常的静寂。(117)
黄：四周万籁俱寂。（71）
在《汉语大词典》（1994）中，“四近”的解释是“附近，四周”。鲁迅在他的《朝花夕拾》中就写道：“我们就愿意在她家里或她家的四近玩”，而现在“四周”是人们常用的词汇。
例2：…this now narrow catalogue of accomplishments…（77）
李：……这样窄狭的成就……（l28）
黄：……这张狭窄的技能表……（77）
“窄狭”的意思是“狭隘，狭小”，茅盾书中也有此词：“河身窄狭而又弯曲的去处，藻草大概早已成了堆”。现在“narrow”可以翻译成“狭小”或“狭窄”，因此黄版的译本更符合现代汉语标准。
在李版的译本中还会碰到很多相对激进的词语，这是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当时中国人民正在为平等和自由而战，所以措辞会符合时代主流。而黄源深生活在改革开放时代，人们富足安康，所以措辞会倾向于文学审美。
例3：my fear was instantly dissipated.（72）
李：我的恐惧即刻消灭了。（118）
黄：我的恐惧心理顿时消失了。（71）
例4：I have battled through a varied experience with many men of many nations.（124）
李：我已经在复杂的经验中同许多民族的许多人战斗过了。（204）
黄：有着多变的人生阅历，同很多国家的很多人打过交道。（124）
例5：…the crow colony…（96）
李：……乌鸦的殖民地……（159）
黄：……乌鸦的领地……（95）
书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不再一一枚举。在评判两个版本孰好孰坏时，不能以措辞蹩脚或过时为标准，它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用当代人的眼光和标准去评判李霁野的译本是片面的，不合理的。
2主流诗学对措辞的影响
在20世纪初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坚持“翻译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而李霁野是这一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所以他的译本多是字对字、句对句的翻译。相比之下，黄源深是现代文学界的代表，他追求精神与语言的完美结合，把意译进行到底。
例6：he was not quick either of vision or conception.（3）
李：他的目光和感觉都不敏捷。（5）
黄：他眼睛不尖，头脑不灵。（5）
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搭配。在英语中，“quick”可以修饰“vision”和“conception”。李就直接用“敏捷”来修饰“目光”和“感觉”，但在汉语中这样的搭配不太妥当。所以黄就用了口语化很强的“眼睛不尖”和“头脑不灵”，读上去非常形象生动。
例7：“what do you want?”I asked,with awkward diffidence.（3）
李：“你要做什么？”我带着笨拙的疑虑说。（5）
黄：“什么事呀？”我问，既尴尬又不安。（5）
“笨拙”在汉语中通常修饰人而不是事物或思想，但李为了保留原作形式，就模仿了原句的词性，使今天的读者感到奇怪。遇到这种情况，译者应该充分领会其含义，然后转换词性，以达到目的语的要求。
例8：you must be tenacious of life.（111）
李：你的生命一定很结实罢。（184）
黄：你的生命力是够顽强的。（112）
“Tenacious”英文解释为“strong”，这句话可以陈述为“your life must be very strong.”这在英语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汉语中，“结实”通常用来修饰人或事物而不能修饰像“生命力”这样抽象的词语。
3赞助人对措辞的影响
从李霁野的生活经历可以得知鲁迅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就是他的赞助人。勒费弗尔说：“赞助人可以是个人，群体，宗教派别，社会阶级，政党，出版社，各种媒介。”（Lefevere ，2004：20）因此，鲁迅的翻译思想直接影响着李的翻译策略，他是鲁迅思想的实践者。而鲁迅是近代翻译界的领军人物，其直译法的策略在李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黄源深是受译林出版社之邀而对《简·爱》进行翻译的，所以译林出版社是黄的赞助人。译林出版社本着“一流作家、一流作品、一流译者”的原则，在出书中形成“填补空白、全部从作品母语翻译、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的风格，“十年磨一剑”，以前瞻性的眼光及构想宏伟、反响强烈的图书在外国文学翻译出版领域独树一帜。也因此，对作品要求极为苛刻的出版社对黄的译本风格和语言有着很大的约束力，并由此形成了语言形象、流畅、优美的独特风格。
例9：…the watches of that long night passed in ghastly wakefulness.（14）
李：……那个长夜的时间在惊醒的无眠中过去了。（21）
黄：……我就这么可怕地醒着挨过了漫漫长夜。（15）
例10：…looked out afar over sequestered field and hill,and along dim skyline…（99）
李：……从幽静的田野和小山上面，顺着朦胧的天空的轮廓，远远的看过去……（163）
黄：……极目远眺与世隔绝的田野和小山，以及黯淡的地平线……（98）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对评价翻译作品有了新的认识，也就是评判一部译本的忠实与不忠实，不能单从语言和内容层面去进行价值判断，一味指责“不忠实”的翻译策略，而过分追捧“忠实”的翻译策略，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正如本文如果忽略掉操控理论的三大要素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仅从语言层面分析，现代的评论者会很轻易地做出结论——黄的译本要略胜一筹。但是我们要把译作置于其产生的时代大背景下，从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及赞助人的角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Bronte,C.2000.Jane Eyre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 李霁野译：《简·爱》，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3] 夏洛蒂·勃朗特，李霁野译：《简·爱》，岳麓书社出版社，1994年版。
[4] 黄源深译：《简·爱》，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5] Lefevere,A.2004.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5-26.
[6] 茅盾：《〈简·爱〉的两个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7] 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
作者简介：蒋芳蕊，女，1979—，河南濮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工作单位：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措辞 操控理论 改写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在过去的翻译研究中，“忠实”是评判一部译作的唯一标准。直到19世纪80年代，操控派开始倡导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他们认为，文化在翻译研究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本身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翻译，其人生观和文化观会直接影响翻译过程。本文将从操控理论的角度对比分析《简·爱》的两个中译本。
一理论依据：操控理论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勒菲弗尔等提出了“文化转向”。在这种转向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这一重大成果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之后，勒菲弗尔又提出了一套涉及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的翻译理论体系——改写理论。他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的解释：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翻译是异质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媒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往往首先是两种意识形态的交流。当观念从他文化进入本土文化时，其意义已经得到了再创造。从这一点来说，翻译决不是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文化交流活动。因此，意识形态左右着翻译的每一个环节，并干涉着译者的具体翻译策略；可见翻译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尽管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并非绝对化，翻译家们会采取种种手法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他们的话语权和诗学技巧。但毫无疑问的是，当翻译研究的视角从语言转向文化后，意识形态，这个一定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产物，像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翻译实践。（王东风，2000：6）
勒费弗尔认为：“诗学分为两方面，一是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等一系列文学因素；二是观念，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一个社会中，如果诗学已经形成，那就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写作手段和功能特点。” （Lefevere，2004：26）译者往往以自己文化的诗学来重新改写原文，目的是为了迎合目的语读者和他的译作在译语文化系统中的成功接受。
勒费弗尔给赞助人下的定义是：“赞助人，即任何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有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Lefevere，2004：26）；“赞助人可以是个人，群体，宗教派别，社会阶级，政党，出版社，各种媒介”（Lefevere，2004：20）。赞助人无时无刻都在操控着翻译活动，是研究翻译作品不可忽视的要素。
二《简·爱》和两个中译本诞生的背景
《简·爱》是19世纪英国女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之一，它的问世曾经轰动了19世纪的文坛。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中第一个对爱情、生活、社会以及宗教都采取了独立自主的积极进取态度，和敢于斗争、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女性形象；小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美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小说通过描写简·爱和罗切斯特先生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位敢于同命运和习俗抗争，追求独立、平等、自由的坚强的女性形象，同时也揭示了宗教的虚伪、贵族的奢侈、冷酷与造作。中国读者对《简·爱》的阅读与接受，首先得益于诸多翻译家的译介之功。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30年代迄今，《简·爱》的汉译本已逾20余种。丰富多样的译本，既为读者分析理解小说文本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同时也折射出我国不同时期的文化语境。本文将以李霁野和黄源深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两部译本在各自的时代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有一定的代表性。
李霁野（1904-1997），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五四”新文学翻译是继西学翻译高潮之后涌现出的又一次新的翻译高潮，它把翻译事业同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彻底改变了“五四”以前翻译界那种混乱的、无原则的落后现象，扫荡了不良的译风，从而奠定了我国现实主义翻译路线的基础。同时，培养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专业翻译家，李霁野便是其中之一。他们在鲁迅、周作人、瞿秋白、茅盾等翻译大师的积极影响下，主张“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原则，是典型的直译派。直译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一场翻译方法论上的革命，是我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1934年，李霁野翻译了《简·爱》，译本一经问世便受到热捧，被当时的读者称为不可错过的外国文学翻译名著。该版本还被称为“民国版李译《简·爱》”，作家茅盾称其“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句法”，具有“谨慎细腻流利”的特点。
黄源深（1940-），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上海翻译协会副会长，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翻译家，由他翻译的《简·爱》同样获得了成功。许多人称其实现了外国文学艺术与中国现代文学理念的完美统一。也就是说，其译作既保留了原作的风格和内涵，又达到了中国文学标准，特别是在措辞上删减、添加非常灵活自如，是典型的意译派，其目的就是既不违背原作思想，又能符合汉语表达的要求。
三对比分析两个中译本中的措辞操控
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时代主流诗学以及不同的赞助人会对译者的措辞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样的段落，同样的词语，两个译本却着很大的差别，但又都能反映各自时代的特色，赢得读者的好评。下面就以操控理论为基础，具体对比分析两个译本中的措辞。
1意识形态对措辞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当今的读者来说一些陌生的、或者说过时的词汇在20世纪早期却广为人们接受。
例1：a profound stillness pervaded the vicinity.（71）
李：四近非常的静寂。(117)
黄：四周万籁俱寂。（71）
在《汉语大词典》（1994）中，“四近”的解释是“附近，四周”。鲁迅在他的《朝花夕拾》中就写道：“我们就愿意在她家里或她家的四近玩”，而现在“四周”是人们常用的词汇。
例2：…this now narrow catalogue of accomplishments…（77）
李：……这样窄狭的成就……（l28）
黄：……这张狭窄的技能表……（77）
“窄狭”的意思是“狭隘，狭小”，茅盾书中也有此词：“河身窄狭而又弯曲的去处，藻草大概早已成了堆”。现在“narrow”可以翻译成“狭小”或“狭窄”，因此黄版的译本更符合现代汉语标准。
在李版的译本中还会碰到很多相对激进的词语，这是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当时中国人民正在为平等和自由而战，所以措辞会符合时代主流。而黄源深生活在改革开放时代，人们富足安康，所以措辞会倾向于文学审美。
例3：my fear was instantly dissipated.（72）
李：我的恐惧即刻消灭了。（118）
黄：我的恐惧心理顿时消失了。（71）
例4：I have battled through a varied experience with many men of many nations.（124）
李：我已经在复杂的经验中同许多民族的许多人战斗过了。（204）
黄：有着多变的人生阅历，同很多国家的很多人打过交道。（124）
例5：…the crow colony…（96）
李：……乌鸦的殖民地……（159）
黄：……乌鸦的领地……（95）
书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不再一一枚举。在评判两个版本孰好孰坏时，不能以措辞蹩脚或过时为标准，它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用当代人的眼光和标准去评判李霁野的译本是片面的，不合理的。
2主流诗学对措辞的影响
在20世纪初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坚持“翻译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而李霁野是这一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所以他的译本多是字对字、句对句的翻译。相比之下，黄源深是现代文学界的代表，他追求精神与语言的完美结合，把意译进行到底。
例6：he was not quick either of vision or conception.（3）
李：他的目光和感觉都不敏捷。（5）
黄：他眼睛不尖，头脑不灵。（5）
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搭配。在英语中，“quick”可以修饰“vision”和“conception”。李就直接用“敏捷”来修饰“目光”和“感觉”，但在汉语中这样的搭配不太妥当。所以黄就用了口语化很强的“眼睛不尖”和“头脑不灵”，读上去非常形象生动。
例7：“what do you want?”I asked,with awkward diffidence.（3）
李：“你要做什么？”我带着笨拙的疑虑说。（5）
黄：“什么事呀？”我问，既尴尬又不安。（5）
“笨拙”在汉语中通常修饰人而不是事物或思想，但李为了保留原作形式，就模仿了原句的词性，使今天的读者感到奇怪。遇到这种情况，译者应该充分领会其含义，然后转换词性，以达到目的语的要求。
例8：you must be tenacious of life.（111）
李：你的生命一定很结实罢。（184）
黄：你的生命力是够顽强的。（112）
“Tenacious”英文解释为“strong”，这句话可以陈述为“your life must be very strong.”这在英语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汉语中，“结实”通常用来修饰人或事物而不能修饰像“生命力”这样抽象的词语。
3赞助人对措辞的影响
从李霁野的生活经历可以得知鲁迅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就是他的赞助人。勒费弗尔说：“赞助人可以是个人，群体，宗教派别，社会阶级，政党，出版社，各种媒介。”（Lefevere ，2004：20）因此，鲁迅的翻译思想直接影响着李的翻译策略，他是鲁迅思想的实践者。而鲁迅是近代翻译界的领军人物，其直译法的策略在李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黄源深是受译林出版社之邀而对《简·爱》进行翻译的，所以译林出版社是黄的赞助人。译林出版社本着“一流作家、一流作品、一流译者”的原则，在出书中形成“填补空白、全部从作品母语翻译、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的风格，“十年磨一剑”，以前瞻性的眼光及构想宏伟、反响强烈的图书在外国文学翻译出版领域独树一帜。也因此，对作品要求极为苛刻的出版社对黄的译本风格和语言有着很大的约束力，并由此形成了语言形象、流畅、优美的独特风格。
例9：…the watches of that long night passed in ghastly wakefulness.（14）
李：……那个长夜的时间在惊醒的无眠中过去了。（21）
黄：……我就这么可怕地醒着挨过了漫漫长夜。（15）
例10：…looked out afar over sequestered field and hill,and along dim skyline…（99）
李：……从幽静的田野和小山上面，顺着朦胧的天空的轮廓，远远的看过去……（163）
黄：……极目远眺与世隔绝的田野和小山，以及黯淡的地平线……（98）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对评价翻译作品有了新的认识，也就是评判一部译本的忠实与不忠实，不能单从语言和内容层面去进行价值判断，一味指责“不忠实”的翻译策略，而过分追捧“忠实”的翻译策略，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正如本文如果忽略掉操控理论的三大要素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仅从语言层面分析，现代的评论者会很轻易地做出结论——黄的译本要略胜一筹。但是我们要把译作置于其产生的时代大背景下，从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及赞助人的角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Bronte,C.2000.Jane Eyre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 李霁野译：《简·爱》，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3] 夏洛蒂·勃朗特，李霁野译：《简·爱》，岳麓书社出版社，1994年版。
[4] 黄源深译：《简·爱》，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5] Lefevere,A.2004.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5-26.
[6] 茅盾：《〈简·爱〉的两个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7] 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
作者简介：蒋芳蕊，女，1979—，河南濮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工作单位：鹤壁职业技术学院。